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快遞“二次收費”專項整治工作交出了一份階段性成績單。
據國家郵政局消息，自8月1日以來，全國郵政管理系統實施行政處罰273起，已上繳罰款金額127.3萬元，違規收費現象得到了初步遏制。
《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發現，重拳整治之下，農村快遞網點反應明顯。“前兩個星期，快遞網點開始不做了，老板說不掙錢。”安徽省望江縣雷池鄉的一位村民李娜(化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此表示。
此前，記者採訪安徽、四川、貴州等多地農村快遞網點及消費者發現，部分快遞網點在用戶取件時，需要收取1元-5元不等的費用。
李娜曾明確對記者表示“不太能接受二次收費”，然而整治之下，李娜又有了新的煩惱。
消費者“新煩惱”
據李娜介紹，其所在的村庄原本有一家快遞網點，可同時寄取申通、韻達和中通的快件。之前，每次取件網點都要收取兩元錢。
對於強制“二次收費”，李娜曾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達了些許不滿。
“我不太能接受二次收費，有時候僅僅只是一個小件而已，本身也就十幾塊錢，額外收費兩元，覺得很不合算。”李娜稱，“有時候，明明說好了包郵，但仍舊會收費。”
9月5日，記者再次採訪李娜時，她向記者透露：“網點在8月中旬關門了，老板說掙不了錢，不干了。”
然而，這一關停給李娜增添了新的煩惱——網點關門之后，現在部分快件會由村頭小店代收，但有些快件隻能送到雷池鄉的網點(屬於鎮上)，距離李娜所在村庄有十幾公裡。
“每次去鎮上取件，騎電動車要花四五十分鐘，很不方便。”李娜對記者表示，“如果這樣對比的話，我情願多出兩元錢”。
據了解，李娜面臨的新煩惱並非個例。四川一名消費者也表示，農村網點關停減少之后，取件變得更麻煩，有時快件滯留在縣城或鄉鎮，還需要通過中國郵政進行二次投遞，這意味著需要另行收取郵政寄送費用8元-10元。
有業內觀察人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分析稱，如果整治的結果是快遞網點被關而轉向中國郵政二次投遞，那就是南轅北撤，違背了整治的初衷。
李娜對記者表示，“客觀地講，快遞網點也不容易，掙錢確實難。”
此前，安徽某農村地區一名快遞網點老板李晨(化名)對《國際金融報》記者透露，現在末端快遞網點收入太低，農村件量不多，但經營成本很大，包括去縣城取件，要投入很多時間、精力及油費成本等，如果不額外加收一些費用，網點幾乎很難持續經營。
李晨將這一局面歸因於快遞業的價格戰。據悉，從2017年起，快遞企業開始打響“價格戰”，至今已愈演愈烈。“價格戰”之下，快遞收件價從5元降至4元，再降到3.5元，有地區甚至降到2.8元。與之相應，末端網點的派費收入也從1.5元降到1.3元，再降至1.1元。
“快遞收件費用越來越低，末端派費也越來越稀薄，攤到我們頭上的收入也就越來越少。”李晨表示。
治理需“合力”
對於快遞“二次收費”現象，業界頗有爭議。
一種觀點認為，從情理上來看，很能理解快遞網點額外加收費用的考量，且從實際效用來看，假如因為整頓而導致網點關門，最終受影響的還是普通消費者。李娜的經歷或是這一觀點的最佳佐証。
然而，更為普遍的觀點則認為，“情理”和“法規”應該厘清並分開，商業社會最需注重的是契約精神。
“快遞企業和消費者在形成寄遞關系后，實質上就達成了一個商業契約，價格本身已經包括了寄遞全程各個環節的成本，除非是事先告知要另行收費，否則終端不管距離多遠，既然已經承諾，就沒有理由再次向用戶收費。其次，將原本應該由快遞公司承擔的費用由用戶承擔，這種轉移成本的做法，也侵害了用戶的合法權益。”快遞專家趙小敏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評述稱。
然而，業界也認為，整治監管要謹防“一刀切”模式，不能簡單粗暴一禁了之。
針對這一問題，中國物流學會特約研究員、中國交通運輸協會新技術促進分會專家委員解筱文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一方面，國家郵政局和快遞行業協會，應持續加強對快遞“二次收費”問題的檢查監督整治力度，使商家和快遞公司增強契約精神，承諾包郵和免費送貨上門的地域范圍，必須要保証兌現。對於未在其包郵和配送服務范圍的快件(不含到付件)，要做到認真確認，確保發送端支付必要費用，如到達端出現超范圍配送的快件，發送端需承擔相關物流費，以切實保証客戶利益。
另一方面，快遞物流龍頭企業應該目視長遠。在內部管理和市場拓展中，應盡量向中西部地區政策傾斜，加大對偏遠地區網點的扶持力度，創新鄉鎮、村舍物流方式和商業模式，不斷培育市場增量。從而提高市場佔有率，推動與中西部地區融合發展，實現互利共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