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日本依靠勞動人口繳納的養老金與稅收來供養老年人口的壓力空前加大，在財政無力承擔的情況下，隻能靠增稅來緩解。”
日本消費稅稅率自2019年10月1日起從8%上調至10%。消費稅的提高直接增加的是私人支出成本，進而對消費形成抑制。日本政府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10月份日本家庭支出同比下降5.1%，為11個月來首次下降，並創過去3年半以來的最大降幅﹔10月零售銷售環比下跌14.4%，創下有記錄以來最大的環比跌幅﹔日本今年第三季度GDP年化季環比初值增長0.2%，創下年度新低。
民眾個人消費在日本GDP的構成中佔比高達60%，消費的收縮引起了外界對本來就不景氣經濟的擔憂。其實，自1989年消費稅在日本問世以后，日本政府先后兩次上調消費稅，而且每一次上調都出現了消費收縮與經濟下滑的結果。有了教訓的日本政府為何仍要逆向為之？按照日本政府的說法，上調消費稅就是為了社會保障體系能夠有穩定的財源作為支持。
日本總務省最新數據顯示，日本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佔比為28.4%，日本連續15年都是世界上老齡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該國長期養老年金入不敷出，且投入到老年人口上的醫療和護理以及善后費用暴增，其中，僅2019財年總共34萬億日元的社保支出預算中，老年人口的支出費用就佔了1/3。
老年人口不斷疊增的同時，日本國內的育齡人口卻在日益下降。厚生勞動省數據顯示，2018年日本女性生育孩子的平均數為1.42，連續3年下降，同時，日本勞動年齡人口與老齡人口的撫養比僅為1.8:1，為全球最低。新生嬰兒的下降表明日本未來勞動力供給將嚴重不足，而極低的撫養比代表的是依靠勞動人口繳納的養老金與稅收來供養老年人口的壓力空前加大。在財政無力承擔的情況下，隻能靠增稅來緩釋。
當然，日本政府提高消費稅也並不僅僅是滿足養老金的及時發放，而是有著更長遠的打算，即拿出增稅收入中的2萬億日元用來推行“育人革命”。根據安排，從2019年10月起，無論收入多少，日本3歲至5歲兒童免費上幼兒園，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兩歲以下兒童可免費上保育園﹔同時，在初中畢業以前，學生學費與看病費用全免，每個月政府還給每個孩子發相當於1000多元人民幣的“兒童工資”﹔從2020年4月起，公立和私立大學的學費將得到減免。
最近幾年，為刺激經濟，日本政府不斷增加基本建設投資，外加養老支出的日益增大，日本2019財年的財政預算在歷史上首次突破100萬億日元。為了滿足公共財政開支，2019年財年，日本增發國債32.66萬億日元，國債存量規模超過1000萬億日元，負債率達到240%。但借債要還本付息，現有財力無法維系的情況下，就隻能通過稅收來解決。初步計算，由提高消費稅增加的5.7萬億日元稅收中，有一半被政府拿去還債。
IMF在分析日本經濟的2019年報告書中敦促日本政府到2030年前將消費稅率提高至15%，並於2050年提高至20%。無獨有偶，OECD（經合組織）也發表報告建議日本到2050年將消費率大幅上調至26%。
事實上，消費稅在日本歷來就不是一個純經濟問題，而是政壇的“禁忌”之一。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在任期間，首次引入消費稅以替代直接稅，引起了企業和消費團體抗議，進而導致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慘敗﹔隨后，竹下登挂帥的自民黨主持內閣時，將消費稅由3%提高至5%，不僅直接導致內閣支持率下降到10%以下，消費稅正式實施一個月后，竹下登也被迫辭職﹔野田佳彥出任首相時，民主黨、自民黨、公明黨三黨就稅制改革達成了協議，並制定了分階段將消費稅率提高到10%的計劃，但當年末，民主黨付出了在眾議院選舉中慘敗的代價。
與前幾任因消費稅調整而跌倒的首相相比，安倍無疑是幸運的。5年前，安倍晉三將消費稅從5%調高到了8%，后來還想提至10%，但鑒於反對聲音太強烈，中間兩度取消稅改計劃，直到2019年10月最終成行。《朝日新聞》做的民調顯示，對提高消費稅持理解態度的日本國民比例達到了54%。對此，安倍明確表示，“10年之內，日本沒有必要再提高消費稅。”看得出，安倍是在安撫民眾，同時防止自己走上前輩改革失敗的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