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阶段，正处于由要素粗放型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全面转变的特定发展阶段。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行压力，既与中国以往一直所依赖的要素粗放型增长模式密不可分，也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机制体制性阻碍，对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可持续增长所造成的诸多弱化效应密切相关。
当前，中国从上到下对“制造业立国”和“制造业强国”的发展理念，已经形成了共识，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举措，来促进中国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全面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新旧动能的及时转换，促进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机制的加速形成，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核心任务。
在这里，必须高度关注的是，如果仅仅强调创新方面的强化和改革，或者是简单强调产业方面的改革与促进，而忽略了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显然会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思路，造成极大的干扰效应甚至误导效应。
临界点和关键期
当前，中国新经济新动能正处于从量变逐步向质变转化的关键转折期，同时，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临界点以及爬坡期，因此，对此重要现象要有清醒的总体判断。所谓临界点和爬坡期的判断，就是指中国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目前仅仅只有12%，正在处于由12%向30%甚至更高水平逐步攀升的关键爬坡时期，这个时期恰好是新经济新动能开始逐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形成有效支撑力，但是新经济新动能规模尚未大到足以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起到主导型支撑作用的特定时期，经济新动能对旧动能的替代或抵消效应正处于关键“此消彼长”的拉锯战阶段，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爬坡前行阶段，不少地方经济正处于传统发展动力快速消减与新动能增长动力加速成长的交叉点附近。
更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阶段也是中国经济中原有所累积问题和风险的集中高发期和阵痛期，也是各种新问题和新风险容易产生和诱发的特殊时期，经济新动能的培育和壮大过程中仍然面临国内外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负面冲击，以及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进程的束缚和阻碍，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仍然处于相对脆弱性以及各种风险的集中爆发期阶段。
在此特定阶段，倘若中国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部署的各项战略规划和具体措施体系时，无法正确判断“稳增长”和“促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无法判断“旧动能”和“新动能”之间的差异关系，无法科学认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合理关系，无法有效把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法防范和化解各种局部性金融泡沫和金融风险乃至所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无法充分利用国有和民营在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协同协作关系，或者推进改革的决心意志不坚或稍有麻痹大意，或者推进改革的方向稍有偏差或稍有闪失，或者改革动力缺乏缺位，或者“躲改革怕改革”和“怠政懒政”的现象无法缓解消除，导致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偏离既有的正确道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化的过程就会停滞，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形成机制就会被阻断，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动力就会得而复失，中国经济也就必将堕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困境。
而如果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部署的各项战略规划和具体措施体系时，能够正确领会和采取符合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导向的改革举措，把握和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发展矛盾关系，实施和推进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有效政策措施，来维护和促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地区的创新和产业持续性的深度融合，帮助中国经济顺利度过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10%~30%的这个关键爬坡期，进入30%~50%的稳步壮大期，中国经济新增长模式才能稳固形成，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才具有自我维持能力，由此，推动中国经济由中低端全面迈向中高端，中国经济也必将处于一个全新的高水平发展阶段。
有鉴于此，在中国经济新动能处于10%~30%的关键爬坡期关口，这就意味着中国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正面临极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到了通过“大改革、大破局”来加快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发展的关键转折期和全面发力期，从而促使中国多数地区的新经济新动能越过30%的壮大期门槛，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支撑力量。
加快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是方向
就中国经济的客观现实状况来看，一味强调创新不行，仅仅在产业方面做文章也不行，必须依靠创新和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这才是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核心所在和基础所在。从中国经济发展当前所处的国内外复杂形势来看，必须认清和把握好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事实上已经成为化解和破除中国经济诸多矛盾和困局的总突破口，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目标的决定性因素。在我们看来，加快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改革方向是：
第一，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是优化和塑造中国经济新结构的核心因素，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结构性变化趋势的重要因素。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形态下，必然会有不同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以及潜在增长率的不同变化轨迹。基于如此的逻辑和认识，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就必然会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新旧动能的转换及新动能的壮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重要渠道，对中国潜在增长率造成结构性的变化作用。
第二，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是决定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程度和经济新动能释放空间的决定性因素。虽然伴随了对外出口需求的超预期复苏效应，以及在去产能政策成效下钢铁、煤炭等上游传统产业的复苏效应，但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这四大新动力，事实上已经正在逐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支撑效应。比如，“互联网+”和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所孕育出的分享经济，就使得中国的分享经济在2016年所实现的市场交易额，就高达3.45万亿元，同比增长103%。甚至有预测认为，在未来3年到5年之内，仅仅通过分享经济，就能够成为维持中国投资增速不再下滑的最为关键因素。基于这样的基本事实，可以得出的判断是，无论是从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速度来看，还是从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事实上，这些均已经是决定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中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程度和经济新动能释放空间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中国今后投资结构的转换格局和投资效率的改善空间，也决定了中国经济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然依靠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对于中国当前及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始终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所带来的新投资增长规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替代、弥补和抵消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下滑等方面所带来的投资缺口？因此，从这层意义来看，中国现阶段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既会决定投资结构的转换格局，也会决定投资效率的改善和提升空间，进而，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新动力的转化速度以及形成规模。
第四，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强化，是化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投资-消费不可兼得”两难困局的重要突破口，也是促进中国今后投资和消费平衡增长路径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创新和产业的融合发展，是强化“投资支撑消费”以及“投资和消费平衡增长”路径形成的重要实现途径。在劳动者收入增长水平最终必然受制于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的客观逻辑下，只有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才能为中国今后劳动者工资水平增长奠定基础，决定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和空间。而且，以促进生产率提升为主的高质量投资活动，也必然会为中国创造更多的高技能和高收入水平工作岗位。这两种作用机制的叠加效应，会进一步促使中国本土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以及中产阶层的扩张所带来的高端需求加速扩大，而这又会通过“需求引致投资”以及“需求引致创新”机制的作用渠道，加快中国投资驱动发展模式和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融合和发酵，进一步加快中国消费驱动发展模式的形成。
第五，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形成和提升，既是中国当前实施振兴制造业举措的关键所在，实质上，也是决定中国经济“新周期”开启的基础性因素。中央所部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所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就是要瞄准和破解中国制造业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和重大障碍，积极主动依靠振兴制造业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促进和强化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模式的形成，来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重塑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从而加快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全面迈进，最终实现中国经济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的发展。因此，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形成和提升，是中国当前实施振兴制造业举措的关键所在。
第六，加快创新和产业的融合发展，引导金融体系资金进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是解决中国经济“脱实向虚”困局，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性手段。要使“脱实向虚”的资金重回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根本性且唯一性的解决方法，就是将这些社会资金和金融资金，通过各种金融体系间接渠道和资本市场直接渠道，引导到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所内涵的巨大高质量投资融资需求方面，满足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培育壮大新动能的巨大新投资需求，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困局，化解货币流动性过高所带来的种种金融乱象和金融风险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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