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於北京舉辦的第20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期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專訪。他對在新的國內國際環境下，中國如何更好地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這一話題談了他的看法和觀點。
現在就是要深度學習，制度也要deep learning
《中國經濟周刊》：你是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老朋友了，在你參與論壇的十余年中，你觀察到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有哪些調整？
鄭永年：其實，這個論壇本身就是為了中國開放的需要而創設的。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對外開放經歷了4個階段。
20世紀80年代可以說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階段，我把它稱為“請進來”。當時的情況是中國很窮，資本高度短缺，為了發展經濟，我們請外國資本來。當然最主要是華僑資本，中國的香港、澳門、台灣地區，新加坡。“請進來”是單邊開放，那時候，中國對外面也沒有開放要求，我們也沒有能力“走出去”。
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外資真正開始進入中國，所以20世紀90年代是對外開放的第二階段。當時，為了加入WTO，我們的口號就叫接軌。接軌是我們改變自己的法律法規、政策體系來符合國際標准。接軌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總量也在飛速上升，中國真正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中國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馬上就成為世界制造業的中心，馬上從一個資本高度短缺的國家轉化為資本國，開始有剩余資本了。
有了資本剩余，我們就要走出去。這與其他國家都一樣，資本剩余了，一定要走出去。所以從21世紀初開始，進入對外開放的第三階段，“走出去”。
現在又到了關鍵時刻，我們要進入改革開放的第四階段，因為現在國內國際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內環境方面，中共十八大以后，經濟進入新常態，但是經濟增長、發展還是硬道理，我們不追求以前的高增長，但是我們要維持一個中速增長，同時，我們要從數量型經濟轉向質量型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國際環境變化了。
在新的國內國際環境下，我們怎麼繼續發展。如果之前的開放、學習是初步學習的話，現在就是要深度學習，制度也要deep learning,把人家好的東西學過來。
深度學習，雙向開放，我們就要走出去，也要引進來，這是雙向的。
現在好多人說我們要二次加入WTO，這是錯誤的觀念。第一次加入WTO，我們是通過接軌來接受WTO規則。現在WTO本身都在變化了，我們以前是接受規則，現在要參與制定規則。這也是新的開放政策的內容，不只是被動的角色了，我們是第二大經濟體，國際社會也期待我們這麼做，但我們不是一股獨大，要跟美國合作，跟歐盟合作，跟日本合作，跟所有的國家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將形成雁陣效應
《中國經濟周刊》：你提到了粵港澳大灣區，你認為，建設大灣區與中國之前的改革開放舉措有何區別？
鄭永年：區別很多，如果要找出一個根本區別，那就是制度創新。大灣區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區域大平台，更是一個制度現代化的樣本。其他京津冀、長三角、長江經濟帶等，都是一個國家一種制度下的不同調配，隻能產生物理反應。在大灣區，我們“一國兩制”，有社會主義制度也有資本主義制度，它通過不同制度的調適，能產生一種新的化學反應，這是根本的不同。
《中國經濟周刊》：站在新加坡或者東盟的視角，當地人怎樣看待中國的大灣區建設？
鄭永年：剛開始也需要給別人一個學習的過程。我是1996年來到新加坡，在中國剛加入WTO的時候，那時一些東南亞國家害怕中國市場那麼大，西方資本可能都跑到中國去了，不投資在當地了，但實際上並沒有發生。
因為中國跟東南亞的經濟是互補的，不是隻有競爭關系。大灣區也一樣。因為現在東南亞國家也需要中國，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亞洲第一大經濟體，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跟中國經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了。所以發展大灣區，對東南亞國家也是很大的機會。
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了，有些企業會去東南亞，但同時中國大灣區是高素質平台，會有優質資本留下來。這樣整個亞洲就會形成產業鏈，互相之間是不矛盾的。
《中國經濟周刊》：會以中國大灣區為首，形成一個新的雁陣？
鄭永年：對，而且在雁陣裡，大灣區本身在中國內部也是一個雁陣，從大灣區往北走，一個體制創新的雁陣。
“不要怕爭議，爭議總會有的”
《中國經濟周刊》：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存在著一些爭議。對此，你如何看？
鄭永年：不要怕爭議，爭議總會有的。外國資本到中國來，也會有爭議，而且還非常多。中國資本走出去也有爭議，但不要把商業上、企業層面的爭議提高到意識形態上去。西方一些人的毛病就是習慣將本來很正常的事情提高到某某主義、某某意識形態。
像“一帶一路”倡議也是一樣，我們是做補充，我們不是要取代世界銀行、不是要取代亞行。西方一部分人，中國走到哪裡，他們罵到哪裡，但他們自己不去建設。因為隻有中國現在才有這個能力和熱情，華爾街對基礎設施建設不感興趣，他們喜歡金融、互聯網這類能賺大錢、賺快錢的，但“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完全是long term investment。
所以西方肯定會一直罵、一直批評的，但他們自己不會去建設。我們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隻要大部分國家認可，得到實惠了，那麼歐美一些聲音，隨便他說什麼。
《中國經濟周刊》：所以民眾養成大國心態也是很重要的。
鄭永年：大國國民一定要有大國國民的心態，不能人家罵你幾句就馬上還回去。不應當這樣，我們要調整心態。
中國國民的心態要穩，中國現在主要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隻有在國內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我們的走出去才能可持續。
《中國經濟周刊》：今年將會有不少主場外交，如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你有哪些關注？
鄭永年：我樂於見到這些主場外交成為常態，中國會變得越來越開放，以后會有更多這樣的論壇、主場外交。對中國這麼大的國家，當有一天這些事件不是新聞，是常態了，那才是正常的。
所以說，老百姓一定要有大國的國民心態，沒有大國國民性，支撐不了大國地位。看看歐洲衰落得這麼嚴重，但是他的國民還是大國心態。國民有格局，國家才能有理性。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鄒鬆霖 | 北京報道
責編：陳棟棟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1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