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的一天上午，在北京五棵鬆的華熙live，民謠歌手王凡背著沉重行囊，掏出樂器，反復調音。他和團隊成員從事音樂超過三年，沒有接受正統音樂教育，但一年前發行了單曲和專輯。
王凡一直堅持做自己的音樂，他說有些歌手為了出名和博眼球，故意寫低俗歌曲，歌詞帶有“臟話”，甚至引誘犯罪，他很反感，覺得不道德。
早在2015年，文化部開展了對內容違規的網絡音樂產品的集中排查，查出120首含有宣揚淫穢、暴力、教唆犯罪或者危害社會公德的音樂產品，要求互聯網文化單位對此進行集中下架，拒不下架的單位，文化部將依法從嚴查處。李志、趙雷、張震岳、許嵩等知名度較高的歌手，赫然在列。
時隔四年，部分歌曲依舊沒有下架。人民網創投頻道調查發現，張震岳和Mc Hotdog的《我愛台妹》在千千音樂平台還能播放，甚至“好看視頻”網站可以播放這首音樂MV﹔在酷狗音樂平台上，新街口組合《一夜情》依舊能搜索到。
在文化部被禁的120首歌曲中，張震岳熱狗《我愛台妹》依舊在“好看視頻”播放
酷狗音樂在2016年7月與QQ音樂、酷我音樂合並成為騰訊音樂娛樂集團的一部分。騰訊音樂娛樂集團於2018年正式登陸紐交所，在2018年第2季度，騰訊音樂月活已超8億，平均每人每天使用時長達70分鐘。
2017年，騰訊系的酷狗音樂、QQ音樂、酷我音樂市場份額分別為28%、15%和13%。阿裡系蝦米音樂和網易雲音樂位列其后。
2018年10月，網易雲音樂獲得新一輪6億美元融資，百度為其戰略投資方。在2018年騰訊、阿裡巴巴大招迭出的背景下，李彥宏聯手丁磊，一時讓媒體與資本市場對中國在線音樂未來不吝表達出樂觀預期。
但在網易雲音樂、蝦米音樂和QQ音樂平台上，不少歌曲含有暴力、色情、教唆犯罪等內容。
北京心岸心理訓練營創始人范經韌表示，哼唱低俗音樂，是內心負向情緒宣泄。但對青少年而言，這種方式像毒癮一樣，它能給人培養出一種慣性，一旦遇挫或不滿，容易沉浸在這些垃圾音樂裡面，麻醉自己，甚至在這些歌曲引導下攻擊他人，產生自毀行為。
在音樂制作人李進看來，很明顯，這是平台失職，歌曲下架的原因，一種可能是歌詞低俗或含有不正確價值觀，另一種可能是歌手本人的價值觀有問題，或者個人生活不夠檢點，這些有不良背景的歌手應該是重點關注對象。
音樂平台的監管問題遠不止這些。博納音樂CEO江凌表示，在一些音樂平台上，宣揚軍國主義、涉及敏感政治問題的音樂屢見不鮮，這可能是創作者犯了低級錯誤或帶有政治目的，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后果都應該由平台和創作者承擔。
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學院副教授楊華建議，對於互聯網音樂“頑疾”，可以將人工智能技術引入審核領域，但這需要專業人才艱苦的研究與攻堅，路阻且長。
低俗
在2015年文化部要求下架的120首歌曲中，半數以上是饒舌歌曲，“陰三兒”以17首曲目最多，“新街口組合”以8首歌排名第二。
在被禁名單中，羅百吉的《那一夜》等三首歌曲榜上有名，他曾被問及此事，自認年輕時唱的有些歌確實不太好，“被禁也好”。
張震岳所屬的本色音樂表示，被禁的歌是張震岳20多歲時寫的，他至少10年沒唱了，現在也都沒唱，版權在其它公司，若要下架，他們不會有意見。
所謂下架，是指禁止出現在KTV等點播系統，禁止在經營性表演中演出，禁止在互聯網上網被下載、復制和傳播，禁止以音像制品和電子出版物形式出現。
人民網創投頻道調查時發現，部分被禁歌曲的歌詞非常露骨，比如《我愛台妹》的歌詞是：“如果是你肚子大我帶你去看順風***，我就不信你現在還有***都是凱子搓，把衣服都掀起來，把**都丟上來。”
調查還發現，在QQ音樂平台上，Young thug的《Pick up the phone》和G-eazy的《shake it up》，Lil baby 的《Pure cocaine》，歌詞或者MV視頻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內容。其中，在《Pick up the phone》MV中，兩名裸露上半身的女子跟隨音樂節奏在跳舞。甚至，這首歌曲被QQ音樂標注為“獨家”。
而在蝦米音樂平台上，部分歌曲同樣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內容，比如鬆小嗑的《吃誰你得捧誰，*誰你得疼誰》。其中，駁倒樂隊的《火腿腸》歌詞內容描述的是，“你被扔到熱火朝天的人群裡，你被劉嘉瑞給騙到長城賓館裡，他們心裡隻有一句話，扒了你的皮，吃了你的肉！”
此外，在網易雲音樂平台上，部分歌曲也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內容，台北公案的《維士比是合法的毒品》。其中，駁倒樂隊的《死了丈夫好出門》歌詞內容描述的是，“別人丈夫乖又乖，我家丈夫呆又呆，斑鳩叫來要天晴，烏鴉叫來要死人，死人就死我丈夫，死了丈夫好出門。”
在文化部被禁的120首歌曲中，張震岳的《我愛台妹》MV依舊在“千千音樂”播放
在李進看來，音樂市場充斥著浮躁、不安、焦慮，為讓自己音樂被記住，有些音樂人故意生產低俗音樂，博取大眾眼球。
作為民謠歌手，王凡說，低俗文化表現方式多樣，有時民謠和鄉村音樂也會被批為“喪文化”，主要是曲調和歌詞不積極向上。
“有人說一些民謠涉嫌‘喪文化’，我也無話可說，起碼在我們樂隊的觀念中，低俗主要與歌詞有關，歌詞裡是不是有臟話，是不是有引誘犯罪，是不是有涉及不道德。”王凡說。
“投機者很多，他們為出名放棄節操。”在李進看來，如今，音樂市場充斥大量低水平的音樂制作人，為了能夠立足，生產低俗歌曲搶佔市場，部分低俗歌曲雖然下架，但有些游離在紅線邊緣的歌曲仍然存活。
在部分音樂平台上，宣揚軍國主義、涉及政治敏感問題的音樂也屢見不鮮。
樂評人盧世偉稱，一些音樂平台在這個方面犯錯，大部分原因是認知水平不高，而監管不嚴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某音樂集團研究院相關負責人聶偉表示，音樂平台有審查內容的義務，但審查的時效與技術能力等多因素相關，是否及時在海量內容中發現違規內容，這很難做到，這需要平台和政府、用戶等多方面協同。
范經韌認為，從心理學角度看，如果歌曲內容涉及政治敏感問題，這也對青少年的心理造成影響，對於青少年而言，他們對於政治理解比較淺，容易被他人操縱，從而做出出格事情。
談到低俗音樂，范經韌坦言，“有些低俗音樂確實能夠帶來流量，歌手明知對自己名聲不好，但他們甘願冒險。”他說，自己認識一個樂隊組合，專門唱低俗歌曲，以前駐唱時薪幾十元，但名聲炒起來后，時薪已達上千元，這與不出名歌手相比，算是一種“成功”，但對社會卻造成了傷害。
低俗音樂為何屢禁不止？李進說，對於制作人而言，最嚴重的處罰是音樂下架，很少歌曲唱作人受到行政處罰，違法成本低是鋌而走險的重要誘因。
某音樂公司CEO王易相信，讓某些音樂制作公司放棄眼前利益比較困難，但他們要考慮的是，專輯外部會印公司LOGO，擁有好名聲遠比眼前利益重要。他始終相信，優秀的音樂公司是創作好歌曲，不會傳播低俗音樂，更不會借助政治敏感話題炒作。作為內容的承載方、傳播方，互聯網音樂平台在抵制低俗、有害音樂上應該承擔責任。
毒害
低俗音樂一直受到媒體公開指責。
2018年1月，《中國婦女報》官方微博批評，PG one的《聖誕夜》歌詞有“純白色的粉末在板上走”，“送你去見姚貝娜”等內容，涉嫌不尊重婦女和教唆青少年吸毒，渲染性濫交，挑戰了社會公序良俗的底線。
同年9月，《海南日報》公眾號在《實在不能忍！這樣的海南話歌曲竟上架抖音、網易雲等各大平台？》一文表示，唐強創作的網絡歌曲《魯迅買墨汁》用海南方言對魯迅先生進行侮辱，疑似違反《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建議海南省文化市場綜合行政執法總隊立案調查。
經調查，有關部門依法對唐強作出停止從事經營性互聯網文化活動、予以警告、處3萬元行政罰款的決定，並責令唐強在微信公眾號內就侮辱魯迅先生一事向公眾道歉。
在眾多低俗歌曲中，嘻哈類音樂比較引人關注。眾所周知，嘻哈是一種較新的說唱表演形式，其淵源可上溯至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黑人社區。隨著我國文化產業開放度提升，嘻哈也漂洋過海而來，並被不斷演繹，進入大眾音樂愛好者尤其是青少年的視野。
范經韌表示，近年，PG One、紅花會等嘻哈音樂文化人，給青少年傳遞了叛逆、自負、暴力自私，不顧及他人的理念，甚至教唆年輕人吸毒，公開侮辱婦女。
范經韌認為，音樂是一種表達方式，它主要體現歌手對社會、對他人、對自我，以及對壓力、情感、婚姻、學習、父母、工作、國家等多元素的看法。同樣，它也包含歌手的經歷、認知、情緒和三觀等，這是一種極具傳染性、影響力的傳播工具。此外，音樂也是一種傾聽工具，是一種信息輸入方式，聽者在無形中會對歌者表達對社會、學習、他人、情感、老師和壓力等觀點，從而直接或間接影響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
“音樂本身的社會教化作用無可替代。”范經韌說，對於6-12歲、12-18歲年齡段的青少年而言，身體、心理都在成長，對自我、他人、事情的看法都處在整合期，容易情緒化。
范經韌稱，正因如此，青少年對事情的看法處在形成期，遇到學習、生活中的難事，容易積累很多不滿、焦慮、不安、自卑、挫敗等負向情緒，由於不能完全控制情緒，產生負面情緒后，既容易攻擊他人、也容易攻擊自己，所以社會要正確、及時引導，讓負面情緒得到宣泄和轉化。
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青少年犯罪佔全部犯罪的70%以上，且低齡化趨勢明顯，犯罪率急劇上升。
據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白皮書(2009.6-2017.6)》顯示，截至2017年6月，該庭共受理涉未成年人刑事一審案件72件、二審案件173件，判處未成年罪犯234人，減刑假釋案件1631件。其中，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佔14.96%。
在李進看來，當今青少年犯罪低齡化和互聯網低俗文化的泛濫有直接關系，低俗文化對於青少年心理的危害在於，它們有一套似是而非的邏輯，引誘青少年上鉤，讓青少年認為犯罪或從事某種不道德的事是比較“潮”的行為。
他建議，在音樂平台方面，歌曲上架必須內容審查，尤其是歌曲內容，價值觀扭曲的歌曲要避免上架﹔一些惡趣味、純粹情緒發泄的歌曲要避免上架﹔對歌手進行積分管理，這樣既鼓勵了創作創新，又間接引導了方向。
新街口組合的歌曲《一夜情》仍在酷狗音樂平台播放
監管
“如果有人問我，互聯網一天出現多少新歌，我不知道，沒有相關機構統計過數據。”王易說，據他了解，八大音樂唱片公司和幾十家小型音樂公司，每天產出上千首歌曲。
王易說，除了音樂公司外，音樂論壇、平台、影視公司、藝人中介公司等也創作音樂，比如抖音上的流行歌曲，這些非專業音樂公司制作的歌曲，每天產量過萬，加上國外流入的音樂和音頻，每秒鐘就有一首歌曲或音頻出現。
王易表示，音樂平台之所以對低俗內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們覺得其它平台下架了低俗音樂，而他沒有下架，就能獲得更多流量。
“據我了解，120首歌曲被文化部列為禁曲的時候，很多音樂平台持觀望態度，都在等競爭對手下架，然后自己再慢慢下架，直到現在，有些歌曲還沒有下架。”
盈科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王金認為，不同時代，不同國家，審美不一樣，但對明顯低俗的歌曲，必須封殺。
王金說，對於低俗歌曲的管控，首先應當防止這類歌曲出版，對於互聯網上鑽空子的漏網之魚，要結合網上巡查、網站自查、網民舉報等方式進行實時監控。
王易表示，在音樂監管方面，音樂制作公司應在源頭上對歌曲內容進行防范。比如，音樂制作公司常對外出租錄音棚，也會有償為歌手制作專輯，如果發現歌曲內容出現低俗或者違規，音樂公司應該拒絕為其提供制作服務。
某音樂平台內容審核相關負責人透露， 他們對音樂平台內容審核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對歌手進行審核，因為有些歌手本身就是個爭議人物，或者有些歌手在某個歷史階段創作的歌曲屬於禁曲﹔第二個階段是對內容進行審核﹔第三個階段是抽查，防止出現意外情況。
2018年1月，國家有關部門明確提出節目中邀請嘉賓藝人的原則和標准。音樂平台響應規定下架了曲風低俗的演唱團體“紅花會”的作品。
6月8日，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約談網易雲音樂、百度網盤、B站、貓耳FM、蜻蜓FM等多家網站負責人，要求各平台大力清理涉色情低俗問題，加強對相關內容的監管和審核。
8月，文化和旅游部部署18家主要網絡音樂平台開展自查清理，下線涉嫌違規網絡音樂產品4664首、視頻10萬余條，清理歌單891個。
有關互聯網文化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正在日趨完善。
《互聯網文化暫行管理條例》第十六條明確規定了評定互聯網內容是否違規的十個標准。
《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不得制作、復制、發布、傳播含有不良內容的9類信息。
智能審核
王金建議，對於低俗歌曲，一定要封殺，同時也可考慮引入國外的音樂分級制度，進而保護好青少年。
李進認為，分級制度可以讓孩子們聽孩子們該聽的歌曲，成年人也有自己聽歌渠道。
在美國和英國，對限制級音樂會貼上“家長指導標志”，俗稱“臟標”，比如大家熟知的埃米納姆或者其他歌手的專輯封面經常有這樣的標志。
此外，標為“限制級”的音樂作品還有一套“干淨版”，歌曲裡的敏感內容會做刪除或消音處理，因此大家經常看到同一首歌曲分為explicit（限制級）和clean（干淨）兩個版本。
但在王易看來，美國音樂產出量龐大，每個社區都有錄音棚，大量音樂作品涌入市場，分級制度難以跟上潮流。如果中國直接引入分級制度，很難解決低俗文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未來，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對低俗音樂進行識別是未來發展方向，隻有這樣，分級制度才有存在可能性。
2019年2月，中央音樂學院發布“人工智能與音樂信息科技博士”招生簡章。簡章提出，這次博士生培養計劃是中央音樂學院首次決定將人工智能和音樂結合，培養學科交叉復合型創新人才。
楊華是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學院副教授，也是該博士項目專家評定組和籌備組成員之一。在他看來，人工智能技術和音樂的結合對音樂產業具有裡程碑式意義。他認為博士培養應該著重三個方向，除了人工智能作曲、人工智能音樂教育外，更要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對低俗音樂內容進行審核。
楊華稱，從80年代開始，人工智能和音樂的交叉學科已經開始研究，甚至有些音樂公司率先嘗試“無人錄音棚”等高科技音樂錄制技術，但是最終都因為技術不成熟而放棄。反觀現在，既然人工語音識別技術已經實現了長足進步，將人工智能引入音樂內容審核未嘗不可。
楊華承認，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於音樂內容審核仍然存在障礙，現在人工智能技術無法精確辨識某歌曲是否低俗，這需要專業的人工智能技術人才研究與攻堅。
“人工智能語音識別，就現在技術來看，還不能擺脫對聲調依賴，因為中文有很多字、口型和發音很像。如果不依靠聲調，就沒有辦法精准識別，如果聲調受到曲調影響，識別精准度大大降低，現有技術還沒辦法解決這個難題。”
在王易看來，在音樂內容審核上，人工智能技術仍不夠完善。在互聯網時代，識別、抵制低俗音樂仍需付出高昂成本，而音樂平台作為內容審核方和傳播方，一定要承擔起責任，阻止低俗音樂泛濫。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聶偉、李進、王凡、王金、王易、楊華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