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辦，中國人民銀行、新華通訊社、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証監會擔任支持單位，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和西城區人民政府承辦的2018金融街論壇年會日前在京舉行。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李稻葵等專家就發展金融科技、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推動金融與經濟發展融合等問題發表了各自的觀點。
金融科技可解決服務化信息化時代的金融難題
李揚表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經濟增長速度從過去40年平均9.5%的增速下降到7%甚至6%。這種變化背后意味著更深刻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那就是中國經濟從工業化階段開始向服務化和信息化階段轉變。
在工業化階段，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銀行融資方式支撐了工業化的發展。現在，這個階段已經過去，整個經濟在向服務化，信息化轉變，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發生了變化。從需要大規模化的金融，轉向需要個性化、專業化、非標准化、去中心化的金融服務，這和傳統的工業化時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工業化時期留下來的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結構完全適應不了這種個性化、非標化、去中心化的需求，於是就會產生矛盾，就會有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機發生。金融科技應運而生，帶來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方法。
李揚認為，金融科技不只是某種業態，某些企業，某些融資工具或融資方法，它將從根本上改變金融業。如果把金融科技看作是一個發展階段的話，它需要面對三方面挑戰。
挑戰一是要服務於服務業。服務業的特點是非常個性化、多樣化、碎片化、非標化，服務業在北京市的佔比已經達到80%，全國平均也達到60%以上。服務業比重不斷提高是一個規律，這種分散的、多樣化的需求將始終存在，但是現在這種大規模融資的金融系統已不能滿足服務業發展的需要。
挑戰二來自科技的發展。現在的科技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沒有科技，經濟就無法進一步發展，所以科技創新就成為經濟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因素。而傳統的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體系，無法大規模支持創新。
挑戰三是人民中心的問題。中國經濟經過多年發展，已經走到了“平等”排在更為重要地位的程度。對於金融來說，必須大規模為那些沒有資源的人提供足夠的金融服務。普惠金融將成為下一步金融改革必須做的事。
李揚認為，服務業發展問題、創新驅動問題和人民公平發展問題，這在傳統的金融業架構裡是不能得到滿足的。金融科技用他特有的手段，提供了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手段。
李揚指出，金融科技主要包括三大要素，一是互聯網，可以觸達所有的人﹔二是大數據﹔三是算法和算力。基於這些最新的技術基礎，可以解決很多轉型過程當中面臨的矛盾，大致包括四個方面：
第一，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增強了可持續。金融業是商業活動，要想使金融業能夠服務普羅大眾，必須讓成本降下來，而且能夠有微薄的收入，從而具有可持續性。互聯網、大數據、算力、算法的提高解決了這些問題，或者至少在逐漸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
第二，解決信用問題。金融是一個信用活動，對於無法提供信用信息的中小企業和個人來說，金融科技新提供了一個不需要信任的信用關系。
第三，線上線下連通。原來人們把這個世界分成虛擬世界、真實世界、線上世界、線下世界，最新科技的發展使得線上、線下已經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一體化之后，產業結構才能調整升級。
第四，以人為本。過去金融被看作是少數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做的事情。今后，通過金融科技的發展，到最后，人人都可以做金融。
徐忠：
開放背景下防范金融風險關鍵是加快改革
徐忠表示，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這個背景下應把握兩條主線：一是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二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這兩點都需要在全球開放的背景下觀察。當前有三個現象需要特別關注。”徐忠說。
一是全球金融市場期現利差太低，導致通貨膨脹比較低，如果通貨膨脹起來后，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加息會加快，如果利率提高，一些國家的債務水平就不具有可持續性。
二是美國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減稅政策意味著美國要擴大國債發行規模，但現在美聯儲正在縮表，市場是否有足夠的意願去買，對期現利差有什麼樣的影響值得關注。
三是危機之后，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並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正常化可能會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何種影響也值得關注。
徐忠表示，在開放的條件下，各國之間的競爭，核心問題是制度競爭。現在發達國家貨幣政策逐漸正常化，積極推動結構性改革。誰的結構性改革做得徹底，誰就會在下一輪經濟發展中佔得先機。各國的經濟結構性改革，將對今后5-10年全球經濟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從國內來看，近幾年來，中國政府不斷深化“放管服”改革，推進創新創業，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是，我國的營商環境還有改進的空間。世界銀行2017年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顯示，在全世界190多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27位，保護中小企業投資者排名為119位，跨境貿易排在97位。這些都反映出，雖然我們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實際上，創造很好的制度環境，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徐忠認為，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是要素市場仍然沒有市場化。“包括水、電、燃氣等在內的要素市場沒有市場化，很多基礎設施被國企壟斷，壟斷產生的低效通過高價格轉移給企業。現在的問題主要是體制問題，是要素市場的非市場化問題。”
徐忠強調，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的問題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但是從2007年到2015年，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從4.37降到了1.36，雖然2016年之后，伴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該數字略有回升，但整體上仍處於下降態勢。從外商直接投資（FDI）、民間投資等代表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主要指標來看，這兩年民間投資一直處於低位，對外投資超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水平，對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總體呈負面。“如果不改變營商環境，不做其他要素市場的改革，何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
在談到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時，徐忠表示，當前，我國的利息支付總額超過了名義GDP的增量。不增加新的債務，僅僅是滾動，就導致債務比不斷升高，黨中央國務院把防范金融風險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必然的。從另一個視角看，我國一般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由7.97%持續下降到5.44%，7年累計下降46.5%，年均降幅6.64%，但利率下行的同時杠杆卻在上升，同期單位GDP需要的資本投入量由3.5上升到6.7，關鍵還是在於資產回報率下降更快。
徐忠指出，無論是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還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核心都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資產的回報率，而實現這些目標隻有依靠改革，優化營商環境，改革要素市場。“金融開放背景下的金融風險防范落到一句話，就是要加快改革。”
李稻葵：
中國經濟與金融的融合程度達到新高度
李稻葵表示，中國金融業迎來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實體經濟對金融的依賴程度達到了新的高度，同時，對外開放與金融的融合程度比任何時期都高。
一是中國的實體經濟經過金融危機爆發后十年的調整，對金融的依賴程度以及與金融融合的程度到了新的高度，實體經濟的發展更加依賴於金融的介入。今天大量企業的創辦要依靠金融界大規模資金的介入，而十年前，中國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中，60%以上是靠企業的自留資金完成。
李稻葵以共享單車舉例說，幾乎一夜之間在全國各個城市突然冒出來上百萬、上千萬輛共享單車，這麼多共享單車是怎麼冒出來的？靠的是什麼？靠的是金融。一定有金融機構和投資人的介入。比如說特色小鎮，一個方圓20平方公裡的城鎮，突然之間要造出一個新的產業，中國5年就能造出歐洲100年才能形成的小鎮，靠的也是金融。“種種方面看，今天的經濟發展對於金融的依賴程度遠超20年前。”
二是中國這一輪對外開放對金融的依賴程度，跟金融的融合程度，比任何一個時期都高。經過入世以來17年競爭的洗禮，中國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已經到了完全可以開放、也應該開放的發展階段，而金融業的開放將引領下階段經濟開放的浪潮。過去的開放是引進外資、搞貿易，是別人帶錢進來，今天“一帶一路”是我們“帶錢出去”。
前段時間，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上向全世界宣布，我們的金融業要大規模的開放，保險、銀行業要進一步開放，這也是一個金融街發展新契機。這一輪的開放跟金融業的開放是密不可分的，反過來說，金融業的開放將引領下一階段經濟開放浪潮。
基於以上，李稻葵表示，金融行業，尤其是北京市金融街有兩大發展機遇。第一，金融監管部門到了新的發展階段，必須要跟得上這一輪金融的發展。現實情況是，金融的發展已經超過了監管的能力。監管本身也是一個行業，現在金融監管的能力已經落后於金融發展的速度。
第二，金融科技發展帶來的機遇。科技跟金融高度配合，如區塊鏈、P2P、大數據等，各種人工智能的分析方法，這是一個發展方向。在科技金融等方面，中國跟國外是同步的，甚至是領先的。北京是科技中心，監管跟科技融合，就應該產生金融科技以及相關監管的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