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辨屬性加強監管保障網絡互助健康發展
網絡互助平台暗藏銷售誤導及信息泄露等風險專家建議
□ 本報記者 韓丹東
□ 本報實習生 姜 珊
近年來，各類互聯網、金融機構紛紛推出眾籌模式的“網絡大病互助計劃”，例如水滴互助、互助寶、相互寶、360互助、同心互助、美團互助等。據了解，這類“互助計劃”一般採用會員捐贈型的眾籌模式，即一人得病眾人分攤。這類“互助計劃”因價格低廉、購買快捷，一經推出就受到網民熱捧。
有媒體報道稱，目前，支付寶相互寶和水滴互助的用戶量已經先后突破8000萬，且用戶數量仍在快速增長。
注冊加入門檻偏低
互助分攤費用不高
在某互助平台上，《法制日報》記者嘗試注冊后發現，注冊流程比較簡單，隻需要填寫電話號碼，再填寫手機驗証碼即可注冊成功。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如果要加入會員，需要填寫守護人姓名以及身份証號。在加入過程中需要同意一些條款，條款內容大概是互助不包括的疾病如腫瘤、腦梗、腦出血、肝炎、艾滋病等，而且明確不可帶病加入，有90天等待期。
在同意相關條款后，需要選擇繳費方式完成加入。一種是0元繳費，需要綁定信用卡和儲值卡﹔一種是支付寶充值1元加入。如果用戶選擇前者，在互助事件發生后才需要分攤繳費，成為會員滿1年互助金額可達50萬元，互助范圍包括100種重疾、30種輕疾以及身故，互助金額不會下降，可以一直延續到99歲，加入后首月分攤費用免減。
此外，《法制日報》記者發現，加入會員時對女性和兒童的要求比男性多。
在另一個互助平台，《法制日報》記者發現，加入互助有三類互助計劃可以選擇，一是健康人群抗癌互助計劃，即出生28天至65周歲間健康時加入，患癌時可獲助(少兒可保白血病等80種大病)，最高可獲30萬元互助金﹔第二種是大愛互助計劃，即出生28天至59周歲專為患病人群打造，身患輕疾(冠心病、糖尿病)可加入，最高可獲10萬元互助金﹔第二種是綜合意外互助計劃，即1歲至65周歲意外傷殘、意外身故可獲助，最高可獲10萬元互助金。
微信掃碼關注此互助平台公眾號即可加入，然后選擇符合自己的互助計劃，等待期為180天，等待期內不可申請，但需分攤，賬戶余額不得低於1元，之后需要填寫姓名、身份証信息以及充值金額。最低充值9元，最高充值300元。同時，建議充值30元以上，以免余額不足失去受助資格。
《法制日報》記者撥打了某互助平台客服電話，據客服人員介紹，對於申請互助金的會員，平台會要求申請人上傳其疾病的相關資料，看申請人所患疾病是否屬於互助范圍。如果符合，平台將進行進一步審核，根據申請人提交的資料走訪患者住址、上班單位以及就診醫院核實相關治療信息及醫保信息。
客服人員說，証明材料必須是相關部門認証的二甲或二甲以上公立醫院開具的，如果走訪和材料都沒問題，審核通過后會在每個月7號或21號對患者信息進行公示，如果公示3天沒有問題，在每個月14號或28號會打款給患者。
對於資金使用問題，客服人員直言，目前沒有辦法監測，資金有可能直接用於患者的就醫費用，也有可能用於其他。因為平台沒有發票，只是一個互助產品。
“我比較相信大平台推出的互助計劃。”北京某高校學生劉佳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她在支付寶推出相互寶后就加入了，操作簡單，分攤費用明細清楚，扣款也不是很多。
網絡互助意義深遠
法律風險不容忽視
“互助是一種古老的風險分攤機制，但互助與互聯網相結合而成的網絡互助是新生事物，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無太多經驗可以借鑒。當前網絡互助計劃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人們對低成本風險分散機制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人們的風險管理意識，起到了健康保障教育的作用。”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保險系副教授張俊岩說。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保險法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任自立看來，網絡互助作為新生事物，確實有積極作用，解決了相當一部分社會弱勢群體的重大疾病費用問題。
但作為新生事物的網絡互助平台或產品是否存在一些風險呢？
對此，任自立說：“主要有三個方面的風險，一是可能存在產品誤導或者銷售誤導﹔二是可能擅自改變會員公約或者對加入者的承諾﹔三是加入人員的個人信息可能泄露。”
任自立說，第一種誤導風險是指人們容易被產品的30萬元或50元的互助金所吸引，而忽略了一些申請的限制條件，其實並非都是頂格的互助金額發放，和病種、花費或是年齡都有關系，但平台在宣傳時都稱為最大互助額，而不強調約束條件，這會讓加入的人形成期待落差。
“目前來看，網絡互助平台還缺少監督機構，外界監督不給力，個人信息有泄露風險。現在許多平台都號稱擁有8000萬以上的會員，如果這麼多的個人信息被泄露，那后果將不堪設想。”任自立說。
張俊岩說，作為新生事物，網絡互助在會員數據真實性、互助資金安全性、互助計劃合理性、互助事件真實性、平台數據安全性以及互助平台退出機制等方面都需要有完善的規范。早在2015年，原中國保監會就指出，部分“互助計劃”經營主體的業務模式存在不可持續性，相關承諾履行和資金安全難以有效保障，且個人信息保密機制不完善，容易引發會員糾紛，存在潛在風險。
“例如，按照有些網絡互助平台的聲明，加入互助計劃是單向的捐贈或捐助行為，會員並不能預期獲得確定的風險保障，平台也不對互助申請人獲得的互助金金額做出保証和承諾。再加上平台制定的互助申請審查機制，已經發生過會員申請互助時被不予互助處理的情況。再如，無論是預收費還是后付費模式，目前用戶加入網絡互助計劃的成本很低，而遇到疾病或者意外時能夠申請的互助金額相對較高，網絡互助平台如何維持長期運營？從2016年至今，已經有多家網絡互助平台退出市場。另外，由於對網絡互助的性質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監管缺失，也給網絡互助的發展帶來不確定性。”張俊岩說。
平台自律力所不逮
政府監管刻不容緩
任自立認為，網絡互助平台在現行的政策下隻能作一個定位，是非營利性的、公益性的社會團體。對其監督目前主要是靠各個平台單獨自律，是自我約束，還不是平台之間的行業性自律。
“對於平台而言，這種自我約束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平台的出現和發展靠的是資本力量，而這種力量說明平台不可能永遠做慈善、做公益，平台是要賺錢的，所以靠平台自我約束是靠不住的。”任自立說。
在張俊岩看來，按照保險法和目前的監管規定，網絡互助不是商業保險。中國銀保監會在《關於“互助計劃”等類保險活動的風險提示》中已經明確指出，大多數“互助計劃”只是簡單收取小額捐助費用，與保險產品存在本質差異。目前國內保險行業有相互保險公司和相互保險社等，但“互助計劃”與相互保險經營原理不同且其經營主體不具備相互保險經營資質。
“互助作為一種風險保障形式，在古埃及、古羅馬時期就產生了。目前國內也有，比如全國總工會職工互助保障計劃等，但以往的互助機制大多是在一個特定的群體內部運行。當前互聯網與互助的結合將這種風險保障的適用群體范圍擴大了，也由此導致對網絡互助性質的爭議。性質不明確，就難以確定監管主體。”張俊岩說。
因此，張俊岩認為，加大對網絡互助運作的法治約束，健全監管體系是促進網絡互助健康發展的基礎，但前提是將網絡互助的屬性分析清楚。在網絡互助中，互聯網平台的作用、職能、責任、權利和義務以及和每一個互助參與者之間的關系等，隻有把這些問題研究清楚，網絡互助才有可能健康有序發展。
在任自立看來，加強法治約束主要是政府部門應加強監督。作為公益性的社會團體民政部門是監管部門之一。此外，互助平台又賣保險，和銀行也有關系，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對其也有監管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