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备受关注的外商投资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明确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取消逐案审批制管理模式。同时，对于禁止和限制外国投资者投资的领域，将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清单之外充分开放，中外投资将享有同等待遇。同时，草案还指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涉及外商投资的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的，不得减损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不得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不得干预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难看出，外商投资法草案含金量很高。
应加快外商投资法立法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需要国外的资本、营销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外资给中国带来稀缺的资源。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规模稳定的外汇储备，国内资金也更着眼于扩大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而资本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种资源。此前的外资法律由于受当时体制机制的约束，已经不再适应当前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对外商投资的促进和保护、进一步规范外商投资管理的要求，外资法律需要与时俱进。利用外资带来的红利是双向的，既有利于国内企业，也有利于外商。
过去给予外商的优惠可能主要靠政策，但现在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政府部门服务的提升和对外商保障的提高则需要在法律上体现，因此外商也一直在期盼这样一部法律的出台。当前，国际产业出现了新一轮的转移，单纯比拼政策的优惠程度很可能无法满足外商的投资需求，对外商所产生更大吸引力的在于投资政策的稳定性。毕竟投资的沉没成本很高，如果有外商投资法作为保障，那意义和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一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试验效果令人十分满意。负面清单不仅不断缩短，而且范围还扩大到整个外商投资领域。随着负面清单模式逐渐推广实施，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来巩固良好的效果。随着国内立法越来越完善，修改外资法的立法环境也越来越成熟，如果固守着旧版本的外资三法不放，在很大程度上会与《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条文冲突。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必须要有新的外资法保驾护航。积极利用外资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不断完善投资环境、保障外商合法权益，才能大力吸引外资。中国在外商投资法草案中更加重视保障外商合法权益，如禁止地方政府部门强迫外商转让技术，保护知识产权等，表明了我们保护外商合法权益的态度和信心。制定外商投资法十分重要，应加快落实以提高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
着力改善营商环境
若要通过修订外商投资法强化外资准入的吸引力，最大的手笔就要落实在改善营商环境之上。管理手段并不再是针对外资量身定做，内资也同样要遵守，这才是真正的国民待遇。中国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并非意味着外资可以为所欲为，也同样要受到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必须强调，外资企业在享受国民待遇的同时，也必须受到反垄断法的约束。应当看到，在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内外资的管理要求一致，国内企业不能做的，外资也不能做。外资企业与中国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是平等竞争的关系。
在明确给予外商国民待遇的同时，外商投资法草案中也保留了地方政府在法定权限内制定相关外商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政策措施的权力。由于各地方发展重点不同，对于侧重发展的领域，地方政府在政策上或许有所倾斜。此时，就不适宜对全国的外资企业“一刀切”。这保证了当地内资企业能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当地的外资也同样可以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资企业不仅会在中国全面享受到国民待遇，而且也可以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
外商投资法或许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打磨的地方。从持续完善的角度来说，未来在促进外商投资法与国内法律的衔接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随着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越来越短，外商在中国可以投资的领域越来越多，在保证投资自由化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如何监管。过去对国内企业的限制管理，通过行政命令、上下级行政的隶属关系等就能调控，但对外资企业能否同样适用值得考虑。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外商投资法尽快出台，相配套的各项法律规定也需要尽快跟进，尤其要倒逼一些现有体制机制的变革，与外商投资法相互协同，形成良性互动。
整体上看，在原有外资法律的基础上，外商投资法草案的内容更加适应了中国当前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也体现了国家更加积极促进外商投资的决心和信心。从扩大开放的现实需要来看，通过外商投资法的制定，不仅能够让我们改善招商环境与营商环境，而且能够让外商看到我们的法律是透明的、稳定的，可以起到“定心丸”的作用。作者 白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新经纬特约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