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 有次，国内某知名电商专家到砀山考察，他问砀山县商务局长徐继胜，你做电商这么多年，最大收获是什么？ 徐继胜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电商企业达到多少家，也不是成交额多少亿，而是倒逼政府干部和老百姓改变电商思维。” 自2014年开始，伴随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电商扶贫、农业电商等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农村电商的顶层设计和配套进入了相对完善阶段，政策效应逐渐凸显。 在2020年5月12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表示，农村网络零售额由2014年的1800亿增长到2019年的1.7万亿元，规模总体扩大8.4倍。2019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3975亿元，同比增长27%，带动300多万贫困农民增收。 但是，农村电商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是制约着行业发展的重要短板。这背后是物流配送、电商人才、资金和农产品标准化等一系列问题。 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院长李鸣涛看来，政府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根本是因地制宜，从而打造地方农村电商发展的动力机制，而政府补贴资金要坚持引导性、公益性和发挥补短板效应，把大水漫灌变为精准滴灌，实现“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 未来三年，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农村电商需要主动有机衔接、全方位融入到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中，筑牢产业发展基础，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提高治理能力，巩固扩大发展成果。 挖掘“开垦人” 开发好农村电商这片沃土，需要有合适的“开垦人”。 在金寨县大别山物流园药用菌大市场的电商创业示范街，一栋栋暗红色商铺沿街而立。园外，车水马龙，人流交织。园内，部分店铺大门紧锁，甚至个别店铺尚未装修，顾客寥寥。 该电商创业示范街的建设目的，是为引导金寨县电商企业集聚发展，重点扶持中小微电商企业，打造线上线下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模式，促进农特产品销售，助力脱贫攻坚。 “有些老板年纪大，根本不懂电商，又没什么销售和渠道经验，即使店铺开门，他们又卖不出产品，所以他们也不愿来了。”示范街内的某电商公司负责人卫平说。 云南某电商公司老板王珂也抱怨，西双版纳既没电商人才，也没产品和市场，懂电子商务营销的人更少。 安徽金寨电商创业示范街，部分店铺常年不开门 中国电子商务专家库专家曹磊认为，大家都说农村电商缺人才，当地年轻人不愿待在小城市或农村，纷纷外出打工，这只是一个客观原因。 “更客观的原因是农村电商不挣钱。”曹磊说，如今，赚钱的行业从来不缺人才，包括高端人才。因为农村电商不挣钱，所以大家都不愿干这一行。 “为什么东部沿海地区适合年轻人的创业？”曹磊说，因为那些地方更注重发挥自己个性，把人格品牌和个性化的设想赋予产品上，生产和加工个性化的小产品，这也常被大家叫做“小而美”。 他说，从电商组织人才的结构看，政府应该重点关注当地带头人的培育和培养，有些地方缺乏一批敢担当、有想法的带头人。他们既能在市场中整合资源，又能和政府互动。这批人首先要挖掘出来，然后再培养技能型人才。 “真正的人才，你如何把他选出来，又能把他留住？”曹磊说，一般各县农村电商人才引进标准，首先是补钱或给房子，但你最后发现以前和现在的人才标准不匹配，所以这还需要机制创新。比如云南丽水市政府和商务局是把电商示范企业的高管人才，直接跟职级人才挂钩，包括高级人才和中级人才，这样就能把评价标准打通。 李鸣涛认为，农村电商人才瓶颈的解决最终还是要按照专业化分工的原则，把合适的人留在合适区域，不能奢望大量电商行业的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向县域、农村地区回流。互联网的优势在于大范围、跨地域的协同效应，围绕农村电商的产业链环节对人才的需求，在农村地区重点培育农村电商的产品生产、加工和物流服务等人才，而营销、管理、技术等人才可以聚集到城市地区。 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益链 安徽砀山葛集镇素有“油桃之乡”美称，曾是皖北最偏远的贫困村。 2017年，面对当地电视台镜头，村民赵前进说他通过农村电商完成脱贫。“我学会在网上卖水果，农闲的时候参加村里包装队，一天能挣一百多块钱。我还在网上销售水果，一斤能多卖五毛钱。按我们家有五亩地来算，那就多卖了万把块钱，基本上脱贫了，而且在电商这个路上越走越好。” 安徽砀山某批发市场，村民正把采摘的梨子卖给收购商 “有人跟我说‘电商没给农民带来实惠’，如果砀山县没有发展电商，我们会变得很惨。”砀山商务局长徐继胜说。 2019年，砀山县电商交易额突破50亿元。目前，全县共有电商企业1696家，网店和微商近6万家，15万多人从事电商物流等相关产业。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因地制宜发展多样式特色农业，倡导“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强调健全特色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强化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商标保护，创响一批“土字号”、“乡字号”特色产品品牌。 李鸣涛表示，农民通过农村电商增收的根本来源，是地方特色产品通过电商销售带动、形成和完善上行产业链。农民要么提供产品实现销售增收，要么加入产业链某个环节实现就业增收，也可以通过加入合作社等组织实现股权收益。 他认为，实现农民增收的前提是围绕地方产品的电商销售，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益链，从产品种养殖、分拣加工、包装、品牌、运营等全链条建立起电商市场竞争力，但建立电商市场的竞争力需要当地电商运营企业发挥专业能力。 “从事农村电商的企业既要有情怀，还要有耐心，更要有创新。” 李鸣涛说，如何把具备电商消费潜力的农货变成适销对路的网货，不仅考验电商企业的创新能力、运营能力，也对农货产品的供货能力、产业链的保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解决这些短板问题，需要发挥政府、市场合力作用，以市场化机制引导和促进农产品网货化，不同的电商渠道开发适合自己的产品和品牌。 形成“自我造血”能力 如今，农村电商发展的最大痛点还是资金。 在徐继胜看来，传统企业可以抵押设备和厂房贷款，但电商公司没有这些实物，他们凭一部手机走天涯。这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财政部、商务部等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2020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就指出，中央财政资金实行“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重点支持以下方向：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农村电子商务培训体系。 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秘书长申学锋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通知中明确提出，电商进农村要坚持“市场有效，政府有为”原则，这是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在电商进农村工作的直接体现，鼓励各地优先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结合先建后补、购买服务、直接补助等支持方式，合理加快资金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通过中央财政资金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农村电子商务工作。 河北滦平一家电商服务站，老板既经营开超市，还兼顾电商服务站 但是，云南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勐腊分公司工作人员陈强说，当地有家公司通过招标获得政府订单，任务是建立相关电商体系，但政府花去几千万，至今体系没建起来。实际上，这家公司真正投入资金很少，眼看截止日期到了，便向政府提交一些报告，这就算完成了任务。 陈强还见过一家公司，它给县政府提交类似白皮书的报告，张口就要一千万，县领导非常生气，最后政府只批了几百万。 李鸣涛认为，各县要依据县域农村电商的实际情况梳理出本地农村电商的发展路径，围绕上行、下行的农村电商产业链的断点和薄弱环节，集中发力。此外，每个县的方案都应该独具特色，基于这些方案进行综合评估，确定政府资金的支持方向、支持额度和考核办法，力争政府资金真正用到农村电商的实处、痛处。 “我觉得电商公司只靠补贴还不够，必须要让它们形成自我造血的能力，这样才能让业务持续运转下去。”一位电商从业者说。 （文中王珂、陈强、卫平均为化名） 【相关阅读】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上）：狂奔的农村电商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中）：农村电商驶入深水区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下）：打通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
农村电商驶入深水区 2020年11月23日，贵州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在“互联网+”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电商通过完善贫困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支持平台建设，整合各界资源，加强人才培养，助推了中国农村地区全面发展。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达2392亿元，同比增长33%，带动贫困地区500万农民就业增收。 从2014年开始，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电商扶贫、农业电商等政策出台与实施，农村电商顶层设计和配套进入了相对完善阶段，农村电商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但是，随着政策红利的逐步消失，农村站点的逐步完成，物流等配套的逐步完善，农村电商进入了持久运营的关键阶段。 人民网记者在安徽、河北和云南等地调查发现，电商的创新模式在不断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部分地方政府注重强化行政命令推动农村电商，以致个别地方未能因地制宜，出现盲目规划的情况。 如今，农村电商已经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的主力军，以及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随着政策就位、市场成熟、数字技术发展和大量人才返乡，农村电商迎来全面井喷的“黄金时代”。 “瘸腿”的农村淘宝 安徽砀山县商务局长徐继胜是马云铁杆粉丝。 2015年，农村淘宝工作人员来到徐继胜办公室，拿出一份合作协议，问他能不能签署合作协议。他告诉对方，你们只是占领市场，并不是想把农产品卖出去，这与农村电商的发展恰恰相反。 “农村淘宝不是向农村输血，而是抽血。”徐继胜连续三年拒绝了农村淘宝的合作。这也让他背负巨大压力，毕竟阿里巴巴是互联网巨头，既有雄厚资本，又有巨大流量，尤其是农村淘宝跟其它县均有合作。 “当时双方都投入大笔资金。”云南省政府某部门工作人员王里说，到2019年，云南农村电商有关部门与阿里巴巴合作建成34个县级农村淘宝服务中心，1490个村级服务站。 人民网探访云南、安徽和河北等省10余家农村淘宝，部分农村淘宝升级为天猫优品店，除快递业务外，均已变为家电专卖店，其余的农村淘宝或关闭，或改为超市和饭店。 “如果不做其它生意，每月连房租都付不起。”云南景洪市的农村淘宝经营者说，如今，农村淘宝产品销售和快递业务无法满足需求，不扩大经营范围，很难生存下去。 在云南省景洪市，老板为了生存把农村淘宝改为饭店 盈利是农村淘宝面临的最大难题。有次，徐继胜参加农村淘宝的招商会，他对农村淘宝工作人员开玩笑地说，自己不应该参加这个招商会，你们承诺要去做快递整合，但农村淘宝竟在卖家电。对方跟他说，自己也要生存。“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我没跟农村淘宝合作，这是一个正确决定。”徐继胜说。 在他看来，互联网巨头主动找当地政府合作，它们是要地方政府栽培和扶持，一旦没有政府扶持，再加上同行竞争，它们很难生存。 “很多人进村是奔着政策红利去的，阿里却是持续性投入。” 阿里巴巴乡村事业部总经理李少华在接受采访时说。 “为啥农村淘宝做不起来？它们目的不纯，只想跟政府要钱。”砀山县某电商平台负责人钱进曾跟该县农村淘宝负责人谈过这个问题。 钱进说，农村淘宝经营模式确实出现了问题，村小二都是以前商店老板，农村淘宝找商店能干啥？这些老板只顾卖自己东西，根本不服务老百姓，但老百姓既想省钱又想省事，所以农村淘宝失去了价值。 “变味”的电商示范街 秋天，正是收获的季节。 金寨县大别山物流园药用菌大市场的电商创业示范街，一栋栋暗红色商铺沿街而立，园外车水马龙，园内却寂静无比。 该示范街建设目的是为引导金寨县电商企业集聚发展，重点扶持中小微电商企业，打造线上线下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模式，促进农特产品销售，助力脱贫攻坚。 电商示范街在2019年对外招商时宣称，租赁期间优先享受商铺购买的相关优惠待遇；县电商服务中心根据入驻电商企业运营情况，优先提供贷款贴息、电商扶贫奖补、快递补贴等政策。另外，入驻供销e家电商创业示范街符合开门率要求给予租金奖补等政策。 据金寨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电商中心副主任刘兆胜介绍，电商示范街的商铺入驻申请需得到县商务局认可，商铺和政府每年签约一次，可在网上销售，也可在线下经营，但不能搞个店铺，门一关，什么事都不做。 “物业管理人员会对店铺巡视，并做下记录。”刘兆胜说，一年365天，正常营业时间需要达到200天，不能只开门50天，那就说明你没做电商。“这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配套管理举措。” 然而，人民网记者在金寨县电商创业示范街看到，50间商铺或无门匾，或紧锁大门，又或室内无装修，仅有数家开门营业。 “这家商铺入驻已有一年多，从来没营业，但老板常拉朋友在楼上打麻将，都快变成棋牌室了。” 该示范街一名老板指着不远处的商铺说，有些店老板虽然不营业，还给店里铺个地板或瓷砖，个别至今还是毛坯房。 安徽金寨电商创业示范街，部分商铺至今未装修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认为，电商示范街的“荒废”主要原因是形式主义及其同质化发展，没有以农民为服务对象，也没有以市场为经营导向，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以致没能形成“高效、安全、健康、绿色、智能、生态”的产销体系。 “说白了，他们就是占了个坑，自己不经营，别人也不能入驻。”上述老板说，一些店主年纪大，根本不懂电商，也销售不出去农产品，他们不愿干了，就把商铺当作仓库使用，反正也没人管。 “褪色”的扶贫驿站 砀山县程庄镇衡楼村口，出租车司机李成从车窗伸出头，问路边的杜威，“你门前挂的扶贫驿站牌子怎么没了？上次回老家还看见呢。” “牌子刚摘不久，没啥太大作用。”杜威连连摇头。 “这不是形式主义嘛。”李成长叹一声，猛踩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赵晖所在公司曾跟金寨县人社局签定协议，一举拿下4个镇级扶贫驿站，各个站点配置一名工作人员。 “现在工作人员全部撤回来了。”赵晖说，农村电商整个链条太长，两三年做不起来，这需要长期坚持。至今，他老板已经投入300多万元，但经济效益很差，以前公司最多三四十名员工，现在仅剩几人。 在他看来，当地农产品量小，物流又贵，根本没有竞争优势，而且工作人员入驻扶贫驿站，既没工资，也没编制，不如打工挣钱。 金寨县某村书记也表示，以前他儿媳妇曾在县里接受电商培训，然后在村里扶贫驿站上班，但经营没过半年，因经济效益不好，被迫放弃。 “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河北滦平县发展和改革局电子商务办公室股长褚晓玉说，他们按照示范县的各项要求标准建设电商服务站，但实际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在运营过程中出现了想不到的问题。比如部分村子实现快递送货，不需要村级电商服务站的相关功能，而部分人口较少村子对电商服务的需求又不高频。 这不仅仅是个个案。2019年，山东广播电视台《问政山东》第18期播出，山东省商务厅接受问政。节目曝光了日照市五莲县作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获得2000万元专项资金，但是多处电子商务服务站存在“挂羊头卖狗肉”、数据造假、成立至今依旧没开展业务的问题。 对此，山东省商务厅厅长张德平表示，这是搞形式主义，必须进行整改，尤其要对弄虚作假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院长李鸣涛认为，政府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根本是因地制宜，打造地方农村电商发展的动力机制，根据不同地方的需求特点，不管是下行消费驱动，还是上行销售驱动，或者是满足国际国内大市场需求，还是立足小区域发展电商小循环，这些都要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套模式、一套做法全国推行，更不要搞一刀切式的指标考核。 “扶贫驿站的确没发挥出作用。”徐继胜说，扶贫驿站适合在电商基础薄弱地方推广，但砀山县电商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他曾给领导汇报此事，领导也特别支持，但这是政府规定动作，又不得不做。 “落寞”的扶贫超市 除扶贫驿站外，金寨汤家汇镇政府还出资把当地老街改造成电商一条街 。 这条老街长约200米，沿街约有20家商铺，均是古色古香的两层阁楼，门头挂有各种“电商”字样的牌匾。不过，整条街仅有数家店铺开门营业，其余均大门紧锁。 “你看店门都关了，商品销量很差。”年近六旬的李翠花数了一下，整个老街尚开门营业不过三四家。 她说，这里游客稀少，景点又小，几十分钟就逛一圈，连饭都不用吃，游客就离开了，根本没生意。 农村电商在线上发展也遇到瓶颈。2017年，为切实解决贫困户农产品信息发布、推广、销售，带动全县公务员、企业、个人积极参与电商扶贫，共同推广金寨农副产品，金寨县委托金寨“上街去”打造了一款服务全县公务员、企业，面向全社会的线上交易平台——“金寨电商扶贫超市”。 安徽金寨县打造的“扶贫超市”运营中心，公司内仅有两名员工上班 在“印象金寨农博馆”公众号上，点击下方菜单的“扶贫超市”，再点右下方“扶贫信息”，选择城镇和乡村，就能看到发布的产品信息、联系方式及最晚邮寄时间。 人民网记者点击进入电商扶贫超市，栏目分有“一村一店”、“助农专区”、“当季新品”等，点击进入“全部分类”，页面是销售各种土特产，但最高销量不超500单。在扶贫信息列表中，土特产既显示有产地，也有贫困人员名字和手机号码，甚至标注有帮扶的政府单位。 金寨电商扶贫超市由上街去网络科技公司负责运营。公开资料显示，金寨上街去设立电商扶贫超市运营中心，承接扶贫超市运营、日常管理维护、农产品资源整合对接、组织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等工作。 在金寨县红军大道一个小门面房的门头挂着“上街去”标识，门边一侧挂着“金寨电商扶贫超市运营中心”和“金寨新时代物流有限公司”牌匾。 “我们不怎么管了。” 上街去网络科技公司工作人员赵晖说，当时政府要求发展农村电商，一村一店，他们就负责搭建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然后各村把农产品放到平台销售，至于销量好不好，管不着，也不想管。 据他介绍，当时金寨县从没做过扶贫超市，他公司也只是提供技术扶持。如果你在平台销售农产品，政府会给予一定奖补，但扶贫超市销量并不理想。“我们也比较头疼，至今没有解决办法。” “政府总不能一直扶持吧？”赵晖说，起初政府还给公司一定扶持，在县里某大厦提供运营场地，免租三年，但扶贫超市一直做的不太好，他公司又无法承担高昂租金，才搬到这个狭小地方办公。“大家喊了好几年口号，现在也没人再提了。” 电商扶贫是脱贫攻坚大计的一个抓手。中国电商扶贫联盟数据显示，2019年，其成员单位对接帮扶及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逾28亿元，覆盖22个省市区478个贫困县842家企业，带动农户8万户。截至2020年3月，国家级贫困县电商吸纳农民就业超过900万人。 李鸣涛认为，农村电商能有效衔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与实施精准扶贫进行深度融合，在解决就业的同时，还能增加贫困群众的收入。 （文中钱进、李成、赵晖、李翠花均为化名） 【相关阅读】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上）：狂奔的农村电商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中）：农村电商驶入深水区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下）：打通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
狂奔的农村电商 张传锋是安徽金寨县政府重点农村电商扶持对象。 30多岁的他身高仅有1米4。2000年初中毕业后，他曾到大城市去打拼，由于个子矮、体质差，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赚钱，心中难免悲观、失落。 2018年，他加入镇上的电商协会。这年，他凭借养殖和电商销售年收入380多万元，帮助100多个贫困户销售了价值100多万元的农产品。其中，在收购贫困户的农产品上，他一年获得当地商务局奖补就高达10万元。 2015年，中央拿出20亿专项资金将全力扶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资金的使用重点向建设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倾斜，希望通过财政资金的引领、鼓励，带动更多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电商发展，培育农村电商生态环境。 尤其是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方向，农村电商成为重点之一。这是自2014年以来农村电商连续六年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记者在华东的安徽、华北的河北和西南的云南等省调查发现，各地政府响应中央号召，在中央专项资金扶持下，电商示范街、扶贫驿站、扶贫超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如火如荼。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农村的消费升级大幕正缓缓拉开。未来，这个拥有6亿人口的农村，其网购市场或将超过城市，无疑是一个蓝海市场。 巨头“围猎”农村市场 互联网巨头率先“嗅”到商机。 2014年，阿里巴巴启动“千县万村计划”，称未来三至五年内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并与政府合作，全面建立农村电商体系。 同年，苏宁也启动了“下乡”计划，通过苏宁易购直营店渗透到乡村市场。京东也在2015年初开始建立自营的“县级服务中心”，同时又以加盟形式开设“京东帮服务店”。 安徽砀山县一家农村淘宝升级为天猫优选店，经营家电业务 彼时，这股电商浪潮可谓蔚为壮观。2014年，阿里召集了百余名县长书记在杭州开会，探讨小县城如何玩转大电商。 据《IT时报》报道，一位北方省份四线城市的政府官员至今记得这股汹涌的浪潮，当时从省里到各个地级县市，政府都拨出大笔专项财政资金补贴农村淘宝，而且不是每个县都能进入第一批试点名单，县长之间还得竞争。 “如果只从商业角度讲，短期是见不到任何商业利益的，你需要持续投入，需要把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看，才能找到一个价值体系。”阿里巴巴乡村事业部总经理李少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18年，阿里宣布用45亿元战略入股农村电商平台汇通达，为阿里巴巴带来了8万农村网点的基础。阿里开始加码这场战争。 在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看来，从目前来看，农村市场是一个尚未完全开垦的处女地，几乎所有互联网电商巨头都到下沉市场“淘金”。 这几年，随着一二线城市市场增长率逐步放缓，快速增长的广阔农村市场正成为电商巨头们的必争之地。洪涛说，农村电商是个“双向”的市场，主要是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农民既可以通过网络购买到所需的消费品，也可以通过网络将自己的农产品卖到城市，市场潜力之大不言而喻。 根据商务部电子商务司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9》，去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1.7万亿元，同比增长19.1%，农产品网络零售额3975亿元，同比增长27%。 洪涛表示，自2012年以来，乡村消费市场连续九年高于城镇。2019年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6万亿元，农村是一个亟待开发的一个大市场，而且发展空间巨大。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院长李鸣涛认为，从消费潜力看，农村地区关联6亿以上人口的消费需求，同时农村地区蕴含海量的农特产品、加工品及文旅资源，这些都是农村电商可发力的空间。面对互联网流量红利见顶，互联网巨头必然会关注互联网普及率仅有四成多的农村地区，农村电商也成为互联网巨头新流量变现的必选项。 各具特色的电商街 农村电商迅猛发展的背后是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 位于皖西边陲、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是中国第二大将军县。据金寨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电商中心副主任刘兆胜介绍，金寨农村电商基础薄弱，在2014年双十一，整个金寨县在淘宝平台销售额仅22万。 “我们主抓电商培训。”刘兆胜说，金寨县主要是把主体培育出来，这个培训又分几级，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和普及性培训，然后再以贫困户为主体，挖掘有潜力的电商创业者。“全县常住人口50余万人，仅2018年电商培训人数超5万。” 金寨县汤家汇镇电商一条街仅有数家店铺营业，顾客寥寥 “全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刘兆胜说，从2015年到现在，金寨县对电商发展总投入超过1亿元，仅奖补金额近三年就高达2661万，还有获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拨款4000万，再加上金寨县支持电商创业金额超5000万。 安徽金寨县大别山物流园药用菌大市场的电商创业示范街，一栋栋暗红色商铺沿街而立，门头挂着各种带有“电商”门匾。 这条电商创业示范街的建设目的，是为引导金寨县电商企业集聚发展，重点扶持中小微电商企业，打造线上线下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模式，促进农特产品销售，助力脱贫攻坚。 据刘兆胜介绍，该示范街的商铺入驻申请得到县商务局认可，商铺跟政府签约一年，可在网上销售，也可在线下经营。 金寨汤家汇镇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号称红色"小延安"。2017年，金寨县汤家汇镇党委政府投入资金，拆除旧房，新建了游客接待中心，对革命遗址进行了抢救维护，并对镇内革命遗迹最多、最集中的古街命名为“红军街”，打造红旅结合的“电商一条街”。 人民网记者在汤家汇镇“电商一条街”看到，这条街长度约200米，石板路两侧两层古色古香的阁楼，沿街近20家商铺，门头均挂有商铺匾额。 2017年5月16日，金寨县电商特色小镇创建暨百家电商认领结对扶贫启动仪式在金寨汤家汇镇豹迹岩村农民文化活动中心举办。 金寨副县长蔡黎丽在总结讲话时表示，电商特色小镇的创建，是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可承载的平台，激发广大创业者的创业热情，带动农村产业转型，加速互联网+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农村电商有助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云南省政府某部门工作人员王里说，从2019年到2020年上半年，云南省将扶贫与农村电商事业相结合的有关政策多达九条。 遍地开花的扶贫驿站 砀山县素有“世界梨都”的美誉。当地梨产量很高，但因交通闭塞，导致梨和梨膏等产品滞销，经济一直发展滞后。它一度入选国家级贫困县。 2017年，砀山县商务局局长徐继胜在贵阳参加全国农村电子商务精准扶贫经验交流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电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有效抓手，也是利用新技术新模式助推脱贫攻坚的创新举措。 “知名电商平台都参加这个活动，阵势很大。”徐继胜记得，大会最后一项是宣誓，大家自愿电商扶贫。 安徽金寨县桃岭乡桐岗村扶贫驿站大门紧锁 早在2015年，砀山入选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据公开报道显示，目前砀山县电商扶贫驿站已建成139个，已运营139个，提前实现全覆盖。 就业扶贫驿站是指集就业社保、电子商务、金融服务、居家服务、快递快发、创业支持、文化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扶贫服务网点，能够为农民销售农产品搭建服务平台，让贫困户在就业扶贫驿站实现就业及农副产品销售，实现线上线下互动，达到如期脱贫和长期脱贫。 同年，河北滦平也入选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这是一个不断摸索与探索的过程。”滦平县发展和改革局电子商务办公室股长褚晓玉说，滦平落实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县的要求，是村中小卖部作为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主要考虑村级小卖部经营人员常年开店，与村民建立了紧密关系，村民也方便直接前往服务站。 金寨县也采用这种模式。“扶贫驿站由夫妻店、本村生意人、合作社负责。”刘兆胜说，2017年，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金寨县就业扶贫驿站建设实施方案》显示，按照文件要求，到2019年，全县共建设200个就业扶贫驿站。 从2014到2019年，我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共1231个。在贫困县上，六年累计实现了对全国87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全覆盖。 上述方案还称，就业扶贫驿站应具有就业服务、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居家服务、快递快发、创业支持、文化娱乐等功能。每个就业扶贫驿站要配有1-2名专兼职管理服务工作人员。对建成并正常运营三个月以上的就业扶贫驿站，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刘兆胜说，政府补贴需要达到两个指标，一是电商从业者需收购贫困户的农产品，二是收购的农产品通过网络销售量达到20%以上，然后再根据收购金额给予一定奖励。 他说，当时，县里第一年把奖励额度定在10%，后来奖励额度又提高到15%。“你不相信吧？这些奖金花不出去。” （文中王里为化名） 【相关阅读】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上）：狂奔的农村电商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中）：农村电商驶入深水区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下）：打通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
“央企”国金公链到底靠不靠谱？ “大家各自检查一下账户，有没有补齐到VIP金粉用户，点进VIP金粉399，是否还需要补交？” “一定要加入399VIP金粉，才会有礼包管道收益！” “补齐399还会增加56个GMT，增加100元福利点！” …… 在国金GMT特权链会员微信群内，群主几乎每天都要向群友推荐类似广告。同时，群里还经常“科普”一些区块链发展趋势，宣传国金公链同各地政府、官方组织机构的合作进展，鼓动用户不要错过这波“躺赚的风口”。 在浙江、陕西、四川、海南等多个省区，线上、线下都出现了国金公链推广的身影。 “国金公链有直播链、全民数据链、企业链、GMT特权链等各个侧链正在发展原始股东，并将在未来改变经济模式和日常生活。”在推广人员口中，国金公链是国资委旗下的央企，与全国各地的不少政府部门、组织机构有着区块链业务联系，不管是B端企业还是C端用户，都应该尽早上链，实现“躺赚”。 此外，据国金公链市场推广人员介绍，参加国金公链为期两周左右的付费培训，还可获得工信部颁发的区块链技术证书，证书可作为日后从事区块链项目营商的“通行证”。 有专家向人民网表示，国金公链的推广，采取了多层级的涉嫌传销模式。也有国金公链内部员工向记者称，市场推广就是在“打传销擦边球”，在杭州等地近来已有用户到国金公链的办公大厅“维权”。 神秘的“央企”？ 在国金GMT特权链会员微信群、微信公号“区块链范式”、玩币族、知乎等网络平台以及腾讯视频上，有一段国金公链的公开宣传视频。视频中，自称是国金公链董事长李科萌向台下的观众开心地表示，“国金公链已经得到了正式的批复，主管单位正式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话音一落，台下观众一片欢呼。 国金公链宣传短视频 微信公号“区块链范式”今年1月9日的文章《国金公链主管单位-正式成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样描述：“国金公链作为我国目前区块链领域的唯一一家央企，专业致力于打造符合中国产业需要、符合中国法律、符合中国特色的生态级产业公有链系统的央企，此次主管单位的变更，对推动我国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助力产业发展与国际竞争有着极大的深远意义。” 该文章截图 不仅宣传视频和部分网络推文，类似的宣传内容也出现在知乎、百度贴吧、CSDN等不少网络社区、交流平台上。在他们的宣传中，国金公链不仅属于国企，还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区块链产业应用重大课题”，并在中科院顶尖院士团队及国家工信部部委指导下，“打造中国自主权、商业模式、合法合规、具有国家战略发展意义的生态级区块链公链系统”。 百度贴吧截图 CSDN博客截图 人民网记者接触了数个国金公链地方分公司，多位员工表示，国金公链“有国家控股”“是国企”“有钱”。一位内部员工告诉记者，国金公链有国资委投资，公司为员工全额缴纳五险一金，“员工工资也挺高的，公司钱是有的。” 国金公链企业官网显示，其运营主体国金公链软件系统（北京）有限公司，是由国有企业设立的专注于区块链底层技术开发、应用开发、技术服务的新型高科技公司，是中国区块链生态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理事成员单位。 记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显示，国金公链软件系统（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02月20日，法人代表为沈杨，但股东及出资信息并未显示。同时，天眼查平台查询结果显示，国金公链软件系统（北京）有限公司由全民上链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100%持股。全民上链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控股方为爱国工程研究院，而爱国工程研究院的100%控股方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官网介显示，该学会于1983年1月16日由夏衍倡导建立,是中国电影编剧唯一的社团组织，由国家广电总局社管司管理，挂靠中国电影集团并接受其指导工作。但据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相关负责人向人民网表示，该学会从未间接持有区块链企业的股份。 人民网记者致电爱国工程研究院，相关人员称天眼查的股权信息正确，全民上链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为爱国工程研究院的子公司。 另外，人民网记者还从多方了解，国金公链软件系统（北京）有限公司的现有股东和过往股东中，均未出现国务院国资委和北京市国资委的身影。同时，在国家国资委官网上的央企名录中，也并未出现上述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人士对此向人民网表示，没有听说过这家企业，该企业并不是由国资委主管。 在国金公链软件系统（北京）有限公司的股东变动历史中，中科智汇软件有限公司曾是其股东和主运营机构。据天眼查显示，中科智汇软件有限公司由海南省五洲华安投资有限公司100%控股，而海南省五洲华安投资有限公司由自然人朱靖强和尹飞共同持股。中科智汇软件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中，出现了上述宣传视频中李科萌的名字。 天眼查显示，海南省五洲华安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是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9号，这一地址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上也是海南省人民政府所在地。 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我在西安，等后面区块链培训的时候，你过来，给你弄个工信部的区块链初级证书。”国金公链员工高阳（化名），一边邀请记者注册“全民数据链”，一边热情地邀约各界人士前往西安进行区块链培训。 高阳在国金公链区块链产业发展中心（西安）分中心筹备处工作。据他介绍，从事区块链项目的商业运营，必须有国家工信部颁发的“区块链证书”。通过工信部参加培训获得区块链初级证书，用户需要缴纳9800元左右的报名费。而通过他报名来西安培训，只需三四千元即可拿证，而且“是直接工信部的人来培训”，培训持续一周左右。 记者了解到，上述国金公链员工所说的“工信部初级证书”，是指区块链技术（初级）专项技术培训，完成培训和考核后，获得由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盖章的“专项技术证书”。 图为由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盖章的“专项技术证书”，被访者供图 在国金公链官网的介绍中，国金公链已与赛迪区块链研究院携手打造“区块链技术与公链产业应用人才培训”,参与培训的学员通过考核后将获得由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指定的“区块链应用技术人才证书”，及由国金公链与赛迪研究院联合颁发的“区块链服务实体产业规划师结业证书。 国金公链官网截图 记者就此致电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下称“中心”），该中心相关工作人员称，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是和赛迪研究院合作进行的区块链技术初级专项培训，培训结束通过考试后可以获得由中心盖章的“专项技术证书”，但这个证书只是培训类证书并非职业资格或认定证书，具体的培训内容和方式要看赛迪研究院的安排。 记者检索到一篇名为《国金公链可信认证服务侧链——国金认证链正式上线》的文章，该文被凤凰网财经频道、东方网企业频道等转载。文章称，包括《区块链技术(初级)专项技术证书》《区块链服务实体产业规划师培训结业证书(初级)》《国金公链认证高级区块链产业规划师总裁班第一期培训结业证书》《国金公链认证讲师证书》等证书在内, 国金公链的可信认证服务侧链国金认证链，已为近千份证书数据构建了“上链-存储-查验”一站式可视化认证服务体系；已部分上线产业规划师、总裁班、讲师、聘请书、授权书等国金公链体系内的链上认证查询功能以及区块链专项技术证书的链上认证查询功能；引入赛迪区块链研究院等源头认证节点参与认证,“数据来源真实可靠”。 与此同时，在赛迪(青岛)区块链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块链企业发展研究报告暨2019中国区块链技术创新典型企业名录》中，国金公链入选2019中国区块链技术创新典型企业名录第19位。 报告截图 官网资料显示，赛迪（青岛）区块链研究院有限公司是经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由部直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整合内外资源成立的独立法人单位，于2017年9月落户在青岛市崂山区，在北京设有办事机构。 国金公链在对外宣传中，称其已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了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 记者查阅发现，在2019年3月3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第一批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编号中，国金公链当时的运营机构中科智汇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国金区块链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及一级节点运营环境授权部署机构国客区块链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获得备案编号。 不过，在第一批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编号公布时，国家网信办称，根据《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要求，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其对外提供服务的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显著位置标明其备案编号。备案仅是对主体区块链信息服务相关情况的登记，不代表对其机构、产品和服务的认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此外，国家网信办在《关于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管理系统上线的通告》中还提到，信息由备案主体自行填报，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将备案结果用于宣传和其他用途。 除此之外，在一些网络平台的公开信息和国金公链相关推广人员的宣传中，国金公链与全国各地不少政府部门、组织机构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并走进部分基层政府进行演讲与交流。 图为国金公链走进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大桥镇演讲 某国金公链推广人员向记者介绍，公司还与浪潮集团、淘宝、中国广播电视联合会、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成都市锦江区等各界建立了联系或合作。 然而，高调的国金公链，真的靠谱吗？ 传销“擦边球”？ “之前我们做过那么多项目，都是死在了政策风险上，国金公链我们放心大胆做就行了。” 在国金公链的微信交流群里，有推广人员说，自己的项目“以后赚钱快”“大胆推”。 同时，国金公链也在不少网络平台上推广，并称旗下已开发全民数据链、全国上链商品总库、直采链、政务链、安农链、幻影链等十几条侧链,覆盖社交、电商、供应链、政务、医疗、农业、5G等多个领域,在赋能我国实体产业创新发展的道路上已然走在前列。2020年国金公链主要围绕“人上链”“物上链”“行为上链”三大核心模块,全新升级区块链赋能实体产业理论与路径,将推动区块链赋能实体产业进入“内驱动力”时代。 据国金公链市场人员向人民网称，国金公链采取了多层级的推广方式。 以国金GMT价值生态特权链项目（以下简称：GMT）为例，该项目将每个入局者定义为“共建者”，每位入局者都有“上级”分享的二维码或者链接注册，“共建者”在实名认证同时就绑定了全民数据链的上下级关系。据其市场人员称，在推广中，该项目共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搭建全球购商城，吸引更多用户参与； 第二阶段，打造数据画像特权卡，共分为6个等级，随着等级的提高，可享受更优质的服务，比如一折、两折、甚至VIP服务； 第三阶段，生态加盟商的优化，在技术和策划领域加大GMT生态的布局，用区块链加优化的商业模式协助生态加盟商； 第四阶段，数据画像金融服务，根据个人或者商家的数据画像质量+行为价值分LTS（GMT的链上行为数据贡献值），获得合作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 第五阶段，城市节点服务中心，在全国的一二线城市驻点，服务所有的线下商家； 第六阶段，国金GMT大学园，从大一开始到大四实习，所有数据和行为都记录在区块链上，提升整个中国对区块链的认知。 同时，GMT采用“通证经济”的模式。据输入数据的质量，和被使用的频次，用户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LTS奖励。此外，在GMT内进行注册、推广、看广告、分享转发等行为，都可获得LTS，使用户将其数据价值资产进行通证化。另外，GMT项目发行30亿枚GMT通证，用于对标GMT项目100%股权，其宣称公司的每一份收益都和共建者们息息相关，参与即是股东。 而GMT的收益采取的是GMT超级加速计划的3+1模式。其中，“3”是指9元全球购商城管道收益、399元礼包管道收益和城市中心节点管道收益 ； “1”即“GMT通证超级价值模式”。会员根据自身缴纳的不同费用，会对应在体系内不同的层级、享有不同的“特权”，在推荐他人加入该项目后获得的奖励也分出不同的层次。该会员体系详解如下： 在上述3+1模式中，“3”所代表的三种受益“管道”也分出不同层级。例如推广人员介绍的9元全球购商城管道收益，用户根据自身发展新团队人数分为9个级别，人数和对应的奖励、佣金逐步上升。一级对应团队人数为100人，可获得40%积分差奖；最高的九级对应团队人数为25600人，可获得160%积分差奖。同时，当三条通道，每条达到25600人时，成为“完美团队”，可享受全球C级别分红。 399元礼包管道收益为： 综合来看，“共建者”等级越高，发展的团队越大，其获得的收益也就越多。例如在399元礼包管道收益推广中（见上图），用户等级根据团队人数依次分为11个级别，相对应礼包管道收益（GNB）依次提高，最低的一级礼包管道团队数量为4-9个，礼包管道收益为20元，最高的11级为50000以上，礼包管道收益为100元。假如A是B的上级，A等级为5级，礼包管道团队人数为350人，对应礼包管道收益为75元；B等级为4级，礼包管道团队人数为150人，对应礼包管道收益70元。那么，B推广一个399元礼包，B获得对应礼包管道70元收益，A获得相对应级别收益的差额5元，即75元-70元（如果A、B在同级，则B获得全部收益，A收益为0）。 “就是市场直销的思路，没有区块链一样能跑。”一名国金公链的内部员工告诉人记者，国金公链的实际业务虽然有在做区块链技术开发，但是商业逻辑和区块链联系不大。该员工称，国金公链内部有法务会对传销的法律定性有专门了解，“每个项目法务都要过”“打打法律擦边球”。而且，很多私有链业务也是下设的子公司，业务自营，利润归属。 “GMT的股权通证就相当于‘发币’，但单从区块链技术的角度来说，绝大部分区块链场景完全没必要发币。他们做的事跟区块链没有任何关系，推广中宣称的主链、侧链都是一种话术。”某高校区块链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王忠（化名）向人民网记者表示，区块链技术初创项目通常从一个固定的点、固定的用户群体入手，起步阶段不太可能布局到让所有人都可以是用户。 王忠说，曾有国金公链的相关人士试图与他沟通，并宣称自己是开源项目，“但源代码是国家机密，不能放出来，这件事情很荒谬。对于公链而言，只有有了源代码，才能实现多方参与。” 针对国金公链部分侧链的多层级推广方式，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表示，这种模式涉嫌传销。“是不是传销，主要是看盈利模式，如果拉人头，或者虽然有产品但产品无价值或与价值虚高的，即可认定为传销。而涉嫌传销的多层级人员数量与产品所带来的金额，则与定罪量刑有关。” 该律师称，最原始的传销并无产品流通，有些传销组织为了制造收钱的名义，就相对应的设计一类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往往是价值虚高或者是虚拟的、没有市场价值的，甚至是用来美化传销的方式，并在公安等执法部门查处时作为非传销的理由“脱壳”。 国金公链的后续进展，本网将继续跟踪报道。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高阳、王忠均为化名）
本网调查：“比心陪练”平台“深夜服务”涉黄严重 每至深夜，黄婷打开比心陪练APP，消息“叮叮叮”响个不停，点开一看，多数人询问她是否有“深夜服务”。 对于这种隐晦暗语，黄婷见怪不怪，但忍不住会大骂几句。她在一年前辞掉稳定工作，成为比心平台陪练师后，时常收到“玩家”骚扰信息，语言挑逗且露骨。 比心陪练是一个游戏陪练平台，目前全国超过3000万游戏玩家用户，超过300万平台认证的游戏陪玩大神，其中已有近150万人通过游戏技能分享赚取到收入，曾获IDG资本投资，王思聪的普思资本投资的上海网鱼网咖也是股东。 但人民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女陪练在幕后团伙指挥下，主动向“玩家们”兜售“深夜服务”，主要是视频裸聊和性服务。 女陪练师在微信上裸聊，语言挑逗且露骨（图片为实景截图） “深夜服务”视频裸聊明码标价 陪练师许慧玮一直忙着在平台“拉客”。 客人们被她称为“老板”。她平时潜伏在比心平台，主动去搭讪男玩家，有时玩家也主动询问她是否“深夜服务”。她给自己标价是视频裸聊188元/20分钟，露脸价格是388元/20分钟。 她再三承诺，在双方视频裸聊中，老板可以通过语音交流和指挥，验证是否真人表演，“我每天接很多这种单子，假如是骗子，客户肯定在平台举报。” 为证实不是骗子，她发来一张客户的微信截图。图片显示，两人通过语音交流后，该客户分两次向她支付200和188元。 人民网记者在比心陪练平台联系两名女陪练师，微信付款后，这两人便主动发来视频。视频中，她们边说挑逗性语言，边做不雅动作。 起初陈巍只是一名游戏陪练师，有个陌生男子在比心陪练平台主动联系她，问她是否做视频裸聊业务，并有客户推荐。她觉得不露脸，挣钱又不费力，就没拒绝。“我们幕后都有老板，他们推荐给我的客户，标价是150和140元，他们抽成40和50元。” 陈晴便是幕后团伙指挥者之一。她每天在朋友圈发各地女性图片，并写着“南京欢迎你”、“你喜欢的，我都有”等暗示性语言。她潜伏在比心游戏平台已有半年，是铂金4级别。据她介绍，自己提供女陪练师出台服务，分为包夜和快餐，价格分别为5000和2500元。她再三保证，自己可以在全国提供服务，客户通过照片选人，满意后再付款。 陈晴索要人民网记者地址后，主动发来两名女性图片，问是否满意，并表示随时可以安排人。但她声称酒店不安全，客户可以去女孩家中，而女孩去客户家必须先付100元定金，一旦不满意，也能保障女孩来回路费。 微信聊天截图：陈晴保证可以提供全国服务，客户满意付款 比心陪练平台曾因涉黄被人举报。在黑猫投诉平台，一名玩家在比心陪练分两次下单，一单价格是40元/1小时，另一单160元/4小时，但陪练师通过微信给他发送黄色视频。“我觉得视频内容太恶心，直接就挂断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岩表示，陪练师在线上传播色情信息，涉嫌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传播淫秽物品罪。网络平台不能及时治理在平台内传播的涉黄信息，网络服务商涉嫌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如果通过网上联系，在线下参与性交易的用户及服务提供方，则涉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 “陪玩领域涉黄问题非常严重。”女陪练师王琴说，涉黄又分为线上和线下，线上是在游戏直播过程中，女陪练师通过隐晦性暗示或主播在直播中裸露。线下主要看陪练师和玩家的关系，线下两人发生什么事，这些不好说，毕竟你情我愿，是否涉黄难以界定。 未成年人不在少数 潜伏在比心陪练的并非只有成年人，未成年人也混迹其中。 黄婷曾在比心平台接过一个王者荣耀游戏单子，“老板”是一名13岁男孩。“我听他声音稚嫩，特意问他多大，他说13岁，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她不忍心，在完成这笔订单后，没再接他的单子。 黄婷在比心平台是大神级别，一单价格19比心币，折合人民币接近30元。她纳闷的是，这个男孩的下单钱从何而来，又为何能够登录比心陪练平台，“他有可能用大人手机玩游戏。” 比心陪练平台设置有青少年模式。该模式提醒，为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平台特别推出青少年模式，该模式下部分功能无法正常使用。请监护人主动选择，并设置监护密码。 黄婷说，比心陪练平台以成年人为主，这些人主要是社会从业者和大学生，各占一半，也不乏初、高中生混在平台，但这些人常在低价消费区。 比心陪练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数据称，游戏陪练大神在过去一个单季，新增超过102万人，累计注册用户突破3000万。《2019 年游戏陪练白皮书》数据显示，游戏陪练用户平均年龄 23.27 岁，2/3 是 95 后。 “部分陪练平台对玩家年龄审核不严。”王琴表示，她刚从事陪玩行业时，未成年玩家不多，但现在人数越来越多。 女陪练师在朋友圈发布诱惑性视频，希望客户接单 “八成游戏是针对14-22岁之间的青少年，陪玩行业出现或浓或淡的性意味，这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带来极为恶劣影响。”北京心岸探索心理咨询创始人范经韧说。 他认为，青春期男孩对性具有天生好奇感，由于女陪练师增加游戏体验度，对青少年又具有极大诱惑性，不仅让他们产生大手大脚消费习惯，线上陪练还可能转为线下约会，无疑会诱发早恋、早性等问题。此外，游戏行业的主力军是初、高中学生人群，沉溺游戏，脱离现实，易导致学业荒废，而学习受挫又进一步加深自我挫败感，可能对未来社会和家庭生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中和心理咨询工作室心理咨询师祁海峰认为，青少年在线上通过图片、声音、视频等方式与异性交流，容易把异性物化，从美色、身材等方面单维度对异性进行评价与沟通，不仅给青少年造成错误恋爱观、婚恋观，这无疑为性犯罪埋下伏笔。 “他们私底下有何交易，我不得而知。”女陪练师王琴说，在游戏陪练平台上，游戏技能并不重要，而声音甜、长相美是最重要议价指标。这与主播行业一样，人气越高，陪玩价格也水涨船高。 资本追捧下的陪练行业亟待监管 比心陪练平台前身是鱼泡泡。 彼时的鱼泡泡上线项目含有12个大类、43个小项，游戏和声优占了绝大多数项目。游戏分为线上和线下陪玩，涵盖时下热门游戏，包括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绝地求生等多款游戏。声优则包括了叫醒、哄睡觉、声优聊天等。此外，鱼泡泡还向泛娱乐品类延伸，推出了线下陪吃饭、陪K歌、恋爱咨询等技能共享。 比心陪练平台成立于2014年（原鱼泡泡APP）。2019年初，比心陪练下架了情感咨询等功能并取消了线下游戏陪练服务。 企查查数据显示，比心陪练曾获得两轮融资，在2018年获得IDG资本数千万美元A轮融资。天使轮获得网鱼网咖5000万元投资，而王思聪的普思资本正是网鱼网咖投资方。此前，王思聪曾为比心陪练平台“站台”，他给自己设置陪练价格是666元/1小时，成为游戏陪练领域价格最高的人。 陪练行业在资本催生下也迅速崛起。2019年，淘宝上线了“淘宝陪练”频道，随后触手、虎牙、斗鱼等也推出陪练业务，行业竞争进入了巨头相争的阶段。比心陪练副总裁杜明江曾说，游戏陪练已成为一个新的 “百亿市场”。 范经韧表示，当今游戏行业快速发展，游戏人数快速上涨，“陪玩”成为一种时尚。从本质上讲，游戏陪玩和酒吧陪酒、KTV陪唱等一样，无非是在异性陪同下提升用户消费体验，如果体验人数增加，自然会出现相应的配套服务。南昌晚报曾报道，有用户利用探探平台发布网络招嫖信息，涉黄用户把招嫖的微信号和QQ号发布在头像和签名上，诱导用户添加。同年，探探APP因传播淫秽色情等违法违规信息,被相关部门要求下架。 早在2016年，文化部下发第25批违法违规互联网文化活动查处名单，斗鱼、虎牙直播、YY等多家网络直播平台因涉嫌提供含有宣扬淫秽、暴力、教唆犯罪、危害社会公德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被列入查处名单。次年，北京市网信办、公安局、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联合约谈今日头条、火山直播、花椒直播，依法查处上述网站涉嫌违规提供涉黄内容，责令限期整改。 今年，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对国内31家主要网络直播平台的内容生态进行全面巡查，10家网络直播平台存在传播低俗庸俗内容等问题，被依法约谈处置。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查处的网络直播平台主要有两类违规情形，一是演艺类直播平台提供含有宣扬淫秽、色情、危害社会公德内容的网络表演，部分“主播”通过肢体和语言进行性挑逗、性暗示，存在“闪现”“骚麦”等违规情形。 女陪练师在比心陪练平台发布隐晦暗语，并称提供外出服务 “我觉得主要还是引流。”王琴说，在游戏平台早期发展过程中，涉黄现象比较常见，有些平台雇佣兼职人员以色情为幌子引诱其他玩家下载软件。 一名知名社交平台工作人员表示，一些游戏平台和公司都在融资和初创阶段，内外部监管趋严的话，用户增长会减缓，收益也会下滑。社交平台出现一些低俗内容，它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利益当头，谁也不敢保证什么。” 提供“深夜服务”陈巍的比心账号被封了。 陈巍说，自己在比心陪练平台拉客户，因说话太过分，账号已经无法登录，但她与前客户已经转移到其它社交平台，并不担心没有客源。 王琴认为，在直播行业，主播用词不当、衣着暴露都可能被封号，但这种担心在陪玩行业不存在，陪练师在平台说些挑逗语言和性暗示，比比皆是。 朱岩认为，近几年电子游戏逐渐风靡，游戏陪玩服务在满足用户在深层次社交方面需求的同时，也成为投资方追捧行业，但游戏陪玩行业带有互联网监管难属性，可能在野蛮生长期滋生多种形式的犯罪行为，比如卖淫、诈骗、恐吓、赌博、走私、敲诈勒索等多种违法犯罪活动。 在他看来，游戏陪玩行业接口众多，追踪很难。用户与服务方在线上是单对单联系，在交易过程中使用暗语，涉黄内容就掩藏在合法交易之下，而陪练平台对关键词屏蔽未必起到很好效果。在线下，双方在私人场所进行游戏陪玩，这也给公安机关查处增加难度。 “互联网平台涉黄问题像蟑螂一样难以根除。”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说，监管面临最大挑战是涉黄数量多，违法行为较为隐蔽，有效市场监管较难。 “现在陪玩行业市场太小，还没有引起监管部门关注。”王金说，随着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进一步发展，陪玩与游戏行业可能共同纳入监管。 朱岩表示，从国家监管层面来说，公安、网信、工商等执法部门与检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门联动，从执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对涉黄问题打击。目前公安部门已有相关净网行动，对于打击网络犯罪和涉黄问题一直保持高压态势。 他还称，根据《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的经营者负有防范平台内网络犯罪义务，平台方应是监督规范网络平台内涉黄内容第一责任人，由于网络平台管理者知悉平台发布相关内容，一旦有人在平台从事网络犯罪活动，应及时依法处置并向有关部门报告。此外，行业协会也可以通过制订行业准入协议、制订行业行规、建立行业诚信名单等多种方式，对涉嫌违法的网络平台和相关服务的经营者进行从业限制。 王金认为，如今直播行业对涉黄内容的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旦技术引入陪玩行业，对解决陪练平台涉黄问题也有一定效果。 （文中黄婷、许慧玮、陈巍、王琴均为化名）
记者观察：那些逃离农村淘宝的“村小二” 山东郯城县张乐“逃离”农村淘宝三年后，再次翻看手机照片中泛白的农村淘宝LOGO时，心里充满不甘、无奈和失望。这家店已经两易其主，先转让给亲戚，后又被倒手给同村人，直到关门大吉。这是他毕业后创业第一站。 在他经营农村淘宝三年前的2014年，阿里巴巴启动“千县万村计划”，称未来三至五年内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并与政府合作，全面建立农村电商体系。 彼时，农村淘宝可谓“热闹”非凡。农村年轻人踊跃报名，争先恐后地想成为一名“村小二”，各地省、市和县政府还给农村淘宝专项的财政补贴，甚至提供免费运营场地。 “农村淘宝不仅是小卖部，还是新零售体系中一员，未来可能垄断农村消费品市场。”村领导当时在劝他说。如今张乐对此已不以为然。 张乐曾经经营的农村淘宝店铺已”变身“为小卖部。 在他看来，因农村消费能力差，“村小二”挣得少，农村淘宝直接“变身”为小卖部，这也是农村淘宝的主要盈利模式。对于农产品进入城市，因很难形成品牌和竞争力，那就很难卖到城里。“这就是个噱头。” 像张乐“逃离”农村淘宝一样，黑龙江、浙江和河北等数省的一些“村小二”也迫于经营压力离开了。 “逃离” 张乐家的农村淘宝位于山东临沂市郯城镇埝里村，这里号称“鲁南粮仓”、中国银杏之乡、中国杞柳之乡。村子里阡陌纵横，远离城市的繁华与喧嚣，宁静而祥和。现在，村边的“农村淘宝”早已更换门楣。 整个郯城县大概一百个村，每村都有一个农村淘宝服务站。张乐负责其中之一。 他手中照片上的农村淘宝服务站像个农村小卖部。从室内摆放来看，屋内摆放的多是保温杯、儿童玩具和纸巾等各类日用品。张乐说，农村淘宝帮助村民收发快递，这也成为店主的主要盈利来源。 在他所在的农村淘宝店里，蚊香、洗洁精和香皂等销量最好。他说，农村是一家子人在一起生活，生活必需品自然好卖，但其他品类商品却鲜人问津。 “农村人节省，东西不坏不换。” 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常兴村柴俊杰曾做过半年农村淘宝。在他看来，村民年纪都在40岁以上，平时在村里带孩子，不仅没有网购习惯，很多连手机都没有，大家都是到小卖部购物。 “家电产品售后服务难，村里人没人买。” 四川前农村淘宝店主李进说，家电平时销量少，产品遇到问题就找他，他说找售后服务，对方就闹事，非要退款，退单占三分之一。 张乐算了一笔账，2016年，农村淘宝为店主提供2000多元补贴，加上收发快递1000元，佣金1000元，销售产品1000元，因农村淘宝在自己家经营，省去租金，月收入5000元以上。 但农村淘宝升级让店主们经营压力压力倍增。2017年6月，阿里巴巴对农村淘宝经营模式升级为“三通”，也就是系统通、商品通、服务通，正式将农村淘宝中的商品和商家统一到大淘宝体系中。 “农村淘宝升级算不上成功，反而资源被淘宝给抢了。”张乐说，农村淘宝APP下架后，正式上线的农村淘宝的家乡版和手机淘宝融合，但村民难以找到农村淘宝入口，反而没有淘宝平台方便。 到了2018年，张乐的农村淘宝店盈利出现“腰斩”，从五六千降到三千。“有些农村淘宝租在村里繁华主干道上，无法承担高昂房租，纷纷关门了。”他也选择放弃农村淘宝。 内忧 河北龙门乡的付倩也是同样感受。 她本想通过农村淘宝平台卖农产品，但发现只是让农村人买商品，这是免费在农村给农村淘宝做宣传。“当时农村淘宝对外宣传说，当地政府给一定资金和项目支持，现在看，这是句空话。” 2014年，阿里巴巴召集了全国26个省份的176个县市的书记、县长，召开了“县长大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发展壮大县域电商。 位于广东的一家农村淘宝店。 阿里研究院的阿里巴巴副总裁高红冰曾表示，农村电子商务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通过发展农村淘宝，为阿里巴巴招募相关合伙人，能够增强农民的互联网农村电商理念，同时也可以提升有关机关领导干部的电子商务理念。 农村淘宝一度开展得如火如荼。张乐说，村领导当时劝他时说，你有文化，又在大城市见过世面，农村淘宝不仅是小卖部，包括线上和线下，而且还是新零售体系中一员，未来可能垄断农村消费品市场。 “省、市和县政府还给农村淘宝专项的财政补贴，甚至提供免费运营场地。”张乐心动不已。 他说，对政府而言，他们更看重农村淘宝帮助农产品进城，不仅提振经济和农村致富，还能将人才留在农村，防止农村空心化。 农产品进城并不易。李进介绍，农村淘宝上线农产品，需先拍照提交申请，然后有人检查和审核，最后是农产品上线。当时他弄了几次产品上线申请，始终得不到回复。 张乐表示，为保证品控，淘宝为农村淘宝的经营团队设置了门槛，不仅要交纳保证金，还要有专业团队对产品和品牌进行运营。 但是，人民网记者在淘宝搜索“农村淘宝”四个字，进入的页面是“盒马鲜生旗舰店”，无法查询到农村淘宝官网。不过，农村淘宝在PC端可直接进入。 “农村淘宝升级后，农产品上行仍然是淘宝线上模式。” 深创投投资经理吴连说。如果农产品的品质高，可以在淘宝平台售卖，农村淘宝已失去价值。 吴连认为，从表面上看，农产品进城非常具有吸引力，但农产品难免与专业产品竞争，非常容易落败。 上海农村市场研究课题组曾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做过调研。其负责人张菊英表示，乡村作坊生产的农产品普遍不具有竞争性，而打着扶贫旗号的农产品比市面上规产品价格高，购买者是怀有一种公益的心态，品牌难以做大。 “农村淘宝最直接作用是“变身”小卖部，这是农村淘宝的盈利模式。”吴连说，农村淘宝小店开设在农村，农村购买力有限，小卖部的模式很难成功。 中远资本首席合伙人杨博明也认为农村淘宝的经营模式存在问题。 外患 在互联网巨头和资本的联合加持之下，下沉市场从之前无人问津，“摇身”变成电商平台们拼抢的香饽饽。 这场较量始于线上。自拼多多异军突起后，2018年3月左右，淘宝上线特价版淘宝，京东也推出了多年未受到重视的京东拼购，直接对标从下沉市场中获利颇丰的拼多多。 下沉市场竞争又盛于线下。早在几年前，电商巨头阿里和京东这对老“冤家”，就将目光转向这里，在这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掀起一轮电商“争夺战”。 2013年，农村淘宝是阿里巴巴集团于启动的战略项目。次年，京东开始打造“京东帮服务店”开始，各种以“京东”两字开头的门店就不时出现在一些小城街区。 2016年底，京东帮对外宣称，已经有1731家，覆盖2.5万个乡镇，45万个行政村，京东帮销售额占到整个京东大家电品类30%。 农村淘宝更加疯狂。2017年，农村淘宝足迹已覆盖29个省，近700个县，近3万个村服务站，有着近6万人的乡村服务体系。 阿里巴巴乡村事业部总经理李少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到2019年5月31日，农村淘宝覆盖全国1300个县，涵盖了县域消费者80%以上的市场。 在杨博明看来，阿里巴巴细分市场体量庞大，针对拼多多，内部的聚划算和淘宝热卖也打着便宜牌子，从而吸引下沉市场用户，但品牌形象不突出，不像拼多多专打下沉市场。 易观国际发布的《下沉市场消费者网购趋势洞察2019》报告称，72.4%的拼多多APP活跃用户同时使用淘宝，数字经济智库DE Thinktank进行的网民调研则显示，拼多多核心用户中，有79.8%在使用淘宝——拼多多成长红利期和淘宝的所谓“错位竞争”格局已经终结。 在杨博明老家的村民更喜欢拼多多，苏宁小店在线下比较受认可。他说，对于淘宝平台而言，村民有使用移动互联网的能力，可以选择多种电商平台，不会再被线下影响。 他认为，农村淘宝的布局广泛，却无法与线上的拼多多相抗衡，这对阿里系是个严峻考验，也说明农村淘宝对下沉市场的理解不太符合实际。 广东一位“村小二”经营的农村淘宝店。 破局 张乐也曾有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他在村里开农村淘宝前，梦想着成立一家工厂，对村里农产品再加工，销往大城市，因成本高，不得作罢，但在当地领导劝说和支持下，成为农村淘宝万千大军中一员。他决定以农村淘宝为创业跳板。 麦肯锡和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30年，中国个人消费将从2016年的29.6万亿元增长到65.3万亿元，超66%的增长来自于下沉市场。 农村淘宝曾被阿里巴巴称为改变乡村最敏感的触角。农村电商包含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而且对于农村来讲，电商的意义更应该在于农特产品上行。 在内蒙古赤峰市的杜锋看来，农村淘宝基本没有实现农村产品进城，当地农产品主要是水果和蔬菜，保鲜能力差。部分小作坊连手续不齐全，无法上线淘宝，除非农村淘宝彻底放开，给农产品一定补贴，或者降低农村产品上线审核标准，还要基于更好的页面支持，否则都是空谈。 “农村淘在当地的政府关系的效用大于商业价值。”张菊英表示，对于下沉市场，市场没有购买力和好产品，农村经济很难发展起来，所以农村淘宝还是要落实到产业上。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首席专家李鸣涛表示，农村淘宝所面临的最直接问题是网店运营问题，扎根在农村的线下网店逐步拓展了经营范围，比如金融服务和快递收集等，但该类服务的可持续性与网点的成本之间，仍难完全匹配。简单地说，就是站点运营成本过高。 李鸣涛认为，农村淘宝服务站发展方法之一是实现多样化，农村站点在发展和经营的过程中要保持发展多样化，不必固定统一装修，可以形式灵活，根据周边的环境，减少成本。此外，农村淘宝服务站可以联网，将分散的需求汇聚，产生规模化效应，从而实现农村淘宝网点持续化运营。 在他看来，如今，农村淘宝经过从1.0到2.0，再发展到3.0更新迭代，从最初以小卖部风格的运营主题转变为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主体，如果仅是以村民购物需求为导向，不足以支撑网点运营。 “大量农村淘宝的确存在经营困难问题。”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表示，淘宝优势在线上，在下沉市场开办实体店铺不一定占据优势，如果线上和线下无法融合为整体，全渠道就无法实现。 洪涛认为，如果淘宝能够实现全渠道、全要素、一体化和全链条，则非常占据优势，如果仅是农村淘宝的小店，或者供销社风格的连锁店，或者农村的连锁超市等，这显然没有优势。在农村发展实体店铺，仍然要走“一店多用”道路，如果店面每平方米的交易额没有办法达到某个数量值，结果一定亏损。 东北某地物流商黄伟不认为农村淘宝有广阔市场。他说，在线上，店主们选择出售高佣金商品，佣金在10%左右，这让农产品渠道商的利润一降再降，反而不如向县级的菜市场和农贸市场供货。 他更倾向认为，阿里巴巴打算先把农村盘子铺开，占领线下市场，再把菜鸟布局到全国，或许是有更大的零售野心。 针对部分“村小二”在农村淘宝2017年升级后收入减少、经营模式备受质疑、农产品进城难和主要是为搭建政府关系等问题，农村淘宝方面予以否认。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张乐、柴俊杰、李进、杜锋、黄伟均为化名） 【推荐阅读】 个人数据交易“灰色江湖”：一条360借条数据仅售3分钱 头腾”之争背后的互联网垄断变迁 团餐试水背后：顺丰的执念与焦虑
团餐试水背后：顺丰的执念与焦虑 疫情期间，顺丰试水企业员工团餐外卖服务，德克士、必胜客、西贝莜面村、望湘园等餐饮企业入驻“丰食”小程序。尽管顺丰方面表示其初衷是为解决自己企业内部员工用餐问题，但还是引起媒体与行业人士的种种猜想。 市场上有观点认为，顺丰在占据快递市场头部地位之后，一直致力向综合物流与供应链生态模式方向发展，此次再次尝试本地生活服务、涉水B端外卖，是其在固有优势基础上，试图追求更高的边际收益的表现。 早已功成名就、50多岁的王卫，真的准备在本地生活服务市场上展开又一场较量吗？顺丰到底是虚晃了一枪，还是在做“战”前演习？ 生活服务市场上的野望 “靠出卖劳力搬货不是顺丰的终极宿命。”2015年，王卫在《顺丰王卫的最新反思：直面创新之路的挑战》一文中说到。 彼时，王卫在2014年已经带领顺丰推出了一系列变革举措，开拓新的增值服务，提出“嘿客”经营模式，进军社区O2O，推出电商速配、电商特惠、顺丰小盒、商盟惠、绿色通道等电商惠系列产品，布局“海淘”业务……王卫在反思中坦言，这些创新有一半是失败的。 于1993年创办顺丰的王卫，在打造出快递领域“老大哥”的同时，还一直带领顺丰在生活服务市场向“终极宿命”挑战。 之前，顺丰推出电商“E商圈” 、生鲜平台“顺丰优先”、O2O 社区“嘿店”，投资丰巢快递柜，打造“同城急送”业务，都体现了王卫对本地生活市场的执念。 从2019年10月宣布“同城急送”业务独立运营开始，顺丰便将即时物流版图延伸至餐饮、商超、生鲜、服装、医药、奢侈品等多个领域。顺丰此次涉足B端外卖，是看到了餐企自建外卖渠道的需求。 “强大的网络运输体系与足够多的基础客户群体，使得顺丰进入外卖行业的门槛变得很低，可以说是触手可及。”行业观察人士郭宇轩对顺丰钟情生活服务市场、未来或将涉足外卖业务的选择并不意外。 郭宇轩分析，对顺丰来说，外卖入局门槛和边际成本较低，边际收益却较高，此次试水，战略定位明确，通过错位竞争，重点放在对B端市场的开拓。 过去二十多年，伴随互联网产业的不断裂变，以及消费需求、资本、基础设施、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生活服务市场增长快速。作为生活服务市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外卖成为现象级服务产品。 艾瑞咨询预测,2017年-2023年，餐饮外卖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31%，2023年外卖交易金额有望达到2017年的5倍。 市场蛋糕的诱惑，曾刺激出“百团大战”这一互联网创投史上浓墨重彩的故事篇章，资本和创业者鱼贯而入。 在王卫眼里，“快递行业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行业……如果我们不能从出卖劳力赚钱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那么顺丰就不算真正‘蜕变’成功。” 只要逻辑上具有可行性，任何企业都有可能尝试进入新领域。而生活服务市场有可能是顺丰“蜕变”的重要落脚点。 业务增长的焦虑 顺丰不断尝试新业务已经不是新鲜事。 物流行业观察者王阳（化名）在谈到顺丰时评价：“可不甘于眼下成绩，一直颇具创新精神”。这与快递市场竞争压力逐渐增大以及顺丰自我更新需要不无关系。 王卫曾坦言顺丰转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在目前公司利润稀薄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在降低前线员工劳动强度的同时能够保证其收入甚至提高收入。 事实上，顺丰近几年的业务转型和扩张，体现出其在利润、员工收入及自身发展层面的焦虑。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9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快递企业日均快件处理量超1.7亿件，同比增长25.3%，最高日处理量达5.4亿件，同比增长28.5%。全国快递业务量突破600亿件，累计完成635.2亿件，同比增长25.3%，增量规模连续两年超过1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497.8亿元，同比增长24.2%，量收增速差从去年的4.8%进一步缩小为1.1%，行业逐渐由规模单向驱动向规模效益双向驱动转变。与2010年相比，快递业务量收分别增长了26.1倍和12.0倍，业务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是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4倍。 中国快递行业营收快速增长的另一面，是具有多重优势的顺丰在市场上备受“三通一达”的压力。 数据显示，“三通一达”四家快递公司，占据了2019年快递市场约60%的份额。顺丰虽然是第一家营业收入突破千亿的上市快递公司，但其在2019年仅完成业务量48.21亿件，只占据约7.59%的市场份额。2010年，顺丰物流业务量占比是18.8%。 “‘三通一达’具有价格优势，他们的快递单量在近些年一直保持较快增速。再加上能反映溢价能力的单件毛利、毛利率等数据，‘三通一达’的财报在这些方面比较好看，这些都是对顺丰形成有力竞争的表现。”曾近距离接触顺丰企业内部运营的张力（化名）告诉人民网创投频道，去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三季度，申通总体业务量增速为52.73%，韵达为47.00%、中通为45.90%、圆通为44.11%、百世为37.90%，顺丰为31.33%。这一趋势在疫情期间有所反复，随着疫情防控总体向好，各行业复工复产加速，顺丰与“三通一达”的竞争值得关注。 财报显示，2019年顺丰单票收入为21.94元，2018年同期为23.26元，同比下滑5.67%；2019年总负债500.42亿元（2018年总负债347.01亿元），占全年总营收的44.6%；2019年的资产负债率是54.08%，2018年同期为48.35%。 顺丰传统业务量受压的另一方面，是新业务在整体营业收入的比重上有所提高。顺丰在2019年供应链业务收入49.18亿元，上年同期只有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了11.28倍。冷运及医药业务整体实现不含税营业收入50.94 亿元，同比增长32.54%，相较其2018年的84.9%增速则有所下降。 “传统业务下行带来的压力，顺丰肯定是有的，再加上小米、拼多多等在2019年财报中都提及要自建物流，传统快递业务已经无‘护城河’，新的堡垒与阵地尚有空间。” 王阳认为，顺丰能做到“快递一哥”，说明其在航空、国际运输、技术装备以及智能化转型上具有优势，利用这些优势去开创新局面，是不错的选择。 在张力看来，在快递业务上，顺丰最需要注意的竞争对手是京东和拼多多。京东物流已经打造了一套非常成熟的仓、运、配“销地供应链”服务，货物可直接对接到销售地；拼多多也正在开发“新物流”技术平台，打通产销全链路。 难以避免的竞争 “外卖领域已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历经过充分竞争，顺丰作为搅局者再杀入，成功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张力认为，做外卖不是做快递，两者的业务是有差异的。 目前顺丰在生活服务市场已形成一定影响。2019年3月，顺丰同城实现独立公司化运作，同年10月24日，正式发布“顺丰同城急送”品牌。这个第三方即时物流平台，主打专业定制服务，目前已经为麦当劳、喜茶、海底捞、真功夫等知名餐饮商家带来便利。 除了为餐饮配送场景提供代买代办服务外，顺丰同城急送的业务已涵盖餐饮外卖、商超日用、生鲜蔬果、个人物品取送，以及代买代办跑腿业务，服务场景不断拓宽。 相较于传统配送业务，商务场景下的同城即时配送需求特点更鲜明。顺丰同城急送拥有商务配送领域的优势。数据显示，顺丰同城业务已拥有超过100万个订单、30万以上的骑士，已布局上海、广州、深圳等200个以上的城市。 顺丰同城CEO孙海金曾直言，顺丰同城的差异化打法在于，“其他平台做的是简单、标准化的连接，而我们可以在线下做N种连接，这个就是我们跟外卖等平台的差别。” “B端外卖要解决客户口味标准化问题。当一家公司内部员工喜好大相径庭时，顺丰怎样用to B的方式最大化满足客户口味需求，值得深思。”郭宇轩称，顺丰能否克服这一障碍，将直接决定B端市场的“蛋糕”能做多大。 在采访中，部分生活服务行业人士提醒，随着行业逐渐走向规模化和成熟化，基于全渠道的生活服务市场早就由粗放增长步入优化升级阶段，美团大众点评、饿了么、天猫超市、京东超市等大型生活服务综合平台逐渐确立，巨大的需求潜力还催生出每日优鲜、蘑菇街等垂直平台，多元竞争格局早已成型。他们提醒，顺丰虽有强大的快递网络和渠道优势，但在这一领域会遇到各种形式的竞争。 在团餐市场，头部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中国烹饪协会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团餐企业数量超过10万家，年收入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仅有0.1%。 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透露，在外卖市场，美团外卖及饿了么在用户中使用率最高，67.1%的用户最常用美团外卖服务，32.2%的用户最常用饿了么服务。如果切入团餐市场，顺丰将面临与美团外卖、饿了么同时竞争。 在团餐这一垂直领域，资本企业和知名互联网公司也已开始布局。2018年5月，禧云国际获得蚂蚁金服、口碑、鼎晖投资2亿美元融资；趣头条扶持的、主要面向城市白领阶层的库盒也不断发力；爱奇艺也在今年5月成立了“北京格芮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餐饮管理、食品销售等，对外宣称布局餐饮业是为了经营需要。 “顺丰如果正式入局，将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线下餐饮业整体正在向数字化方向转型，这是一块新老融合的蛋糕，既不同于传统简单的外卖配送，也不同于简单的ERP管理升级，具有高度的一体化色彩。”中经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端表示，团餐模式更是具有运营成本上的集约性优势，但顺丰在这一领域积累优势并不明显，入局效果如何，需要拭目以待。 顺丰同城最近公开回应称，“丰食”项目做得很轻，本身没有上升到公司的战略层面，甚至不是顺丰同城的重点业务，下一步怎么做并无定论。 在北京看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欧阳国仁看来， “无论哪个行业，多家参与，多家竞争，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好事。” 欧阳国仁称，顺丰还是存在一定的竞争优势，那些固守旧思维的人要有所觉醒。“原来抢夺阵地是你不去占领我才占领，但互联网时代，占领思路变成‘虽然你占领了阵地，但你未必能守得住，我稍动个心思，你就得把阵地让给我’。” “别把以前的经验当作是‘宝’，你所以为的‘经验’很可能是一种‘包袱’，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都要有归零的心态。”王卫曾向顺丰的员工表示，在变化过程中，顺丰设计任何东西都是双向考虑的，既要照顾到员工的利益又要考虑到公司的发展。 不过，公众对快递服务企业有更高期待。《人民日报》6月3日刊登的《让快递“最后一百米”更便利》一文提醒，快递服务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企业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要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这一次，秉持归零心态的王卫是否会挤进喧闹的餐饮“江湖”？ （应采访者要求，张力、王阳均为化名）
揭秘个人数据地下交易的“灰色江湖”：一条360借条数据仅售3分钱 2019年9月，王勇经营的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一时难以收回欠款，他在手机APP上填写个人信息，通过360借条贷了一笔钱，以解燃眉之急。 360借条是360金融集团旗下消费信贷品牌。360金融于2018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平台旗下产品包括360借条、360小微贷和360分期。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360金融累计注册用户1.35亿。 这次网贷的前期过程让王勇体验很好。他认为利率不高，平台服务也好。其间，虽然360借条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催过款，但他还款还算及时，双方并无发生不愉快的事。 但让王勇没有想到，在获得快捷、便利服务的同时，有一只无形“黑手”悄悄伸向他。他在360借条登记的信息在网上被人公开售卖。 在采访调查中，人民网创投频道以客户名义“购买”了“360借条”2019年的数百条数据。名为李刚的卖家透露这些数据是从“360借条”内部流出。该卖家自称，他每天可以保证3万条左右的数据出货量（含“360借条”数据），每条最低售价为3分钱。 根据数据所示信息，人民网创投频道随机拨打近百名用户电话，17人确认是360借条用户，33个号码为空号，剩余的人有的挂断电话、有的否认。 此后，人民网创投频道又“购买”了200条2020年“360借条”数据，随机拨打110名用户电话，21人承认是360借条客户，65人未能接通（或提示号码为空号），24人挂断或否认。对此，李刚解释，有些人会在平台上“恶意”申请，但数据可筛选，保证无空号。 在多位网贷公司内部人士看来，出现空号或机主关机，不一定是用户数据不合格，可能是部分人还不起贷款或是不想还贷款，还有的人经不住骚扰而让电话停机、关机。 公开叫卖 隔三岔五，李刚就在朋友圈打出叫卖个人信息的广告：“持续出料中，需要的老板联系……” 他所出售的信息就包含360借条的客户数据。360借条官网显示，360借条主要依托360公司的数据、流量和技术优势，是面向消费贷款领域发力的金融科技平台，其主要作为中介机构，连接优质的借款客户和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 该官网称，360借条可以对客户进行精准画像，分析客户还款能力和信用能力，从而降低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放贷人分析成本。其针对消费者信用额度的评定主要从信用风险、支付习惯和消费习惯等方面综合考虑，所用技术包括云计算、机器学习和大数据等。 “360借条数据纯度高、质量好，很受客户喜爱。”李刚推荐时说，360借条数据包含实时、隔夜、隔周和历史数据四类，实时数据价格2元一条，隔夜数据5毛一条，周数据500元一万条，历史数据300元一万条。 李刚再三保证，这些对外售卖的数据是由360借条内部工作人员流出。他每天可以保证3万条左右（含360借条数据）的出货量，买家主要以中小客户居多，有的“客户”一次购买几千条，也有的一天购买几万条。他自称，他售出去的360借条数据，“客户”从没反馈出过问题。他说，他只管出货，从不过问“客户”买数据是为做什么。 他甚至提醒，数据销售行业鱼龙混杂，夹杂不少骗子，所以一次不要购买太多，验证真伪后，再大批购买。 卖家李刚称所售部分数据出自360借条内部 李刚自称曾从事过贷款行业。他向人民网创投频道推荐了诸多金融平台，包括前程似锦、芥末有钱、起点金融、有缘信贷、如意贷、超快借钱等。“这些数据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是用于‘714高炮’网贷公司的定点推广。” “714”是指7天或14天，“高炮”是指过高的“砍头息”和逾期费用。2019年，央视315节目曝光了现金贷“714高炮”乱象，关键信息包括：变相砍头息、高额逾期利率、“绝命”催收、贷款超市成帮凶等。 2019年3月20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下发《关于开展高息现金贷等业务自查整改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各会员机构应针对高息现金贷、收取“砍头息”、暴力催收等违规业务开展全面自查工作，并于3月底前向互金协会提交自查报告，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应立即整改。 李刚自称大部分“客户”来自“高炮”网贷公司。“一条5元，价格虽然高，但资源好，转化率高。”他透露，目前中国对“高炮”的管控比较严格，诸多平台转移到东南亚，不过仍有大量私下经营的小型网贷公司。 李刚说，有了数据支持，一家30余人的公司，一天能拉新单200单左右，复借500单左右，“这是朋友公司的真实反馈”。 “‘高炮’是民间借贷中，成本最高，但也是收入很高的一种放贷模式，它能在最短时间内累积高额的收益。”国内某大型网贷平台从业人员李德说。 李德介绍，“高炮”平台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流量引入成本，二是催款成本。“高炮”平台在其他网站投放广告，只要有人通过广告进入平台注册页，不管是否成功放贷，都要支付流量费。一般网贷平台单个流量成本在100到200元，如果还款需要催收，成本更高。 内鬼泄露？ “微信查的太严，三个微信号在一周内接连被封。我觉得是广告推广太多了。”入行不足两年的李刚不断埋怨生意难做，自2019年监管部门严打“高炮”网贷以来，生意骤降，一些“高炮”平台被逼转到东南亚。 李刚说，以前生意好的时候，数据供不应求，不少卖家甚至打起给数据“灌水”的歪念头，在真实数据中掺入假数据。“但你可以放心，我卖的数据绝对保真，这些都是从360借条内部人员拿到的数据。” “我能验证一下数据真假？” “验证什么？送给你一些数据试用。” 随即，李刚发来一份Excel。该数据表格显示，产品类型标注是360借条，提交时间是2019年6月5日。每条信息都显示有贷款订单审核状态，以及贷款额度、用户姓名、手机号码。 “部分买家能辨别出来数据是否来自公司内部，但有些客户不管这些，数据好用就行。”李刚说。 卖家李刚售卖的360借条用户信息 李德透露，目前，个人信息泄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途径。一是个人无意识地把信息泄露出去。二是那些拥有大量数据的企业或者个人，故意泄密信息，进入黑色链。三是不法分子通过技术手段入侵相关企业、部门的网络数据库，从而获取大量个人信息。 “大家常说黑客窃取数据，但这种窃取需要强大技术支持，真正的黑客赚钱路子宽，完全看不上这些数据。”李德说，技术没有达到黑客水准的不法分子运气好的话，也能破解个别系统，但盗取的信息量非常有限。 在他看来，如今信息数据泄露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内鬼。他所在公司的贷款数据在内部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将数据进行提取并出售，而且这样的数据类型很多，除借款人的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外，还包括手机通讯录的相关内容资料，图片资料等。一些贷款公司甚至要求借款人提供裸照，在不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将对方的裸照出售，按照容量大小收费，量太大，计算不过来，甚至打成包出售。 李德说，他有个朋友曾从事数据销售，属于终端零售数据商，主要销售“高官”数据，一条数据价格大概1000元，其亲属的数据三百到五百元一条。他朋友作为销售商，只拿到10%提成，所以内鬼是最赚钱的人。 “我听说有一个内鬼靠卖某知名电商数据，不到半年时间在杭州买了两套房，但后来被抓了。”李德说，一般内鬼只提供数据，不出售数据，从销售渠道获得分成，几乎所有大的渠道和零售商都巴结这些内鬼。 犯罪温床 在这个地下交易的灰色江湖里，说“黑话”成为买卖双方约定俗成的规矩。“sfz”代表“身份证”，“sjh”代表“手机号”，“bc”代指“博彩”，而博彩、推销等代表了这类数据的使用方向。 在李德看来，用户隐私数据的主要销售渠道是网贷、博彩、催收、营销以及传销机构。他分析，营销机构主要用来寻找目标客户人群；博彩机构则是为了提供黄、赌、毒等服务，其中大部分是诈骗团伙；催收机构主要是为了积累用户数据库。 李德的朋友遇到过“暴力催收”情况。他朋友曾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声称如果不还钱，就给他朋友和朋友家人发送侮辱短信，公开PS的裸照，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当时他朋友选择了报警，最后不了了之。 “你听说过裸贷？一些女性借钱以裸照为担保物，如果不按时还钱，网贷公司会威胁她们曝光裸照，但有些人根本没打算还钱。“李德说，这些人心里清楚，即使按时还了钱，裸照或者视频也有可能会流出，所以她们当中的一些人惯用手法是关机或停机。” “高炮”网贷看起来存在暴利，但回款其实有难度。李德说，有些借款人信用度很低，他们没钱了，会在“高炮”网贷平台上贷款，甚至出售自己的身份证。 在李德看来，高息网贷平台是部分低信用人士的“续命”工具，而催收公司、黑社会和传销企业等非法团伙也“钟情”拨打这些人的手机号，扩大自己团队。 “我听说，有人曾通过金融平台找到了仇家的个人信息，之后利用对方身份证号仿造身份证，办了很多卡，甚至在网上利用对方身份叫嚣，以此得罪网民。他的仇家不仅上了信用黑名单，还被人堵在家门口骂。”李德说。 李德透露，诈骗团伙获得数据后，首先会通过用户年龄进行过滤，他们最喜欢的诈骗对象是大学生。他们认为，大学生尚未进入社会，心性单纯，更容易被骗。其次，大学生定期有父母汇来的生活费，现金相对固定。再次，部分大学生毕业后要找工作，不希望在进入社会前出现污点。掌握了这个软肋，诈骗人员会告知对方，如果不按时缴纳滞纳金等，就会留案底，影响就业，大学生容易因此就范。 公安部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利用公民隐私数据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警方立案29起，涉案个人信息4.68亿余条，涉案金额近亿元。 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西怀表示，目前，针对涉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法律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作为金融平台，应承担对用户及消费者数据的保护和保管责任。如果数据泄露威胁到公共安全，并造成严重损害，平台不仅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而且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监管待强化 过去几年，国内外泄漏个人信息数据事件频发。据媒体报道，2018年，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利用黑客手段窃取华住集团旗下酒店数据并在境外网站兜售，后其被警方抓获；2019年,陌陌旗下的 AI 变脸软件 ZAO 因涉隐私泄露风险而引起轩然大波,最终被工信部约谈。在国外，2016年Uber 5700万司机和乘客数据遭泄露；同年,雅虎自曝30亿用户登录数据被窃取，2017年美国征信机构Equifax用户信息泄密涉及1.43亿美国人…… 有些信息详细记录着姓名、手机号码、地址，甚至是开房记录。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介绍，《民法总则》第一百十一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介绍，2015年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进行了修订，对非法收集、倒卖、提供个人数据信息等行为设置了刑事处罚，我国打击盗窃、非法获取买卖个人信息的法律也在大力推进。 杨东认为，目前，我国刑事处罚的力度已经很大，尤其对直接非法窃取或者是以非法方式获得公民信息的内部人员，将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以及单位负责人也会受到处罚。 但杨东同时坦言：“刑法偏重于事后打击，虽然打击力度最大，但打击范围较小，刑事处罚案例并不太多。”他说，相较于暴利，犯罪分子违法成本依然较低，他们甚至可以在境外逃避责任。 在国外，欧盟实施了严厉的数据保护条例GDPR。GDRP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简称，是欧盟立法机关针对欧洲发生的诸多信息和隐私数据泄露案件高发而制定的法案。该条例明确规定，公司内部需要建立数据保护官DPO（类似于CEO和COO高管职位），负责个人隐私数据保护。 中兴通讯数据保护合规部与数据法盟联合编制的《GDPR执法案例精选白皮书》数据显示，截止至2019年9月24日，22家欧洲数据监管机构对共87件案件作出了总计3.7亿欧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提到个人数据保护建议，杨东进一步建议，第一要加强事前、事中保护，加强内部管控；第二要提高个人自我保护意识；第三要加强正向激励。 薛军则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信息泄露问题，还要依靠先进的技术，在可能出现个人隐私和信息泄露环节，要用技术将信息匿名化，这些匿名信息只有系统能识别，而行为人不能识别、获取。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王勇、李刚、李德为化名）
“头腾”之争背后的互联网垄断变迁 这段时间，创业者李易易时常后悔自己没早几年创业。他创办的公司最近刚研发出一款软件，就被平台强制“二选一”，不仅要求他提供高额的担保金，还对产品“指手画脚”。 原本，李易易希望公司将来能上市，但现在他对这个目标动摇了，面对当前的大环境，公司的生存问题是摆在面前最大的难题。 图片来源：ssyer 中国互联网产业经历了多年急速发展，诞生了一批国际知名公司。 但巨头们之间一直缠斗不休。据媒体报道，今年3月初， 微信采用流量监控、技术屏蔽等方式对字节跳动公司的在线办公软件飞书展开“封杀”。其间，字节跳动高层不断向外界控诉腾讯。而腾讯发布的《在微信里，这些违法行为请绕行》文章则称，部分第三方 App 通过分享等行为，涉嫌拉取微信关系链、诱导下载，对用户隐私安全造成了威胁。 在互联网产业发展进程中，竞争对象之间看似“擦枪走火”引起的“事故”并不少见。今日头条与腾讯之间的一系列的矛盾冲突被媒体描述为“头腾大战”。 在多位创业者看来，部分互联网巨头涉嫌利用优势资源影响市场的方式有：采用屏蔽和封杀方式，排除潜在对手；利用平台影响力，将付费信息和广告随意安插其中，其中甚至存在诈骗链接；随意抬价，合作商家被要求“二选一”；版权使用费用与日俱增…… 2020年1月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发布《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这是《反垄断法》在施行11年之后迎来首次大修，其中最大的亮点便是新增了针对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条款。 国内国际屡见不鲜 李易易时常感叹，互联网市场中小鱼互殴不断，最终又被大鱼吃掉。 他认为，垄断对于初创企业的伤害非常明显，过去，优质产品可以以较低成本让用户熟知，但现在，它们正被埋没。产品无法在早期盈利，上线成本不断增加，这导致初创企业资金链时刻处于紧绷状态。 “ToC的比ToB的好一些，ToB的公司直接和巨头们竞争，前期投入成本高，普通创业者很难涉及。”李易易说。 中国出海公司同样面临困境。今年2月20日，谷歌以打击“破坏性”广告为由，下架600多款应用程序，其中包括诸多来自中国开发商的产品。 APUS是中国最早出海的公司之一，早在2018年，APUS的 Google广告账号就被谷歌封禁。 相比被谷歌多次铁腕处罚的出海企业来说，APUS已经算是幸运的了。由于APUS提前引入第三方合作伙伴，并进行了自有广告平台的布局，谷歌没有下架APUS的相关应用。 “我认为谷歌是故意的，他们要求填报国籍和公司的注册地址，还要求软件进行各种整改，这并不友好。”某互联网公司的知情人士说，谷歌在对软件进行下架之前，还对诸多程序的来源和出处进行过调查，他们对目标的选择具有一定针对性。 国内互联网公司涉嫌垄断的行为亦屡见不鲜。PC时代是以搜索为王。2008年，淘宝控诉百度，称通过百度搜索，淘宝官网并不在搜索结果中。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崛起的平台微信成为流量之王，对其他的应用同样有屏蔽行为。 互联网“新贵”今日头条也步其后尘。2018年，今日头条发布公告，要求禁止在头条号中推广向微博、微信等导流的二维码，禁止在头条号中推广淘宝微店产品。 而在2019年，电商巨头阿里和京东因要求商家“二选一”闹得沸沸扬扬，最终对簿公堂。阿里认为，所谓“二选一”只是一个伪命题，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是良币驱逐劣币。京东回应称，法律法规已明确“二选一”是违法行为。 在国外，脸书收购Instagram之后，Twitter对Instagram关闭了开发接口，同样被媒体视为是一种竞争手段。 伴随着流量风口的转移，“屏蔽战”从PC互联网时代延续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从未停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岩表示，腾讯微信封杀飞书，主要涉及对互联网用户以及流量的争夺。处于优势地位的微信，肯定不想让别人搭便车，而腾讯也希望尽早排除潜在竞争对手。 朱岩说，体量较大的互联网公司涉嫌垄断一直是普遍现象，比如，360和腾讯之间的“3Q大战”、阿里和京东之间的“二选一”争议，都有垄断的阴影存在。 新型形式更加隐蔽 “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垄断都破坏了互联网经济体系。”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西怀说，这次谷歌下架600多款应用程序，难道一点都没有针对特定国家或公司？他认为这不可能。对于出海公司而言，应做好常年打垄断官司的准备。 中国一位出海公司的负责人表示，中国出海开发者业务和体量的不断壮大已经引起谷歌的忌惮，谷歌更希望安卓生态里都是小公司，这样就永远没有人能够挑战它的统治地位。另外，工具类产品是安卓生态的底层基石，谷歌自己也在开发布局，其“裁判员”身份的另一面，是与开发者争抢地盘的“运动员”。对于这种说法，人民网创投频道联系谷歌，但并未得到回应。 谷歌是PC时代搜索引擎的王者，是互联网生态的重要核心。在谷歌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采用广告导流的模式增加收入，但在近期的下架案例中，商家使用谷歌的方式赚钱却遭到处罚。在广告分发流程中，谷歌属于中间商，但中间商的强大导致开发者、用户和品牌商议价权变弱。 Aptoide是谷歌应用商店Google Play最大的替代者之一。2014年，Aptoide针对谷歌在欧盟提出了反垄断诉讼，称用户在使用安卓手机下载和使用Aptoide应用商店时，谷歌将其标记并向用户提示“不安全”，导致Aptoide唯一用户的潜在数量减少了20％。欧盟委员会在经过多年的调查之后，确认了Aptoide对谷歌的指控，并在2018年夏天对谷歌处以50亿美元罚款。 这已是欧盟在过去三年对谷歌开出的第三笔巨额反垄断罚款。曾主导过调查的德克萨斯州检察长Ken Paxton表示，调查侧重谷歌“在网络广告市场和搜索流量方面的总体控制，其可能造成不利于消费者的反竞争行为。” 朱岩说，互联网本来是最具有开放、自由竞争的行业，但也会形成“领先一步，步步领先”的竞争格局，出现垄断巨头或是双巨头。最典型的是电商、搜索和社交媒体等业态，企业控制了用户，控制了流量之后，很容易成为影响竞争的垄断组织。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分析，某些互联网产品凭借无可匹敌的用户粘性和稳定的海量用户，拥有“互联网操作系统”的地位。借助这种无可撼动的超级地位，他们通过投资、流量控制、流量分发等方式，影响、控制了主要合作伙伴，形成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卡特尔现象。他们就像流量黑洞，“合作伙伴”会逐渐失去独立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东总结，网络平台的新型垄断的形式不同以往，更加隐蔽。一是拒绝交易。被拒绝使用的数据集对竞争者而言是一项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关键设施；二是差别待遇。通过运算法则的设计，将竞争对手的信息列在搜索结果较靠后的位置；三是捆绑销售。掌控数据的厂商可以要求数据使用平台必须同时使用其数据分析工具或其他不具市场支配地位的数据集，作为使用关键数据的条件，进而将市场扩张至数据分析工具或其他数据类型市场，封锁该市场中的竞争者；四是策略性合并。当前，市场存在诸多拥有数据集合的网络平台，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等，提升数据服务价值，产生新的竞争效应。比如，Facebook/WhatsApp案，说明了数据驱动型合并的竞争效应。 杨东解释，垄断者通过强大且快速的算法，可以形成分析数据，在竞争价值上可能远超过竞争者自其他网络平台所能取得的数据。在消费者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平台经营者重视并愿意保护网络用户个人数据的隐私权，因此隐私权保障已逐渐成为平台所不可忽视的非价格竞争。 依法、创新探索治理模式 “之前百度把部分贴吧外包出去，再加上竞价排名，导致魏则西事件出现，这完全就是垄断行为造成的恶果，如果没有垄断，这些公司就不会肆无忌惮的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张西怀说，互联网具有外部性，用户越多，网络价值就越大，这与传统经济的边际效用不同，互联网经济的零边际成本直接导致垄断局面出现。 杨东表示，通过掌控流量而建立起来的新型垄断行为，正在严重危害互联网行业健康发展，侵蚀互联网开放分享的价值观，同时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新兴产业的保护，对国家安全、经济安全造成潜在威胁。 垄断被也称作是创新的“杀手”。互联网创业圈内有一种说法，“现在已经不是BAT模仿你怎么办的时代了，而是如果BAT不投你怎么办的时代了”。对于部分互联网创业公司或小型企业来说，BAT等互联网巨头掌握了几乎所有的上游资源和下游渠道，如果无法获得他们的青睐，也就意味着企业无法在这个行业立足。 APUS创始人李涛曾表示，当中国互联网开始走沉下去这条路的时候，也意味着趋向高度集中化，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同一片红海里不断挣扎，虎口夺食。 针对互联网巨头限制竞争的行为，各国开展了大量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工作。近年来,欧盟及成员国对美国谷歌、微软、亚马逊、高通、苹果、Facebook等平台都开展过反垄断调查。 中国也针对互联网行业垄断问题出台了新的法条或者立法解释。比如，2019年开始实施的《电子商务法》提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2019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二选一”垄断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规定，严禁平台单边签订排他性服务提供合同，保障平台经济相关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今年1月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发布了《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新增了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条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以前提到互联网的垄断问题，有人会强调行业特殊性，这属于“白马非马”的错误理论。垄断并不是传统产业独有的现象，即使是在互联网产业，其危害也应当受到重视，不管是传统产业还是互联网产业，都要打破垄断，鼓励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 但薛军提醒，互联网垄断具有新的特点，判定非常困难。之前的《反垄断法》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法律，想要跟上数据经济时代，就要进行相应修订。 在薛军看来，对互联网企业到底是要管死一点还是松一点，还需要有更深入的考虑。当巨头们的行为触碰监管红线时，受害者可以举报并发起诉讼，对垄断行为的处罚是有法可依的。“但针对某一个行业进行法律限制，值得商榷。” 薛军说，巨型平台影响大、市场份额高，可能会引发一些限制、排除竞争现象产生，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在垄断执法方面，欧盟比中国严格的多，曾对多家互联网巨头公司开出巨额罚单，这像是在高速公路上设立了一个收费站，缺钱的时候就去收钱，这不利于市场竞争，所以欧盟内的这些国家很难出现优秀的互联网公司。 朱岩认为，针对互联网垄断现象，原则还是贯彻《反垄断法》的基本精神，不能让个别企业在某个领域形成寡头，否则影响其他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需要创新力量发挥更大作用的背景下，要适当防止出现互联网巨头的垄断行为。 杨东说，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即将爆发,面对新局面，首先完善管理网络平台的法律法规；其次鼓励创新，避免贸然进行反垄断执法；再次探索数据治理新维度。 薛军分析，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契约法理论仍然需要坚守，必须形成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契约观念。私人自治、理性消费者等契约法理念并未过时，法律应采取审慎态度，不应当过度干预，要给企业间的竞争留足契约自由的空间。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的治理结构中，应当引入一些多元化、多层次的治理机制。对于大型平台和企业在某方面是否应当被规制，除了监管部门的意见之外，还可以引入一些社会性评议机制，考察公众接受度。 张西怀则认为，解决垄断问题，首先要依靠法律，其次还要依靠行政手段。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垄断是必然发生的现象，单一手段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李易易为化名）
创投观察：疫“考”之后，区块链行业发展可期 编者按：人民网近期宣布启动“人民战‘疫’”内容科技主题大赛，推动内容科技与现实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围绕该大赛，人民网创投频道推出“人民战‘疫’”新技术产业发展新机遇系列报道，挖掘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得到淬炼的故事，探索产业发展前景。 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物资捐赠与管理透明度问题受到公众关注。区块链技术因拥有分布式、防篡改、可溯源、开放协同等特性，再次迎来“高光”时刻。 为提高透明度与公信力，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区块链研究中心等机构开发建设了“博雅医链”战“疫”医疗物资捐赠存证公益平台。 2月15日，在国务院应对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宣昌能表示，加强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建设，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 在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海法看来，受疫情影响，不少产业的传统业务被迫转至线上，区块链技术将在推动企业业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疫情下，区块链应用优势凸显 受疫情影响，远程办公、空中课堂、线上医疗等一批曾经不温不火的形态成为产业“潮流”。 趣链科技副总匡立中认为，远程办公具有降低疫情集聚性传播的特征，办公时间更加灵活，但是，物理空间的分割降低了沟通效率，难以建立信任纽带，而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的链上环境不仅提高了信息的安全性，还提升了多方协作效率，这一技术在电子招投标、电子合同远程签署、分布式办公等场景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他认为，区块链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政府、机构、大众、市场之间要构建更加良好的互动关系，就需要完善信任机制，而区块链技术正好具有低成本、高效率、更安全、更透明的优势。比如，采用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金融平台，通过区块链底层技术实现应收账款确权，把原来线下的融资申请转移到线上，把原来需要实物质押的场景通过数据资产转换分析，从而助力小微企业，实现精准帮扶。 度小满金融区块链负责人李丰认为，疫情之后，区块链还将在数据采集、政务协作、公益、医疗等领域发挥作用。在数据采集方面，区块链能保证采集数据的透明流转、可追溯，这在疾控领域有重要的意义；政务协作方面，区块链降低了产业门槛、打破不必要的业务壁垒，推动建设高效政务、透明政务、数字化政务；在公益方面，区块链赋能公信力，对公益和捐赠行业发展作出贡献；在医疗方面，“区块链+”医疗数据网络的建立，对减少医疗资源浪费、提升协同能力等方面也具有重大意义。 如今，抗击疫情的战役进入关键时刻，强化大数据等技术在疫情防控中的场景应用，实现“数战数决”，是推动疫情防控更加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的重要手段。 “数据资源是经济社会智能设施的主要生产要素。”刘海法说，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三者“资源协同、技术融合”成为重要理念，有望打造“去中心化的数据市场”，实现数据资源高度融合、可信治理和精准研判。 疫情后，区块链有望更好助力治理能力建设 2019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刘海法表示，疫情过后，国家会更加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区块链技术可以促进政府扁平化管理，提升数据利用效率，通过对大量数据信息的分析和快速处理，实现信息高效水平传递，为扁平化管理创造条件，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息上报和响应不及时等问题。他说，随着线上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线上业务的数据共享、隐私保护、业务协同、公开透明更加重视，需求也会更加强烈。在刘海法看来，当前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已分别形成自有的技术体系，未来将推动三者的技术融合，围绕“分布式”的共性特点，形成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新态势。 李丰也认为，疫情之后，公共领域、政府事务领域数字化的进程将加速，而区块链的应用对未来数字化进程具有推动作用，所以应加快区块链应用标准制定的进程。 匡立中总结，国家对区块链技术有高屋建瓴的定位，并积极探索“区块链+”在民生等领域的运用，在医疗健康、公益、社会救助等场景中得到体现。未来，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前沿技术，还将在社会治理、应急管理、数据治理、舆情分析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助力经济社会实现跨地域、跨机构的信任协同。 ■相关阅读 人民战“疫”——人民创投系列报道 （一）创投观察：AI赋能新药研发，任重道远 （二）创投观察：疫“考”之后，智能企业有望驶进“快车道” （三）创投观察：疫“考”之后，区块链行业发展可期
创投观察：“疫”考之后，智能企业有望驶进“快车道” 编者按：人民网近期宣布启动“人民战‘疫’”内容科技主题大赛，推动内容科技与现实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围绕该大赛，人民网创投频道推出“人民战‘疫’”新技术产业发展新机遇系列报道，挖掘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得到淬炼的故事，探索产业发展前景。 从1月23日开始，涂鸦智能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陈燎罕就忙个不停，带领内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别行动小组，评估疫情会对公司三到六个月运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陈燎罕看来，在一定程度上，部分企业遇到复工难、订单不能按时交付等问题，但危中有机，像涂鸦智能就推出了全渠道服务模式，通过IoT开发平台实现了“数字网络”服务，并为合作商家提供个性化的智能新零售SaaS工具和轻量化电商工具、小程序商城，帮助智能家居合作伙伴建立自己的移动零售商城。 目前，制造业智能智造转型升级需求正在逐步提升。以应对疫情为契机，找准重点、苦练内功，加速AI、IOT等智能技术的规划、落地，正在成为智能企业跑赢未来的关键。 一手抓防疫，一手寻新机 2月19日晚，大骋医疗紧急制造的新冠肺炎CT厢式检查车被送进武汉方舱医院。 检查车从天津运往武汉过程中，克服了保质保量、CT设备匹配安装难移动等诸多问题。智慧物联网物流企业G7通过对数字货舱快速改造，运用IoT技术确保全程可视化，保障CT医疗设备在途安全，通过AI实时定位对运输过程的异常情况进行有效指挥，最终完成配送。 “在这次抗击疫情和服务社会时，基于AI、IOT等新兴技术的智能化企业越来越多，它们正在寻找行业发展的新思路、新方式和新应用。” G7创始人、CEO 翟学魂说。 施耐德电气也是这其中的一家企业。复工复产之后，该公司将关键电源业务渠道合作伙伴峰会搬到线上，通过9场线上主题演讲及会议形式，对疫情过后数字化趋势下数据中心行业的新变革、渠道发展战略与产品创新策略等内容进行探讨和布局。 在陈燎罕看来，疫情防控和部分人居家隔离，让智能化家居家电也拥有了更多的运用需求和更高的标准，这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迫切需求。 施耐德电气也意识到医疗、交通、工业、能源等传统行业的智能应用变革正在加速。施耐德电气高级副总裁朱文沁说，5G、IoT等新技术与边缘计算的结合，催生了包括智慧城市、无人驾驶、智能制造等新场景。2020到2025年，智能化数据中心市场会呈现沙漏状，85%以上的部分将由上下两端组成——上层的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增幅继续扩张，底层分布式边缘应用或将以15%左右的速度增长，而中端应用则会逐渐迁移到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或分布式应用上。 目前，越来越多的智能应用场景快速增长，边缘计算和大数据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将成为不少相关行业公司的关注重点。 在翟学魂看来，疫情催化了无接触的线上货运交易过程和透明的货运供需信息需求，使得全过程网络货运服务加速酝酿成型，迅速成为行业新的主流业态。“IoT等职能技术为这个行业所做的最大贡献是让运输行为可知、可控。”翟学魂说，在特殊时期，物流全过程的透明化与可管理所具备的价值就是看得见的放心，其价值是帮助客户降本增效。 翟学魂说，疫情作为小概率事件，让不少行业意外地迎接了一场无标准答案的考试，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极端测试环境，验证了依靠 IoT技术发展前景的信心。 智能化机遇大，传统产业转型加速 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要以此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新冠肺炎疫情让更多的企业意识到数字化、智能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清华经管学院近日发表《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大中型企业影响调研报告》，其“疫情对企业经营管理的中长期影响”调查数据显示，“加快数字化转型，实现业务线上化”选项排名第一位，占53.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马骏曾表示，智能化将对企业产生以下四方面的影响，一是产品从硬件为主转变为软硬并重；二是企业与用户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长期服务；三是大数据成为企业重要资源；四是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变为产业生态圈的竞争。 “疫情的发展，让从事智能智造行业的人更加关注智能化机器能不能有效地替代人、产业供应链的性价比、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制造业发展空间。”陈燎罕说，疫情确实让部分工厂的复工复产面临困难，这首先是“人”的原因，虽然制造业智能化进程一直在进行，但由于投入大、成本高等原因，其速度并没有预期的快，疫情所带来的改变可能不是阶段性的。 陈燎罕还表示，疫情对企业的影响，供应链也是重要原因，一款产品的上市往往需要大量原器件、配套设备的支持，因此拥有较强供应链体系的企业在疫情期间依然会有较好的市场表现。“对于行业整体而言，疫情确实带来一定压力，但对于不同企业来说疫情的影响大小并不相同。” 随着IoT、5G、Cloud、AI等技术基础设施的完善，随之而来的是传统行业管理系统和装备的技术进步。G7CFO张杰龙认为，消费产品上游进行了集中化整合，进而促进了快递快运等与之配套的物流体系迅速进步升级，这个趋势也会在煤炭、钢铁、水泥等大宗物资的生产资料领域复制。 在张杰龙看来，实体经济的大趋势是从分散走向相对集中，进而进一步催生物流体系效率的提升。他说，生产要素供给的标准化、集中化、平台化出现，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所有生产要素都能够实现数字化。在移动物联网领域，数字化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利用手机收集用户信息，而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数字化的实现主要依赖于通过传感器和物联网实时收集装备的信息。 疫情让更多人觉悟到制造业智能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新技术变革会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但在采访中，一些创业者、企业家也感受到，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解决成本投入过高的问题，还有业内人士提到，基于AI、IOT的智能产品涉及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目前尚缺乏全行业的安全标准，不同品牌的智能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也有待实现。 ■相关阅读 人民战“疫”——人民创投系列报道 （一）创投观察：AI赋能新药研发，任重道远 （二）创投观察：疫“考”之后，智能企业有望驶进“快车道” （三）创投观察：疫“考”之后，区块链行业发展可期
创投观察：AI赋能新药研发，任重道远 编者按：人民网近期宣布启动“人民战‘疫’”内容科技主题大赛，推动内容科技与现实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围绕该大赛，人民网创投频道推出“人民战’疫’”新技术产业发展新机遇系列报道，挖掘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得到淬炼的故事，探索产业发展前景。 面对新冠肺炎，“AI医生”早早便投入疫情阻击战场：AI测温系统利用“人体识别+人像识别+红外/可见光双传感”方案，能在高密度人员流动场景下快速排查发烧者；全基因组检测分析平台可以快速精确地诊断传染患者，并检测可能存在的病毒变异情况；利用大数据构建疫情分散图，能够分析新冠患者的轨迹图，为联防联控疫情……而在药物研发领域，通过大数据处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AI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疫情之下的AI“智”药 近日，工信部发布倡议书，提出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尽快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补齐疫情管控技术短板，快速推动产业生产与应用服务；要发挥人工智能的效用，优化AI算法和算力，助力病毒基因测序、疫苗/药物研发、蛋白筛选等药物研发攻关。 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丁胜曾在采访时表示，GHDDI（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早前已部署相关团队从事“AI+药物研发”工作，比如，已经上线的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平台和大数据分享平台，就是由人工智能研发团队支持运作的。同时，GHDDI也正向社会上有研发基础的科研人员或机构免费提供中心的高通量筛选平台、多个化合物分子库等优质资源，阿里也在疫情期间在该平台上免费开放AI算力，助力新药和疫苗的相关研发工作。 AI如何赋能新药研发？ 新药和疫苗研发，是个费时费力耗资的过程。据《Nature》的相关报道，在美国研发一种新药，从项目启动到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平均需要花费10-15年的时间，研发成本约为26亿美元。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提供的AI技术，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医疗资源，简化科研人员耗费在数据分析、大规模文献筛选和科学超算等工作上的时间，帮助科研机构大幅缩短疫苗研发周期，减少医药研发成本。 当前，AI与药物研发相结合的主要应用在包括：发掘药物靶点、挖掘候选药物、药物设计、药物合成、病理生理学研究及新适应症的开发，以及老药新用等主要场景。据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定量生物学中心裴剑锋教授介绍，融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为前期新药研发阶段节约40-50%的时间，每年节约约260亿美元的化合物筛选成本和280亿美元的临床实验费用，新药研发人工智能正成为药物研发的重要新工具。针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GHDDI已经使用了3种互补的研发方案来寻找临床上安全有效的药物，正在进行进一步确认研究和排序，希望尽快将方案提交国家相关机构并协助推进临床研究。 “现在药物研发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越来越高，而AI技术是有力的突破点。”裴剑锋表示,作为一种强大的数据挖掘工具，人工智能技术在近几年已经应用到药物设计的各个领域。“例如知识图谱技术可以快速的进行老药新用和药物靶标的发现，AI分子生成技术可以高效快速的设计和优化新药分子，现在的AI逆合成分析技术也日渐成熟，可以自动指导新药的合成路线设计，AI也技术显著提高了药物有效性及安全性预测的准确率。” 部分初创企业已在探索用于研发新药的AI技术，科研机构和医药公司对这一领域正在投入更多资源。葛兰素史克与英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Exscientia合作，出资4300万美元用于药物研发，在未公开的治疗区域为10个选定的靶向药物识别小分子；新加坡国立大学创建的“CURATE.AI”的人工智能平台，可以利用患者的临床数据，来快速识别药物剂量，并在此基础上对肿瘤大小或肿瘤生物标志物水平进行修正。 “智”药之路，任重而道远 AI+药物研发的背后同样隐藏着诸多挑战。“AI用于药物研发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到目前为止，除了可以降低药物研发行业的入门门槛，让更多非专业性人才一同加入研发的前期工作，在我看来，AI暂时并没有为整个领域带来特别大的改变。” 作为美国生物制药研发公司DeepBiome Therapeutics的创始人，罗成伟博士长期专注于利用AI挖掘人类微生物组的领域，他表示：“以新的小分子研发过程来举例，首先需要大量计算和模型来确定并验证分子的可用性，然后在不同的细胞系中做实验，再到动物模型的各类临床实验，AI发挥作用的计算部分，在药物研发过程中占到的比例仅为2%左右。” AI+医药的领跑者IBM公司，在2019年4月因财务业绩低迷而决定停止开发和销售药物开发工具——Watson人工智能套件。罗成伟坦言：“AI助力药物研发需要足够多的数据点作为支撑，但在世界范围内，各大药厂的数据共享是个难题，因此使得AI作用削弱。”中国的AI技术应用在医药研发上也存在不少短板，例如对于非结构化的医药文献信息处理技术，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AI技术对于医药研发中常见的小数据问题的学习和处理能力不强等问题。 “中国的AI+药物研发亟需发展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算法和底层工具。”裴剑锋认为，AI辅助医药研发必然是未来新药研发的主要技术方向之一，有可能促进新药研发方式的改变。未来，随着强人工智能和认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相关阅读 人民战“疫”——人民创投系列报道 （一）创投观察：AI赋能新药研发，任重道远 （二）创投观察：疫“考”之后，智能企业有望驶进“快车道” （三）创投观察：疫“考”之后，区块链行业发展可期
风口上的电子烟：焊接厂“变身”代加工厂，孕妇专用电子烟对胎儿无害？ 摘要：电子烟作为新风口，在资本盲目逐利和监管暂时缺失的背景下，“千烟大战”格局带来的是行业野蛮生长。针对市场乱象，8月份以来，人民网组织系列报道，“五问电子烟”——《电子烟是“戒烟神器”吗？》，不少商家以“能戒烟”为卖点宣传电子烟，但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中，对其戒烟效果褒贬不一，戒烟说法缺乏科学依据；《电子烟是否影响健康？》，电子烟“蒸汽”并非无害，“二手电子烟”同样危害健康，劣质烟具烟液存在安全隐患；《电子烟如何影响青少年？》，尽管国家已专门通告“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但电子烟正通过线上线下向青少年渗透，“未成年禁售”并未真正得到有效实现；《电子烟应该怎么管？》，市场上繁杂的电子烟品类，如何区分、如何监管？电子烟究竟是有害还是无害？是否有确切证据表明其比卷烟更健康？这些都亟待讨论和厘清；《电子烟产业和公众健康如何平衡？》，中国电子烟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但专家指出，要在电子烟产业和公众健康之间实现平衡，还需要我国政府、企业、学界等各方主体共同努力。近日，人民网创投频道从电子烟原料供应商、代加工厂、投资人、品牌商、销售渠道等整个利益链进行调查，揭露更多不为人知的行业内幕。从采访得到的信息来看，全球针对电子烟的监管正在趋严，行业规范迫在眉睫，投资者应认清监管逻辑，加强自我约束，为产业发展塑造好良好环境。 电子烟爱好者张涌经常熬夜加班，有一次连抽五个烟弹，突然感觉头晕、浑身发麻，直到次日中午才恢复过来。自从沾上“电子烟”后，他感觉比抽真香烟刺激，觉得自己“上瘾了”。 对电子烟行业来说，2019年是狂欢的一年，也是阴云密布的一年。仅2019年上半年，至少9起电子烟领域的创业项目获得融资。而美国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1日，美国48个州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已报告与使用电子烟相关的确认和疑似肺病病例1080例，至少有18人死亡。9月11日，美国白宫宣布将颁布调味电子烟的销售禁令。 面对美国越发严格的电子烟产品监管，中国两大电商阿里巴巴和京东决定暂停对美出售。但人民网创投频道调查发现，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搜索“戒烟神器”关键词，出现了“告别真烟，只需三天” 、“30天戒烟”、“无害孕妇专用电子烟”等广告语。 此外，人民网创投频道在河北调查时还发现，在利益驱动下，三河市一家主营贴装、焊接的公司居然摇身变为“电子烟代加工厂”。该厂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表示，“不管你提供什么配方，我都能给你生产，还不需要任何资质。”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烟生产国，全球90%以上的电子烟设备产自深圳。有关专家表示，电子烟既不是烟草，也非保健品、医疗器械，一直处于“无产品标准、无质量监管、无安全评估”状态，而雾化电子烟存在超细微粒，含有包括铅在内的重金属物质，易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孕妇专用电子烟？ 电子烟虽是新风口，但不是新行业。早在2003年，中国药剂师韩力便发明出第一款电子烟“如烟”，自此电子烟便在中国这片热土野蛮生长。 直到2019年315晚会，央视矛头直指电子烟，质疑长时间吸食电子烟会产生对尼古丁的依赖。节目播出后，京东、天猫、苏宁等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对“电子烟”这一关键词屏蔽。 今年7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司司长毛群安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国家卫健委正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电子烟监管的研究，计划通过立法监管电子烟，并且严禁商家将电子烟宣传为“戒烟神器”。 但人民网创投频道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戒烟神器”，仍搜到大量电子烟产品。 京东一家商铺售卖孕妇专用电子烟，售价378元，其中一款规格包含7瓶不同水果味道+3瓶烟草。其宣称是女士戒烟神器，无害水烟，并附送10瓶烟油。一家淘宝店铺也称，其产品属于孕妇专用，不含尼古丁，对胎儿没有伤害。但多名加工厂老板、投资人和品牌商均表示，他们从未听过孕妇专用电子烟，也从来不建议孕妇抽电子烟。 淘宝电子烟店主张贺表示，电子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戒烟作用，因为尼古丁含量少，不燃烧，基本不含焦油，让人不会产生依赖感，电子烟不掺有令人上瘾的物质，这就像果汁一样，不上瘾，但也有回头客。 “五花八门”的口味是电子烟卖点之一。“你想要什么口味，我都能给你生产。”张贺说，电子烟的烟弹含有香精，升华后，雾化进入口中，这跟喝饮料一样，只是雾和水区别。 “电子烟夸张宣传很正常。”深圳代工厂老板李亚说，他曾经见过一张九宫格海报，不同口味的电子烟呈现在上面，均标注尼古丁含量不高于3%。 据人民网创投频道了解，市面上的电子烟油浓度主要分为无0mg、低6mg、中12mg、高18mg等四种常见标准。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蘑菇、番茄之类也有含微量的尼古丁，而烟油的尼古丁含量会比粮食里面高一些，但这些微量的尼古丁是用来戒烟，对身体没有伤害。”一家在淘宝售卖电子烟的店主认为。“为什么是尼古丁盐（含有尼古丁和其他有机成分的化合物）？尼古丁盐是为了让烟油接近真烟的味道。”该店主补充说。 西安某生物工程技术公司专做电子烟原料，提供高浓缩香精、凉味剂、甜味剂和尼古丁，其中香精口味高达800多种。据其工作人员说，尼古丁用途是使电子烟具有普通香烟的烟草味道，市场上烟油正常剂量是3mg和6mg，但有些电子烟烟油量是12mg，甚至更高，这不仅让人上瘾，而且容易让人“醉烟”。 “神秘”的成分 电子烟民张伟就出现过“醉烟”症状。他第一次购买电子烟前，简单扫一眼包装盒的化学成分，抽完后，感觉轻微头晕，站不稳。 “我们对客户的产品包装的时候，有些原材料没有印到包装盒上，更不会标明有害物质的具体含量。”李亚说，如今电子烟的宣传，主要披露个别数据和成分含量，部分危险成分没在包装上列出来。 电子烟检测机构研究员李燕表示，电子烟肯定会添加尼古丁，目前电子烟的尼古丁含量没有相应标准出台，诸多品牌电子烟的尼古丁实际含量与包装上标注的含量存在较大差异。为让电子烟被用户熟知，市场上还出现一些不正常竞争，令人上瘾的尼古丁含量及相关烟草提取物含量越来越多，味道也是越来越浓，甚至添加违禁品，让人在吸过电子烟后，感到真烟索然无味。 李燕说，尼古丁盐维持在中低度不会对身体有明显伤害，同时能够带来满足和刺激感。对于烟瘾不大的人，选择中低度的尼古丁盐比较合适，如果烟瘾较大，可以选择中高含量的烟油。但烟油含量不要超过24mg，否则会出现身体不适，甚至昏厥。 让李燕担忧的是，因电子烟监管空白，来路不明的电子烟越来越多，个别商家还添加违规成分，这无法让用户保持身体健康，甚至会对吸烟者的神经造成损害。 今年10月4日，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FDA)发布声明，警告消费者停止使用添加四氢大麻酚（THC，一种从工业大麻中提取的高浓度化学成分）的电子烟产品，也不要使用任何从街上或其他非正规渠道获取的电子烟产品。 声明还提到，调查表明含有四氢大麻酚的电子烟产品与日前报告的大量肺病病例相关，建议消费者不要使用添加四氢大麻酚的电子烟产品和非正规渠道购入的电子烟产品，也不要擅自修改电子烟成分或添加任何物质，如四氢大麻酚或其他油类物质等。 李燕表示，四氢大麻酚是大麻的一种致幻成分，含有四氢大麻酚的电子烟产品来路不明，如果摄入四氢大麻酚超过限度，可能导致吸食者猝死。 在李燕看来，电子烟比普通烟草危害更大，除尼古丁和焦油，电子烟还含有尼古丁盐、甲醛、丙二醇和甘油等有害物质，而甲醛、丙二醇和甘油会对呼吸道产生强烈刺激作用，杂质和香料也可能存在健康安全风险。甚至，雾化电子烟存在超细微粒，包括铅在内的重金属物质，甚至致癌。 李燕说，随着电子烟风口到来，一些不良商家为攫取利益，蜂拥而至，生产劣质电子烟，所以烟民不要吸食从街上或其他非正规渠道获取的电子烟产品，其烟液可能来自小作坊。 在淘宝平台上，专属于女性和孕妇的电子烟正在售卖，商家对外宣称“品真烟口感，无真烟危害” 虚假的资质 在利益驱使下，河北一家主营贴装、波峰焊接的公司也“摇身一变”成为电子烟的代加工厂。 这家公司位于河北三河市潮白大街上，其自称是一家电子产品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SMT（表面组装技术）贴装、焊接和电子产品组装。据该公司员工介绍，除主营业务外，他们也代加工电子烟，收费分为工时和设备租赁，一条生产线每小时60元。 “我们以前从没代加工过电子烟。”上述工作人员说，不过电子烟的组装简单，你只需提供资金、设计方案和原材料，其公司就可以批量生产，而且不需要任何资质。 如今，在资本催生下，诸多电子烟品牌纷纷成立。因缺乏有效的监管，电子烟一直游离在法律边缘，添加违禁品、夸大宣传和资质造假等问题频现。 人民网创投频道通过对多家网购平台调查时发现，“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 、“FDA食品报告”、“欧盟CE认证”、“国家质量检测”等资质宣传在雾化型电子烟市场颇为常见。据了解，它只是为每个注册食品机构签发的注册号，FDA注册号并不代表经过美国FDA批准，所以淘宝上的零售商所称的“FDA认证”证书根本不存在。FDA官方也曾宣布过，不承认第三方签发的注册证书。 北京市律师协会侵权法专业委员会主任郭聪表示，国内电子烟零售商一般都打着“FDA认证”的名义虚假宣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全球90%以上的电子烟设备产自深圳。据李亚介绍，在深圳，因为电子烟生产难度低，几十万成本租个小工厂，招聘工人，便可接单生产。此外，电子烟没有太多专利，大多数电子烟品牌的知识产权主要集中在外观和设计层面，而不是技术层面。 “为什么深圳电子烟发达？那是深圳的电子工业和加工业发达，管理成熟，其他地方的工厂很难与其竞争。”李亚说，有些工厂不一定只专注于电子烟，它们什么都做。比如电子烟风口来临，这些工厂马上改头换面，成为电子烟生产商，而后他们形成联盟，采取一致价格，把其他地方的电子烟生产商排除在外。 几块钱的烟杆成本 李亚2005年进入电子烟生产领域。他曾做过代工和贴牌，为了维持生存，工厂还生产加工食品。 2005年是电子烟市场最为混乱的年代，一直延续到2010年，当时不仅没有电子烟的含量指标，连电子烟的外貌也五花八门，有八厘米的，有五厘米的，有透明烟管装烟油的，也有带有过滤嘴加味道的。 从2018年开始，电子烟风口来临，代加工的数量陡增，这也让李亚看到商机，他从印度进口雾化器，自己改装旧式生产线并寻找原材料供应商，经过长期努力，目前产能已趋于稳定。 “我们已经接了很多大单，专门制作烟弹，就是在烟弹中放入香精和其它原料，但我们不生产专门的雾化器，因为在交货的时候，对方会对雾化器的规格和指标进行检查。”李亚说。 李亚不愿做雾化器的理由是，雾化器太便宜，盈利空间低，比如烟杆是雾化器套上一个磨具加工后的钢制或者塑料制成的烟管，制作简单，成本不过几块钱，但原材料和烟弹生产的盈利空间高。 高盈利也伴随高风险。李亚说，如今的烟弹还没有完全实现口味一致，甚至原材料出现过质量问题，导致同一批次的烟弹全部被贴上不合格标签。 过去，李亚从中间商采购原材料，但中间商为赚钱，不知从哪里进口了不合格的原材料，最后产品检验不合格，客户不付钱，他只能通过法院起诉原材料商，至今几百万的账目没收回来。 李亚说，不同的客户要求不一样，但对方都会提供配方，然后他们进行采购、生产。一般而言，各家电子烟的配方都是保密的，但是大家都清楚，原材料都差不多，只是含量不同而已。 在李亚看来，这次电子烟的风口来了后，订单源源不断，工厂基本实现满负荷运营，虽然他有生产电子烟技术，但始终没有生产自己品牌的机会。 “先把能赚的钱挣到，等到以后有了生产能力，我可能会自己投资一个电子烟品牌，不用多生产，只做几百个电子烟，把它们当作礼物送人。”李亚说。 在京东平台上，专供孕妇吸食的电子烟正在售卖，商家的广告语显示“购买这款标价378元电子烟，附送10瓶烟油” 监管“风暴”来临 电子烟作为传统烟草的替代品，早期的电子烟更像是医疗产品和“类烟玩具”，一直没有被市场和相关监管机构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位。 无法监管并不意味着无视。美国CDC 数据显示，截止到2019年9月17日，全美与使用电子烟有关的严重肺病案例上升到530例，其中7人确认死亡。数据初步表示，这些患者有使用含四氢大麻酚和尼古丁电子烟产品的历史。目前，全球已经有美国、印度、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泰国、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全面或部分禁止电子烟。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自2014年以后，烟草行业每年向政府上缴利税达到一万亿元，作为纳税大户，中国烟草总公司被称为“最赚钱的公司”。2018年，中国烟草税前利润11556.2亿元，大概是阿里巴巴的16倍，腾讯的14倍，苹果的3倍。 清华大学《公共健康与技术监管研究报告之电子烟产业监管状况报告（2019）》显示， 2017年中国电子烟消费人数达740万人，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子烟产品最大生产国（占全球95%份额）与出口国（占全球90%份额）。 截至 2018 年 8 月，全球电子烟专利数共 25979 件，中国拥有 22825 件，占将近 87.9% 。但近十年的发展，电子烟在中国烟草市场的占有率不到1%，远不如美国市场的13%。 巨大市场引来资本疯狂追逐。2019年4月，罗永浩在手机上折戟沉沙后，加入锤子科技前总裁彭锦洲创立的电子烟品牌小野。福禄电子烟品牌也是由锤子科技前产品总监朱萧木创立，其号称是锤子科技第一号员工。截至今年上半年，福禄电子烟已融资千万美元。同道大叔创始人蔡跃栋与黄太吉创始人赫畅宣布推出“YOOZ柚子”电子烟，现货销售首日卖出的电子烟营业额便达到了500万。 同道大叔前CEO，知名自媒体人章晋源、微媒控股集团CEO李岩创办LINX灵犀，上线之初便获得了天使轮千万元投资，随后陆续完成两轮千万元融资。目前，国内市场电子烟品牌已经有上千家，形成“千烟大战”的格局。 “千烟大战”的背后，是无产品标准、无质量监管、无安全评估的“三无”状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司司长毛群安在今年7月22日透露，国家卫健委正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电子烟监管的研究，计划通过立法监管电子烟。 某电子烟品牌的联合创始人杨霍认为，如果今年的监管细节出台，可以对两方面进行管控，一是电子烟原材料的来源，渠道的建设，二是电子烟的烟弹成分控制。政府监管可能从电子烟的烟具、电子烟的烟液、电子烟的释放物等细节进行规范。 李燕也认为，电子烟可以根据产品构成进行监管，比如电子烟的电池、雾化设备和烟弹，只有满足这些要求后，再进行组装，这样的产品才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李燕进一步指出，对电子烟进行监管，从消费者角度来看，监管利于降低安全风险，保证用户的人身健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样，这也有利于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李燕、杨霍、张贺、李亚均为化名）
无证民宿游走“灰色地带” 平台审核形同虚设 在北京开了5家民宿的王一扬（化名）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与派出所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因“涉嫌非法经营”。 没有官方认定资质就开办民宿的，并不只有王一扬一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经营起民宿，众多在线旅游平台开拓了民宿业务版图，相关经营乱象也不断涌现。 人民网创投频道在Airbnb、榛果、途家、小猪、携程等平台上测试民宿房源注册系统时发现，只有Airbnb提醒房主提交房源营业执照，其他平台无此提醒，即使有选项，也非必填。 业内人士认为，民宿行业及其相关的商业模式在我国相对新颖，法律法规的监管还未及时跟上。对于民宿的监管是否比照旅馆业，是否需要特种经营许可证，如何解决监管地域差异等问题，应及时理顺，并需加速出台约束力更强的全国性统一规范。 一 王一扬在朋友聚会上了解到，开办民宿是不错的生意，于是就想自己试一试。 2018年，他经房产中介推荐，租到北京某条胡同里的一套普通居民房。在征得房东同意后，王一扬把房子重新粉刷，配置新家电，然后在Airbnb等平台上注册，成为民宿经营者。 当时他并未考虑到民宿需要营业资质，平台也未提醒、审核资质。 “北京旅游旺季，一套民宿一个月的利润差不多在3000-5000元，即使旅游淡季，每个月也有2000-3000元的利润。” 王一扬盘算，胡同民房的月租金是3000-5500元，在各个民宿平台上挂出来的价格是一晚300-700元，平均每个月有20多天会有人通过Airbnb等平台联系入住。平台抽成10%，再扣除民宿日常保洁费用，剩下的利润就是他自己的。 这也让王一扬首次尝到民宿甜头。之后他又在北京不同区域先后租了5套房来做民宿。 业务很快步入正轨，王一扬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副业”，直到被民警带到派出所，王一扬才知道运营民宿存在潜在风险。 “正规的民宿经营，应该具备营业执照和专门的许可证等，要不然就涉嫌非法经营。”再次回忆起开办民宿的经历，王一扬倒吸一口气。他说，自己身边有不少朋友开办民宿都没有拿相关资质，而且在Airbnb等平台上注册也没有受到必要的限制，“照样和正规的民宿一样赚钱”。 据悉，王一扬口中的民宿经营资质包括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等。 北京市律师协会文化旅游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雯雯向人民网创投频道表示，民宿行业涉及的法律与法规较多，除了与旅游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外，还涉及民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电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同时我国各地区针对民宿行业制定的具体规章规定与行业标准在细节上也多有不同，不同地区所需具备的营业资质也略有不同。 曾雯雯直言，与民宿相关的在线旅游平台在登记注册营业民宿房源时，会涉及到《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等法规。 二 近几年来，我国民宿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线旅游民宿平台也在资本与政策支持下突进式发展。 早在2011年，太平洋东岸的Airbnb就完成了1.12亿美元的融资，估值达10亿美元，晋升为独角兽。这家于2008年在旧金山成立的短租平台，将“共享居住空间”这一词汇镶嵌进互联网创业江湖。 Airbnb的迅速发展和民宿行业初期的市场红利，不仅让House Trip、Wimdu等效仿者纷纷出现，也让这一模式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火速生根发芽。 彼时，民宿行业处于野蛮生长的初期，抢夺新房源与培养消费习惯成为众多企业的主题，行业资质与在线旅游平台的审核责任没有被重视。 游天下、住百家、小猪短租等一批民宿短租公司也在之后的2012年集中发展，迅速获得众多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青睐。 这些新兴的民宿短租平台在资本加持和旅行消费刺激下，火速跑马圈地，在不少地区，特别是旅游业发达区域，囊括了众多设计精巧、地方特色感强、生活化的民宿房源。 到了2015年，“要积极发展客栈民宿、短租公寓、长租公寓”出现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中，政策红利下的民宿行业全面开花。 迈点网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内地客栈民宿为3万家，到2015年末，数字为4.3万。 2015年8月下旬，Airbnb正式打开中国本土市场大门，以爱彼迎这一中文名字在中国跑马圈地。Airbnb在中国实现本土化时，国内的民宿行业已在政策与资本双重支持下进入鼎盛期，不少OTA平台快速发展。 2017年，途家获得3亿美元E轮融资，估值超15亿美元，小猪短租也完成1.2亿E轮融资，估值达10亿美元，两家本土独角兽成为挡在Airbnb路上的障碍。再加上美团旗下的榛果民宿上线，蚂蚁短租在携程加持下成立有家民宿，携程、去哪儿等传统在线旅游平台也将民宿纳入到自己的业务版图，民宿业竞争更加趋于白热化。 “挖掘出更多房源，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推广，提升品牌知名度，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下单，就成为Airbnb等平台的常见套路，至于是个人的房子，还是酒旅或文化传媒公司开发的正式民宿，并不会被在乎。”一家酒旅企业的市场VP张佳磊（化名）告诉人民网创投频道。 张佳磊说，在行业发展初期，在线旅游平台以抢夺房源、活下去为第一要务，自然就不会重视资质和合规问题，这也让无证民宿在市场上滋生。 三 人民网创投频道向数位酒旅行业人士了解到，民宿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生产业，爆发速度快，但在2015年之前并没有明确、专门的规范措施，营业资质与监管处于“灰色地带”。 到了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该意见除了明确表示积极发展客栈民宿、短租公寓、长租公寓等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的细分业态外，还明确指出要在推动重点领域加快发展的同时，要加强对生活性服务业其他领域的引导和支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在融合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结合本地区实际尽快研究制定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健全生活性服务业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监督体系和质量标准体系。 这为当时蛮荒式发展的民宿行业走向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到了2017年，民宿行业的规范与监管，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2017年2月,公安部发布《旅馆业治安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将民宿短租纳入旅馆业监管范畴，要求设立旅馆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后，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领特种行业许可证。但该条例目前并没有实施。 2017年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清理和调整不适应分享经济发展的行政许可、商事登记等事项及相关制度，避免用旧办法管制新业态。” 2017年8月，国家旅游局发布《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和《旅游经营者处理投诉规范》（LB/T 063-2017）、《文化主题旅游饭店基本要求与评价》（LB/T 064-2017）、《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LB/T 065-2017）、《精品旅游饭店》（LB/T 066-2017）等4项行业标准，并明确旅游民宿是指“利用当地闲置资源，民宿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根据所处地域不同分为城镇民宿和乡村民宿。这些标准同时规定，旅游民宿的经营应依法取得当地政府要求的相关证照。 2019年7月3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并实施新版《旅游民宿基本要求和评价》，要求旅游民宿建立评星机制，民宿在挂星期间若出现不符合相应星级要求的行为，将被直接摘星；同时还明确规定了民宿在安全卫生、安全设施、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安全责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生态环保、从业人员健康等方面详细的要求和标准。 “要不是这次‘进’派出所，我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多关于民宿的规定，我在Airbnb等平台注册时，也没有了解到这方面的规定。”王一扬说，“注册时，有的平台上虽然有房源资质选项，但只是选填项，不填写也没关系。只需要跟房东沟通好，让他知道我在做这个事就行了。” 曾雯雯表示，在线旅游平台应承担核实、查验经营资质等内容的责任，经营者则应对入住者的身份有查验核实的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此也有涉及。 四 如今，不少民宿在线旅游平台上没有任何营业资质的问题依旧不断。 人民网创投频道了解到，对于规范民宿行业发展，我国不同省区也有不少地方性的条例、指导意见、管理办法，包括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省份。 曾雯雯称，对于民宿行业的管理，国家层面的规范并没有完全明确，各省区市也是近年来才逐渐出台比较笼统的管理办法，不同省区市针对民宿和短租类业务的规范在细节上也并不相同。比如北京市公安局发布的《北京市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的《北京市旅游条例》等相关规定，并没有对民宿是否需要特种行业许可证进行明确要求。但浙江则需要民宿经营者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部分地区的公安系统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要求将民宿业务对标旅馆业，会对无证经营等违规行为做出处罚。 曾雯雯坦言，日常生活中大家所说的民宿更类似于短租，也就是Airbnb等在线旅游平台上提供的第三方短期住宿服务，这些服务大多由房东或者经营者将闲置用房登记到平台上，供游客选择。 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张晓军在谈到民宿经营合法化时也曾向媒体表示，民宿的发展首先要解决安全、卫生、消防等问题，要有准入门槛，如何让城市民宿合法化成为当务之急。 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吴文智建议，应科学设置民宿行业的进入门槛，界定民宿的申办条件、经营规模，确保民宿发展的宗旨、特色与健康方向。各地在鼓励民宿行业发展时，要设置好门槛，不能急功近利、一哄而上。 曾雯雯建议，民宿行业及其相关的商业模式在我国相对较新，法律法规层面的监管应及时跟上。民宿行业呈现出的最新情况在于房屋产权和经营权往往分离，在此情况下，应该加强从业人员相关资质的备案。同时，在线旅游平台应加强保险责任，对自然人民宿的经营者加强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和履约能力、赔偿能力的考量。对于民宿行业监管是否比照旅馆业，经营民宿是否需要特种经营许可证等问题，应及时理清地方性监管规定的地域差异，加速出台约束力更强的全国性统一规范。
贴牌、发布违法广告 新氧背后的医疗美容乱象 近日，媒体曝出新氧APP商家涉售违禁药、“美丽日记”造假刷评，这把当时刚刚上市的新氧推上风口浪尖。新氧对外回应道，已组建内部调查小组，下架涉事机构，针对医美日记，新氧将上线人脸识别技术，进一步提升平台审核能力。 新氧事件揭开的仅仅是医美行业乱象的冰山一角。 一位行业内部人士称，有的医美机构低价引客，将“衡力”和“保妥适”两款经国家批准的肉毒素品牌售价压得很低，就靠再引进一些“三无”产品赚钱。还有一些小美容机构采购其他肉毒素后再做包装，利用部分消费者崇洋媚外心理，夸大肉毒素效果。一旦出现问题，这些医美机构要么改换门面，要么跑路。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总局关于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的消费警示》，目前批准上市的A型肉毒毒素有2种，分别为国产的“衡力”和进口的“保妥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目前批准上市的玻尿酸品牌也只有十余种。 乱象背后，医美行业投资热度持续不减，阿里、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行业领头企业融资不断：2017年8月，悦美完成8000万人民币C轮融资；2018年7月，更美宣布完成5000万美元D1轮融资；今年3月，美呗宣布完成数千万人民币B+轮融资；5月2日，新氧登陆纳斯达克。德勤2018年9月发布的《中国医疗美容O2O市场分析》报告认为，2022年中国医美市场全年规模预计将达到4810亿人民币。 “旧瓶装新药” 有医美行业内部人士告诉人民网创投频道，部分没有注射资质的美容院会给顾客注射医美药剂，却无法出示药剂批准文件。一些“三无”医美药品的小作坊在淘宝上还有店铺，首页主推无创类美容产品，私聊时却卖未经国家注册批准的产品。 根据内部人士的介绍，人民网创投频道在淘宝上搜索某涂抹类美容产品，找到一些信用等级和销量低的店铺，随机选取其中一家名为“广州悦美电子科技”的店铺跟踪。当询问是否出售肉毒素和玻尿酸时，店主提出添加微信私聊，按照店主提供的信息,人民网创投频道添加了一名为“AS-雾化仪器产品工厂直销”的微信号，微信主推荐了名为“兰迪”的肉毒素和玻尿酸产品，声称原料均为法国进口，然后在“广州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一步“组装”，可以为顾客定制贴牌产品、贴Logo。“兰迪”肉毒素售价280人民币一套，“兰迪”玻尿酸售价200人民币一套，均为100套起拿货。之后人民网创投频道以另外的身份询问时，他又表示“兰迪”肉毒素和玻尿酸产品的原料均为瑞士进口，其他情况与之前相同。人民网创投频道并未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肉毒素和玻尿酸批准上市名单内查询到“兰迪”品牌。 人民网创投频道询问淘宝另一家名为“美容产品厂家直售”是否出售肉毒素和玻尿酸产品时，店主提出添加一名为“广州美业化妆品仪器源头厂家”的微信号。这名微信主表示现在国家对肉毒素的管控太严，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只对老客户出售肉毒素产品，但可以提供玻尿酸产品，原料从韩国进口，然后按照他们的操作方式和计量标准重新做包装，提供贴盒服务。玻尿酸一套售价为50—1000人民币不等，500套起拿货。询问过程中,此人没有说明这款玻尿酸产品是何种品牌。 据另一位在医美行业工作的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市场上医美药品共分为三类：一是正规药品，它们经过了我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二是水货，比如在韩国、美国、欧洲有相关认证和批准的药品，在所属地使用没有问题，但却未经我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上市；三是假货，由不具备医药资质的企业生产。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院长栾杰表示，药品没有按照国家专门医疗机构审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注册等流程的产品，属于违规药品。 问到低价肉毒素与玻尿酸产品，一家名为“广州爱美无针雾化微整产品”淘宝店主说：“200多块钱，连关税都不够，你想一下怎么会是进口产品？市面上流通的‘兰迪’产品，全部从‘广州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拿货。因为分销商销售量大，他们就自行创建了平台，起个洋气的名字，售卖给美容院。” “那些平台把空瓶子发到厂里，连标签都不贴，厂家直接罐装发货，然后平台再贴上专门定做的产品标签，就直接发货给美容院。”“广州爱美无针雾化微整产品”店主说：“所以你在网上问‘兰迪’产品，真实厂家都问不到,因为一样的产品，除了叫‘兰迪’，还可以换成其他名字，很多厂家做外包装定制。” 医疗美容行业资深人士杜涛介绍，一些小美容机构采购“衡力”和“保妥适”之外的其他肉毒素后再进行包装，利用国人崇洋媚外心理，虚假宣传，比如在维持时间、术后恢复期等方面夸大效果。 “船小好调头嘛，一旦出问题，改换个门面继续干。”杜涛说，但现在风险大了，一些小机构使用水货的现象也少了。 201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总局关于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的消费警示》中，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在全国29个省份指定了77家经销商，“保妥适”在全国30个省份指定了56家二级经销商。 人民网创投频道梳理发现，上述店主谈话中均提及的、仅负责生产和研发的“广州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在这些经销商名单中。企查查数据显示，这家公司工商信息状态在2019年7月30日从“在业”变更为“注销”。 人民网创投频道调查了解到，淘宝上提供瘦脸针服务的美容机构多称自家提供的衡力和保妥适进货渠道正规，但都以涉及到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透露具体进货厂家，因此无从得知货源是否为国家指定的经销商。 淘宝搜索结果显示，“衡力”瘦脸针100单位的价格从380至1500元人民币不等，“保妥适”瘦脸针100单位的价格从688至4388元人民币不等。 医疗事故“高发区” “一旦发生意外，商家承诺赔偿500万”，“广州悦美电子科技”店主再三保证，但现实中发生的真实案例难言美好。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统计，2019年，国内卫生部门注册的医疗美容机构有10000余家，而经过逐级正规训练、达到卫生部要求的整形外科医生不足3000人。其中每百万人保有的整形外科医生数量为2.88位，远低于美国的20.88位和日本的17.54位。 小雪在去年10月通过微博找到了一家名为“太原雅诗莲医疗美容门诊部”的美容医院，随后在其中先后注射了一个疗程的韩国伊婉和法国丝丽两款玻尿酸，每个疗程注射三针。小雪说：“术前做了体检，但是没有抽血，最后也没有拿到体检报告，医生就说直接可以做。本来说是院长给我打，但做手术的当天才第一次见到医生，是一名年轻医生，在一个小房间里给我打的。”注射完韩国伊婉玻尿酸后，小雪脸上出现了很多痘痘，一个月多之后才消除。她觉得这款玻尿酸持久度不好，于是10个月后在朋友的推荐下又在这家医院注射了法国丝丽玻尿酸。注射韩国伊婉玻尿酸医院共收取小雪8000多元人民币，法国丝丽计价10000多元人民币。但是，法国丝丽玻尿酸并不在我国批准上市的玻尿酸产品名单内。 “我们的货都是卖给一些大型的美容机构、小美容院、代理商和分销商。”“广州美业化妆品仪器源头厂家”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货的销量挺好的，美容院和注册过的整形医院都在我们这里拿货，小一点的美容院直接卖‘兰迪’的牌子，大的整形医院有他们自己的品牌，我们负责给包装他们指定的品牌，像这种有指定品牌的是需要加钱的。”“广州悦美电子科技”的工作人员介绍。 人民网创投频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给小雪注射玻尿酸的“太原雅诗莲医疗美容门诊部”虽然经过相关注册，但现已被列入市场监督部门经营异常名录，正在进行营业执照作废声明。 为医疗美容乱象买单的，最终还是消费者。 据媒体报道，2010年11月，“超女”王贝在武汉中墺整形医院做整容手术时发生意外死亡，年仅24岁，因尸体火化专家组已无法确定真正死因；今年1月，19岁女孩小夏在贵州利美康外科医院接受隆鼻手术时出现意外而身亡，该涉事医院隶属于新三板公司贵州利美康外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今年7月24日，制药公司爱力根（allergan）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纹理乳房植入物，其可能导致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目前全球有573人患上该病，其中80%都使用过该隆胸假体，15人死亡。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院长栾杰介绍，肉毒素和玻尿酸等医美药品的注射属于有创医疗行为，即可能给人体造成创伤的医疗行为，这类医疗行为只有经过国家相关部门注册和认证的医疗美容机构或是公立医院才有资格操作。医疗美容机构不同于普通的美容机构，普通美容机构到当地工商部门注册即可，一般提供无创的美容服务，如按摩、SPA等，而医疗美容机构必须到相关卫生部门注册审批。 2018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显示，在具体服务投诉中，继远程购物、网络接入服务、经营性互联网服务、移动电话服务之后，美容美发服务投诉量由去年的排名第六升至第五。 人民网创投频道梳理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在2019年1月到2019年7月的505条医美类投诉中，占比最大的是拒绝退款，共167条；第二是欺诈消费或诱导贷款，共112条；第三是虚假宣传，共78条。此外，投诉地域主要集中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市场争夺战与监管挑战 “医美市场真的很大，而且会越来越大。”杜涛说，伴随互联网发展和医美消费者年轻化，APP成为众多医美机构引流的重要渠道。 根据德勤于2018年9月发布的《中国医疗美容O2O市场分析》，中国医疗美容市场2017年规模达到1925亿元人民币，2013—2017年中国医疗美容市场的复合增长率约为22.0%。2018年至2022年期间，预计将以20.1%的年化复合增长率增长，2022年全年预计将达到4810亿元人民币。 如此庞大的市场自然引起了巨头的关注。 阿里、京东纷纷入局互联网医美市场：美丽神器签署天猫医美平台入驻协议,京东与悦美所达成战略合作。行业中已有的产品也开始频繁融资。 新氧创始人金星在采访中也提出了自己对未来的希望，“BAT最大的价值是平台和流量，我可以把所有的医疗机构资源整合在一起，和他们的流量平台合作。”他说，相当于变成了他们的供应链。 杜涛表示，APP成为医美机构引流的重要渠道，并参与分成，但线上平台只负责营销却不负责把关，所以部分医美机构在线上低价揽客，虚假宣传，把顾客吸引到线下，再推销价格昂贵项目。 让杜涛担忧的是，医美APP最终都要落地，对于监管者来说，更像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杜涛举例说明行业的复杂性：国内没有批准任何一台美容超声刀仪器，但超声刀却是医美行业皮肤科最火爆的仪器之一。栾杰解释，根本没有机构申请报批美容超声刀产品。任何一种医疗器械都需经过国家相关药监部门的严格检测方能批准上市，以保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这是一个费钱又费时的过程。经销商往往不愿进行如此大的投入，加上有供应这种美容超声刀的非法渠道，于是就出现了国内没有经批准的美容超声刀现身市场的情况。 医美乱象背后，还有市场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情形。资深整容爱好人士汪月表示，国内批准的医美注射产品太少，她一般去国外比如韩国或者欧洲注射某些国内未批准的产品，这些在国外都是合法的。 在新氧、更美、悦美等医美电商平台社区中，人民网创投频道均发现“去韩国整容求带”“去韩国整容提供酒店和机票联系微信”等类似的信息。 市场还受其它因素影响。远卓消费产业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医疗美容市场洞察（2018）》显示，目前国内还没有权威专业的医疗美容事故认证机构。在行业自律方面，国外医疗美容市场通常由行业协会统一管理，但中国医疗美容行业相关的协会众多，包括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以及中国医师学分会等，各协会缺乏统一管理。 市场监管其实并非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早在2012年，北京市就出台了《北京市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北京市医疗美容机构分级管理和专业机构培训条件进行了规定，这是国内第一个地方性的医疗美容服务行业管理办法，为各地方开展行业监管做出了示范。 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相应法律其实比较完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等对医疗类广告做出了规定,指出不得断言和夸大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另外《电子商务法》对虚假宣传也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的评价。 处罚案例也不少见。6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非法医疗问题专项治理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效”问题回复，自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医疗美容广告29878条次，责令743条医疗美容广告予以改正，51家机构停业整顿，查处违法医疗美容广告251件，罚没款270万元。网信等部门检查互联网医疗美容相关信息19612条次，责令77条信息予以改正，查处案件55件，罚没款30万元。 人民网创投频道在淘宝上以“肉毒素”为关键词搜索，选取了几个排名靠前的美容机构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进行查询发现，北京凯润婷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因从2017年3月30日起发布未取得医疗广告审查的违法广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六条，于2018年9月6日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处以罚款138454.44元。2018年9月6日，安徽维多利亚整形外科医院在其网站利用广告代言人宣传其医疗服务并通过百度及360进行推广，构成发布违法广告，被合肥市工商局处以行政处罚。 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监管机构面临着诸多挑战。朱巍说，目前医美行业利用社交平台发布广告，比如微信、微博、朋友圈、直播等社交平台线上引流，线下销售，监管难度变得更大了，这也让不法分子钻了空。此外，某些医美电商平台对这些入驻商家相关资质审核不到位，这也让他们有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可乘之机，新氧事件就是真实的例子。 在栾杰看来，医美市场最终都会变得有秩序，不守规矩的机构都会被淘汰。现在大量的医美机构或被查封关门，或是亏损倒闭，说明整个行业正在慢慢净化。大浪淘沙到最后，肯定是守规矩、重技术、求质量的专业人员和机构才能够长期活下去。 对于医美行业的规范，栾杰建议，一是医美机构自身要诚信经营，不要急功近利；二是相关监管部门要狠抓严打非法经营的美容机构以及倒卖医美药品、器械的黑心厂家；三是消费者要加强安全意识；媒体也应协助相关部门普及知识，让“水货”“假货”没有生存空间。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杜涛、汪月、小雪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