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榮恩（Ron Schramm）
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20世紀90年代初，曾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經濟學家，為高負債國家開展債務解決工作，並在烏干達外匯體系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后，他曾擔任哥倫比亞國際商業周期研究中心副主任，並創立了紐約哈佛俱樂部中國商業經濟組織。著有教科書《中國宏觀經濟與金融體系：美國視角》。
羅伯特·巴羅（Robert J.Barro）：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著名教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宏觀經濟學家之一，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奠基人之一，由於他在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貨幣理論與政策等領域所做出的卓越貢獻，曾經獲得亞當·斯密獎，也是經濟學界公認的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
周宇：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金融貨幣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金融學科創新工程首席專家和負責人，主持多項國家級及省部級課題，出版個人及主編專著六本，參與專著數十本，其研究成果多次被《新華文摘》等雜志轉載，發揮了積極的社會影響。周宇、孫立行主編《我國對外貨幣開放新格局》，榮獲上海市決策咨詢研究成果一等獎。
危機總是猝不及防又觸目驚心。
2008年9月，有著158年歷史的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引發全球金融危機。
十年已逝，美國經濟增長強勁，歐元區經濟企穩回暖，多國退出紓困計劃。各大央行已經開始從“政策刺激經濟恢復”轉向“保持金融系統穩定”。
人們對金融危機的畏懼心理也似乎在逐漸消退，美國金融監管逐步放鬆，改革了大蕭條以來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法案。
但事實上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影響仍余波未平。量化寬鬆令美國資產負債表規模一度達到4.5萬億美元，目前全球債務高企，已經超過次貸危機前的水平達到歷史最高。
有人說金融危機十年一個輪回。從1998年亞洲危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再到2018年，雖然全球經濟保持較高增速，但仍難消除危機卷土重來的風險，多家投行預測，金融危機會再次發生。
對此，《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到了哈佛大學教授、宏觀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Robert J. Barro）、哥倫比亞商學院教授施榮恩（Ronald Schramm）、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金融貨幣研究中心主任周宇，共同回顧與反思這場全球性災難。
就像巴羅所說的，“並非所有的經濟災難都是相同的，但從過去的金融危機中吸取的教訓可以應用於未來。”
分析危機歸因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源於2007年的次貸危機，美國房地產泡沫加上金融衍生工具把泡沫擴大化，致使風險迅速擴散至全球。
隨著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將次貸危機推向高潮，在多米諾骨牌效應下危機蔓延，誘發了20多個國家銀行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最終導致全球出現經濟負增長。
施榮恩：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既包含長期的基本面因素也包含短期因素。2008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房地產市場產生了過多壞賬和次級抵押貸款。當房價開始下跌，抵押物因質量受到質疑而貶值，且金融機構不知道哪個可交易工具與房地產相關，從而產生的不確定性造成了恐慌。
周宇：次貸危機的本質是債務危機。債務是以收入進行償還的，在債務增長速度超過收入增長速度時，就會出現危機。與以往的金融危機相比，2008年金融危機的重要特點之一是發生在發達國家，而且是在美國。這與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的產業外移和國內產業空心化現象有一定的關系。
巴羅:房地產價格上漲、抵押貸款支持的証券和其他形式的債務抵押債券等金融創新推動了危機。2008年的金融危機最值得反省的問題在於美國政府過多參與了住房和信貸市場。政府給了房利美（Fannie Mae）和其他相關企業過多的補貼，從而鼓勵它們降低房貸門檻，對不合格借款人擴大房屋所有權太過縱容，這是危機爆發的源頭。
允許雷曼以突然和無組織的方式破產是一個重大錯誤。幸好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此后積極進行了干預，以防止其他主要金融機構進一步破產，特別是保險公司AIG(美國國際集團)、摩根士丹利、高盛和美國銀行等。這些干預措施非常重要，使2008年金融危機的破壞性后果只是全球經濟衰退，而沒有演變成像1930年那樣嚴重的大蕭條。
肯定救市效果
金融危機爆發后，美聯儲投入巨資為銀行紓困。多輪量化寬鬆政策和財政救助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及時並有效緩解了各大銀行的窘境，但同時也留下了后遺症。
據統計，過去十年全球各大央行購入了數萬億美元債券救市。推行量化寬鬆(QE)政策期間，美聯儲買入了大量美國國債及抵押貸款支持証券，令資產負債表規模一度達到4.5萬億美元。
巴羅:雷曼事件發生后不久，美聯儲注入大量流動資金至關重要，這可以防止美國經濟崩盤，低名義利率是這項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從2010年底開始，美聯儲就應該逐步將名義利率提高，回到正常范圍。因為美國短期名義利率已經接近零，量化寬鬆的乘數效應大大降低，對美國經濟復蘇影響有限。此外零名義利率扭曲了金融市場。在這種環境下，安全資產的回報表現非常糟糕。
施榮恩：金融危機爆發后，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認為給金融市場提供流動性是首要任務，且事實証明這個方法也確有成效。但實際上應配合更大規模的財政政策救助，只是財政受制於國會和總統，而非美聯儲。
周宇：量化寬鬆政策、低利率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確阻止了經濟過度衰退，這是當時唯一的選擇。但副作用是債務水平的急速飆升，引發了新的資產泡沫並助長了產能過剩。另外量化寬鬆政策不具有預防金融危機的作用。
強調金融監管
201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長達2300多頁的《多德-弗蘭克法案》。這個被認為是史上最全面、改革力度最大的金融監管法案，旨在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控制系統性風險，並給予政府最大程度干預銀行的權力。
但自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以來，他就多次承諾改革《多德-弗蘭克法案》。今年5月25日，特朗普在白宮簽署了《經濟增長、放鬆監管和消費者保護法案》，旨在降低對大銀行的過度監管，將中小銀行從限制中解放出來，釋放借貸市場活力。金融監管開始鬆綁。
施榮恩：量化寬鬆隻能在危機發生后救助，但真正防范金融危機還需對金融機構進行嚴格監管。
周宇：從防范金融危機的視角來看，首先，要採取逆周期的貨幣政策。其次，加強金融監管。此外，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建設，提高預警能力、融資能力和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要加強全球金融治理和合作。
目前特朗普改革《多德-弗蘭克法案》放鬆對銀行業務的限制將成為風險漏洞。
巴羅：金融危機后引入的許多美國金融法規都阻礙了生產力。應該將更多的關注力放在最基本的監管上，尤其是對資本的要求，審查上應該更加謹慎、嚴格，對於借貸人的要求應該更高。另外，消除由政府支持的抵押貸款機構，如房利美和房地美（Freddie Mac）也是一個好主意。
擔憂債務高企
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還未消散，不少市場人士已開始擔憂新的危機或許已在醞釀中。
據彭博社報道，摩根大通在最新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中預測，2020年將成為下一個金融危機爆發的時點，屆時美股將暴跌約20%。橋水基金掌舵人達利歐還預測稱，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前，美國將出現經濟衰退。
讓專家最擔心的是，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全球債務水平在這10年間不降反升。據國際金融協會數據，目前全球債務水平不僅高於次貸危機前，且已達到歷史最高規模。
施榮恩：當國家債務水平超過GDP兩倍，償還能力將會有風險。美國國家外債規模需引起高度注意。目前金融監管的鬆懈和政府支持住房貸款、學生貸款，如房利美、薩利美（SLN）都將是債務危機的風險點。
另外金融市場參與者的步伐通常比監管機構領先幾步。如果銀行年報顯示利潤豐厚，股本就會增加，根據《巴塞爾協議》，銀行就可以發放更多貸款。但是這些利潤是否為真正的利潤，監管機構是監管不到的，所以會有超額貸款和不良貸款產生。因此，監管部門要走在金融市場新的潛在威脅前面，這一點很重要。
巴羅：對美國財政赤字缺乏關注是目前需要重視的問題。美國應該按照2010年辛普森·鮑爾斯委員會的方式進行全面的財政改革。改革應特別注重削減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等。
在漫長的歷史中，我曾為許多國家研究過罕見的宏觀災難，其中很多都與金融危機有關。平均而言，進入宏觀災難的概率約為每年4%。 金融市場表明，概率目前低於這個平均水平，每年約2%。毫無疑問，在某些時候會出現另一場金融危機，但不可能預測它的確切形式以及它將在哪裡集中。
周宇：由於金融危機后銀行業務受到監管部門嚴格限制，目前全球債務風險已從銀行轉移至非銀行金融機構。目前非銀行金融機構即影子銀行的負債大幅度增加。2018年全球影子銀行的規模為45萬億美元，高於2010年的28萬億美元，控制著全球13%的金融資產。因此影子銀行將成為債務違約的高危地帶。
此外，點燃下一次危機的導火索可能是美國股災。美國股市出現了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大牛市，美國股市市盈率比歷史平均水平高出50%，一旦經濟增速下滑，美國股市將面臨大幅度調整的壓力。歷史上也的確發生過這樣的慘劇，1987年10月19日道瓊斯指數一天之內重挫了508.32點，跌幅達22.6%。
另外，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破壞了G20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也將成為風險。G20是金融危機的產物，其目的是通過全球層面的金融合作防范金融風險。在美國外交關系協會9月24日舉辦的金融危機研討會上，美國前財政部長蓋特納表示，上次金融危機期間，美聯儲協調全球主要經濟體降低利率，召開G20會議以阻止全球金融體系崩潰，各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注資，這些措施成功扭轉了市場情緒。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表示，國際合作框架和機構退化可能成為下次危機的催化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