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世伙伴主管合伙人周炜：新人群与新技术的结合，推动商业更新换代 近日，创世伙伴资本主管合伙人周炜在由华兴资本Alpha主办的影响力投资峰会期间表示，目前会重点关注新人群与新技术带来的商业投资机会。新人群是这“Z时代”年轻人消费行为与偏好改变带来的新的商业机会，新技术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智能制造相关的领域。他认为，当新人群的消费行为、偏向与之前的形态产生巨大差异时，新技术代级的变化会带来商业形态的更迭，创业者因此有全新的机会进行新消费的升级。 在“新人群”带来的商业机会方面，周炜更看好聚焦某一类垂直细分行业或一个具体兴趣点的消费类项目。比如，就社交软件类创业而言，周炜认为当下新型社交类创业公司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市场几乎不太容易再创造出微信一般的社交项目，但中等规模的、专注于垂直细分领域人群的社交项目仍有很大的空间”。 周炜表示，像其参与投资的探探等社交类项目，会让消费行为发生改变的新人群乐意主动付费。同样，当85后、90后等人群成为父母时，会对互联网教育类项目的接受程度更高、付费意识更强烈，这也是当下互联网教育火热的原因之一。 不过，对于新人群消费类项目的变现与盈利，周炜表示，优质的产品和内容会通过消费者付费的方式来实现其商业价值。另外，广告和电商等其他盈利途径也将会是消费类项目变现的方式，两种变现方式应该会共存。但作为投资方，周炜直言，消费类项目产品对用户的黏性，往往是主要考虑的因素。 就新技术方面的创业来说，周炜认为，中国政府与消费者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比较高，人工智能在商业场景落地上具有明显优势，抓住并利用好优势，可以推动AI创业环境的优化，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资金涌入。“基于蓬勃的新技术商业环境和不断的资金支持，我们就可以吸引人才进一步加强、支持底层技术的研究，继而再迅速地走出实验室，反作用于商业化，这是新技术最好的路线图。”周炜表示。 另外，周炜也坦言，底层技术研究往往意味着离商业变现场景较远，变现周期也就更长，一些创业公司并不容易进入。同时，眼下国内的人工智能领域整体上存在一定的估值泡沫，一些已经找到垂直场景方向的人工智能公司相对比较合理，但有些创业项目的人工智能应用其实和大数据无本质区别，只是举着人工智能的牌子。” 周炜认为，现在的一些互联网项目面对的并不是效率问题，而是资源不够的现状，而这正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最好的应用场景，“但把AI强调的很全能的领域，要进行完全替代人的项目，在几年内都不靠谱”。 周炜表示，基础的技术投资确实重要，但创世伙伴资本更看重团队的技术底蕴、对行业的理解以及对应用场景的选择，“对商业和技术结合理解很深的团队，就算产品没有出来，我们都可以投”。
金融科技创新面临关键拐点 区块链将提供发展新思路 近日，在2018世界人工智能创新大赛组委会指导下，由招商银行、人民网、投中信息共同承办的“大AI无疆”——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论坛在上海举办。论坛期间，人民创投总经理赵亚辉与招商银行总行首席信息官陈昆德进行了对话。双方认为，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差距并不大，而且未来将有更多机会，区块链将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新思路。 以下为对话摘编： AI技术要更多解决客户问题 赵亚辉：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AI无疆”，AI是没有疆域的。招商银行的机器人问答已经超过了70%，这意味两件事：一是七成的数据已经完成了交互，二是七成的人工转移了。也就是说，整个业务结构都发生了调整。正所谓“无AI，不金融”，未来已来，只是尚未流行。 陈昆德：我们建了一个金融科技中心，需要先招人，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原来人工智能可以替代很多人的工作。于是我们开始培训内部员工，转向做标识、做GNA、培训机器人等。而且，现在机器人问答在招行客服中占比越来越高。人们习惯了使用微信，用文字、语音交流，所以当招行的APP跟客人交流时，通常也是文字或语音的方式。接下来招行会上新版本，所有客户都可以直接视频沟通。 赵亚辉：这个很重要，所有人都能视频互动。 陈昆德：是。所有个人通过APP可以视频，实现客户和客服互动。如果达到这个层面，就表示银行需要有视频给客户看。但视频不能全用真人，需要一些美丽的帅哥、美女，语言和背景可也需要好看一些。所以人工智能在移动互联网的世界里，是不可缺的、持续发展的，只要有大数据，就必须把新的科技算法应用到实际场景里去。 以往我们谈到金融科技，大部分会想到银行内部的科技改善。但我的理解是，金融科技更多的是帮助我们解决如何配合客人的问题。比如说，如何能让所有的客人都用手机而不用带银行卡，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在我们的APP上？ 金融机构在网络时代仍有机会 赵亚辉：我理解的AI世界，第一部分是数据采集，以前银行没有标识，现在有标识了，数据采集过来，消费行为都能被数据化。第二部分是算力，第三部分是算法，由算法确定模式，由算力实现算法，最后实现的是应用场景。 银行本应是金融科技的先锋，但在过去十年间，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企业的产品却走在了金融科技的最前端。包括前一段时间，支付宝跨进了区块链支付领域，微信开出了第一张区块链发票等等。移动支付也好，数字钱包也好，互联网科技应用场景反过来推进了金融体系变革，我们怎么看这个事？ 陈昆德：我们大概在前年就开始验证用区块链做跨境汇款，第二是在ABS上实现资产证券化，希望底层的资产可以放到区块链里面，放到公开的账本中分享，然后做产业供应链的事业。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联盟链的概念，但是如果就科技的角度而言，我觉得公有链的技术进步更值得银行去关注和研究，甚至要去探索。 我认为区块链这件事情，是要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建立一个可信任的体系。在这个基础上，互联网的应用会有更多新模式出来。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开源，开源代表的是科技趋势，几个重要的科技巨头都是做开源的。区块链建立在互联网开源的基础上，所以未来我们也需要进一步跟进。 再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在上海张江投资了好几年的时间，未来我们的两个APP里面会涵盖所有的饭票、影票、网上商城、手机商城，所有的积分会让它统一。我们希望所有的流量可以在线上直接分发，也就是说，商家可以在线直接定制营销活动，通过这个营销活动实时可以分发到所有的手机上。我想这个过程免不了非常多的数据和场景，无限的可能，所以必须要有很好的算法。对于银行来说，我们得承认自己过去几年的确在科技上落后于互联网，因为我们对于互联网的开放、开源、互联互通还没有深刻认识。但从2016年开始，我们在这部分投入很大，所以我想未来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赵亚辉：我觉得机会很大。陈总刚才讲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是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之间，在金融科技领域表面上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只是大家没有感受到而已。其实金融机构也做了很多应用，只是由于巨头往往发力比较慢。但他一旦发力了，就是不可阻挡的。所以招商银行未来的金融科技发展很值得期待。 区块链为金融科技提供新思路 赵亚辉：另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是区块链。其实，回顾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均是在数十年以后才从量变到质变，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现在同样处于黎明前的一段混沌期。计算机产业发展的拐点是windows的出现，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拐点是万维网的出现。区块链技术的出现无疑是互联网的重要补丁，因为互联网经过多年发展，解决了信息传递的问题，但没有解决价值交换和信任交互的问题，而区块链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区块链的诞生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一篇论文开始的，经过十年发展，区块链已经证明了这种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构建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区块链技术有可能是未来金融科技改变的一个关键节点。也请陈总讲一讲，您和招行怎么看待区块链？ 陈昆德：我非常同意赵总刚刚的观点，因为互联网本身其实是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在开源的世界里面，比如说你会写代码，替互联网上任何一个机构写代码，写这个代码要怎么付钱呢？现实生活中可以刷信用卡，但在区块链的世界里，它本身就是一个支付体系，可以在互联网上直接完成交易。所以，只要互联网持续发展，会写代码的人越来越多，开源的软件越来越发达，区块链的发展应用就是不可改变的。 招商银行在区块链技术方面的投资绝对不会手软，但我们也认识到科技的趋势不是一家银行能够去改变的，我们只能在科技的趋势里面，在这个浪头上往前走，这是我们无法推卸的。 赵亚辉：不论是支付宝还是微信，不论是腾讯还是阿里，这些互联网公司都告诉我们一件事：不要有行业界限。而区块链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会编程的律师才是一个好会计，同样是跨界。当所有数据都能够实现整合，我们就能够畅想一个未来：每个人都处在透明的社会中，每天你的衣食住行都处在一个透明环境里。 陈昆德：就个人隐私保护而言，我觉得银行还是有个天然优势。银行能做好业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靠，而且是长时间可靠。这就意味着，客户有任何问题都能找到门店，能找到人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在设计系统和试用新技术的时候，有些时候会相对保守。 赵亚辉：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AI，大AI无疆，数据是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东西还是人，还是爱。我们所做的一切落脚点都是爱，都是美好。希望每个人都生活在美好的世界中。
大AI无疆科技赋能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论坛在沪举办 人民网上海8月16日电 （王文娟）15日，“大AI无疆”——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论坛在沪举办。据悉，本次论坛是为了响应国家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强国和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号召，在2018世界人工智能创新大赛组委会指导下，由招商银行、人民网与投中信息共同承办的。 据了解，本次论坛设有高端对话、嘉宾分享、圆桌论坛等多种交流形式，内容涵盖金融科技、智慧出行、新零售和教育医疗等主题，由人工智能业内顶级专家、企业家、创业者、投资人以及各行各业应用场景的领军企业嘉宾参会，共同探讨如何助力人工智能新技术和实体经济相融合、推动产业创新应用、向传统经济赋能等话题。 金融科技创新能给金融行业以及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会上，人民创投总经理赵亚辉与招商银行总行首席信息官陈昆德进行了一场题为“‘智·链’金融，Fintech的应用创新”的“高端对话”。 “AI是没有疆域的，今天的论坛主题是‘大AI无疆’很有意思。”赵亚辉介绍，人工智能应用化场景的具体应用正如招商银行机器人，招商银行机器人问答已经超过70%，意味两件事：第一件事，70%的数据和交互已经完成；第二件事，70%的人工已经解散，整个结构发生了调整，这都是人工智能具体应用的体现。陈昆德认为，人工智能在移动互联网的世界里是一个不可缺的部分，它是持续发展的，庞大的数据需要运用新的科技算法产生效能，并且应用到实际场景中。招行将继续加大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移动互联等科技领域的投入，与众多合作伙伴共同探索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持续改善用户体验。 会上，商汤科技CEO徐立以“人工智能的场景化应用趋势”为主题，从人工智能发展变化阶段，阐述了人工智能场景化应用 “未来以来，隐约可见”的观点，即智能场景可能在各种技术应用到各个行业看到更多的变化。人工智能的核“芯”技术发展趋势、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景及商业化之路、人工智能加速智能零售转型、人工智能进击下的教育产业新形态、AI+医疗助力健康中国，来自ARM中国 AI高级专家潘逢治、光大控股董事总经理艾渝、深兰科技创始人兼CEO陈海波、乂学教育CEO周伟、钛米科技董事长兼CEO潘晶分别就各自专业领域进行了主题演讲。 此外，本次论坛还进行了主题为“人工智能加速智慧出行时代到来”“AI+大数据，打造消费升级新引擎”“人工智能的场景化应用创新”的圆桌论坛。
最强“大脑”：大数据时代的城市攻坚战 日前，杭州城市大脑正式上线AI视觉产品“天曜”，用机器代替交警巡逻。外卖车开上机动车道、行人乱穿马路等违章现象都将无处遁形。 目前主城区莫干山路区域、22公里的中河-上塘高架等快速路的249路监控球机已经具备自动巡逻功能，覆盖700多个道路断面。按照每个民警每天不间断巡查3个断面推算，机器巡逻释放了200余名警力，实现了人工巡逻无法做到的全年无休。 大数据之“大” 摄像头就像城市的“眼睛”。据HIS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的监控摄像头安装量已经达到了1.76亿，预计在2020年这个数字将会变成6.26亿。 然而在过去，这上亿只复眼缺少大脑的指挥，大量的维护成本和更新工作反而成为城市管理者的麻烦，不堪重负的城市也日渐成为一个四肢臃肿，头脑简单的“生命体”。正像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所说的那样：“人类正被信息淹没，却饥渴于知识。” 阿里云发布的白皮书《城市大脑探索“数字孪生城市”》里这样描述“ET城市大脑”：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汇聚城市的全量数据，对数据和视频进行实时分析，并在感知、理解、决策、搜索、预测和干预全流程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城市运行进行全局的即时分析，来高效调配已有的公共资源，这是城市大脑走出的一条创新之路。 “大数据，不是在强调数据的规模之大，而是怎么能把大量的数据记录下来，怎么能把大量的数据提炼出有用的价值，变成产品和服务。大数据是一个技术，技术要想发挥价值，核心是需要流动起来。数据越用才越有价值。”阿里云研究中心战略总监杨军在以行业研究者的身份接受人民创投（ID：renminct）采访时说道，“我一直努力从研究者的视角来对城市大脑、数据治理的进行总结提炼和模式研究”。 ET城市大脑与智慧城市 杨军用摄像头的例子解释阿里云ET城市大脑和传统的智慧城市的区别： 许多的智能摄像头将视频处理功能内嵌到终端内部，这样的摄像头除了镜头模块之外，还集成有智能和计算模块，具备车牌号识别、车速计算、违章抓取等功能。然而这样的摄像头只能处理事先指定的事务，随着技术的升级，如果要实现新的功能就只能更换硬件。 相比之下，ET城市大脑可以利用原有的不带智能功能摄像头（例如360°球机），在雪亮工程、平安城市等项目中安装的摄像头都可以接入到城市大脑，摄像头只负责视频的采集工作，城市大脑借助部署在云端的机器智能技术对回传的视频，利用各种算法模型实现各种类型的智能摄像头的功能，并可以统筹其他终端采集的数据，就能通过挖掘数据价值持续进行各种应用创新。 杨军介绍，城市大脑可以实时为行驶中的应急车辆规划最优路径，通过精确预估车辆到达下一个路口信号灯的时间，并下发给信号灯控制系统，可以使应急车辆一路绿灯通过各个路口。在杭州市萧山区，阿里云ET城市大脑让救护车到达时间缩减50%，救援时间平均缩短7分钟以上，为生命多带去了50%的平安希望。城市大脑还可以通过视频识别交通事故，即时全面地对城市突发情况进行感知，结合智能车辆调度技术，大大缩短出警时间，实现精确出警。目前在杭州主城区视频日报警识别准确率95%以上；中河-上塘路高架车辆道路通行时间缩短15.3%，莫干山路部分路段缩短8.5%。 “以前我们查词用字典用文曲星，做会议记录用录音笔，拍视频用DV，打游戏用游戏机小霸王，但是当我们到了PC互联网时代，具有操作系统的电脑将这些应用集成到一起，只需要在操作系统里安装翻译、录音、录像和游戏的软件应用就可以了。和这个例子类似的是，传统的智慧城市建设，是为了实现一个个具体的功能，例如污染监控，交通违章，公共安全等，大都是单点或单领域应用，就像是文曲星等，而ET城市大脑像一个为整个城市的数据‘操作系统’一样。ET城市大脑现在做的事情是构建一个面向城市数据的‘操作系统’，基于全量的、全网的视频数据处理能力，及时处理能力，它的想象空间和创新能力将是无限的。”杨军阐述道。 智慧城市的硝烟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部分地区的“城市病”问题日益严峻。德勤今年2月发布的《超级智慧城市报告》称，目前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项目已达1000多个，中国在建500个，远超排名第二的欧洲(90个)。 致力于智慧城市建设的企业并非阿里独家，同为互联网巨头的腾讯与百度在智慧城市的布局毫不示弱。BAT三家巨头都以城市为单位，逐步推进自己的智慧城市方案，并且形成了各自的打法。 腾讯超级大脑是联合腾讯AI LAB、优图实验室、微信AI团队、机器人实验室、量子实验室等共同推出的产物，将把深圳坪山区建成为全国首个落地的“城市超级大脑”创新示范区。 百度的“AI CITY”战略则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综合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已经与北京市海淀区、雄安新区、天津市政府等积极推动“AI CITY”的建设。 此外，华为城市神经网络、滴滴交通大脑、360安全大脑等类似的智慧城市系统不断涌现；证券领域，“智慧城市板块”集聚了中国平安、海康威视、方正科技、中兴通讯、科大讯飞等多达109只概念股，智慧城市硝烟才起。 阿里云发布的白皮书《城市大脑探索“数字孪生城市”》提出了他们对城市大脑的衡量标准：什么样的AI才能称为真正的“城市大脑”？衡量标准有三条，能够实时处理人所不能理解的超大规模全量多源数据（整体认知），能够洞悉人所没有发现的复杂隐藏规律（机器学习），能够制定超越人类局部次优决策的全局最优策略（全局协同）。 “我认为，城市大脑最大的价值并不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在交通、公共安全、综合治理方面的应用，这些试点只是ET城市大脑这个数据操作系统价值的证明。未来ET城市大脑最大的价值是，基于这个城市的数据‘操作系统’所构建的数据开放协作平台将有巨大的潜力，集合全社会更多方的力量和智慧一定会诞生城市治理的‘超级应用’，实现城市数据的全量、实时、全面应用。”杨军对阿里云的“ET城市大脑”充满期待。 放眼全球，国际数据公司(IDC)近日发布的“全球半年度智能城市支出指南”报告指出：IDC数据库中所分析的53个城市的支出约占全球智慧城市支出的15%，其中新加坡、东京、纽约、伦敦和上海处于2018年智慧城市支出的领导地位。报告预测在2018年，智慧城市将吸引全球超过810亿美元的技术投资，并且到2022年，该支出将增长到1580亿美元。 千亿级别的市场让全球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趋之若鹜，大家纷纷加入“智慧城市”建设的大潮之中。英国智慧伦敦计划，美国智慧城市发展计划，落地加拿大多伦多的“谷歌未来之城”，韩国“U-City智慧城市”，日本“i-Japan智慧城市”计划，新加坡的“Smart Nation智慧国”等，都是科技公司与政府合作为城市发展创造的新契机。 隐忧与困顿 城市在智慧起来的过程中，集中化的数据和高度发展的人工智能首先引起的是人们对于隐私的担忧。数据的整合，对隐私的穿透力不仅仅是“1+1=2”的，很多时候是远大于2的。如果20分钟可以锁定一个遮遮掩掩的犯罪嫌疑人的行踪，那同样可以锁定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毫无防备的普通人。 大洋彼岸，亚马逊向美国警方和司法部门提供的“Rekognition”人脸识别项目遭到了超过400名学术人士和15万名民众的联合抵制，“无论准确与否，这样的识别都可能让人们失去自由甚至生命。” “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也不例外。”杨军坦言，“首先，应该在保护个人数据隐私安全的基础上促进数据的流动、融合和使用。其次，在隐私保护和数据流动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应该聚焦讨论的问题是利用这些数据是去造福还是做恶的判定标准，而不是如何限制技术本身。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都是在数字世界里去对数据进行的加工处理，如果有‘坏人’利用这些数据在物理世界中侵害他人利益，理应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去制裁。但不能因为有这样的坏人，就不允许所有人也不能在数字世界使用这样的技术。最后，大数据一定需要大理论，我们希望联合业界机构共同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良性健康发展。” 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根基，一味注重数据的隐私性，就会失去大数据带来的红利；但是如果拥有数据的一方可以为所欲为，那么公民的基本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莎士比亚戏剧《科里奥兰纳斯》中有句名言“城市即人”，如果不能保证公民的权利，那城市的建设就是失败的。 著名记者帕卡德早在1967年就曾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不能告诉计算机》中写道：“当政府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和日常生活的细节都放置于某个中央级的数据银行，我们便会受控于坐在电脑机器前面的那个人和他的按钮。这令人不安，这是一种危险。” “不安源于对未知的恐惧”，杨军表示，“人对于未知的恐惧是最大的，之所以人们今天这样重视这件问题，就是因为当那么多数据集中到一起的时候，现在没有人能说清楚会发生什么，但是数据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创造价值，这是趋势。” 杨军这样介绍阿里云保障数据安全性的两个方法：一是对于政府的强监管领域，提供专有云，将机房等物理设施部署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二是放在公共云上，数据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客户，云计算平台在保护数据的私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时，不得将数据挪作他用。只有经过授权和技术认证，才有权通过API接口调用数据，所有调用行为都需要有记录可查可追溯，调取数据的技术能力都必须是可控的。 除了被担忧的数据安全问题，杨军讲述道，“如何打通数据孤岛，让数据真正流动起来是城市大脑建设中最大的难题”。 无论是为政府还是企业，杨军称最难的就是数据治理问题，“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独立的信息系统，每个系统就像一个小烟囱，有的企业尽管系统‘上云’了，却没有将部门间的账号系统没有打通，只是把一个个烟囱变成烟囱群”。 从城市大脑建设以及参与浙江省“最多跑一次”的改革中，杨军提炼出一些个人经验：数据治理的关键要素是“一把手”工程和制度保障。以需要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的事项为“牛鼻子”，以产品和服务为导向来归集数据。“每一类数据都要唯一的部门负责数据的质量和汇集，并保证持续更新，形成闭环”，杨军解释道。这样，数据的共享和汇聚不是“目标”，而是成为“产品和服务” 实现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第三方支付，15年走过“严监管” 2018年，对支付行业来说是不平静的一年。 一边是日益收紧的行业监管，另一边各家支付机构对B端市场的争夺暗流涌动，行业竞争愈演愈烈。 自2003年包括付费通、支付宝、易宝支付等在内的一批支付机构成立，第三方支付平台步入快车道，至今行业已发展15年。事实上，这些年伴随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消费升级的助推，我国支付行业突飞猛进，它在极大提高用户的支付便捷度的同时也提升了我国支付市场的服务水平。 不过，就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支付行业繁荣的背后也催生了一些违规现象，目前支付行业正经历强监管的考验，在强监管态势延续的背景下，支付行业将迎来哪些实质性的变化？未来走向如何？第三方支付机构又该如何发展？ 黄金15年 在业内人士看来，2003年至今的15年被认为是支付行业发展迅猛的黄金时期，第三方支付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但彼时由于没有政策上的明确定位，企业缺乏明晰的业务模式，虽然第三方支付机构纷纷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悄然参与进日常的交易环节中，但是却并不引人注目。此后，得益于电子商务的推进和发展，第三方支付行业也随之迎来大发展。 2010年6月人民银行公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其中明确指出，从事支付业务需要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牌照是央行为规范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秩序而设立的行业准入制度。 2011年，支付行业迎来第一批支付牌照，此后的几年每一批支付牌照发放都成为支付行业最引人瞩目的事件和最有热度的话题，而此时的支付企业也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从行业公布的一轮轮的融资消息和上市计划便可见一斑。 搭乘互联网+的快车，第三方支付发展势头更为迅猛，凭借自身的创新第三方支付迅速崛起。如今，第三方支付机构在支付体系内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只用了几年时间就成为比肩银行的新势力。 “回想起来，支付行业在这15年变化还是很大的。很难想象在这十多年时间里，我们从全球落后做到了全球领先，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做支付的企业抓住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这个契机，包括支付宝、微信以及我们易宝支付和其他同行，从而让移动支付走到了今天，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易宝支付CEO唐彬对人民创投说。 据调研机构益普索此前发布的《2018上半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用户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约为8.9亿人，第三方移动支付在网民中的渗透率达到92.4%。今年一季度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大关。 但繁荣也催生了违规，“二清”、“商户造假”、“跳码套扣”、“恶意拒付”等行业乱象层出不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部分支付企业走上了违规之路，随之而来的是愈加严格的监管。 支付应回归本源 2016年被认为是支付行业的分水岭，整治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那一年4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拟定成文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21号）。两天后，人民银行等十几个部委发布了包括第三方支付、P2P网贷、股权众筹等在内的多个细分领域风险整治文件。 去年8月，央行支付结算司印发《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关于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平台处理的通知》，要求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网联平台处理。 今年第三方支付行业强监管态势仍在延续，牌照收紧，罚单不断备受市场关注。6月29日，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全部集中交存有关事宜的通知》也引发市场热议。通知指出，自2018年7月9日起，按月逐步提高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交存比例，到2019年1月14日实现100%集中交存。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备付金利息收入的减少对依靠备付金利息的支付机构，特别是依存度比较高的预付卡类支付机构将带来较大的经营压力。 “央行这一通知是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工作的既有安排，是支付结算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稳步推进金融乱象整治的措施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告诉人民创投。他指出，备付金有三个特点需要特别强调。一是备付金不是支付机构的自有财产，所有权属于支付机构的客户；二是在支付账户中的资金不是银行存款，不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三是在没有央行统一存管要求的情况下，备付金以支付机构名义存放在银行，支付机构事实上拥有支配权和使用权，备付金存在被挪用和占用等风险。 在易宝支付CEO唐彬看来，这些举措有利于支付机构回归本源。他认为，支付对底层是一个工具，但支付不仅是工具，支付还是连接买卖双方重要的桥梁，另外支付还是个基础金融设施和经济设施。他也坦言，过去的几年里由于监管处在摸索的过程中，行业出现了监管套利，违背了支付的本质，但这些不可持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央行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持续加强支付结算市场监管，从严惩处支付结算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支付市场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行业或迎洗牌 在强监管延续的背景下，支付行业将迎来洗牌已经成为行业共识。 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支付增势向好加之第三方支付机构谋求上市步伐加快，第三方支付行业延续着高增长的势头，同时，支付行业寡头垄断局面，据第三方咨询机构Ipsos China对外发布的《2018上半年第三方移动支付用户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支付宝和财付通合计占据了移动支付市场约92%的份额，“双寡头”竞争格局成为市场基本模式，在过去几年以及将来的一段时间内都将如此。垄断局面难以撼动，市场竞争压力愈加激烈，中小型支付公司要取得生存和发展空间必须依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这些都将进一步加速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并购和整合。 值得一提的是，在支付牌照方面，随着牌照暂停审批以及对部分不合规机构不予续展牌照，据《中国支付清算行业运行报告(2018)》显示，截至2017年底,第三方支付牌照减少到218张。 “未来牌照数量仍会减少，并且行业的并购和重组很快就会到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告诉人民创投。 业内人士分析，从央行目前的监管态度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重新开放牌照发放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解决持牌难题就只能借助收购或者入股一家持牌企业，这也势必会加速支付行业的洗牌。 强监管无疑加剧了支付行业的竞争，而洗牌之后将形成一个集中度更高的行业，在支付行业垄断局面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第三方支付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样的大背景下，第三方支付企业该如何发展？ 对于第三方支付企业未来的发展，欧阳日辉认为，目前移动支付主要面向个人用户，未来移动支付将向中小微企业等企业用户发展，由to C向to B转向。” 事实上，业内早已深谙B端市场的潜力，“两大巨头在C端的霸主地位已经难以撼动，未来行业洗牌的突破口一定是在B端。”在支付市场征战15年的唐彬对B端市场有着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行业支付模式和传统行业升级是相辅相成的，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全面到来，支付不再只是搬运工的概念，未来五年左右，传统行业与互联网深度结合，第三方支付将深度改变它的中后台，再造传统行业的商业流程，而不仅仅是前端的销售层面，也就是帮助企业实现真正的供给侧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其实我们正面临B端发展最好的机会。”唐彬强调。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B端市场虽然潜力无限，但它对支付提出的要求也远高于C端，B端市场这块蛋糕虽然切割起来并非易事，但是只要稳健发展、深耕场景，就有突围的可能。 不管怎样，2018年，对支付行业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如今支付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不久的将来，会不会见证一个行业的涅槃重生，我们拭目以待。
极光大数据登陆纳斯达克交易所 每股定价8.50美元 人民网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 陈键）移动大数据服务平台极光宣布， 7月26日晚21点30分（美国当地时间上午9点30分），公司正式登陆纳斯达克，首次公开发行9,060,000股美国存托股票，每股定价为8.50美元，股票代码为JG。 2017年，极光全年营收为2.847亿人民币。在截止到3月31日的2018年第一季度，其营收为1.264亿人民币。 极光成立于2011年，其团队核心成员来自腾讯、摩根士丹利、豆瓣、Teradata和中国移动等公司。公司专注于为移动应用开发者提供包括消息推送、即时通讯、统计分析、社会化组件和短信在内的服务。 极光于2016年开始将业务拓展至大数据服务领域，服务范围包括精准营销、金融风控、市场洞察以及商业地理。同时，公司还借助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研发新的数据解决方案。 当天，极光创始人兼CEO罗伟东、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陈菲在公司股东和管理团队的陪同下，敲响上市钟声。
“露头就打”如剑悬空 “币圈人”还能上岸吗？ 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一阶段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议的消息，再次将“币圈”推到了风口浪尖。尽管此前ICO（代币融资）行为已被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做了定性，但此次被纳为专项整治对象之一，震撼效应不言而喻。 会议对前一阶段工作进行了总结，针对“‘虚拟货币’交易平台、ICO平台”的描述是“监管部门果断出手打击新冒头的违规业务”。数据显示，经过整治，已有国内88家“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和85家ICO平台全部实现无风险退出。 另一个重要的政策点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的表态。他表示，互联网业态“创新”不断涌现，一些风险变异很快，要做到“露头就打”。会议强调，要坚决打赢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攻坚战，争取1年至2年内完成专项整治，建立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 显然，围绕“‘虚拟货币’、ICO”的变异也被列入“露头就打”的行列。再经过1年到2年的持续整治，“币圈”是否会面临灭顶之灾？ 就此，人民创投（ID：renminct）对一系列相关政策进行了要点梳理，并邀请三位专家对监管政策的出台背景与主要精神进行解读。对于准备进入或是已身处“币圈”的从业者，专业律师从法律责任的角度提出针对性退出方案。 （一）从定性到纳入专项整治，“虚拟货币”交易与ICO命运堪忧 人民创投整理相关政策文件发现，针对互联网金融以及作为其分支的“虚拟货币”与ICO的监管，正在层层加码。有必要注意的是，随着近几年创投资本强势介入，再加上“虚拟货币”与ICO概念更具“创新”性，造成不少项目与“一夜暴富”“非法集资”“币值操纵”“网络传销”等灰色信息紧密联系在一起，加剧了监管机构的担心。 政策大背景：互联网金融告别“野蛮生长” “虚拟货币”与ICO被重点监管有很深的政策背景。人民创投统计发现，自2014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已经连续5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描述由开始的“促进发展”“异军突起”变为“规范发展”“高度警惕”“健全监管”。经历完快速成长期，互联网金融已被要求纳入金融监管统筹协调体系。规范发展、健康发展成为行业关键词。 5年时间，监管机构对互联网金融的观察在2016年有了新角度。2016年4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正式开展。整治行动从“打击整顿”和“制度建设”两方面入手，为行业步入健康发展轨道提供指引。原定于2017年6月结束的这次专项整治，目前已两次延期。 与此同时，随着“虚拟货币”价格的暴涨暴跌，以及部分非法集资活动的猖獗，监管机构与行业组织注意到虚拟货币交易场所和ICO活动平台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连吃多道红牌：虚拟货币交易与ICO迎清退周期 人民创投检索发现，有多个公开文件或政策性新闻直接指向“虚拟货币”交易与ICO行为。系列文件不仅给这两种行为做出了定性，并提示了相关法律风险。 2017年8月30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关于防范以各类ICO名义吸收投资相关风险的提示》，提醒投资者，国内外部分机构采用各类误导性宣传手段，以ICO名义从事融资活动，相关金融活动未取得任何许可，其中涉嫌诈骗、非法证券、非法集资等行为。 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公告》明确指出，大量涌现的ICO活动涉嫌非法，其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公告》要求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已完成代币发行融资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做出清退等安排，合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妥善处置风险；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各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代币发行融资交易相关的业务。 2017年9月13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风险的提示》。文件指出，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日益成为洗钱、贩毒、走私、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投资者应保持警惕，发现违法犯罪活动线索应立即报案。 2018年1月12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关于防范变相ICO活动的风险提示》，提醒相关责任主体不要从事变相ICO活动。 2018年1月26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关于防范境外ICO与“虚拟货币”交易风险的提示》。文件称，境内有部分机构或个人还在组织开展所谓的币币交易和场外交易，并配之以做市商、担保商等服务，实质属于“虚拟货币”交易场所，与现行政策规定明显不符。 2018年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与ICO平台退出数据。 （二）权威专家解读：“露头就打”与引导退出意味着什么？ 在7月9日的工作部署动员会上，有两个关键信息点值得关注，一是“无风险退出”，二是“露头就打”，这传递出什么样的政策信息？为此，人民创投（ID：renminct）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 “露头就打”体现严肃、强势的监管态度与自信 赵锡军介绍，从2017年8月30号开始，监管机构与行业组织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不断加强对ICO等金融活动的监管，目的是为了防范平台借助互联网工具从事涉货币、融资的违法金融活动。文件给出了治理期限，不符合要求的平台必须退出，在此过程中，平台开办人、主要高管人员，需承担风险化解责任。 在董登新看来，“露头就打”的说法体现了严肃、强势的监管态度，说明央行对ICO、数字货币的监管将会更加严格，表达出监管层的自信。 董登新认为，在互联网金融发展早期，监管层对行业缺乏深入了解，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管理滞后，但到现在，监管和创新基本上实现同步或者无缝对接。 监管机构正在建立起周密的监管系统，实时监督不是空话 欧阳日辉表示，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已在探索建立。但是，由于互联网金融的专业、复杂性，各级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仍不够。另外，各地区的互联网金融发展各有差异，将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时间放宽至1年至2年内完成，是监管层慎重对待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表现，避免在专项整治中误杀合法合规创新平台。 欧阳日辉认为，近期频频出现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爆雷”现象，比前几年出现的平台“老板”突然无故跑路的情况要好的多。合理退出可以理解为平稳着陆，这说明之前设立的银行存管资金等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央行、互联网金融协会和各个省区的互联网金融协会均有一套周密的监管系统，与各地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实时对平台的运营进行监督。“露头就打”的说法依托的就是这套监管体系。 “虚拟货币”不是货币，假币影响国家金融安全 赵锡军从基础概念说起，解释了监管层的监管动机。他说，按照现有法律规定，除了国家指定机构发行的货币，其它的都是假币。假币损害了国家在金融管理方面的权利，扰乱了金融秩序，给违法犯罪活动创造了可乘之机，影响了国家金融安全。在此背景下，把“虚拟货币”、ICO纳入监管范围是正确的行为。 赵锡军强调，目前，中国政府授权的货币发行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研究数字货币，但产品还没有正式推出。如果受权机构研究成功，推出了数字货币，这种币跟现有法币具有同等价值。民间机构和个人，研究、推出的比特币、莱特币等，它们如果去抢法币地位，是不合法的，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使用。 ICO发行货币或融资工具，未经政府核准即涉嫌非法 赵锡军说，如果通过ICO形式发行的是货币，要受到与货币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管。如果发行人推销的是一种融资工具，比如通过ICO方式筹资，参照目前法律，公开的、向不认识的潜在投资者的筹资行为，要受到证券类监管机构监管。ICO行为必顺要提前走合法程序，经过核准方能进行，否则就涉嫌非法集资。 赵锡军解释，即便是民间借贷，个人向亲戚朋友借钱，无论是通过借条还是互联网技术，也是有所限制的，比如，借贷双方必须互相认识，中间有相应的手续、借据、担保等等。在国家对货币、融资工具的发行管理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融资等行为一定要符合既定要求。 交易所出海，另一种“掩耳盗铃” 人民创投注意到，最近“虚拟货币”交易所在国内有“变相抬头”的趋势，比如部分已经跑到海外的交易所，现在又开通了针对国内市场的端口。交易所这种行为是否合法？ 赵锡军说，ICO与“虚拟货币”的发行行为，其性质已经非常清楚。货币的发行，权力来源是唯一的。不符合唯一性的发行都涉嫌违法。个人与机构在社会上融资，经过了合法程序才没有问题。交易所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交易商品来源合法的基本前提之上。商品来源不合法，交易就不可能合法。 （三）身处其中的ICO参与者怎么退？ 随着监管大幕的拉起，“虚拟货币”交易与ICO交易在国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然而，眼下仍有部分青年创业者在“虚拟货币”、ICO领域布局。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这些创业者以及已经身处其中的“币圈”人又该何去何从？ 想借ICO一夜暴富？不走“寻常路”或已违法 赵锡军认为，青年人借助互联网渠道创业，只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是没问题的，但要特别提醒，创业项目如果涉及融资、投资等金融业务，无论它采用了传统方式还是互联网方式，都必须纳入监管。金融行业与其它行业不一样，参与金融活动，动用的是别人的钱，发生风险，别人会有损失，所以政府对此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监管。 他提醒，有没有能力去从事投融资活动，能不能承受由此带来的业务风险，创业者一定要想清楚。只要是从事金融活动，无论是什么方式，什么渠道，什么人去做，都必须纳入监管，与创业者青年不青年没有什么关系。 对于想通过“虚拟货币”、ICO的形式快速积累财富的创业者，赵锡军说，还没有一条法律准许一个人能够自由地在互联网上发出任何融资公告而不需要审批，赚钱的方式、手段必须要合法，不能超越现在的法律、法规。 有观点提出过一种“洗白”思路：创业者通过ICO募集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中，为小微创业公司融资提供便利通道。赵锡军认为这不可行。 赵锡军分析，资金是否支持实体经济，要看通过金融活动动员的资源，最终投到什么地方，如果产生的结果对人们的“衣食住行”有帮助，那就相当于支持了实体经济，但是，如果动员金融资源时，个人或机构采用了不合法手段，最后资金即便投入到实体经济，也不能“洗白”。 律师看法：该退的赶快退，别频繁出境 那“币圈”人还有没有退路？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肖飒首先提醒，《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文件已经明确了ICO活动的本质属性并提出了监管要求。她从法律角度就各类ICO项目后续处置提出建议： 1.已募集比特币，未发行代币者 请将募集的币，发还给原参与人，一一核对，防止出现漏还。 2.已完成募集和发行“原生货币”全流程，但尚未启用“募集代币换法币”的发行项目 建议收回发行的原生代币，已上交易所的，另行处理；主动披露项目真实性相关的信息，例如：发行方现状（未出国&未边控）、项目进度、项目资金来源（必要时出具《审计报告》）、项目运行现状等；清理旧合同，将原有参与人中普通自然人逐步友好协商下“清退”；对区块链应用项目可行性进行再论证，由专业机构出具《可行性研究报告》，提示项目失败风险；签署新合同，寻找专业投资人或PE、VC，与合格投资机构签约；处理善后其他事宜。 3.已完成全流程，且代币已上交易所的项目 及时停止交易。在保障投资人利益前提下，借用上市公司“私有化”流程，对于各方有妥善交代，保障参与群体情绪稳定，让监管机构放心。项目发行方及其董监高，可以采用“要约收购”方式，规定某一时间前，以某一价格回购某代币，代币持有人自愿申报，在一定时间节点，统一签署合同，统一办理公示手续。对于不愿意被要约收购的持有人，可以采取单独谈判的办法，一一签署个性化合约。 4.已完成全流程，将部分代币换为法币的创业者 出具审计报告，公示相应文件：审计报告全文、项目进展全貌；准备详实的区块链应用项目可行性报告+已签约订单复印件；就项目真实现状，向注册地金融监管机构汇报；在各方监管机构指导下，积极参与自律组织；引导代币参与人稳妥退场；其他能够自证清白的措施。 5.国际化ICO项目 实际控制人或主要参与人避免频繁携带资金等出境，以免被误伤；发源于海外，到中国境内开展ICO的项目，建议关闭会议营销、微信营销等公开宣传；同时，国际化项目要注意做好“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工作，避免法律风险。
很抱歉，在土耳其没能扫一下二维码 如果你在国内已经习惯扫码付款，那么在土耳其的某些瞬间可能会让你有些手足无措，因为你经常会忘记了随身携带现金或信用卡。尽管当你站在伊斯坦布尔大巴扎或者索菲亚大教堂门口的时候，支付宝会为你推送附近可以扫码支付的店铺，但确实真的很难找到。这是记者参加一点资讯举办的“星月浪漫，一点传其”调研活动时的亲身经历。 在某种程度上讲，在中国短视频平台曾经风靡一时的“浪漫土耳其”，在互联网的移动化程度上，却远没能与中国接轨。尽管阿里、腾讯的名头很多土耳其人都听说过，但真正使用支付宝、微信的人却寥寥无几。他们更经常使用的，还是微软、Google等美国互联网巨头的产品。 没有全民创业潮 “可能我们正在使用一些来自中国的App，但是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一点。”陪同我们调研的土耳其YEE基金会的阿卡说道。阿卡是一名土耳其的大学生，精通土耳其语、英语、德语等三种语言，他对科技创业很感兴趣，并曾经在一家创业公司实习。不像中国国内一些醉心互联网和科技创业的年轻人，阿卡的iPhone桌面只有两屏，只有他经常会使用的一些App。 “你知道吗，土耳其的风险投资机构很有意思，如果在一个土耳其的科技创业公司的名称里能够加上区块链三个字，注意，我说的只是在名称里添加，而不是在业务上真去应用区块链技术，他们就愿意把这家公司的估值提高5%。”阿卡告诉记者。 “所以，在中国有一种说法是to VC。公司的商业模式一般有两种，一种to B为其它企业服务，一种to C，直接为用户服务。但是，有一种公司是为VC们服务的，投其所好，以获得风险投资为目的。”记者说道。 “哈哈哈，是的，是的。这个说法太有意思了，to B、to C和to VC。”阿卡笑着说。他透露，在创业公司实习的时候，曾经有其它公司找过来想帮助他们的公司进行区块链化的改造，将区块链技术与他们原有的技术相结合，来讲一个区块链+的故事，“我们赶忙和他说，不不不，我们不需要。” 互联网还可下沉 “区块链在世界任何地方的热度应该都是一样的吧？”阿卡反问记者。在伊斯坦布尔，我同样见到了醉心于区块链领域的创业者。他和他的团队正在研发的区块链项目希望通过区块链技术解决不同账号的安全和便利使用的问题。这个产品类似一个区块链化的账号和密码的夹，在理想状态下，用户通过这个应用就可以登陆其它应用，并记录下自己数据的被采集和被使用情况。 事实上，与从阿卡和年轻创业者身上了解的不同，这次土耳其之行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整个土耳其似乎离移动互联网、风险投资、创新创业这样的概念比较远，也不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个咖啡馆里都能听到“估值”、“区块链”和“商业模式”。四十岁的台风先生，熟知坐落在伊斯坦布尔每一栋有趣的建筑，以及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大街小巷中的有趣故事，但是他对手机App的了解却仅限于微软和Google。 在伊斯坦布尔最大的科技园teknopark中的项目，也更为偏重在国防工业、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领域。整个园区内一共有有250家科研企业和超过4000名科研人员和支持人员，整个园区完成了620个土耳其国家项目，还有380个土耳其国家项目正在进行中。此外，园区还有一支3500万美元的基金，为入驻企业提供资本上的支持和服务。 在这背后，是土耳其低于中国的互联网覆盖率。土耳其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数据显示，截至该年4月，土耳其民众（16-74岁）的电脑使用率达为56.6%，互联网使用率达为66.8%，同比分别增长1.7和5.6个百分点。其中，参与网购的人占到网民总数的24.9%，同比增长4个百分点。 彼此的潜力之地 “我认识的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国创业公司员工不多，有一个小伙伴是华为的。”当记者试图对于身在土耳其的中国创业公司员时，她这么告诉记者。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土耳其吸引他们的还是这边秀丽的风景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于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和创业企业而言，土耳其依然是一个具有上升空间的希望之地。 在一些中国创业者的判断中，土耳其市场也是一块沃土。有创业者认为，土耳其作为“一带一路”重点合作区域，拥有4亿人口、2亿网民。同时，网络基础设施发达。中东和土耳其作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地区，缺少优秀的互联网公司和专门为当地语言和用户需求设计的国际化互联网产品。 中国和土耳其的经济联系正在加强，对于土耳其而言，中国也是一个需要努力开垦的大市场，特别是在旅游业上。据土耳其文旅部数据，2017年中国访土游客24.7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47.6%。中国游客成为继阿拉伯游客之后在土的第二大消费群体。2018年在中国举办“土耳其旅游年”，土方将在中国市场组织和举办展览、演出、音乐会、美食州和文化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希望吸引100万中国游客到土旅游，让更多人欣赏到土耳其的美。 “很多中国人对土耳其的了解都来自于对欧美媒体的转述，我们更希望能建立一个渠道，让中国人能够直接了解到一个真实的土耳其。”YEE秘书长穆斯塔法表示。
世界杯赌球：网络支付、社交APP乱象丛生 随着主裁判吹响比赛终场的哨声，高卢雄鸡法国队最终以4比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历史第2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本届世界杯决赛堪称“史诗般对决”。捧杯的法国队巨星云集，球员身价高达10.2亿欧元，是世界杯有史以来身价最高的球队。而对于一个全国只有420万人口的克罗地亚队，顽强的斗志和华丽的技术让人印象深刻，格子军团虽败犹荣。这场世界杯决赛也是60年来进球最多、舆论点最多的一次的决赛，在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决赛夜有点球、乌龙、VAR、球迷入场、6个进球......当然还有赌球。 世界杯中的“滥赌” 北京时间6月17日晚，卫冕冠军“德意志战车”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迎战来自中北美的传统强队墨西哥队。最终，本场比赛德国队令人大跌眼镜，0-1不敌墨西哥。对于在北京一家体育文化公司任职的“球迷”周毅（化名）来说，这个结局成了他“赌球下注”的最大败笔。 “买比分赔率大，赢的几率小。”周毅称，“一般通过赔率、球队以往的比赛结果、世界排名、球员的知名度等来预测比分。”在德国对阵墨西哥的比赛中，他在一家博彩平台上用500元购买了德国队胜出，但比赛结果却不尽人意。 事实上，这并不是他唯一一次“输球”。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他在博彩平台上已经先后输掉了六七千元。“每次赛前总是手痒痒，想多少买点，没准能把以前输掉的赚回来。”周毅坦言，以往观看的足球比赛并不多，压注后再看世界杯比赛，就会更兴奋些，“希望自己下注的球队会赢”。 人民创投调查发现，像周毅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一些“新球迷”对各球队的首发阵容或场内应对战术则并不了解，谈论更多的是“昨天赢了多少，赔了多少”。 在世界杯期间，几个夺冠热门球队首轮爆冷，西班牙和葡萄牙战成3-3平，阿根廷被冰岛以1-1逼平，包括周毅看到的卫冕冠军德国0-1输给了墨西哥队......这样的结果滋生出很多诸如“一起上天台”“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海”的段子。不难看出，试图通过赌球“发家致富”的大有人在。 层出不穷的网络赌球现象引起了执法部门的重视。今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联合网安总队等相关单位成立专案组，打击了张某某等6人网络赌球犯罪团伙。该团伙作案时往往与境外赌博网站勾连，获取赌博网站赌球高级账号代理权，得到专用用户名、密码用于投注，借以敛财。同时，通过微信等即时聊天工具发布每日比赛球队对阵情况、“盘口”信息、下注输赢赔率，并逐步发展一级代理、二级代理和会员进行网络赌球。此外，赌客按照赔率和自己对比赛结果的判断，通过网络和微信进行投注，比赛结束后按照比赛结果和下注情况，赌资通过银行转账、现金和移动支付工具等多种方式进行结算。 “全球都面临操纵比赛的问题，网络投注使得犯罪组织将邪恶之手伸向了足球。”国际足联安全主管拉尔夫曾用“腐蚀性”来形容非法赌球的危害，“损害了体育的形象，破坏社会教育与文化价值，打击球迷和赞助商的积极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永远不可能赢的“游戏” 可以通过概率论相关原理来观察世界杯“赌球”现象。在“公平”的赌博中，任一个拥有有限赌本的赌徒，只要长期赌下去，必然有一天会输光。无论赌徒的下注策略怎么变化，只要庄家设定的赔率不变，赌的次数越多，结果越接近计算值。对于赌徒个人而言，单次输赢也许有运气的成份，但长期来看，收益是负值。 所以在“赌圈”内有句老话：十赌九输！连澳门赌王何鸿燊都曾经亲口劝说自己的亲戚朋友尽量少赌，“因为我知道你会输，你们不输我怎么会成为亿万富豪？” 彩票分析师王某称，博彩公司除了以金钱、关系等手段制造假球牟利，其实，更简单的盘口控制才是其保证盈利的核心。 有业内人士分别以德国队与葡萄牙队的小组赛为例做了计算，如德国胜，则赔率为0.78。这意味着赌客投德国1元钱，能得到1.78元。如果葡萄牙队胜或者平，则赔率为1.12。这意味着押注葡萄牙队1元钱，能得到2.12元。假设押注德国队的总金额为100万，押注葡萄牙队的总金额为80万。那么博彩公司在赛前收到的总押注金额为180万。比赛结果如果是德国队胜了，博彩公司需要赔出100万×1.78=178万。180万减178万盈利2万。如果葡萄牙队胜了，博彩公司需要赔出 80万×2.12=169.6万。180万减169.6万盈利11.4万。 显然，无论比赛的结果如何，只要根据投注金额比例的变化，适时调整赔率，引导玩家的投注方向，保证押注双方的投注金额比例在某个特定区间，博彩公司就稳赚不赔。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十赌必定九输”，因为最上游的庄家永远都在赢赌徒的钱。 外围赌局的诱饵与鱼钩 从来没有一项体育项目像足球这样，和“赌”挂得这么紧密。很多人可能还搞不清楚自己花钱购买的到底是“正规彩票”还是外围“博彩庄家”的空气票。 世界杯开赛期间，诸多足球竞猜游进入到人们的视野，诸多外围平台也不会错过这个“风口”。至于网站是否真实可靠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人关注。 而组织网络赌博属于违法行为。法律规定：若以营利为目的，组织3人以上赌博，抽头渔利数额累计到5000元或赌资数额累计到5万元，或者参赌人数累计到20人的，就可被公安机关立案追诉。一些玩家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私下渠道“买球”，而它们很有可能是一些大大小小庄家开的盘。部分不明真相的网赌玩家，还会把自己涉嫌违法的犯罪记录发到朋友圈，乐此不疲...... 自博彩游戏诞生以来，作弊和欺诈行为就屡禁不止，庄家和玩家之间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没有公平性可言。尤其是在线博彩存在的赔率不可靠、造假、洗钱等问题让人十分头疼，很多地下赌场以高额赔率来吸引大家参与，利用赌徒心理来牟利，实际上参与者往往赢了赌局却得不到奖金。 开设外围赌球的“博彩庄家”无非是抓住了足彩玩法单一、赔率低的“劣势”，让更多的人去他们的平台“玩”。普通人很容易从开始只是想玩玩游戏而最终走向赌博犯罪道路。 “国内的地下赌球网站，基本都是在国外做的服务器，基础设施也是在国外，只需要在国内招收代理庄家就可以绕过一些法律规定。当然，有些本身就是国际大博彩公司的网站。”某彩票销售点工作人员陈某对人民创投说，待总代理庄家获得网站权限后，在每个城市再设置片区股东，股东再找代理庄家，通过类似传销的方式去吸纳更多“庄家”来拓展“用户”，这样层层营销，代理商再通过抽水抽成来完成盈利。作为最底层的玩家，能接触到的只是负责接单的分销人员。 “赌球庄家大部分都是以赚手续费为主，庄家们会根据交易量实时调整赔率，而且还会设置五花八门的比赛投注项目来分散赌金，从而达到平衡。所以说，只要你赌，庄家就是赚钱的。”陈某说。 网站、平台的乱像 人民创投发现，一家针对外围赌球的信息类网站，不仅列出了针对国内人群的主要下注网站链接，还详细列出了“主胜率”“和胜率”“返还率”等相关数据，点击下一级链接，能看到更为全面的分析数据。 在人民创投调查过程中，有知情人士介绍，在某个网络赌球信息网站中，排名靠前的前20家国外赌博公司，不少在中国通过灰色渠道开展业务：他们通过国内代理建立网上销售渠道；不停变换网址，但新网址会体现出它们的特征，比如固定使用一些数字、字母；有的网站为增加流量，甚至会加载色情内容。 网络赌博到底有多“疯狂”？新利XX中文网络赌博网站在其弹出的“道歉”公告中称，由于世界杯赛事参与人数激增，造成部分时段无法打开、投注等情况。在这家网站的首页的上，还有链接指向“代理申请”的页面。 人民创投调查发现，多个支付公司涉嫌为网络赌博提供了支付通道。 在乐XX网站，首页标注的支持支付通道包括中国银联、支付宝、本地银行等。在金XX网站，标注的支付方式有中国银联、微信支付、支付宝等。在威尼斯XX网站，玩家在充值时，提示支持微信、支付宝扫码，以及QQ钱包支付。“博狗”甚至宣传支持比特币交易。 知情人透露，在世界杯比赛之前，不少网络赌博网站可以通过微信支付、支付宝等通道充值，但在赛事期间，这两种方式受到限制，但银行、部分第三方支付通道仍比较容易使用。人民创投对个别网站进行了测试，在客服人员帮助下，发现“威尼斯人”可以通过支付宝支付。 与此同时，一些社交平台涉嫌为赌博网站提供了宣传上的方便。 人民创投发现，在新浪微博上，“188金宝博体育”作了“加V”认证。截至目前，该号共发了16970条信息，共有粉丝14520个，账号运营方为“上海纽崔新贸易有限公司”。在微信公众号上，该网站开设有名为“188体育”的公众号，该账号的运营主体是“深圳市龙岗区绿超华眼镜商行”。两个社交账号上都发布有“优惠”信息。点击“188金宝博体育”微博上的“优惠”信息链接，浏览器直接跳转到一家赌球网站。 知情人透露给人民创投的涉赌网站还有“九州XX网、XX365、凯发XX、XX伟德”等等，这些网站在PC端都能正常打开。在世界杯期间，人民创投还收到多条苹果手机iMessage短信通道发来的网络赌球宣传、拉人信息。 在苹果应用商店中，国内用户很容易搜索、下载到一些国外赌球类APP应用。 监管部门加大整治打击力度 近几年，随着朋友圈等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络赌球的案例也越来越多，无论以任何形式，只要是组织者或参与者以营利为目的的，都属于被打击和处罚对象。今年世界杯期间，玩家因参与网络赌球而跳楼的案例在网上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公安干警们也通过微博提醒广大球迷要谨慎“竞猜”。 “一旦踏入赌局，就会陷入‘赢了还想赢，输了想翻本’的死循环，而最后的赢家，只有游戏制定者。”资深心理分析师乔某告诉人民创投，玩家们把它当成了一条“一夜暴富”的发财路，结果却成为了“一夜爆负”。 “现在通信手段多，地下小庄通过更隐蔽的微信、QQ、博彩软件来收取玩家的投注信息，以联系更紧密的圈子模式来保障交易的安全性。”王某表示，这样的话，增加了执法部门的办案成本。 有观点还指出，执法部门要收拾单一地下赌球网点难度并不是太大，但是，现在网上的非法渠道太多，再加上公安部门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其它类的违法案件，资源有限，往往只能抓大放小。另外，竞彩和地下赌球是一种天然对立的关系，地下赌球直接损害到了竞彩的销量和体彩公益金，但彩票部门没有执法权，只能向公安部门举报。在此情况下，如果有专门的跨部门机构来打击和治理赌球平台，涉赌乱象或将会大为减少。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监管机构正在加紧扎紧篱笆，把牢关卡。人民创投获悉，针对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赌球活动多发情况，公安机关对各类赌球活动强化精准打击。世界杯开赛以来，各地侦破赌球刑事案件300余起、打掉赌球团伙100多个，涉案金额逾10亿元。在此之前，公安部等多部委曾多次联合组织开展集中整治网络赌博专项行动。
未来私募·人才先行论坛暨清华“PE未来领袖计划”启动发布会在京举行 人民创投网北京7月16日电 近期，由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联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管教育中心主办的未来私募·人才先行论坛暨清华“PE未来领袖计划”启动发布会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会上，人力资源领域的学者教授、私募股权基金从业机构与高管教育专家团队，共同探讨了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的人才发展趋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管教育中心主任云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陈煜波） 活动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管教育中心主任云涛主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陈煜波为活动致辞。陈煜波教授在致辞中提到，近年来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最为活跃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私募股权投资是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切实推动中国创新强国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培养中国新一代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的专业人才，促进金融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清华经管学院高管教育中心特此联合推出了清华“PE未来领袖计划”，并通过举办此次论坛，搭建一个关于私募人才的交流平台，让各界人士充分沟通交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会计系主任，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副院长肖星） 随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会计系主任，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副院长肖星教授对清华“PE未来领袖计划”进行了项目介绍。该项目由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清华经管学院高管教育中心联合推出，旨在为私募基金行业培养一批具有视野开阔、思维敏锐、专业能力扎实的未来主力军，提升优秀基金管理人的综合能力素质。该项目将依托清华大学的综合学科布局和教授师资优势，采用“导师制”培养模式，邀请国内私募行业的顶尖投资人、基金合伙人、监管机构专家担任嘉宾讲师。课程内容覆盖中国股权投资生态圈、股权投资操作实务、法律文件与重要条款解读、产业投资趋势分析等。 （敲锣仪式。前排从左至右：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秘书长杨健；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汪潮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陈煜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会计系主任，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副院长肖星。） 随后，与会者上台敲响铜锣，共同见证清华“PE未来领袖计划”项目的正式发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雪莉） 发布会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雪莉发表主题为《人才输入目的地的挑战》的主旨演讲。王雪莉教授谈到，私募股权行业对于人才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吸引了很多来自其他行业、具有很好的经验与背景的这些人加入到这个行业，私募股权行业是人才输入的目的地。王雪莉教授从人力资源的角度谈到了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人力资源队伍建设、管理现状及所面临的五大挑战。 （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汪潮涌） 随即，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汪潮涌发表主题为《新私募 新人才》的主旨演讲。他从私募行业现状分析、私募行业人才需求、私募行业人才发展趋势并结合公司实践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享，并指出人才是私募行业最有价值的驱动力。汪潮涌表示，此次清华“PE未来领袖计划”的推出，也会为未来中国的PE行业，乃至更大的投资与资管行业培养更多的合格和优秀的人才。 （从左至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职业发展中心总监梅亚男；启迪创投，清控银杏创投创始合伙人薛军；华控基金董事总经理、海外基金CEO董攀；征和控股高级副总裁、征和惠通董事长付竞；神州伯乐创始合伙人肖美珍；汉能投资执行董事武更。） 主旨演讲结束后，“私募机构人才培养”圆桌论坛随即召开。论坛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职业发展中心总监梅亚男主持，启迪创投创始合伙人、清控银杏创投创始合伙人薛军，华控基金董事总经理、海外基金CEO董攀，征和控股高级副总裁、征和惠通董事长付竞，神州伯乐创始合伙人肖美珍，汉能投资执行董事武更等嘉宾参与论坛讨论。五位与会者结合自身的经验和体会，就私募从业者职业升级、职业转型提出了专业建议。(陈键)
牛文文：迎接产业创新时代 创业者、投资人要提前布局 人民创投网北京7月6日电 （记者 陈键）由创业黑马主办的“2018中国独角兽峰会”今日在京举行。创业黑马董事长牛文文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产业进化和产业创新阶段，创业者、投资人要提前布局。 牛文文说，过去，中国产业创新主要由消费者和消费需求牵引，发展到了现在，从供给角度和产业角度看问题非常重要。“当我们重新认知一个大内需国家的产业厚度时，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前景。使用创新方式，全中国所有生意都可以重做一遍。” “中国有非常大的需求市场，每一个细分产业都可以就地升级，只要我们换换思维就能激活一个产业。”牛文文举例，在教育行业，以前大家认为新东方和好未来已经完全占领了市场，但当VIPKID把北美的小学老师、幼儿老师用互联网的方式链接到中国，新的需求就被激发出来了，这个产业拥有了新的未来。 “现在，哪怕你只开一个小卖部、烤串店，做法都可以与以前完全不一样。” 牛文文说，我们如果以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公司，就会发现发展前景很大。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资本推动着创业公司加速，一些在2010年、2012年创立的项目，现在开始大量在香港、美国进行IPO，更多的项目到了B轮、C轮融资阶段。 牛文文进一步提到，我们还要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角度来观察产业，前两天，百度发布了无人车，汽车大市场会因人工智能而发生大的升级，目前教育、新零售等都在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 “产业就地升级，既可能来自于创新技术，也有可能来自产业链变化。” 他同时提醒，创业者在关注全球技术变化的同时，应该紧盯产业上游龙头公司，重视产业链、产业关系，用产业升级思维引领和推动企业下一阶段的发展。
大V背后的小鹅通：在知识付费风口做会飞的鸟 吴晓波频道、十点读书、功夫财经、张德芬空间、豆瓣时间、樊登读书会……这些知识付费知名IP背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技术服务商——小鹅通。 小鹅通五位联合创始人有四位来自腾讯的技术男，被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称之为“最懂文科生的理科生”。他们专注为内容付费产业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成立刚一年半时间，累计为合作伙伴变现12亿元。2017年9月，小鹅通获得了喜马拉雅FM领投的3000万A轮融资。 互联网市场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小鹅通深植场景、切中痛点，在知识付费这个大风口中锚定了自己的位置。 无意中闯入“风口” 在起伏不定的资本市场，买中高成长股的机率不是太大，茫茫市场，创业者同样面临着艰难的方向选择。今天看小鹅通，其身处知识付费风口行业，与“大V”共同起舞，让人“羡莫嫉妒恨”，但它的起步并不顺利。 作为五位联合创始人的唯一女性，樊晓星主要负责公司的运营和市场业务。她在接受人民创投采访时说：“我们遭遇过滑铁卢。” 小鹅通创始团队最初想到的切入点，是要为包括富士康等在内的工厂工人解决求职与培训痛点，不幸的是，由于缺乏经验，很快就碰了壁，不得不四处出击寻找新机会。还好他们遇到了吴晓波，无意间闯入知识付费这个大风口。 知识付费概念的兴起肇始于2015年12月。彼时，中国知名“说书人”罗振宇推出了付费订阅内容平台“得到”。在此为标志，知识付费概念进入大众视野，并在2016、2017年成为现象级话题，众多大V投身其中。 吴晓波的需求很明确 ，他希望在微信生态内，有一套针对音频播放的付费、用户管理系统，把愿意为他的精品课付费的高净值用户筛选出来。在运营层面，吴晓波希望他的员工能在不懂技术的情况下，能很轻松地去操作、更新。当时，这是非常新潮的想法。他找了很多外包公司，都以失败告终，直到找到小鹅通团队。 最开始，小鹅通团队的心态在有点复杂。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公司很大的转型，要下的是一个很难下的决定：为蓝领工人提供互联网服务，不仅涉及到事业初心，还涉及到真心想为工薪阶层服务的情怀，况且，市场到底有多大，心里没有一点底。事实上，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心理障碍，作为一帮主要做技术且刚创业不久的青年人，要直接与大V名人打道，不免感到“很惶恐”。 但形势逼着人往前走。2016年国庆节前，小鹅通团队用一个月时间搭建好了《每天听见吴晓波》的后台付费管理系统。 最懂文科生的理科生 有吴晓波的背书，再加上产品确实切中行业痛点，十点读书、张德芬等头部“大V”不断来找小鹅通。小鹅通团队想到的是把产品通用化，以便快速满足他们的要求。 回过头来看，2016年被业内人称作“知识付费元年”，但在樊晓星的记忆里，从2016年8月开始进入行业算起，小鹅通当年的客户量增长非常缓慢。小鹅通团队那时对知识付费市场持的是怀疑态度，因为给“大V”付费的C端群体比较小，用户碎片式学习更像是为了减少焦虑、寻找心理慰籍。 好在团队一直坚持，公司开发的系统一定要随着大客户的需求走。2017年，风突然一下子就起来了。这得益于两方面原因：自媒体热情地追赶热点，把知识付费概念宣传得很火；新东方等教育机构开始借机布局线上业务，他们需要合适的变现工具。 在2017年的知识付费赛道上，内容输出巨头开始抢占领先位置，后来者你追我赶。在小鹅通公司内的那些理工男看来，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生存逻辑与生存诀窍。 对于内容生产商来说，费管系统开发难度大、成本高。一个技术负责人一人的年薪可能就达到上百万，而且行业发展日新月异，需求在不断迭代。最开始，小鹅通只提供音频变现，后来发展出视频变现、图文变现、专栏变现、会员变现，后续还有可能需要开发教培工具。在与合作伙伴沟通之后，小鹅通最新还推出了“打卡”小程序，希望通过伴随式督学方法强化针对B端与C端用户的服务。 对于小鹅通的合作伙伴而言，选择与小鹅通开展技术服务合作，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是更为明智的决定。他们的另一个想法是，相比中心化的内容聚合平台，小鹅通提供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服务，自己可以直接把控收入与用户，避免流量被洗走。此外，小鹅通主要创始人多数来自腾讯，这也是一颗很有份量的定心丸。 樊晓星喜欢小鹅通的创业文化。在她看来，小鹅通团队阶段性的目标感很强，为了及时迭代更新功能与服务，每天会自发工作到9到11点才下班，在合作伙伴上直播时，会有专人时时刻刻守着以确保活动顺利。 知识付费风口的诱惑很大，樊晓星表示小鹅通不会分心，将一直坚持SAAS模式，做内容生产商的好伙伴，会一直为教育等行业把资源转入线上而“推波助澜”。 吴晓波戏言小鹅通团队成员是“最懂文科生的理科生”，而其它“大V”用得最多的两个字是“靠谱”。 创业一年，小鹅通为合作伙伴变现总收益突破10亿元(目前为12亿)，1亿C端用户中付费占比为10%。 静守“长尾”牛市 针对知识付费的多方讨论，一方是赞誉有加，同时也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它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骗局”，是为了向焦虑的白领“收智商税”。但观点的胶着并不妨碍市场的快速成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8）》指出，知识付费用户规模持续扩大，到2017年底已达到1.88亿人，比2016年增长了102.2%。 仔细观察小鹅通的运营数据，还会发现更多的行业成长趋势。在行业发展之初，90%的变现额由大V实现，一年之后，数据被压缩为40%，现在的数据是10%，这表明一大批中小内容机构正在快速兴起。另一个趋势是行业正在走向垂直化、细分化，同质化内容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的过程。此外，越来越多的内容生产机构愿意参与到内容付费市场之中。截止去年3月，小鹅通只有200家合作伙伴，一年后，数字变成了20多万。 小鹅通分析，其所覆盖的1亿C端用户，比较偏向系统化、架构性强的专业或技能性比较强的课程。在100万的样本里，80%左右的人会采取专业课，专栏课形式，20%的人会采用社群伴随式学习方法。 目前小鹅通的合作伙伴30%来自教育领域。小鹅通开始将自身定义为“新教育工具”，以帮助更多传统机构完成价值变现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 樊晓星提醒内容生产商，标签化、能够实际带价值提升的知识服务会有更强的生命力，没有持续、优质内容输出的群体会被慢慢沉浸掉。 市场调查公司艾瑞发布的《2018年中国在线知识付费市场研究报告》提到，2017年，中国知识付费产业规模约为49.1亿，同比增长近3倍。而到2020年，知识付费市场规模将达235亿。回到创业话题，樊晓星说，小鹅通的主创成员都是80后，他们之前已经在各自己的岗位实现了所谓的人生价值，对物质没有特别高的需求，想法特别单纯：“既然有个事情做，而且对社会非常有意义，就要把这个事情做成。”
百度L4无人车量产下线 李彦宏：我们“吹的牛”实现了 人民网北京7月4日电 （记者 陈键）“造车和写PPT不一样，造车经常会有延迟交付。但是今天，我们过去吹的牛实现了！”7月4日，在第二届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带来了“开场礼”——首款L4级量产自动驾驶巴士“阿波龙”的量产下线了，兑现了他去年秋天许下的“2018年量产无人车”的承诺。据透露，由百度Apollo(百度“阿波罗”自动驾驶平台)与金龙客车合作打造的这款“阿波龙”已拿到来自日本的商业订单。 当天，李彦宏在现场连线了金龙客车位于厦门的生产线，与金龙客车董事长谢思瑜进行了远程视频对话。在现场观众的见证下，第100辆“阿波龙”量产下线。这款无人驾驶小巴的内部构造也首次对外呈现：没有方向盘、没有油门和刹车踏板、乘客可以围坐成一圈，“充电2小时，能跑百公里”。据介绍，“阿波龙”即将发往北京、雄安、深圳、福建平潭、湖北武汉等地开展商业化运营，并将联合金龙客车、软银集团旗下自动驾驶公司SB Drive将“阿波龙”销往日本，实现了我国自动驾驶电动车的首次“出海”。 李彦宏认为，相对传统汽车，自动驾驶汽车将以全新的逻辑进化。今天的汽车从一个世纪以前T型车下线时的1000多个零件，发展到3万多个。而到了AI时代，更多的将会是软件数量的增长。“今天的‘阿波龙’，从机械结构看起来是减少了汽车了零件数，它没有驾驶位，没有方向盘。但实际上在它的背后，是 Apollo 计划的快速发展，仅仅是Apollo托管在GitHub(面向开源及私有软件项目的托管平台)上的开放代码数量，在一年之内就增长了6倍。” 李彦宏曾表示，在数据和算法双轮驱动的AI新时代，开发者们没有必要重新发明轮子，而是应该积极联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创新。会上，李彦宏展示了开发者借助Apollo在物流、工程、环卫、农业、公共交通、共享出行等9大作业场景的创新应用。“自动驾驶汽车将从一到百、千、万，未来需要开发者们一起去创作、去定义。”李彦宏表示，未来，自动驾驶汽车可以化身清洁车，可以变成流动售货机，可以变成小区内的快递车，可以在景区和机场等地方做接驳车，可以承担远程物流车的任务，甚至完全自动化地跑到农村的田间地头，插秧播种等等。最后，他邀请更多开发者使用Apollo，去扩宽自动驾驶的想象边界。 一年前，李彦宏乘坐无人车驶上北京五环，并“吃”到一张交警罚单，这让更多公众了解到自动驾驶其实离百姓已经越来越近。
幼儿双师赛道创业公司联帮在线教育获金沙江创投A轮投资 今日，成立于2017年8月的幼儿园双师赛道的创业企业联帮在线教育宣布获得金沙江创投，万融资本联合投资、创新工场跟投的数千万A轮融资。 据了解，联帮在线教育主要通过采用“在线互动+双师课堂”的授课模式，结合线下幼儿园自身课程体系，幼儿园老师和线上老师一起直播教学，为三四线城市的幼儿园解决优质师资不足的问题。当前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英语课、艺术大师课和思维导图课三门。 在联帮在线创始人兼CEO李白看来，幼儿园双师课堂是一个独特的教学情景，单纯将TO C的直播教学迁移过来的模式行不通。幼儿园课堂应该具有独特的双师互动模式，整体教学评价过程和硬件技术支持。 在互动模式上，联帮在线打造出外教上半身“出镜”的大屏上课模式。在外教的招聘培训和教学内容的设计上，联帮有一整套针对幼儿大屏双师互动教学而定的标准。 “0-6岁孩子成长太快，孩子和家庭的需求都随之快速变化，学前教育领域创业不太容易，只有妈妈群体和幼儿园是相对固定和持续的接触点。在这个领域的创业者，既要有面向幼儿园的传统幼教产业从业经验，又要有面向妈妈的互联网产品创业经验的创业者。”创新工场执行董事张丽君表示。 “联帮在线的幼儿园双师课堂的项目，是在用互联网的方式革新中国幼教行业的发展。”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这样评价联帮在线。 另据李白透露，新一轮的融资将用于双师课堂整体产品研发和服务体系系统升级、以及不断扩张的外教中心建设。
拿到国际SLAM竞赛英语组第一名后，先声教育想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经理 在不久前由ETS联合 NAACL-HLT 2018 conference（自然语言处理国际顶级会议）组织的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odeling (SLAM) 竞赛中，国内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公司先声教育在英语语种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这就是在语言学习角度，用户行为数据分析建模的比赛。这个比赛基于Duolingo用户在App上前三个月的数据集训练数据，建立模型，然后预估这个用户在未来三个月的题目能做对，还是能做错。”在先声教育联合创始人兼CTO秦龙的介绍中，先声教育团队是通过深度神经网络进行建模获得第一名成绩的团队，另外一家并列第一的团队则综合运用了深度神经网络和简单决策树模型两种方法。 先声教育成立于2016年4月，公司基于语音识别、语音评测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核心技术，自主开发的人工智能技术成果目前涵盖了智能语音评测技术、智能写作批改技术、自适应学习技术、智能对话技术以及情感识别五个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领域的结合，先声教育希望能够尝试解决教育资源不匹配、不均等的问题。 技术让教育更有意义 从卡耐基梅隆大学毕业之后加入国际语言学习平台Duolingo，是秦龙在人工智能+教育领域进行时间的开始。他是同学中少有的选择加入创业公司的人，厉害的创始人和Duolingo自身的高关注度是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在Duolingo的工作经历，让他开始体会到教育的意义所在。 “你会体会到说，我做的这个事情可以影响到几百万、上千万、上亿用户，他们可能是旅馆的服务员、街上的小商贩。很多时候，这些人不是因为想去国外旅游才学习外语，而是因为他们如果懂得一门外语，就有机会去更高档的餐厅、旅馆工作，工资更高，小费也会更多，可以直接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会让你感觉到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秦龙说道。 秦龙之后选择创业做先声教育，也是希望以技术服务商的身份，帮助教育机构将人工智能技术技术更好的运用到教育领域中，来减轻或者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的问题。秦龙认可俞敏洪的一个观点，就是每一次大的工业革命都会降低知识传播的成本，提高知识传播饿的效率，比如工业革命对工人熟练操作机器的需求，促成了现代学校系统的诞生；互联网革命则让不同地区的人有机会在网上享受相同的教育资源。 “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的改革可能会是更大范围、更强烈的。互联网解决的是时间和空间的问题，而人工智能解决的是有和无的问题。很多地方没有很好的外教能够纠正学生的英语口语，但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学生可以得到更好的指导和反馈。而且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为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提供指导，替代作业批改等一些老师的工作。”秦龙表示，人工智能可以指导学生要做什么事情，也能够判断学生做这些事情的效果如何。 技术需要商业化场景的推动 “当时大家对于语音识别、人工智能远没有现在这么关注，大家都觉得这个技术很有意思，但是没有特别看好的。”秦龙在2003年前后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人机通讯语音实验室，开始接触和了解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技术。直到他2007年进入卡耐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的时候，语音识别技术都还没有进入到商业化应用阶段，“整个体验的都很差，但是在实验室里做研究还会觉得挺有意思。” 真正让秦龙感觉到语音识别技术火起来了，是在2011年苹果发布了Siri之后，业界都跟风进行语音识别技术的工作，相关的人才也受到了更多关注。而语音识别技术本身真正迎来大的突破要更晚一点。微软将深度神经网络应用到语音识别里面，让整个语音识别的准确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将整个语音识别技术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虽然在这之前，Google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语音识别团队，但是真正的爆发还是在Siri推出之后。如果没有Siri发布带来的一些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作为基础，研究团队很难去拿到这么多数据，引入深度神经网络的效果也会比较有限。包括2012、2013年以后，GPU开始被运用到深度神经网络的研究中，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秦龙告诉人民创投（ID：renminct）。 做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经理 在秦龙看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现在，还没有标准化到能够依靠一把钥匙打开所有的锁。现在更多的情况是，在不同领域中会遇到不同的问题，需要找到不同的工具来解决这些问题。在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场景中，需要对教育、安防、金融等领域的知识有深刻地了解的人与做技术的人一共来制定问题的解决方案。 “更好的情况是做技术的人能够对教育等领域有一些了解。”秦龙表示。先声教育选择做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的一个优势就是，秦龙以前在Duolingo工作的时候，需要对每一次做得工作进行数据指标的量化，这让他清楚地了解到做哪些事情是真正对用户有影响的，做哪些事情是对用户没有帮助的。 秦龙表示，目前行业内缺少懂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经理，来帮助用户理解技术的边界在哪，现在技术可以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满足用户更加个性化的需求。“人工智能产品经理，并不需要精通深度神经网络是怎么训练的，而是需要知道在安静的环境下，一个成年母语说话人在语音识别系统中的识别率可以做到95%甚至97%；在噪音环境下大家做得还很差；非母语说话人的识别效果是不行的；成年人和小孩不能适用于同一个模型……” 某种程度上讲，先声教育正在扮演这样一种产品经理的角色。通过给新东方、好未来等教育领域的B端用户提供智能语音和写作评测系统及技术解决方案，一方面能够令自身的技术成果更快速的触达更多的学生群体，更快实现自身缓解教育资源不平等的理想，另一方面，也能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不同领域的结合，通过开放与合作加速技术的进步。 在采访过程中，秦龙会强调先声教育不是一家教育公司，而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从长远来看，秦龙更希望先声教育能够不断积累，将对话、交互等不同的技术融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虚拟的人工智能老师，在机器人能够做更多尝试。教育可能是先声教育的技术落地点，但是未来公司并不一定会只做教育这一个领域。 秦龙表示，未来先声教育会在更多技术和场景上进行落地，在语音测评、写作批改之外，打造一个以语言教育为目的的对话场景。“任何一种新技术、新事物的出现都会经历泡沫期，最后也都会回归理性。但技术型公司需要很长时间去发展，也需要创业者和投资人有更多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