羅勇林察覺到凜冬已至，是從朋友圈開始的，在他的微信裡有1700多名創業者的名片。可與一年前相比，朋友圈已是另外一派景象。
沒了晒產品、晒加班、晒路演、晒狂歡的“雞血”﹔聽不見有人對“項目靠譜”的自我吹捧。他說：“感覺大部分人都沒能熬住。”
兩年前，1994年出生的羅勇林帶領自己的創業團隊，殺進了IDG校園創業大賽全國50強。
“如今這50強隻剩下一家。”咖啡廳裡，羅勇林邊說邊用拳頭相互撞擊了一下。
可去年春天，形勢還是“一片大好”。鄭曉宇曾經的創業項目是一家做城市派對、聚會的垂直電商。不少投資人找他安排娛樂活動，可今年，他的公司瀕臨絕境。
實際上，當創業資本熱潮來臨的時候，李佳的微信群已經沉靜下來。
李佳的手機裡，有個99人組成的創業群，不乏馬佳佳、余佳文、孫宇晨等“創業明星”。群裡也偶爾混進一些記者，發一兩條消息：“關於90后創業者主題，大家幫忙攢個稿。”
作為最早的那批“商業新物種”，她曾和群裡的創業明星一同上過一些雜志的封面故事。可幾年過去，李佳既沒有馬佳佳的名氣，也沒有像溫城輝一樣獲得“數千萬元”的投資。
“大家可能都在為投資忙著生忙著死吧。”李佳喝了口桌上的大杯特制莫吉托說。
資本市場刮完一陣90后風后，這三個90后創業者又多了一個共同點：“失敗者”。
冬日
鄭曉宇患上了抑郁症。
在創業失敗后的頭幾個月裡，他渾身起小紅疹子，睡眠障礙，心率長期保持在110以上，需要隨身攜帶監聽心率的小盒子。
剛停下來那會兒，鄭曉宇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市場公關，可他發現自己常常在電腦前一出神就是一小時。
他感覺自己醒著就會出現夢魘，精神上想要好好工作，但肉體不聽使喚。有時，晚上坐在沙發上，等回過神來已經天亮了。
他在北京的公司和成都的家來回飛了六七次。在身體不堪重負的情況下，鄭曉宇決定停薪留職，回家休養。
“中國創業者那個勁把自己給弄死了，不怕苦不怕難，總以為這都是老天爺給的考驗，特別的‘中二’。”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可即使待在家，他仍舊在社交群裡活躍著，時不時的出現在各種直播平台上，科普自己的抑郁症症狀，居然有好幾千人圍觀。
他還將自己的創業經歷作成一首頗具自嘲意味的歌——《我創業融了一筆錢》。其中一部分歌詞是：我創業融了一筆錢�讓同學覺得我很酷�從輟學的90后變成了CEO�我就漂在大北京�開二手車在三環堵�但這一切都已過去�我沒想到會失去你�這是首悲傷的歌……
李佳曾經“在創業群裡最看不起的就是進大公司的”，可她的創業項目因投資人臨時撤資宣告失敗后，“乖乖地”選擇了進大公司。
從“老板”到“打工妹”，她感受更多的是官僚體制的束縛和效率低下。
李佳的領導規定大家在晚上的不同時段下班，從8點到11點。而李佳被安排在幾乎最晚的那一撥：10點半。完成工作的李佳隻能在辦公室看電影消磨時間。
有一次她因為設計活動頁面與領導發生了爭執。之后，被調去研發部門一周，每天需要熬到凌晨兩三點。她的工作只是“買午飯、買下午茶、買晚飯。”
沒過多久，李佳辭職了。爆發點是她與經理的一段對話：
“經理，我要休假。”
“你有什麼理由調休。”
“我打算去醫院。周末沒有專家號。”
“最討厭團隊裡有這種人，因為自己有小病就要去醫院。以后不要讓我看見你抽煙。”
“經理是1992年的小孩，我走了不久，他就下台了。”1990年出生的李佳扶了扶眼鏡說。
風口的豬飛不起來了
“風口上的豬已經飛不起來了，隻有牛才行。”9月的一個霧霾天，在北京天安門附近的一個四合院裡，《創業家》前副總裁紀中展給一群年輕創業者喂著“反雞湯”。
“雷軍說的‘風口上的豬’，害死了一批創始人，大家都順勢而為。哪有那麼多順勢，看一個人牛不牛是看他在逆境中的反彈能力。”他表示。
有一次，紀中展在北大碩士張天一開的米粉店裡邊吃邊聊。張天一對他說：“今天的創業是絕大多數失敗者的托詞，本來能力普通、智商普通，你去創業，誰敢否定你是未來的比爾·蓋茨？”
可有時候“牛”也未必能夠飛起來，飛起來需要的是翅膀。
1500公裡外，浙江金華的一個小出租屋裡，吳定鋼從網上買來名牌仿制品，又倒騰到國外網站賣掉。朝七晚九，他一天可以賺到20美元。
24歲的他都快記不清自己是第幾次失敗。他形容自己就像一頭被斗牛士盯上的公牛，直到最后一把利劍插進心臟，才轟然倒地。
吳定鋼出生在農村。上高中時，在電視上看了不少俞敏洪的講座。他至今記得俞敏洪那句：追求卓越，人生終將輝煌。
高中畢業，他去工地干活。家裡本不打算讓他讀大學。后來到填志願的時候，他好說歹說，家裡才讓他去讀便宜的大專。
他大一就開始創業，說是不想浪費三年光陰，“畢竟有人高中畢業就開始工作了”。
學校開了大學生職業規劃課，老師總會請來一些開公司的學長學姐給他們講課。“那些人創業兩年就買上了房，也不用為生活發愁，我覺得那就是成功。”
他並不掩飾自己創業就是為了錢。
他的第一個創業項目是做一家“廣告公司”，給商戶設計廣告牌。拼了一年多，他自己沒拿過一分錢。因為合伙人對他說：你是有股份的，公司現在還沒盈利。事實上這個公司從未去工商注冊。
不久，因為客戶太少，公司難以為繼。有個合伙人留下一句“一切算了吧”，奪門而出，再也沒回來。隻留下吳定鋼怒喊：“不是說好的要做中國最大的廣告公司嗎？”
第一次創業失敗后吳定鋼不死心，“想想光頭強、灰太狼、湯姆貓，我有什麼理由放棄。”
他找到了新的合伙人，並想到一個“躺著就能數錢的項目”——做快遞袋的廣告代理。
在出租屋裡，他在幻想中已經獲得了成功，在杭州買一個三室一廳，商業模式拓展到了全國。
可在燒完5萬多元后，創業伙伴默默離開。吳定鋼在連回家的火車票錢都用盡之后，選擇再次放棄。
他把一千多個快遞袋以200元的價格賣給快遞公司后，從市區一路走回了郊區的出租房。他回憶，“那漫長的路上，覺得自己的腳像樹根一樣，怎麼都沒辦法從地上拔出來。”
他說，腦子裡隻有一個聲音輕輕地旋轉，就像有人在耳語著：想想吧，你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折騰了四年，吳定鋼又回到了建筑工地。
內心引力
李佳走上創業這條路的情節有點像一部言情小說。
在澳大利亞讀大學的第一年，她失戀了。她說自己整整花了4年才走出來。
剛分手的那段日子，她一天要喝掉24瓶墨西哥產的科羅娜啤酒。
“啥都不想干，突然就胖了，感覺脫了好幾層皮，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上了。”
她感覺心裡某種脆弱的東西受到了傷害，隻剩下“彎道超車，超贏他”的念頭。在她心中，隻剩下一條路——創業。
相比之下，鄭曉宇的創業引力聽上去飄渺得多：把世界青年聯合起來。
高中那會兒，他著迷《海盜電台》裡的那股“酷”勁。大學時玩樂隊，自己帶著手鼓、帶著琴，在草坪上玩。他把狀態發在人人網，居然有人把車開到了操場上，很快有人提著酒進來了。結果操場上自發舉辦了Party。
歡騰到晚上12點，學校保衛處派人帶走了“始作俑者”鄭曉宇，后面的人群在他身后歡呼。“那一刻，我感覺非常爽”。
鄭曉宇時常把自己想成一個俠客，深藏功與名。他把年輕人分為兩類：“文藝青年”和“普通青年”，而自己的使命就是連接二者。
在經歷了三次創業失敗后，鄭曉宇創建了“玩聚北京”，他在新項目的圖標裡鑲嵌上了三個圈。“這就是我以前創業項目的尸體，我給埋了進去。”鄭曉宇聲音略略有點高亢。
當時的他，並不知道這次創業將是他24年人生中爬得最高，摔得最慘的一次。
你以為自己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鄭曉宇確實相信自己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玩聚北京”天使輪融到了500萬元，而給他背書的是洪泰基金的創始人盛希泰。
在一個小院裡頭，盛希泰對他說，“300萬，20個點”。鄭曉宇當時的反應是：和我預想的有點低。
盡管之前IDG資本已經伸出了橄欖枝，最后鄭曉宇還是選擇了盛希泰等的500萬元的投資。
“個人投和機構投給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就像騰訊投你還是馬化騰投你是不一樣的。”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鄭曉宇曾經歷過父親創辦的公司被估值1.33個億，他強調說自己是見過世面的人，“開心但沒瘋”。又承認當時自己的“浮躁和輕狂”。
他“租最好的辦公室，挑高顏值的員工”“找有樣的青年和有趣的靈魂”。他把辦公室從亦庄的民居搬到了三裡屯的辦公室：辦公室門口擺放著一套銀色的爵士鼓，背景就是公司的大旗﹔玻璃牆壁當黑板，上面布滿了產品、前端等詞匯和城堡簡筆畫﹔照片背景牆上寫著：小宇＋小多＋小郭……
2014年11月11日，他籌劃了33場Party，在網上賣幾百家夜店的通票。他還在工人體育場准備了當天活動的熱氣球，組織3個車隊：跑車車隊、侉子車隊、哈雷摩托車車隊。
他覺得很多90后過著工作朝九晚五、晚上回家打游戲的日子，其實是格子間裡的留守青年，並非外界以為的叛逆和張揚。
可由於治安問題，活動流產了。 鄭曉宇給用戶發了郵件和信息：對不起，我們把這個大趴搞砸了。
雖然損失了一筆不小的錢。可鄭曉宇並不在乎。
他仍會去中關村創業大街上的餐館，和投資人悠閑地吃個早餐。投資人希望他們能趕快簽訂投資框架協議。但鄭曉宇時而聊聊投資，時而“打打哈哈”。
當時的他一直捂著盤，甚至拒絕過高達8000萬人民幣的投資。
“那時候正值資本盛夏，覺得不會缺錢，等著一切來年再說。”鄭曉宇說。
出現同樣幻覺的，還有從黑龍江縣城走出來的羅勇林。
資本盛夏裡，他曾每天想著如何超越余佳文、溫成輝，甚至扎克伯格。他從哈爾濱坐高鐵來到北京站，帶著自己晚上“突發奇想”出來的特制腰帶，想在北京找到投資，走上人生巔峰。
第一天，他就來到中關村創業大街“朝聖”，坐在投資人經常出沒的車庫咖啡裡，突然感覺自己“找到了組織”。
這裡的人雖然衣著朴素，但空氣卻具有傳染性。咖啡館裡，時不時還能見有人走上前台，即興路演。
羅勇林說，自己就像一個進了創業游樂園的孤單小孩。
接下來兩天，羅勇林在網上隨便找了一些投資公司，無視公司前台，直接往投資人的辦公室裡竄。
可意外的是，投資人只是抬起頭，看了看他為北京投資人專門定制的10幾頁PPT商業計劃書，幾乎給出了一致的答案——抱歉，這和我們的路子不對。
第四天，羅勇林去創業大街對面的昊海樓裡買了一本600多頁的PHP編程教材后，又回到車庫咖啡，坐了一天，作了一個決定：“每天看一頁書，幾年之后，有了技術門檻，了解互聯網后，再來北京找投資。”
那時他固執地相信自己的時代一定會到來的。
如何做好一名冬兵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一些創業者從開始對冬天的恐懼轉化到更務實的思考：如何做好一名冬兵。微博、微信流傳著清一色的創業者寒冬生存法則。
其中，既有理念派：“回歸商業本質”﹔也有務實派：“賬上一定要留下6個月的錢，列好核心團隊成員名單”﹔也不乏雞湯派：“忘記寒冬，堅定信念”。更多的是把三者糅到一起的“綜合派”。
而對於大部分沒經歷過季節交替的90后創業者來說，像一隻皮毛還不豐滿的小北極熊，沒有食物，飢餓難熬。
鄭曉宇遇到了困難，他給紀中展打電話求助。而紀中展的回答是：弄不下去那就別弄。
“如果說不弄，我一天能想50個理由。”鄭曉宇當時回應說。
“不顧一切的創業，害死了一批人。不僅害死了那些創始人，還害死了背后兩類人。一類是他們的女人，一類是跟著他們的兄弟。”當紀中展說完這句話，台下的“非知名”創業者鴉雀無聲，都齊刷刷地看著台上。
鄭曉宇的問題超出了他的能力。賬上的資金很快燒光了，可同時，他接到一名財務顧問的建議“加緊燒錢，做數據，同時加大公關力度”。
他連續兩月加大補貼做出了月流水破百萬的數據，將個人專訪推至優酷首頁，點擊破百萬，他甚至還穿著睡衣登上過紐約時代廣場大屏幕。
可與此同時，中國股市坐上了驚險的過山車。2015年，上証指數6月創下高位5178點，隨后直線下跌至2850點。
很快，不論是原本一周五六個主動找上門的新投資人，還是已出投資合約的老投資人均再無音信。
鄭曉宇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公司一夜入冬了，可他的倉庫並無糧草。
他向原投資人借了20萬元發工資，自己則瘋狂加班，每天帶隊洽談業務。終於在第三個投資合約被撤銷后，在租期將至的辦公室，他情緒和身體崩潰，住進了院。
在9月的最后一周，鄭曉宇為自己安排了60余場約談，57家表示感興趣，卻沒一家積極推進。
臨近中秋，公司的合伙人用賬上不多的錢買了便宜的盒裝月餅送給團隊和合作方。發月餅時他在進行最后一場談判，“結果是，把對方聊High了，表示會在20天后休假回來推動，自己風度翩翩地微笑說好”。
然后再也沒有了然后。
“人們追逐的是神話，沒人會投一個主動降低估值苦著臉央求你的CEO。”鄭曉宇發現捂盤的已經不是自己了。
他想到過眾籌，在獲取了330萬元后，選擇放棄。“我無法面對那麼多個債主”。
他向自己的團隊提出降薪三分之一的要求。那段時間裡，他的合伙人紛紛辭職、結婚、追求夢想、套現離開。
一個合伙人要求兌現自己的股份時，鄭曉宇用自己的名字給對方寫了一張20萬元的欠條。
團隊裡的人走了大半，他意識到，自己蹩腳的演技，已經瞞不過他們了。
“你會發現你把一個事情當作理想，但最后才明白這件事很酷的隻有你自己。”
他個人舉債已高達百萬，感覺就像紅軍走了2萬5五千裡，發現還有一個2萬5千裡等著。
走投無路之下，他向創業項目同樣遇阻的父親借錢。這是鄭曉宇財務獨立后第一次向家裡提出要求。
撥通電話，他開口要錢。父親關心了他幾句身體狀況后說：“好。”
投資人不是天使
幾乎和鄭曉宇同一個時候，羅勇林的公司也面臨絕境，准備第二次來北京融資。開會時他對團隊成員說，“如果我融不到資，大家就都散了吧。”
對這個在哈爾濱長大的90后來說，這是他失敗的最淡然的一次。
他的校園戀愛社交產品2015年4月正式上線后，3個月的時間內積累了4萬用戶，團隊高峰時期近30人。
雖然獲得了10萬元的種子輪投資，可如果無法繼續拉到投資，他的創業將再次失敗。
他手機裡攥著100多個投資人的聯系方式，依舊無法得到任何資金。
他甚至心裡默默地把投資人看作是“傻子”，這一切都“太扯了”。可直到和30多位投資人微信聊過之后，他自己逐漸意識到，或許該停下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位投資人表達投資的意向，金額達到100萬元。
這一次，他主動把項目存在的問題說了出來。“因為我清楚地知道我的項目不是用投資來解決問題的，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死掉是早晚的事，我不想浪費自己的青春去坑別人的錢換來光環。”
“而且投資人又不是真的天使，不到賬的都不是錢”。這一次羅勇林沒有用“太扯了”三個字。
“新人”與“舊人”
“如能在冬天生存下來的熊一定是健碩的。”沸點資本合伙人姚亞平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現在他能以低得多的成本進入更好的項目。
在給創業者講課時，他一再強調，創業寒冬是個“偽命題”，資本只是比以往要理性。“這次所謂的‘寒冬’，隻不過是經濟周期的體現”。
“好的獵手”隻在冬天出沒。從結果上來說，90后創業者從來就沒出現在姚亞平的“獵物”榜裡。
近三四年，資本出現“投資90后創業者”熱潮。昔日的IDG中國合伙人李豐，更是成立了號稱“一億美元”的90后投資基金，投資了“臉萌”郭列、“伏牛堂”張天一、“RippleLabs孫宇晨”、“一起唱”尹桑等人。
2014年8月，在IDG持續投資多個90后創業項目之后，IDG中國創始合伙人熊曉鴿說，90后創業的時代已經到來，投資和支持他們就等於搶佔了行業的先機和制高點。
真格基金的創始人徐小平更是提出了：隻要不斷地尋找Papi醬這樣的網紅從業者，就能跟上時代。
今年的2月3日晚，“一起唱”CEO尹桑發內部信息，表示由於C＋輪融資失敗，再加上此前採購大批硬件設備，賬上僅有的現金已用盡，公司已無法維持員工工資，賬面資金與不動產變賣也難以維持全體員工一個月的工資。
資本寒冬的到來，大量90后創業者的互聯網企業燒錢模式孕生了大量死亡。資本市場也從曾經的“膝蓋獻給90后”轉化成對90后的質疑。
1年前，當時風頭正盛的90后創業者溫城輝告訴紀中展：90后創業者對60后投資人來說，其實還是他們的財富增值、名聲增長的一個手段和工具。“90后創業的其實非常非常少能夠走出來。”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投資人在用300萬投資一家90后創業公司失敗后，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抱怨道：“曾經你以為未來是他們的，但那是未來，現在不是。”
在洪泰基金AA加速器項目面試現場，一位90后女創始人拿出了自己公司和故宮合作的精美AR作品。一位投資人當面提出了質疑：你的項目隻有未來三年，往后呢？女創始人當場啞口無言。
而在寫投資建議時，那位投資人隻說了很簡短的一句：“太年輕了。”
洪泰基金投資合伙人吳玲偉把90后創業者比作光腳的人，把80后比作穿鞋的人。
“創業最好的年紀是30歲~35歲，因為有工作經驗，有積蓄。創業經過了思考，一開始選擇就是慎重，堅持的就更久。”
吳玲偉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光腳的人隻會跑，跑到哪算哪，隻要跑了就比之前強。而穿過鞋的人會想怎麼樣讓我跑得更快，性價比最高，跑哪條賽道。”
我們應該有創業精神，但不一定要有創業行為
吳玲偉在面試創業者時，常問一個問題：“如果你失敗了怎麼辦？”
如果對方回答“失敗了就回大公司去。”吳玲偉說自己一定不會投錢，“覺得沒有創業精神。”
“創業者一定要有一種執念。創業90％是靠堅持，在不斷的試錯中去迭代，這絕對不是一次創業能完成。”
吳玲偉說：“也許因此變成獨裁者、暴君、甚至所有人眼中的瘋子、狂想病患者。可執念者一旦成功就是偉大。很多成功者都有執念，就像喬布斯、任正非。”
而紀中展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很多人是不應該做連續創業者的。
去年，紀中展差不多見了近160位創業者，去了近100家創業公司做調研。
他把創業者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自己去創業﹔第二類是加入創業公司跟隨創業，“對很多年輕人來講是最好的方式”﹔第三類是隻要有創業精神，在大公司也能創業，做創新性的工作。
他發現發展好的公司創始人都在克制自己的聰明，“創業之初聰明一小時，剩下的十年都是用笨工夫，規律如同交警指揮紅綠燈一樣。”
“把你的事情做好，安於現狀。”紀中展感嘆現在創業的人太多，都想當“帶頭大哥”，反而讓很多的人心亂了，工作干一段時間就覺得自己能創業。“這導致很多公司招不到更好的雇員。”
“我們應該有創業精神，但不一定要有創業行為。”紀中展對記者說。
他認識一個貴州雷山的90后，用互聯網幫村裡賣土雞。當天在貴州宰好，第二天就能送到北京的家。
紀中展常去買他家的雞。盡管這不過是個搬箱子的工作，在他看來卻回歸到商業的本質——提供價值。
“如果所有人都想走精英路線，拿美金上市，千軍萬馬擠上獨木橋，這是很難的。世界上不可能有那麼多比爾·蓋茨”。
他時不時地向創業者推薦各種創業書，“不能提高成功的幾率，但可減少失敗的概率”。
但“創業精神是內驅力，是學習不了的，也是培訓不出來的，這是與生俱來的。”紀中展說。
再出發
羅勇林大學畢業了。因為之前的創業經歷，他被一家大的門戶網站錄取了。
可工作后，他有些不自在。“以前至少有權利去改變一些東西，創業帶來的不自由是能夠忍受的。”
他沒打算回東北，計劃以后做個北漂創業者。
他抱怨在東北創業“太費勁”，以前光公司注冊就花了一個多月，僅稅務部門就跑了不下十次。
“做互聯網創業最好在一線城市，一些偏遠地區的項目到投資那邊直接會Pass掉的。”
李佳進了一家直播的創業公司，想真正體驗一把從0到1，打算再積攢兩年經驗就辭職，安心做自己的澳州牛肉供應平台。
就在不久前，她真正的把前任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前男友給她打電話，咨詢互聯網運營方面的問題。接完電話，月收入2萬的她，意識到自己可以開始新生活了。“我在眼界和收入上已全面超過了他。”
當公司的賬上隻剩下8000塊錢的時候，鄭曉宇決定把公司停掉。他一個人從公司將用了多年的桌子、爵士鼓……一件一件地搬回了家。
他錄制完了那首《我創業融了一筆錢》。在歌曲尾聲，他唱道：我92的�長得卻像28�……你不會想要成為我�想要去做個創業者�不會想要像我在這�唱著這首悲傷的歌。
可當旁人問道：“你從失敗走出來后，有什麼打算？”鄭曉宇的語速一下子快了起來。
“走出來？為什麼要走出來呢？已經死掉的東西就當作沒有存在過？不應該讓我們的心胸不再狹隘嗎？”
他打算花兩年時間來思考自己的項目，帶著公司銀行賬目的8000元資金和200萬元欠款復盤，繼續自己“連接世界青年”這個“私人想法”。
他說，自己隻有這一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