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轉行的勞動力經濟學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趙一葦
發於2020.7.27總第957期《中國新聞周刊》
來自中國西北固原農村的高治曉，戴著頭盔口罩，一身黃衣跨在電動車上，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今年3月疫情特刊的封面。高治曉吸引這本國際大刊目光的原因，是“當世界停止時”，他與300萬名外賣同行一起，仍馳騁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支撐著人們的日常生活。而與此同時，美國的配送員們為躲避新冠病毒，卻在要求帶薪休假。
今年32歲的高治曉在做騎手之前，已“京漂”多年，先后從事過餐飲、商場導購、保安、快遞等多個職業。在最近的一次創業開餐館失敗后，又做起了外賣員。促使高治曉們不懈奔波的，是中國外賣業的全球最高訂單量。
2019年，中國快遞業務總量累計達到635.2億件，業務收入達到7497.8億元，從業人數已突破1000萬人。在同為“最后一公裡”的配送末端生態裡，餐飲外賣行業發展更為迅速，2019年產業規模已達6536億元，外賣員總數已突破700萬人。
疫情進一步加速了勞動力的產業間流動。從今年1月下旬至今，美團與餓了麼累計新增的超200萬外賣騎手中，有近三成來自制造業工人，有超八成是40歲以下青年。二三十年前，“去沿海地區工廠打工”還是內地無數待業青年的第一選擇，如今，到大城市送快遞、送外賣，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優先職業選項。
中國急速壯大的快遞外賣業，如同一塊迅速膨脹的海綿，正吸納著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曾經忙碌在工廠層層流水線上的“打工仔”們，創造了中國持續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如今奔馳在城市毛細血管般配送線上的各路騎手們，也被看作中國新興的電子商務經濟引領全球潮流的標志之一。但從本質而言，這一勞動力群體的轉移，實質上是從過去的低端加工制造業轉入到服務業中同樣相對低端的快遞外賣行業。
時代的風口
今年4月，22歲的苗森終於鼓起勇氣，辭去了父母托關系才為他找到的工廠裝卸工人的工作，他跟著老鄉離開河北農村老家來到北京，期望以外賣員的身份開啟“月入過萬”的新生活。
苗森高中肄業后進了工廠，多年不變的3000元月薪令他在同齡人裡無可夸耀。在苗森身邊，已經有越來越多與他年齡、經歷相仿的年輕人，放棄了父輩農民、工人的職業道路，去做快遞員、外賣員。那些先入行的兄弟們告訴苗森，一個月送外賣掙個萬兒八千很正常。
進入工廠曾是一代人的夢想。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號角響遍中國大地，曾經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一下子有了新的人生盼頭：進城打工。
這是中國的第一批農民工，也是中國“制造工廠”時代的主力軍。他們浩浩蕩蕩奔涌入城，進入各種鑄造廠、紡織廠、裝配流水線、建筑工地，人人以進廠當工人為榮，努力扮演著巨大工業機器中的無數“螺絲釘”，撐起了廣東、福建、江浙等省份制造業的半壁江山。
以制造業強市廣州為例。據不完全統計，1976年流入廣州的民工尚不足兩萬人。自1980年起，進城務工農民開始迅猛增長，1987年已猛增至45萬人。那是中國制造業發展的黃金時代。到1988年，中國農民工總量已達1.2億左右。廣東、福建、江浙等東部沿海地區成為農民工流動最為活躍的地區。
“在上一代人眼裡，進廠子打工就是一個好工作。”在苗森看來，他們這代人與父輩的職業選擇已經完全不同了。轉行之前，苗森曾在河北承德一家機械工廠做裝卸工人，這是一份親戚托人幫忙才得到的工作。
苗森的父親曾外出打工，母親在家務農，父母都是小學文化。在今年疫情影響到工廠開工之前，家裡人一直堅持不允許他換工作，父母相信工廠工作的穩定性，對快遞、外賣等“不懂的”行業有天然的排斥感。今年4月，苗森辭去工作去北京做外賣員，是他和家裡多次溝通失敗后，先斬后奏的結果。
時移事易。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大多不再願意遵循父輩的工人職業路徑。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08年至2018年，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的平均年增長率為-2.84%。雖然農民工的總量仍在逐年增長，但無論是農民工佔整個制造業就業總人數的比例，還是佔農民工總量的比例，均呈現下降趨勢。
2006年~2014年，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平均年齡從26歲一路升高至34歲。相比父輩，新一代農民工基本具備初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明顯高於父輩普遍的小學初中文化。更高的文化程度拔高了職業選擇標准，相比枯燥重復的流水線工人，近十年間迅速發展的生活服務業中的新興崗位，正在成為他們更青睞的新去處。
新生代農民工向往大城市和新興行業，但普遍的初高中文化水平尚不足以支撐他們走上互聯網行業中的核心崗位，而互聯網產業生態中新興的大量基礎性、邊緣性崗位，成了他們中多數人的職業選擇。快遞與外賣行業正是這樣的典型。互聯網生態的擴張，把中國的快遞業和外賣業送上了發展的高速路。
2000年前后，中國民營快遞業一起步就有了迅猛增長。到2005年之后，電子商務進入高速發展期，網購需求迎來爆發式增長，再次帶動了民營快遞業的狂飆猛進。這一年，網購零售帶來的快遞業務量佔到了快遞總業務量的一半以上，自此，快遞逐漸成為電商服務的重要環節。
到2010年前后，中國快遞業已初步形成EMS、順豐、京東、“四通一達”等巨頭並立的格局。在電商助力下，2014年，中國快遞年業務量首次突破100億件，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此后仍保持每年100億件增長的超高發展速度，至今已連續六年牢牢佔據世界第一的位置。
這一時期，餐飲外賣行業開始萌發，並以驚人速度搭建起龐大的產業生態。2011年，成立三年的校園軟件“餓了麼”獲得了第一筆百萬美元的投資﹔2013年和2014年，美團外賣與百度外賣相繼成立。自此，中國外賣業以每年新增用戶過億的速度迅速膨脹，並在2017年確立美團與餓了麼的雙寡頭格局。2019年，中國餐飲外賣產業規模達到6536億元，消費者規模約4.6億人，外賣員總數已突破700萬人。
“現在的就業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學者章錚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指出，“1980年代末，中國非技術勞動力市場嚴重供過於求，而2004年之后，中國青年農民工數量不斷減少，且越年輕的農民工減少得越多。農民工總體上供求平衡，但青年農民工已供不應求。”
無論制造業還是生活服務業，40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都是最受歡迎的勞動力。而如今，工廠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已經遠遠落后於快遞、外賣等新興服務業。在各大招聘網站上，大多數工廠招工的年齡限制仍卡在20∼40歲之間，薪資范圍一般都在4000∼7000元，包吃包住，輪休制居多。可招聘啟事挂了一段時間，工廠老板們發現，這個年齡段的人不好招，這些人更願意加入到快遞、外賣等新興行業的大軍中，用更自由的時間換取7000元以上的月薪。
美團外賣和餓了麼數據顯示，2019年，在美團外賣的400萬名騎手中，20∼40歲年齡段騎手佔比高達83.7%。在餓了麼的300萬名騎手中，平均年齡31歲，90后佔比約為47%。
在1998年出生的苗森看來，工廠工人和外賣員的工作體驗是完全不一樣的。此前，苗森在一個郊區的機械工廠做裝卸工，廠房和宿舍在一起。他每天的工作內容，就是跟著來回運送的貨車裝卸，有時也在車間裡幫忙做包裝、搬運之類的活兒，老板說是“上六休一”，但忙起來也會連續加班。
“每天都待在廠子裡，搬東西很累，還要被呼來喝去的。”苗森直言，“我們這個年紀的，誰會喜歡這樣的工作呢？錢又不多。”相比之下，騎手工作看起來具有“時間自由”“多勞多得”的優點，這對曾經工作定薪不定時的苗森來說，有很大吸引力。
收入，是影響就業意願的最大因素。《2018年送餐員就業報告》顯示，2018年，全國外賣騎手平均月薪為7750元左右，在需求最旺盛的杭州，騎手平均薪資達9121元。
而在傳統制造業工廠則是另一番景象。企業主不會拿出動輒七八千元的工資成本去招聘大量普通工人。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9年制造業規模以上企業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70494元，絕對薪資不及快遞外賣員群體。
今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又給制造業蒙上了一層陰影。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1∼4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了27.4%。在疫情的沖擊下，許多工廠的營收效益大幅下滑，再提高人力成本並不現實。
“農民工大量流向服務業，應該怪制造業工資太低。”章錚直言，“農民工是勞動力市場上的供給方。制造業企業為了降成本，當然希望工資越低越好。但農民工同時又是消費品和商品房市場上的需求方。如果希望通過農民工城鎮化、市民化來擴大有關市場的需求，首先就得解決農民工收入太低、沒有經濟能力進城的問題。”
機器人將人擠出車間
年輕一代不再青睞工廠，除了薪酬、個人就業意願層面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制造業工廠智能化、自動化設備的日益完善，則從根本上削減了工廠對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
在服裝加工廠密集的廣東省東莞市，自動化生產流水線幾乎成了大型加工廠的廠房標配，即使是規模較小的加工廠也大多以自動化設備替代了人工的包裝、切縫等流程化環節。
“現在我們的工廠生產線已基本實現全自動化，每年能省下20%左右的人力成本。”知名內衣品牌都市麗人集團人力資源副總裁潘紀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服裝生產線上，裁剪、縫制、檢測、物流、標准零部件裝配等主要環節，基本都可以實現自動化，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潘紀剛坦言，添置自動化設備的動力，正是近年來不斷上漲的人力成本。“一線工人的用工成本幾乎以每年10%∼45%的幅度在增長，加之一線工人流動性大，不穩定，培訓時間、熟練度也會影響企業的人力成本。”
服裝紡織業的自動化是制造業生產變革的一個縮影。在“代工大王”富士康集團，近十年營收總體上漲，全球員工總數卻從高峰時期的120萬人一路銳減至66萬人。在汽車制造業，號稱中國最先進制造業工廠的上海通用金橋工廠，由十幾名技術員操控的386台機器人替代了從前的大批一線工人，每天能合作生產80台凱迪拉克汽車。
牛津經濟研究院在2019年6月發布的報告《機器人如何改變世界》中指出，新安裝一個機器人將會削減1.6個崗位，到2030年，全球制造業就業將因此減少2000萬。
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和制造業大國，面臨的勞動力替代性壓力可能更大。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屈小博在《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20》中提到，根據課題組對國內2000家企業的調研，新技術應用帶來的制造業普通勞動力崗位的替代率為19.6%。
技術迭代下，外賣員成了國內制造業工人轉行的主要選擇之一，工人轉行的外賣員成了行業主流。數據顯示，在餓了麼300萬名騎手中，有15%的外賣騎手是工人轉型，佔比最高。美團外賣在疫情期間新增的100萬外賣騎手中，有27.2%來自制造業企業，也佔比最高。
面對此景，“玻璃大王”曹德旺曾炮轟：“當下年輕人寧願去做物業保安，寧願去送外賣，也不願意去工廠了，這是目前國內制造業的困境，年輕人不能老是去送外賣！”
潘紀剛也發現，雖然普工的“用工荒”幾乎不再，但對口高級技工依然稀缺，尤其是一些專業高級技師，市場薪資已經開到了萬元以上，依然應者寥寥。
從事外賣近兩年的33歲外賣員陳斌，曾是河北保定一家汽車工廠的噴漆工人。他不是科班出身，最早由師傅帶入行，后來進了汽車廠，工作四年后，一個月工資從3500元漲到了5000元左右。
“工資漲得慢，錢不夠用。”2018年7月，陳斌來北京當外賣員，每月到手收入一度維持在8000元∼10000元之間，他很滿意，“這相當於我們當地一家4S店高級汽修技師的收入了。”
持有國家一級証書的高級汽車機電維修技師曾是陳斌眼中的高薪工作。但由於理論知識、技能証書、工作經驗的門檻，初中文化的陳斌並未選擇這條路。今年復工以來，陳斌送外賣的收入再沒有回到從前的高峰期。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開始形成壓力，陳斌萌生了一絲回鄉的念頭，“回去就是繼續做工，但還是要學技術。身上有技術，才不愁吃飯。”
實際上，制造業普工易招、高級技工稀缺的局面存在已久。在勞動力市場上，求人倍率指的是在一個統計周期內，有效需求人數與有效求職人數之比。以制造業大省江蘇為例，近年該省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級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達到2以上的水平。這意味著，平均1位高級技工有2個以上崗位可挑選，遠高於普通崗位約1的求人倍率。“如今高級技工緊缺現象已逐步從東部沿海擴散至中西部地區，從季節性演變為經常性，供需矛盾突出。”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孫文凱對此表示。
受疫情影響，今年勞動力市場需求下降明顯。但高技能人才依然短缺。人社部發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相關數據顯示，盡管受季節性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疊加影響，市場用人需求和求職人員數量同比收縮，但各技術等級或專業技術職稱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均大於2.0。
在技術性失業浪潮后，未來的就業門檻將提高，知識型、技能型勞動力將成為主流。“2010年以前，隻要是個勞動力就能找到工作。但今后不會了，傳統制造業的勞動密集型崗位需求會越來越小。”屈小博直言，“今后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知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和勞動密集型崗位的收入差距也會進一步拉大。”
盡管如此，不管企業如何為“技工荒”而頭疼，社會各界如何呼吁重視職業技術教育，收入相對較高的技工，即使是高級技工，也依舊很難成為年輕人的優先職業選項。從一個基層勞動者的角度看，在大致相當的薪資區間下，相比能快速入行的快遞外賣員，花費更高的培養成本、冒著更大風險去學習高級技工，則顯得投入產出比更低。
雖然企業願意在工資福利上向高級技工“多支付一些”，甚至願意高價到勞動力市場上去挖人。“但企業招聘這樣的高薪技工也是有前提條件的。”章錚指出，一言以蔽之，企業追求“靈活用工”，技工追求職業穩定。
由於高級技工所學技術通常是專用於某一行業、某一工種，技術層次越高，技術的專用性往往也越強。技工如果改行，他經多年學習和工作所掌握的技能會全部或大部分報廢。因此，在決定是否學習某一門技術時，對口工作的待遇和穩定性就成了他們考慮的關鍵因素。以智能手機屏幕的打磨拋光工作為例。過去，手機屏幕玻璃的打磨拋光需要工人來做，這一技能需要至少三年的學習培養，才能達到高級技工水平。但隨著智能終端的需求爆發，自動化手機屏幕玻璃精雕機開始在面板生產行業中普及，迅速替代了傳統的人工打磨崗位。
章錚還對高級技工的培養成本進行過估算，結論是：即使上技校的學費由政府全額補貼，農民工要想把因上技校少掙的錢賺回來，技校畢業后至少需要從事本行工作8~10年。
在這種情況下，盡管技校招生數量在增加，但技校畢業生“畢業即改行”的數量也在增加。“漏桶打水，其后果就是技工始終不夠用。”章錚說。
“實際上，機器對人的替代不意味著完全的崗位損失。”屈小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技術會替代一部分傳統低技能工作崗位，也會創造出一批人機協作等新技術崗位。以格力集團在2018年的大規模轉崗培訓為例，對崗位被替代的工人進行再培訓、上新崗，可以實現既不大規模裁員，又大幅提高生產效率。”
“如果企業一方面要求員工不斷提高技術水平，另一方面花大力氣對技工進行在職培訓，並向技工提供長期穩定的本行工作崗位。工作穩定、收入不低，員工留不住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章錚直言，“但事實上，不是所有的制造業企業都能走上這條路。”
“整體上看，中國制造業的年輕勞動力就業確實在萎縮，新經濟下的新興服務業更受年輕人的青睞。”孫文凱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一方面是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另一方面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人更重視工作性價比、崗位尊重、工作環境等因素，工廠要想留住年輕人，需要綜合考慮這些因素的提升。”
外賣員的未來在哪裡
轉行兩個月間，作為外賣新手的苗森並沒有拿到傳說中“月入過萬”的收入。他眼看著外賣站點的外賣員越來越多，可一個人每天接到的單子卻越來越少。
苗森從站點裡其他資深外賣員的交談中意識到，今年新增的騎手隊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壯大。疫情沖擊下，幾乎無門檻的外賣行業成為吸納就業的重要蓄水池。送外賣，成了現下許多失業和待業青年門檻最低、賺錢最快的臨時職業選擇。
“人多單子少，根本不夠分的。”苗森很無奈，“5月份訂單量剛漲起來，又新來了很多兼職外賣員，他們下班時間來跑是多一份收入，可我們全職的就隻能靠這個，很多資深外賣員收入也沒回到去年的水平。”
另一方面，疫情期間大幅下滑的訂單量，也影響了外賣員的薪資。美團2020年一季度財報顯示，受線下門店停業及小區封閉影響，美團一季度餐飲外賣收入同比減少11.4%，外賣訂單量日均下跌18.2%，總訂單量同比下滑46%。到了5月上旬，外賣訂單量雖已恢復至疫情前的90%，但在6月中旬出現第二波疫情之后，北京多個地區的訂單量又出現大幅下滑。
僧多粥少的局面下，選擇將外賣員作為兼職工作的人越來越多。平台數據顯示，在美團外賣騎手中，有近六成騎手每天配送時間小於4小時﹔在餓了麼騎手中，有56%的騎手有第二職業。
從表面上看，快遞外賣行業的收入水平不低，但高工資實際來自高強度的超時加班。社科院一項針對快遞員群體的調查報告指出，近一半的快遞員每天工作10至12小時，如果以小時工資為標准，則快遞員月均4859元的收入，時薪僅有23.9元，與人社部公布的最低工資標准水平差不多。而外賣員的收入則已經是配送從業人員中的最高水平。
但事實上，外賣員的薪資完全依賴於工作量，多勞多得。平均一單5∼8元不等的抽成所構成的收入，看似到手收入比較高，卻是因為少了社會保險的各項繳費。“我們沒有基本的社會保障，隻能多賺點算點，為以后早做打算。”一位37歲的女外賣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很多全職外賣員，也在等待接單的空隙做一些微商、刷好評之類的網絡兼職。
“外賣員屬於平台型就業，因為逃避了社保繳費，才變相增加了到手收入。” 屈小博指出，“目前外賣員仍然不是一個穩定長期的工作，有很高的流動性，很難進入正規社會保險體系中，且外賣平台一般隻提供商業意外保險。這樣的收入結構決定了外賣員並不是一個長期穩定的工作。”
社科院報告指出，因投訴糾紛、缺少保障及職業發展等問題，很多青年並不把快遞配送作為一份長久工作。從業不足一年者佔39%，一至兩年佔31.2%，兩至三年佔12.1%，五至六年佔5.9%，七年以上為11.9%，短期從業特征明顯。
此外，年齡、收入水平、婚育情況、身體健康情況等也對快遞外賣員的職業流動有顯著影響。在章錚看來，快遞外賣業的競爭正在趨於飽和，平台激勵下降，薪資正在進入常態化，“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快遞外賣員的高薪資一定來自多勞多得”。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后王藝璇在一篇針對城市快遞小哥的調查中指出，快遞小哥在城市中不僅面臨較大的生活壓力，也過早地忍受著胃病、腰肌勞損、風濕關節痛等“職業病”。
職業流動和返鄉是這個群體改善現狀的主要渠道。但在如今人力資本的限制下，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專業技能的快遞外賣員們，很難找到快遞行業之外的工作。在王藝璇課題組的調研中，有將近68%的快遞小哥會工作幾年后選擇返鄉創業。
在33歲已經成家的外賣員陳斌看來，返鄉是最后一條路，但也是最現實的一條路。“像我隻有初中文化的人，沒有城裡的公司會要我。”言語間，陳斌的無奈與心酸盡顯。
“返鄉回流會是這個群體中大多數人的選擇。”章錚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快遞外賣員的勞動量非常大，職業聲望又比較低，加之工作的投訴率高，社會認同度低，是典型城市融入度不高的群體，工作一段時間后返鄉是大概率的選擇。”
不過，時至今日，機器雖然已經替代了工廠流水線上的基礎崗位，但並未能完全替代快遞外賣配送線上的基礎崗位。從快遞物流到外賣跑腿，智能機器隻控制了倉儲分流環節，在配送線上的“最后一公裡”，在面對面的服務環節，依然需要依賴人工。因此，章錚認為，“盡管快遞外賣員從事的是服務業中的基礎崗位，但在未來十年內，這類崗位還難以被機器替代。隨著電商和線上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快遞外賣業的人力需求仍然會持續增長。”
目前，第二產業仍然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2019年，美國第三產業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81%，而中國的這一數字為53.9%，相當於美國1947年前后的水平。相比之下，美國的生產性服務業更為發達，以金融、信息技術、房地產等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為增長支柱。中國則是住宿餐飲、居民服務、文化娛樂等消費性服務業佔據主體地位，科技型服務佔比較低。與美國相比，中國消費性服務業的勞動密集型屬性更強，單位勞動生產效率更低。
“中國服務業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密集型崗位。包括快遞外賣等在內的中國新興服務業，其線上化新經濟形勢帶來了靈活用工、共享經濟等新模式，確實增加了幾百萬的就業規模。疫情則進一步加速了這一趨勢。”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孫文凱指出。
“未來，中國服務業的增加值比重和就業份額將繼續穩步提升，潛在增長空間較大。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孫文凱表示，但一個殘酷的現實將是，“服務業中的高端知識型崗位和低端勞動密集型崗位之間，收入差距將會進一步擴大。”
快遞員外賣員的明天在哪裡？對於疫情期間新增的超過200萬的外賣騎手而言，趁著外賣行業正在復蘇，讓手裡盡量多一些現金流，攢一些錢回鄉，或許就是眼下最實在的生存之道。
“我現在雖然沒有月入過萬，至少也比以前在廠子裡多一點。”談及未來，22歲的苗森還沒有明確的職業規劃，他的目標也和帶他入行的老鄉一致：“先干著，攢點錢，以后回老家開個小店。”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苗森、陳斌為化名)
《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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