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停车破解停车难题 创新构建城市新生态 从辉通科技董事长纪博超办公室的落地窗向外眺望，远处的城际铁轨倏忽而过，再远处是一栋栋高楼耸立的浦东新区。 纪博超当天要开车前往苏州，和苏州市领导洽谈当地智慧停车产业的发展合作。 纪博超在2015年加入辉通科技，彼时的互联网风口更迭频换，团购、O2O、共享经济、VR、AR、新零售、社交电商等领域火爆一时，而AI、物联网、智能网联等技术创新，同样厮杀惨烈。 智慧停车也不例外。此后四年时间，纪博超在上海与30多家同行同场竞技，最终脱颖而出。 “城市停车场”作为“新基建”在2019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上也被提及。这次会议提出，稳定制造业投资，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国家智慧城市与“互联网+”政策的指引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能够为城市治理带来智能化解决方案的技术和应用不断涌现。在交通方面，通过卫星分析和开放云平台等实时流量监测，感知交通路况；在平安城市领域，通过行为轨迹、社会关系、社会舆情等集中监控和分析，为公安部门指挥决策、情报研判提供有力支持；在政务服务上，依托统一的互联网电子政务数据服务平台；在医疗健康行业，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数据互联互通，既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也及时监测疫情。 作为智慧城市管理水平体现之一的智慧停车，也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是在城市管理中的具体应用。同时，出于改善城市交通与民生品质的诉求，各界对智慧停车行业也越来越关注。 一 将停车位资源整合，实现停车场互联网化、智能化和互联网资源动态配置是智慧交通建设中的重要一环。随着关于智慧城市各个政策的落地，整个智能交通行业正处在时代变速变化的关口。特别是停车场，从以前彼此分散的、非信息化的时期过渡到一个将城市互联到一起的、智能化数据平台，成为城市治理的智慧型变革的立足点，并成为继网约车和共享单车之后，交通出行领域出现的又一个被资本追棒的“风口”。 2004年，同济大学毕业的纪博超前往国际知名工程师院校法国国立路桥学校读硕士。此前，“智慧停车”对他来说是个陌生词汇。到了2015年，纪博超通过入股方式，成为辉通科技这家向智慧停车转型的企业的掌舵人。当时，团购、O2O、共享经济、VR、AR、新零售、社交电商等领域风口更迭轮换，AI、物联网、智能网联等技术创新风起云涌。智慧停车也不例外。“当时整个上海市场上，二三十家公司在竞争，我们是最不被看好的。”纪博超记得，当时他还是行业新兵，在停车场这一相对传统的领域中，自己远没有上海本土已成规模化发展的运营方有优势。 智慧停车场的商业模式是由互联网企业把停车场的系统进行智能化改造和升级，但互联网企业不从停车场收入中直接分成，而是获得智能化停车场的所有数据、电子支付通道等线上业务的运营权。 纪博超很看好这一模式，因为城市的停车场比较分散，每个停车场又是信息孤岛，经营手段单一，还是一个传统的落后型行业。但在智能化改造、所有信息数据上传后，停车场与车主之间就可以形成信息的共享，包括停车位和支付的共享。 “智慧停车可通过电子支付、自助缴费、牌照识别、自动放行等手段，实现车辆快速流通离场、减少离场时间；通过停车位引导、反向寻车诱导等手段减少找车与徘徊时间，加快停车与找车速度。”纪博超说。 在这一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是辉通科技智慧停车APP“优会停”的车位信息实时更新发布、地图导航、在线支付等功能，也即纪博超基于大数据云计算，逐步建立起连接车主、停车场、汽车服务商、城市管理者等城市出行全产业链参与者在内的、城市级智慧停车管理大平台。 “那个时候是真苦。”纪博超笑道，当时很多同类型企业在找停车场谈合作时都是拿着公司宣传册过去，而他每次在谈判之前，都会根据这个停车场所处的周围环境和潜在诉求，拿出一份针对性解决方案。 在当时，纪博超和上海三十多家同行一样，通过赠送智能化设备的方式，获取停车场未来五年的数据和线上业务的运营权。 二 目前从整个产业链来说，中国智慧停车市场格局相对分散，主要以智能停车设备商、智慧停车解决方案提供商、互联网停车运营企业为主。其中智慧停车解决方案承上启下，提供商主要向停车场提供智慧停车系统以及面向C端用户的智慧停车APP产品。 但在上世纪80年代，停车场管理模式方才在国内出现，并主要是出于公共秩序的维护，只采用人工方式；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随着城镇化和房地产建设发展和安防意识的加强，停车场开始重视停车出入口，但此时出入口控制设备水平相对较低，收费仍以人工方式为主。事实上，正是多年来停车信息不通畅与管理水平的低下，造成了“停车难”与“没车停”现象，使得车位使用率低下。 公安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172万辆，机动车保有量已达3.27亿辆，其中汽车2.4亿辆，小型载客汽车首次突破2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4.0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3.69亿人。 汽车保有量增加带动停车位需求激增。《2017中国智慧停车行业大数据报告》显示，我国停车位缺口率已经达到50%，与此同时车场的平均空置率达51.3%。 该《报告》称，全国有超过90%的城市车位使用率在50%以下，北上广深等主要城市的车位使用率都在40%-50%之间。 在停车资源紧缺的背景下，利用效率不高加剧了停车难的问题。 据ETCP智慧停车产业研究院介绍，北上广深停车场泊位空置率达到44.6%，而全国城市超九成车位的使用率小于50%。报告还指出，当车位使用率提升到80%时，如上海、重庆两市，车位供给量就将大于车位需求量。 不过，随着大数据驱动着城市治理的智能化、专业化，越来越多的政府管理机构和行业企业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落地到城市管理的各个环节和过程，智慧城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行业企业提供的智慧解决方案也逐渐现代化、智能化。 纪博超表示，数据是智慧交通的核心资源，对拥有停车资源的企业来说，盘活停车场车库数据，未来利用大数据实现精准广告投放、为汽车后市场提供导流服务等，进而从这些服务中获得盈利才是目的。 打通大量停车场场所数据孤岛这件事，除了智慧停车运营商在做，城市数据运营中心也在做。比如阿里云旗下的城市大脑，就与重庆市达成合作，借助ET城市大脑，统计汇聚重庆实时全量的停车资源信息，进行区域泊位信息监控和预测，并结合动态交通数据，为政府进行区域泊位规划优化提供辅助支撑，从静态交通层面提升城市交通畅通度。 三 纪博超介绍说，通过停车场空间的智慧化管理，推进城市治理智慧化、立体化、平台化，是很多业内企业努力的方向。“优会停”APP，就是他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打造的、面向C端用户的产品。 车主在“优会停”首页选择目的地，点击“找空车位”按钮，附近所有营业性停车场以及其它停车场实时空位数都出现在电子地图上。 车主随机选择一家停车场，在电子地图导航功能的帮助下就可以顺利进入该停车场。 纪博超坦言，“优会停”的“诞生”，得益于广阔的市场需求，政府利好政策的支持，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 早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停车秩序治理”就为停车产业化的发展拉开了政策大幕。同年8月3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在智能化停车建设方面，大力推动智慧停车系统、自动识别车牌等高新技术的应用，积极引导车位自动查询、电子自动收费通行等新型管理形态的发展，提高停车资源的使用效率，并将放开社会资本全额投资停车设施收费，逐步缩小政府定价范围。 《意见》发布以后，一系列与智慧停车产业相关的政策问世，引入社会资本，盘活智慧停车行业资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现有停车场的商业化、提升停车场智能水平成为不少政策文件中的共同点。 不仅“停车秩序治理”出现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上海市也启动了公共停车信息平台的试点工程，要求中心城区为主的公共停车场要逐步实现电子收费系统的标准化改造和信息联网，并统一接入上述信息平台。 数据显示，2015年后，超过200家企业参与了智慧停车产业。在这200多家企业中，既有无忧停车、安居宝、捷顺、富士等传统停车设备供应商；海康威视、大华股份、宇视科技等安防设备供应商，凭借视频技术、可视化管理、门禁管理等优势在停车场业务上展开布局；一批在资本助推下，善于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和流量获取的互联网企业，这其中既有阿里投资立的方停车（行呗）、停简单，腾讯投资的蜜蜂停车、宜停车及与车联APP、MyCar等合作的社交媒体平台等。 “为什么能在二三十家的竞争中跑出来？”纪博超说，“在解决停车难的同时，实现车主、停车场、空间增值服务闭环，打造全新的流量入口，盘活城市复合空间价值。这其中，大数据在社会治理智能化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有助于促进社会治理决策科学化和治理方式精细化。大数据不仅是新手段、新工具，还是推动决策科学化和治理方式精细化的巧妙路径。” 目前，智慧停车已经进入与车联网息息相关的高层次阶段，智慧停车模式将朝向生态化发展。通过社会化的方式打破公司边界，完成共享经济时代的传统商业要素重新整合，完成开放、共享、价值增量交换等成为全新的竞争格局。 四 在纪博超看来，停车场是一个城市复合空间，它既是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也是由人们出行需求衍生出的城市消费空间。 “只要价值、创新、服务做得好，你就会有收益。但社会效益一定是第一位。”纪博超说。 据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发布的《停车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仅2016年中国的停车消费已达4000亿元。 据前瞻网数据预计，未来几年，智慧停车市场规模将以20%左右的速度继续增加，并有望在2020年突破154亿元。 纪博超最大梦想，是做一个“没有停车场的停车服务提供商”，就像消费者在携程上预订酒店和机票，车主们在软件上直接预订停车位、购买折扣停车券等各式个性化的停车服务，服务商平台可以尽可能多地丰富用户画像的精准度和质量。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支付等技术也在不断成熟，智慧停车设备不仅可以有效采集相关数据信息，并逐步实现通过互联网方式对这些数据进行二次分析、融合，例如将这些数据应用到企业客户画像工作，以及交管部门的体系化管理工作中，技术实力突出的智慧停车企业为城市中的各种平台带来的将是更加全面、细致的服务。 在2019年深圳国际“智慧停车?城市更从容”为主题的智慧停车设备与技术博览会上，智慧停车行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传感网、物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下蓬勃发展的情况成为“纪博超们”不倦努力的一页。汇集了无感支付、立体车库、智慧停车云平台、TI6S车牌识别道闸一体机、第三代停车机器人等行业前沿智慧停车设备与解决方案，成为智慧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形态之一。 纪博超觉得，智慧停车政策铺垫已相当到位，物联网、大数据、车牌识别、人工智能、线上支付等技术相对成熟，智慧停车系统市场需求也火速上升，车位共享将成为继单车、汽车共享之后，又一新型共享生态。但智慧停车是一个特殊行业，政府、交管部门、停车经营者和停车消费者，既是智慧停车建设的参与者，也是智慧成果的获利者，因此，智慧停车是需要多位一体、协同推进的大工程。
消费狂热背后，线上培训戴上“紧箍咒” 自2018年开始，K12线上教育行业迎来“多事之秋”：“小猿搜题”等线上培训APP相继被曝涉黄；“学霸1对1”、“理优1对1”陷入财务危机；“掌门1对1”涉嫌过度营销；英孚教育外教涉毒…… 7月15日，教育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广电总局、全国“扫黄打非”办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指出：培训人员要提供教师资格证明,聘用外籍人员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相关信息要公示；培训内容健康，课程时长合理，家长可在线监管；实施备案审查制度；经营规范，维护用户信息安全；2020年6月底前限期整改；建立企业黑白名单并公示等。 这是国家出台的首个针对校外线上培训活动的规范性文件，K12线上教育行业步入监管新阶段。 “来了就上岗” “现在没有不给孩子报培训班的，但家长平时工作都忙，没有时间接送孩子，如果家里是老人负责照顾孩子，不方便来回奔波，所以选择线上补习班。”杨晴给上三年级的孩子报了线上培训班。其实线上培训费并不比线下的便宜，但电子设备对孩子有巨大吸引力，孩子不会产生太大抗拒。 艾瑞网数据显示，目前全国K12公立学校约有小学生1亿人，初中生4300万人，高中生2300万人，这1.6亿多学生成为了推动K12教育市场发展的主力军，此外每年还有近1600万6岁的适龄儿童进入小学，不断为这个市场注入新鲜血液。 据人民网创投频道了解，暑假是线上培训的高峰期，各大机构对教师的需求是多多益善。新东方、学而思等老牌教育巨头的对应聘教师的要求比较严格，入职教师需取得教师资格证，通过入职考试，并且设有年终考核，采取优胜劣汰制。由于头部企业待遇好、提升快，求职者都会争相应聘，于是企业掌握了主动选择权，这也使得小机构只能“捡剩”。面对潜力如此之大的市场，教师在大小培训机构中成为香饽饽，供不应求。 在狂热消费背后，师资却是良莠不齐。 张一雪先后在两家K12线上培训机构任教，她说：“现在国家对于课外线上培训的政策越来越严格，但大小机构都存在缺少教师的情况，尤其现在正值暑期档，一些对于教师需求量较大的培训机构，要求在岗教师尽快考取教师资格证，招聘上也不一定要求应聘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格证或者全职在岗。” 据人民网创投频道了解，一些线上培训机构属于“来了就上岗”制，只要应聘教师的基本英语听说能力没问题，至于是否取得教师资格证，大家都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态度。某些机构对外宣传的所谓名牌大学出身的教师，实际为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只是利用课余时间挣取生活费，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学培训，在教学实操方面也没有什么经验。 李黎是一名在读研究生，曾在海风教育兼职初中英语线上授课。海风面试通过视频进行，要求她试讲一篇初中英语完形填空，通过即可直接授课，在此之前她没有任何授课经验。她告诉人民网创投频道：“我虽然本科学的英语专业，但是我也没觉得我英语有多好。不过海风都提供了现成的授课PPT，我只要照着讲就行，难度不大。” 如今，《意见》要求所有线上培训机构的教师明年6月之前取得教师资格证，这对难以吸引到足够师资的线上培训机构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 此外，用户信息安全难以保障、课时太长、内容超纲，出现涉黄、网络游戏信息等也是现在课外线上培训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 野蛮生长与盈利困境 搭乘互联网便利车，一批线上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传统线下培训也纷纷转战线上，更有互联网巨头不惜斥巨资抢占线上培训高地。鲸媒体《2018教育行业年度投融资报告》显示，2018年教育行业一级市场融资579起，较去年同比增长40.53%，融资金额高达523.95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比增长87.79%。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K12线上教育行业CR4（行业前4名份额集中度指标）不到5%，是一个呈多元化发展的市场，行业者在多个赛道竞相角逐。新东方在线、海风教育等是模式化的在线直播授课平台；学霸君、小盒科技（原“作业盒子”）等是以作业辅导为主打产品的个性品牌；英语流利说、51Talk等是趣味性学习APP；更有“虎视眈眈”的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据统计，腾讯在教育领域的投资已达25起，其中包括新东方在线、VIPKID两大头部企业；阿里9起，包括VIPKID、小盒科技，后者如今转型深耕AI教育生态。 进入2014年，在线教育投融资开启狂奔模式。公开数据显示，2013—2015年间，在线教育投融资事件从42起上升至470起，达到历史最高点。2018年共有8起超过1亿美元的K12线上教育投融资事件。2019年投资热度仍未消退：掌门1对1获3.5亿美元E轮融资；小盒科技获阿里巴巴1.5亿美元D轮融资；高思教育获1.4亿美元D轮融资；洋葱数学获3亿人民币D轮融资。 受资本追捧的同时，在线教育机构却陷入盈利困境。目前已上市或拟上市的公司大多面临巨额亏损。 登陆纽交所的51Talk及英语流利说去年净亏损额分别为4.17亿元及4.88亿元。 沪江于去年年底通过港交所聆讯，更新了一次招股书之后，其上市进度就停滞不前，进入2019年，突然被曝大规模裁员。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沪江亏损总额已超过12亿元，且亏损持续扩大，导致其对赌上市协议失败。根据对赌协议，沪江须在2018年年底之前完成上市，否则要求回购投资者持有的股份。 据广证恒生发布的报告，2018年一级市场总体表现为教育投资趋于理性，高额投资涌向较成熟标的，行业大趋势向好。从投融资数量看，2018年Q2后投资事件数量下滑，市场回归理性。 广证恒生分析，在线教育企业衡量指标包括4大方面：获客能力、留客能力、用户质量和变现能力。获客成本高、付费转化率低是在线教育行业普遍亏损的症结所在。 九鼎投资某在线教育投资人表示：“线上教育最重要的是获客能力，造成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高额营销费用的支出，其次是人工成本高，因为教师流动性很大。” 张一雪认为，流量是线上培训机构其扩大影响力以获取客户的关键途径。现在的流量几乎被搜索引擎巨头牢牢攥在手中，企业花在流量上的钱占其营收的很大比例。 有媒体引用业内人士数据称，在线教育“三大金刚”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每天平均投放约1000万元人民币广告费用。 但是“烧钱”策略似乎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张一雪认为，线上机构“留客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线上互动性没有线下强，沟通没有线下顺畅便捷，孩子很难对老师产生较强的依赖感；二是线上培训提分效果差，不容易获得家长认同；三是机构对教师的管理大多基于线上，很难进行有效地沟通和监管；四是根据以往经验，与家长面谈所获的续费率远远高于电话或视频沟通，但面谈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 对于线上教育盈利困境，有投资人认为应从两个方面解决问题：第一、面对教师的高成本以及高流失率问题，应制定标准化课程；第二、找到精准的获客渠道，目前互联网推广的精准性和留存率一般比较低。 监管“紧箍咒”加身 在盈利困境中，监管既是一棒大锤，打破无资质企业的“投机梦”，同时也是催化剂，加速市场朝着更加规范、朝着以学生为本的方向发展。 对于如何监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韩立福说：“第一，培训机构自身应树立高质量意识，落实好国家的相应政策和相关要求。机构除了关注学生知识和学习能力的获得，还应关心学生的身心发展，包括道德、社会责任以及人格等方面的培养。第二，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各大机构师资参差不齐，总体来说都是知识型教师，而非能力型教师，缺乏专业培训。第三，对培训机构进行过程式监管。明确各类型培训机构的监管归属部门，归属部门要适当地进行检查、评估和考核。今后，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培训，都应该走向规范。 湖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宋善炎说：“《意见》中提出的实施备案审查制度、开展排查整改和健全监管机制非常好，关键在于落实到位。在健全监管机制的运行体系中，一是要做到严把线上培训入口关，二是日常监管常抓不懈并持续改进。” 监管“紧箍咒”加身，必然会导致一批不具备自我造血能力、教研体系混乱、盲目“烧钱”的在线教育企业被逐渐淘汰，从而实现市场的“自我净化”。 在线教育投资者张丽君表示：“值得投资的是那些真正关注学习者，关注长期教学效果而非短期利益，能用技术来提升教育资源供给的个性化和性价比、用技术来协助解决教育资源公平和稀缺性的在线教育公司。”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韩立福认为，线上培训机构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改变：一是转变其教学理念，让学生由过去的先教后学走向先学后导，由被动学习走向主动学习，由单打独斗走向团队合作学习，由告知式教学走向主动建构学习；二是改善指导方式，由传统的知识讲解式教学走向能力培养式教学，指导学生获得学习能力。不过现在的线上培训机构在指导学生获得学习能力这方面都不会操作，这也是线上培训面临的一大挑战。 宋善炎表示，线上培训涌现出来的优秀教师是重要的优质资源，这支队伍不该拒之门外，应该开辟绿色通道。建议由政府和学校组织遴选优秀教师发挥自身教育特长和优势、创建线上培训课程，提供优质的线上公共教育资源，为学生服务，促进教育公平。 （文中杨晴、李黎、张一雪为化名）
蔚来汽车“生死时速” 2017年12月16日，北京五棵松凯迪拉克中心，李斌和蔚来汽车站在聚光灯下。这是蔚来ES8发布仪式。 这场蔚来ES8的亮相仪式，在汽车发布会历史上绝无仅有：除整个五棵松会场和周围部分场地，蔚来汽车包下了8架飞机、60节高铁车厢、160辆大巴，上海机场设置了专门登记口，邀请了5000名ES8准用户和数千家媒体，万人五棵松会馆座无虚席，以致五棵松附近19家五星级酒店一房难求。 “主角”蔚来ES8高调亮相至今被人津津乐道，如今却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2019年6月27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蔚来ES8电动汽车召回的通知》，即日起召回部分搭载了2018年4月2日到2018年10月19日期间生产的动力电池包的蔚来ES8电动汽车，共计4803辆。这相当于全部销量四分之一。 麻烦远不止这些。作为中国电动车赴美上市第一股，蔚来汽车于2018年9月12日如愿在纽交所IPO，蔚来汽车股票发行价为6.26美元，整体估值大约在64亿美元，但上市不到10个月，市值相比最高时期蒸发了80%。 在车市低迷、新能源车补贴退坡的大背景下，新势力造车企业压力巨大。正如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斌所说：“每一年都是生死存亡的一年”。 股价下跌 在蔚来2018年第三轮融资的时候，投资人李如涵以基金方式投入100万。 彼时，P2P风口刚过，她埋怨自己错过这个赚钱良机。而后，她在新闻上看到一篇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文章，发现不仅小米投资了，其它互联网巨头也纷纷入局。 这让她坚信新能源汽车风口来了。 2011年冬夜，李斌和好友贝塔斯曼中国的CEO龙宇在一家小酒馆吃饭，他向对方吐露了造车计划。龙宇后来说，李斌的眼里放着光，尽管那个冬天很冷。 在创办蔚来汽车前，李斌在2000年6月创办易车网，并于2010年11月带领易车网在纽交所上市。2018年1月，李斌卸任了易车网CEO。 2015年，蔚来刚刚成立，李斌往返国内外17次，辗转北京上海，到各大老牌汽车公司挖人才，仅仅不到4年的时间，李斌一手将蔚来打造成上市公司。这也是他第二次将自己一手打造的“孩子”送上纽交所。 高调“流血上市”，不曾想市场反应冷淡。蔚来汽车股票发行价为6.26美元，整体估值大约在64亿美元左右。自2019年3月以来，蔚来汽车的股价便陷入到“跌跌不休”的状态，股价从最高的10.64美元已降到2.52美元，市值则降至25.9亿美元，缩水超过70%。截至2019年7月3日，蔚来汽车收盘价2.82美元。 李如涵说，在投资蔚来汽车后，她只收回5万元本金，蔚来市值蒸发80%，投入的百万也蒸发掉80%。“没跟家人说投资蔚来汽车，我已经不抱赚钱希望，但希望本钱能够回来。” “投资者应当理解，开发新车需要花钱。蔚来不超过10年就能盈利，指望蔚来从一开始就赚取很大利润不现实，但蔚来汽车将比特斯拉更早实现盈利。”李斌曾对公司三个月市值缩水70%如此回应。 一次沟通会上，有人问李斌，你如何看待蔚来汽车股价波动、外界对其评论纷纷一事。他表示，在上市这个小的高光时刻，的确招黑不少。 他还举例称：“有些文章说我们为什么巨额亏损了这么多钱还能上市?但我想说你要看我们投资研发、投资服务体系的钱有多少。我们现在还处在投资阶段，一年有10亿美金的研发投入。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投入是很坚决的，但不能要求我们现阶段就能盈利。” “在董明珠放弃新能源汽车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个领域可能并不是什么风口，而是当时炒作起来的概念。”李如涵懊悔不已，很明显，新能源汽车可能是一个要发展十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行业，技术并不完善，当时投资有些欠妥。 补贴“输血” 李斌曾说，“蔚来只是一个刚成立四年的公司，你不能要求一个四岁的孩子养家。” 蔚来汽车ES8从2018年6月开始交付，当年实现11348的交付量，到2019年，销量出现下滑。 2019年第一季度，蔚来ES8交付量为3989辆，相比2018年第四季度的7980辆下降将近50%，其中3月交付1373辆， 4月交付1139辆，5月交付1089辆，几乎每个月呈现下降趋势。 此前，蔚来汽车就预计，新能源补贴政策变化可能会造成公司营收下滑55%-60%，最终下滑了52.5%。 蔚来汽车CFO谢东萤表示，ES6的补贴从67000元降到不足4万，ES8的补贴降到最低11000元。“补贴减少带来了变化，我们正在调整电动汽车产品计划。” 李斌也同样表示，“这是包括蔚来在内的不少新能源汽车企业眼下为之焦虑的事。” 2019年3月26日，财政部等四部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该《通知》显示，从6月26日开始，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标准将在2018年基础上平均退坡50%，到2020年底前退坡到位。 蔚来汽车一家售后服务中心负责人张永透露，对于新能源汽车销售而言，每辆汽车存在两种价格，一是官方指导价，一是补贴后价格，每辆车平均补贴在10万到20万之间，如果补贴减少，每辆新能源汽车将会平均涨价5到10万元。 “在补贴减少情况下，汽车零售价不上涨基本不可能，如果价格不涨，对于蔚来而言易出现资金链断裂等问题。”张永说。 张永称，如今，市场上有上百家新能源汽车品牌。在补贴减少政策正式施行后，加上国外品牌不断渗透，这将会影响新能源汽车竞争局面，甚至全面洗牌。 面对销售额下滑、惨淡财报、暴跌股市时，李斌表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说，“指望我们这样的公司从一开始就赚取很大利润是不现实的，蔚来汽车的长期投资价值尚未被市场充分了解。特斯拉成立16年盈利，蔚来建立才4年多，我们不需要超过10年的时间来赚钱。” 资本加持 蔚来几乎是中国当今所有大资本合力下的产物。 蔚来一出生，便受资本青睐。2014年11月，蔚来由李斌、刘强东、李想、腾讯、高瓴资本、顺为资本等知名互联网企业与企业家联合发起创立，并获得淡马锡、百度资本、红杉、厚朴、联想集团、华平、TPG、GIC、IDG、愉悦资本等数十家知名机构投资。 蔚来汽车自成立以来，共计完成5轮融资，总额超22亿美元。其中，腾讯参与了3轮，且均为领投方，这也使其持股比达到了15.2%，仅次于创始人李斌的17.2%，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迄今为止，腾讯参与投资了三家汽车公司，分别是蔚来汽车、爱驰汽车以及威马汽车，对爱驰汽车的投资发生在2016年，对威马投资金额仅数千万元。 2019年第一季度未审计的财报显示，蔚来第一季度汽车销售额为15.352亿元，环比下降54.6%。总收入为16.312亿元，环比下降52.5%；净亏损26.236亿元，环比减少25.1%，同比增长71.4%。 蔚来汽车量产交付能力无法承担其巨额研发支出。据网易科技报道，在过去三年中，蔚来因研发EP9和ES8电动汽车而亏损了16亿美元，预计未来三年将亏损18亿美元。成立三年便急于上市，也被外界一致认为是极度缺钱的表现。 杜威做汽车技术起家，曾和蔚来汽车合作多年。他说，对于新能源汽车而言，时间、技术对汽车尤为重要，如果一家汽车公司纯粹只靠烧钱，就想拥有成熟的技术，这不可能，这个行业需要长时间更新和进步，几十年甚至都不够。 杜威认为，在蔚来汽车发生自燃和召回信息出现的时候，比亚迪、荣威、北汽等新能源汽车开始抢占市场，国外的特斯拉和宝马巨头也准备抢占中国市场，蔚来遇到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技术更加成熟，且能够量产出性价比高的汽车，只有实现了这些，才能扳回一局。 杜威表示，如果蔚来汽车能够融到大额度的资金，度过技术不成熟阶段，再撑五年，基本就能成气候。如今，正是蔚来汽车最严峻的时候。 安全隐患 汽车自燃是蔚来眼前最大麻烦。 不到两个月，蔚来汽车发生过三次起火事件。2019年4月22日，西安蔚来授权服务中心一辆ES8突然自燃；5月16日，上海嘉定区安礼路附近一辆ES8突然冒烟；6月14日，武汉汉西建材城门口，一辆白色蔚来ES8新能源汽车发生自燃。 对于ES8自燃事件，目前蔚来汽车方面已经确定是电池问题。 但李斌表示，“电动车起火的概率并不比燃油车的概率高。” 张永说，从四月份到现在，蔚来汽车发生三次自燃事故，说明电池质量有硬伤，气温越高，自燃概率越大。在夏季，蔚来应该停止销售ES8，并且全部召回。 6月27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蔚来ES8电动汽车召回的通知》。即日起，召回部分搭载了2018年4月2日到2018年10月19日期间生产的动力电池包的蔚来ES8电动汽车，共计4803辆。 从数字来看，与蔚来对标竞品奔驰、宝马动辄数十万辆召回量相比，蔚来4803辆汽车召回似乎是小巫见大巫。 但是，截至今年5月，蔚来ES8的销量17750辆左右，平均算下来大概每5916辆车出现1例自燃事件。 多地多起新能源汽车起火事件引起了行业主管部门的重视。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的《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明确，厂商是新能源汽车安全第一责任人。 汽车分析师张翔表示，蔚来接二连三出现安全事故，这会让购买者望而却步，销量可能出现一定下滑。蔚来汽车在经历召回事件后，也会让投资者信心受挫。近期，蔚来汽车没有进一步融资，现金流可能会受限。 竞争惨烈 蔚来汽车的宿敌是小鹏汽车，它是阿里巴巴与腾讯在汽车领域角逐的主角。 2018年8月初，小鹏汽车完成了B+轮融资，累计融资额已超过100亿元，估值近250亿元。在上两轮的融资中，阿里巴巴都参与了领投。 自去年12月12日小鹏G3广州上市发布，到今年6月18日第10000辆小鹏G3正式驶下生产线，历时188天， 2018年8月，小鹏汽车宣布计划在2019年实现总融资300亿元，并实现交付3万辆新车。 财通证券发布的汽车行业造车新势力调研和分析报告中提到，国内造车新势力普遍存在批量交付困难、造车进度缓慢，其原因主要与供应链不成熟、造车经验不足、行业本身的研发周期长等相关，创新又比较多，生产过程很难一帆风顺。 张翔表示，汽车是利润很高产业，比较来看，美国汽车最便宜，因为美国汽车产业链较长。如果想降低汽车价格和成本，不仅需要研发技术、培育市场，而且要不断扩大产业链，这些都需资金支持。 在中国，人均汽车保有量比日本、美国、欧洲低，从长远发展看，汽车市场的发展潜力很大，新能源汽车成为投资者比较青睐的产业之一。 随着传统车企在电动化及智能化上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加上不断有新企业入局，2019年造车新势力遇到的外部竞争会更加激烈。 据财通证券统计，国内至少有50家新兴造车企业，除蔚来、威马以及小鹏汽车已经形成规模外，其余新势力造车企业并未见有大动作。还有部分企业至今仍未正式量产交付。 杜威说，蔚来汽车体现出的问题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面临的普便问题，蔚来发展时间短，刚起步两年就要量产汽车，这本身就是催熟表现，最终结局一定是漏洞百出，即使现在召回，也不能完全弥补漏洞。 杜威认为，不管蔚来汽车的未来如何，从宏观的角度看，为了推动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建议中国顾客能够多购买国内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还是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挑剔。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李如涵、杜威、张永为化名）
OYO，冲击全球最大连锁酒店集团背后的狂热 在2019年4月前，连锁酒店品牌 OYO 中国公司员工郝云出差住酒店，只需在社交软件提出申请、填写预算，待领导审批后，开发票就能报销。 如今，这一切都变了。OYO引入费控系统后，郝云出差必须入住OYO挂牌酒店，因为这里有协议价。OYO还出台一系列条款，对内限制资金支出。 郝云感到OYO内外管理严格起来了。今年5月，OYO在成都举行发布会，宣布自己进入“2.0模式”，即“保障业主收益”阶段，并喊出了“规模化+精细化”的口号。 在OYO酒店2.0计划中，单体酒店的品牌化模式将从“收取加盟费、简单抽成”的方式，转变为OYO与业主“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OYO酒店首席收益官朱磊在发布会上表示，OYO酒店将与签约“OYO酒店2.0”的酒店业主共同承担经营状况波动、市场形势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将加大对物业更新的投入，为酒店提供更多流量，提升经营收益，让业主坐享其成。同时，OYO酒店也在这次发布会上公布了2019年的目标——全国1500+城，20000+酒店，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连锁酒店集团。 至此，过去的抽佣模式结束。而在郝云看来，2.0模式保底的是营业额，OYO是想拿到业主定价权，没考虑酒店业主成本，所以酒店业主也很犹豫。对此，OYO以涉及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向记者透露。 OYO酒店狂飙式扩张，在创投市场引人注目，但人民网创投频道在获取到的OYO内部资料中看到，数据造假、刷单和内部腐败等问题也同时频现。对此，OYO回应称，平台大了，难免会出现个别违规操作，这在阿里、京东等平台型企业也都出现过；同时称OYO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查获多起涉嫌行为不端事件，并依照公司规章制度和相关法规对涉事员工作辞退处理，同时对涉事员工提出严重警告，过去几个月，已下线多家质量不达标以及客户体验不佳的酒店。 疯狂扩张 在进入中国一年多的时间里，OYO酒店就像一匹黑马闯入酒店业，拓店速度惊人。 OYO酒店于2013年在印度正式成立。其创始人阿加瓦尔在19岁时辍学，后到印度各地旅游。因经费有限，他住过不少条件很差的招待所。彼时，他萌生了创办OYO的想法——做一个连锁的、便宜又干净的酒店。 如今，OYO酒店已成为印度最大连锁酒店集团、印度第二大互联网公司，并从印度拓展到中国、英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2017年11月，OYO正式登陆中国，并将第一家酒店落地到深圳，命名为OYO 8001天邸酒店。不到两年的时间里，OYO酒店迅速以特许经营、委托管理以及租赁经营模式招徕加盟酒店。截至今年5月，OYO拥有超过50万间客房，成为国内最大单品牌酒店。 “我们第一步先选择了速度，为什么？我们要先有规模，有了规模才有成本优势，然后来帮助业主提升。”为何选择高速扩张之路，这是OYO酒店合伙人、首席财务官（CFO）李维给出的答案。 对李维来说，增长速度成了OYO引以为豪的一点，先打市场规模再进行运营已经是OYO不用掩藏的打法。“未来，OYO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在疯狂扩张的背后，资本身影频现。OYO在2018年8月获得由软银远景领投的10亿美元融资，12月又获得Grab追加的1亿美元融资。2019年2月，滴滴也向OYO追加1亿美元投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4月，OYO融资总额超过17亿美元。 郝云记得，在获得软银等资本机构的投资后，OYO酒店在中国大量招聘员工，在两个月左右时间里，招聘了2000余名员工。大多数新员工来自Uber、滴滴、神州租车、饿了么等知名互联网公司。 “OYO给市场人员的工资很高，底薪在七八千元左右，这在二三线城市已经很高了。”郝云说。 郝云粗略估计，按一名员工基本工资六千元来算，加上差旅、补贴和酒店招牌，每月OYO支出约2亿元。 “开销最大的是招牌和补贴，一个招牌预算在10万元以上。”郝云说，补贴是OTA（Online Travel Agency）立减，比如100立减35。 OYO某区第四季度预算申请表显示，2018年11月举办的两场业主推介会，在费用项目中，OTA广告投放（商圈、广告位等）占比较高，为13.4万元，业主推介会和业主沙龙共计15万元，HMI（员工激励）费用为70万元，合计139万元。而2018年12月费用项目共计是168万元。2018年11月和12月，线下活动预算为70万元和71万元。 郝云觉得，优厚的加盟条件和较高的市场人员提成，提升了大家的工作热情，但也带来了造假空间。 据郝云介绍，OYO对加盟店每一间客房投入在800—1600元，一个拥有30间客房的酒店，投入在3万元左右，包括人工成本、装修、系统使用等。并且，OYO只抽取加盟酒店营业额3%-8%佣金，但市场人员开拓一个加盟酒店都可以从OYO酒店公司获得8%-10%奖励。 郝云表示，很多市场人员为了拿到奖励，往往将公司奖励的佣金私下返给一部分给业主，这样业主不用向OYO支付任何费用，就能获得OYO的“贴牌”和客房升级改造。这样的话，市场人员更容易招揽加盟酒店，所以拓店速度很快。 对于如何考核和奖励加盟酒店运营人员，OYO方面表示不方便透露。 数据造假 疯狂扩张的背后，OYO付出的代价是不断烧掉的钱。 1997年，第一家“锦江之星”酒店开业，22年后，锦江国际酒店集团在中国门店数超过7000家，和如家、华住并称为中国连锁酒店行业三巨头。 同样是从0到7000家门店，OYO酒店在中国达到同样规模仅仅用了16个月时间。 烧钱是OYO扩张的秘诀。传统连锁酒店会收取高额加盟费、统一装修，甚至派驻高管参与经营。 OYO瞄准的则是二三线以下城市的单体酒店，不收取加盟费、保证金等费用，不对酒店的内部装修做统一要求，加盟酒店只需要挂上OYO招牌、接入OYOAPP等官方订房渠道即可。加盟酒店旧有的店名可以保留，布草、洗漱用品等耗材由OYO统一提供。 对于小本经营且自身客源有限的单体酒店来说，这无疑有很大吸引力。 但是，问题也在滋生。 人民网创投频道获得的一份OYO粤桂琼2018年OCC（入住率）表格显示，2018年10月，2018YTD（即year to date ，到现在为止最近的一年）44.30%，Walkin(散客)27.67%，OTA（即Online Travel Agency，线上旅行订购）11.63%，APP2.10%，Sales（销售）2.89%。 “从OYO的粤桂琼2018年OCC表格数据来看，OYO的品牌没有特别吸引力。” 某知名券商酒旅行业分析师陈阳分析称，中小型单体酒店入住率本身就偏低，该表格数据也说明OYO的入住率并不高，以散客为主，品牌和APP自有渠道也不行。 陈阳还称，国内成熟酒店集团的自有渠道OCC占比非常高，中小酒店加入OYO之后，入住率提高多少，或者说加盟业主扣除给OYO的佣金后，是不是比以前更赚钱，这决定了他们是否继续加盟。 郝云说，酒店加盟后，OYO运营岗位工作人员进行对接，帮助酒店业主运维和提升入住率。运营人员的奖金与加盟酒店入住率挂钩。 据郝云介绍，OYO根据入住率给运营人员8%-10%提成奖励，OYO则会从加盟酒店业主身上，参照入住率按3%-6%比例抽取佣金，8%-10%与3%-6%之间的差价，滋生出了运营人员与业主联手“造假”数据现象。 郝云说，为提高加盟酒店入住率，OYO运营人员和酒店业主虚报入住数据，以“骗取”提成——运营人员在从OYO公司拿到奖金后，私下把加盟酒店业主向OYO缴纳的入住佣金以个人名义返还，运营人员实际赚取8%-10%与3%-6%之间的差价。 在郝云提供的一份OYO今年2月数据图表中，广东、广西两个省区加盟酒店的身份证读卡器完成率，没有100%完成率，甚至完成率超过50%的酒店也屈指可数。这意味着，这两个省区加盟酒店在对入住人员身份验证上，并不很严格。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入住旅客没有在酒店进行身份登记。 “有些员工还在网络平台上购买居民身份证信息，填写入住统计报表中，刷高入住率。”郝云说，通过数据造假，OYO运营人员不仅在公司内获得更高的“业绩”，还能拿到一定数额奖金。 对此，OYO回应称，公司成立了廉政合规委员会，委员会对员工违反公司廉政合规制度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查获多起涉嫌行为不端的事件，并依照公司规章制度和相关法规对涉事员工作辞退处理，同时对员工提出严重警告，过去几个月已下线多家质量不达标以及客户体验不佳的酒店。 员工离职 同样在几个月前，不少OYO员工离职了。 在郝云看来，大批员工离职和OYO推出2.0计划有一定关系。 2019年5月30日，OYO在成都举行了发布会，宣布自己进入了“2.0模式”，即“保障业主收益”阶段，并喊出了“规模化+精细化”的口号。 在OYO酒店2.0的计划中，单体酒店的品牌化模式将从“支付加盟费、简单抽成”的方式，转变为OYO与业主“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OYO酒店首席收益官朱磊在成都的发布会上表示，OYO酒店将与签约“OYO酒店2.0”的酒店业主共同承担经营状况波动、市场形势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并将加大对物业更新的投入、为酒店提供更多流量，提升经营收益，让业主“坐享其成”。 这里所说的“坐享其成”是指，通过对近万家酒店建立收益状况模型，并运用大数据进行解析和收益预测，OYO酒店将为酒店业主设计，为其“量身定做”收益保障方案，凭借技术手段和高效的执行团队落实到店。 “2.0模式推进后，加盟业主的收益如果达不到既定数值，OYO会进行补贴，业主收入不比以前少；如果收益高了，双方再进行分成。”郝云说。 “OYO推出2.0计划后，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油水了。”据郝云介绍，对于内部出现的贪腐、数据造假问题，OYO也有警惕，以前也查出一些贪腐和造假问题，还在内部邮件通报，处理了一些涉事员工。与以前相比，目前的管理严格很多。 OYO对人民网创投频道回应称，公司绝不会向不讲诚信的行为妥协，也绝不会容忍持续的绩效不达标，公司的管理文化是业绩导向、数据驱动，绩优者上，有力者为。对于真正的人才，OYO酒店会给到足够的回报。 盈利模式 迅速拓店的OYO就像一条鲶鱼，让行业看到了中小型低端酒店整合的可能性。 在中国酒店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里，锦江国际、首旅如家、华住三家酒店集团已占据国内连锁酒店业六成以上的市场，在OYO酒店进入中国时，酒店业的市场格局已经清晰而牢固。 中国饭店协会和盈蝶资讯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酒店连锁发展与投资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月1日，经济型酒店营业数为32444家，客房数2009738间，客房同比增长9.95%。市场存量依然不小。 在陈阳看来，中小型酒店盈利能力较弱，整合管理又麻烦，“大型酒店集团看不上”。华住、铂涛、同城艺龙等连锁品牌目前进入这一市场，具有一定优势。“他们有品牌、有经验、有渠道，如果针对小酒店适当放松加盟标准，还有很大的机会。” 某资本机构分析师陈强表示，大型酒店集团一般采用直营+加盟的形式，形成连锁酒店品牌，品牌效应和统一管理造就酒店集团稳定发展。对于传统酒店企业而言，要综合考虑开拓下沉市场的成本与预期收益，而不会像OYO以互联网公司前期近乎不计成本的模式去推广。 陈强认为，这种酒店扩张的方式被很多媒体称之为“流血狂奔”，与互联网创业公司前期的模式类似，属于“补贴换市场”，这种模式是否有可持续性，还要看市场份额提升后的实际收益如何。 从每家酒店来看，OYO酒店的收益是“酒店营收X抽佣比例”。OYO方面表示，这些是OYO酒店总收益，除掉人力成本、运营成本、改造成本等，就是OYO酒店盈利点。具体抽佣比例，根据双方约定，每家酒店不同。 OYO方面表示，公司在国外的商业模式是盈利的，也很清楚怎么走下去。单体酒店通过提升客房入住率和动态调价，RevPAR（平均客房收益）能够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在日常运营成本基本维持原本水平，以及没有额外成本支出的情况下，盈利是建立在酒店营收增长的基础之上，有较为清晰和可观的增长预期。 OYO还称，创新的品牌化也对合作伙伴的投入成本可控；而规模化和效率提升，让OYO酒店的边际成本降低、营收总量保持稳定增长。 陈阳认为，中小型低端酒店有其固定的消费群体，有价值也有市场，未来行业品牌化、连锁化率会有所提高。 下沉市场 旅悦集团索性事业部CEO莫步宁曾认为，锦江国际、首旅如家、华住三家酒店集团集中在一二线城市，重心在于增量酒店的扩张以及一、二线城市核心市场的争夺，所以以往的扩张速度较慢。再加上酒店业“下沉市场”开拓难度大、利润薄弱等，传统酒店巨头之前并未被这一市场吸引。 陈阳认为，OYO在与加盟业主在合同期内收回成本并盈利，模式才可以持续。目前OYO的扩张相当于把“产品端”打通了，之后打通“客户端”是正常逻辑。 在今年5月底的发布会上，OYO酒店公布了2019年的目标——全国1500+城，20000+酒店，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连锁酒店集团。 面对2019年的新目标，OYO酒店合伙人兼CFO李维在发布会上表示：“以全栈式的商业模式为基础，我们将通过技术和人才，持续构建开发、改造、运营、分销四项核心能力：继续保持速度，开拓城市；对酒店进行创新性改造；帮助酒店提高运营管理能力；通过OYO自有渠道、OTA运营和旅行社等分销，帮助酒店业主提升收益。 “OYO扩张速度这么快，主要是瞄准了此前被市场忽略的低端小宾馆，避开了和国内巨头竞争；另外，加盟政策对小酒店经营者友好，容易吸引加盟商。”陈阳说，国内经济型小酒店多而乱，缺乏品牌和标准，虽有整合，但很分散，这也为OYO发展提供了肥厚土壤。 但是，郝云提供的OYO福建三明、南平、莆田区域情况介绍材料显示，在总结共性问题上，OYO缺乏比较有说服力的运营数据作为商务拓展的支持，公司品牌对改造酒店带来的意义不大，属于可有可无；区域市场没有空白市场可进行拓展，已经全方位覆盖；旅游城市的拓展难度大，酒店业主的利润低，能接受的合作成本低。 这份材料还称，在县城问题总结上，县城区域小，区域保护原因限制拓展；县城人口流量少，人口流失严重，外来流动人口少；县城酒店行业市场发展出现畸形趋势；县城的网络流量订单少，提升空间有限。 在陈阳看来，酒店是周期行业，受宏观经济影响大，这一行业正处于周期底部，RevPAR（平均客房收益）增速放缓。这几年，不少酒店集团在发展加盟模式、开发新的产品，从根本上没有模式创新， OYO的打法算是一种创新，“但能不能成功还不好说”。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郝云、陈阳、陈强为化名）
色情、暴力歌曲屡禁不止 互联网音乐平台该当何“罪” 2019年5月的一天上午，在北京五棵松的华熙live，民谣歌手王凡背着沉重行囊，掏出乐器，反复调音。他和团队成员从事音乐超过三年，没有接受正统音乐教育，但一年前发行了单曲和专辑。 王凡一直坚持做自己的音乐，他说有些歌手为了出名和博眼球，故意写低俗歌曲，歌词带有“脏话”，甚至引诱犯罪，他很反感，觉得不道德。 早在2015年，文化部开展了对内容违规的网络音乐产品的集中排查，查出120首含有宣扬淫秽、暴力、教唆犯罪或者危害社会公德的音乐产品，要求互联网文化单位对此进行集中下架，拒不下架的单位，文化部将依法从严查处。李志、赵雷、张震岳、许嵩等知名度较高的歌手，赫然在列。 时隔四年，部分歌曲依旧没有下架。人民网创投频道调查发现，张震岳和Mc Hotdog的《我爱台妹》在千千音乐平台还能播放，甚至“好看视频”网站可以播放这首音乐MV；在酷狗音乐平台上，新街口组合《一夜情》依旧能搜索到。 在文化部被禁的120首歌曲中，张震岳热狗《我爱台妹》依旧在“好看视频”播放 酷狗音乐在2016年7月与QQ音乐、酷我音乐合并成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的一部分。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于2018年正式登陆纽交所，在2018年第2季度，腾讯音乐月活已超8亿，平均每人每天使用时长达70分钟。 2017年，腾讯系的酷狗音乐、QQ音乐、酷我音乐市场份额分别为28%、15%和13%。阿里系虾米音乐和网易云音乐位列其后。 2018年10月，网易云音乐获得新一轮6亿美元融资，百度为其战略投资方。在2018年腾讯、阿里巴巴大招迭出的背景下，李彦宏联手丁磊，一时让媒体与资本市场对中国在线音乐未来不吝表达出乐观预期。 但在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和QQ音乐平台上，不少歌曲含有暴力、色情、教唆犯罪等内容。 北京心岸心理训练营创始人范经韧表示，哼唱低俗音乐，是内心负向情绪宣泄。但对青少年而言，这种方式像毒瘾一样，它能给人培养出一种惯性，一旦遇挫或不满，容易沉浸在这些垃圾音乐里面，麻醉自己，甚至在这些歌曲引导下攻击他人，产生自毁行为。 在音乐制作人李进看来，很明显，这是平台失职，歌曲下架的原因，一种可能是歌词低俗或含有不正确价值观，另一种可能是歌手本人的价值观有问题，或者个人生活不够检点，这些有不良背景的歌手应该是重点关注对象。 音乐平台的监管问题远不止这些。博纳音乐CEO江凌表示，在一些音乐平台上，宣扬军国主义、涉及敏感政治问题的音乐屡见不鲜，这可能是创作者犯了低级错误或带有政治目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后果都应该由平台和创作者承担。 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杨华建议，对于互联网音乐“顽疾”，可以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审核领域，但这需要专业人才艰苦的研究与攻坚，路阻且长。 低俗 在2015年文化部要求下架的120首歌曲中，半数以上是饶舌歌曲，“阴三儿”以17首曲目最多，“新街口组合”以8首歌排名第二。 在被禁名单中，罗百吉的《那一夜》等三首歌曲榜上有名，他曾被问及此事，自认年轻时唱的有些歌确实不太好，“被禁也好”。 张震岳所属的本色音乐表示，被禁的歌是张震岳20多岁时写的，他至少10年没唱了，现在也都没唱，版权在其它公司，若要下架，他们不会有意见。 所谓下架，是指禁止出现在KTV等点播系统，禁止在经营性表演中演出，禁止在互联网上网被下载、复制和传播，禁止以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形式出现。 人民网创投频道调查时发现，部分被禁歌曲的歌词非常露骨，比如《我爱台妹》的歌词是：“如果是你肚子大我带你去看顺风***，我就不信你现在还有***都是凯子搓，把衣服都掀起来，把**都丢上来。” 调查还发现，在QQ音乐平台上，Young thug的《Pick up the phone》和G-eazy的《shake it up》，Lil baby 的《Pure cocaine》，歌词或者MV视频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内容。其中，在《Pick up the phone》MV中，两名裸露上半身的女子跟随音乐节奏在跳舞。甚至，这首歌曲被QQ音乐标注为“独家”。 而在虾米音乐平台上，部分歌曲同样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内容，比如松小嗑的《吃谁你得捧谁，*谁你得疼谁》。其中，驳倒乐队的《火腿肠》歌词内容描述的是，“你被扔到热火朝天的人群里，你被刘嘉瑞给骗到长城宾馆里，他们心里只有一句话，扒了你的皮，吃了你的肉！” 此外，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上，部分歌曲也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内容，台北公案的《维士比是合法的毒品》。其中，驳倒乐队的《死了丈夫好出门》歌词内容描述的是，“别人丈夫乖又乖，我家丈夫呆又呆，斑鸠叫来要天晴，乌鸦叫来要死人，死人就死我丈夫，死了丈夫好出门。” 在文化部被禁的120首歌曲中，张震岳的《我爱台妹》MV依旧在“千千音乐”播放 在李进看来，音乐市场充斥着浮躁、不安、焦虑，为让自己音乐被记住，有些音乐人故意生产低俗音乐，博取大众眼球。 作为民谣歌手，王凡说，低俗文化表现方式多样，有时民谣和乡村音乐也会被批为“丧文化”，主要是曲调和歌词不积极向上。 “有人说一些民谣涉嫌‘丧文化’，我也无话可说，起码在我们乐队的观念中，低俗主要与歌词有关，歌词里是不是有脏话，是不是有引诱犯罪，是不是有涉及不道德。”王凡说。 “投机者很多，他们为出名放弃节操。”在李进看来，如今，音乐市场充斥大量低水平的音乐制作人，为了能够立足，生产低俗歌曲抢占市场，部分低俗歌曲虽然下架，但有些游离在红线边缘的歌曲仍然存活。 在部分音乐平台上，宣扬军国主义、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音乐也屡见不鲜。 乐评人卢世伟称，一些音乐平台在这个方面犯错，大部分原因是认知水平不高，而监管不严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某音乐集团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聂伟表示，音乐平台有审查内容的义务，但审查的时效与技术能力等多因素相关，是否及时在海量内容中发现违规内容，这很难做到，这需要平台和政府、用户等多方面协同。 范经韧认为，从心理学角度看，如果歌曲内容涉及政治敏感问题，这也对青少年的心理造成影响，对于青少年而言，他们对于政治理解比较浅，容易被他人操纵，从而做出出格事情。 谈到低俗音乐，范经韧坦言，“有些低俗音乐确实能够带来流量，歌手明知对自己名声不好，但他们甘愿冒险。”他说，自己认识一个乐队组合，专门唱低俗歌曲，以前驻唱时薪几十元，但名声炒起来后，时薪已达上千元，这与不出名歌手相比，算是一种“成功”，但对社会却造成了伤害。 低俗音乐为何屡禁不止？李进说，对于制作人而言，最严重的处罚是音乐下架，很少歌曲唱作人受到行政处罚，违法成本低是铤而走险的重要诱因。 某音乐公司CEO王易相信，让某些音乐制作公司放弃眼前利益比较困难，但他们要考虑的是，专辑外部会印公司LOGO，拥有好名声远比眼前利益重要。他始终相信，优秀的音乐公司是创作好歌曲，不会传播低俗音乐，更不会借助政治敏感话题炒作。作为内容的承载方、传播方，互联网音乐平台在抵制低俗、有害音乐上应该承担责任。 毒害 低俗音乐一直受到媒体公开指责。 2018年1月，《中国妇女报》官方微博批评，PG one的《圣诞夜》歌词有“纯白色的粉末在板上走”，“送你去见姚贝娜”等内容，涉嫌不尊重妇女和教唆青少年吸毒，渲染性滥交，挑战了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 同年9月，《海南日报》公众号在《实在不能忍！这样的海南话歌曲竟上架抖音、网易云等各大平台？》一文表示，唐强创作的网络歌曲《鲁迅买墨汁》用海南方言对鲁迅先生进行侮辱，疑似违反《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建议海南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立案调查。 经调查，有关部门依法对唐强作出停止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予以警告、处3万元行政罚款的决定，并责令唐强在微信公众号内就侮辱鲁迅先生一事向公众道歉。 在众多低俗歌曲中，嘻哈类音乐比较引人关注。众所周知，嘻哈是一种较新的说唱表演形式，其渊源可上溯至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黑人社区。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开放度提升，嘻哈也漂洋过海而来，并被不断演绎，进入大众音乐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的视野。 范经韧表示，近年，PG One、红花会等嘻哈音乐文化人，给青少年传递了叛逆、自负、暴力自私，不顾及他人的理念，甚至教唆年轻人吸毒，公开侮辱妇女。 范经韧认为，音乐是一种表达方式，它主要体现歌手对社会、对他人、对自我，以及对压力、情感、婚姻、学习、父母、工作、国家等多元素的看法。同样，它也包含歌手的经历、认知、情绪和三观等，这是一种极具传染性、影响力的传播工具。此外，音乐也是一种倾听工具，是一种信息输入方式，听者在无形中会对歌者表达对社会、学习、他人、情感、老师和压力等观点，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音乐本身的社会教化作用无可替代。”范经韧说，对于6-12岁、12-18岁年龄段的青少年而言，身体、心理都在成长，对自我、他人、事情的看法都处在整合期，容易情绪化。 范经韧称，正因如此，青少年对事情的看法处在形成期，遇到学习、生活中的难事，容易积累很多不满、焦虑、不安、自卑、挫败等负向情绪，由于不能完全控制情绪，产生负面情绪后，既容易攻击他人、也容易攻击自己，所以社会要正确、及时引导，让负面情绪得到宣泄和转化。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青少年犯罪占全部犯罪的70%以上，且低龄化趋势明显，犯罪率急剧上升。 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2009.6-2017.6)》显示，截至2017年6月，该庭共受理涉未成年人刑事一审案件72件、二审案件173件，判处未成年罪犯234人，减刑假释案件1631件。其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人员占14.96%。 在李进看来，当今青少年犯罪低龄化和互联网低俗文化的泛滥有直接关系，低俗文化对于青少年心理的危害在于，它们有一套似是而非的逻辑，引诱青少年上钩，让青少年认为犯罪或从事某种不道德的事是比较“潮”的行为。 他建议，在音乐平台方面，歌曲上架必须内容审查，尤其是歌曲内容，价值观扭曲的歌曲要避免上架；一些恶趣味、纯粹情绪发泄的歌曲要避免上架；对歌手进行积分管理，这样既鼓励了创作创新，又间接引导了方向。 新街口组合的歌曲《一夜情》仍在酷狗音乐平台播放 监管 “如果有人问我，互联网一天出现多少新歌，我不知道，没有相关机构统计过数据。”王易说，据他了解，八大音乐唱片公司和几十家小型音乐公司，每天产出上千首歌曲。 王易说，除了音乐公司外，音乐论坛、平台、影视公司、艺人中介公司等也创作音乐，比如抖音上的流行歌曲，这些非专业音乐公司制作的歌曲，每天产量过万，加上国外流入的音乐和音频，每秒钟就有一首歌曲或音频出现。 王易表示，音乐平台之所以对低俗内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觉得其它平台下架了低俗音乐，而他没有下架，就能获得更多流量。 “据我了解，120首歌曲被文化部列为禁曲的时候，很多音乐平台持观望态度，都在等竞争对手下架，然后自己再慢慢下架，直到现在，有些歌曲还没有下架。” 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金认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审美不一样，但对明显低俗的歌曲，必须封杀。 王金说，对于低俗歌曲的管控，首先应当防止这类歌曲出版，对于互联网上钻空子的漏网之鱼，要结合网上巡查、网站自查、网民举报等方式进行实时监控。 王易表示，在音乐监管方面，音乐制作公司应在源头上对歌曲内容进行防范。比如，音乐制作公司常对外出租录音棚，也会有偿为歌手制作专辑，如果发现歌曲内容出现低俗或者违规，音乐公司应该拒绝为其提供制作服务。 某音乐平台内容审核相关负责人透露， 他们对音乐平台内容审核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歌手进行审核，因为有些歌手本身就是个争议人物，或者有些歌手在某个历史阶段创作的歌曲属于禁曲；第二个阶段是对内容进行审核；第三个阶段是抽查，防止出现意外情况。 2018年1月，国家有关部门明确提出节目中邀请嘉宾艺人的原则和标准。音乐平台响应规定下架了曲风低俗的演唱团体“红花会”的作品。 6月8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约谈网易云音乐、百度网盘、B站、猫耳FM、蜻蜓FM等多家网站负责人，要求各平台大力清理涉色情低俗问题，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管和审核。 8月，文化和旅游部部署18家主要网络音乐平台开展自查清理，下线涉嫌违规网络音乐产品4664首、视频10万余条，清理歌单891个。 有关互联网文化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正在日趋完善。 《互联网文化暂行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了评定互联网内容是否违规的十个标准。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不良内容的9类信息。 智能审核 王金建议，对于低俗歌曲，一定要封杀，同时也可考虑引入国外的音乐分级制度，进而保护好青少年。 李进认为，分级制度可以让孩子们听孩子们该听的歌曲，成年人也有自己听歌渠道。 在美国和英国，对限制级音乐会贴上“家长指导标志”，俗称“脏标”，比如大家熟知的埃米纳姆或者其他歌手的专辑封面经常有这样的标志。 此外，标为“限制级”的音乐作品还有一套“干净版”，歌曲里的敏感内容会做删除或消音处理，因此大家经常看到同一首歌曲分为explicit（限制级）和clean（干净）两个版本。 但在王易看来，美国音乐产出量庞大，每个社区都有录音棚，大量音乐作品涌入市场，分级制度难以跟上潮流。如果中国直接引入分级制度，很难解决低俗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未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低俗音乐进行识别是未来发展方向，只有这样，分级制度才有存在可能性。 2019年2月，中央音乐学院发布“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博士”招生简章。简章提出，这次博士生培养计划是中央音乐学院首次决定将人工智能和音乐结合，培养学科交叉复合型创新人才。 杨华是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也是该博士项目专家评定组和筹备组成员之一。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技术和音乐的结合对音乐产业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他认为博士培养应该着重三个方向，除了人工智能作曲、人工智能音乐教育外，更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低俗音乐内容进行审核。 杨华称，从80年代开始，人工智能和音乐的交叉学科已经开始研究，甚至有些音乐公司率先尝试“无人录音棚”等高科技音乐录制技术，但是最终都因为技术不成熟而放弃。反观现在，既然人工语音识别技术已经实现了长足进步，将人工智能引入音乐内容审核未尝不可。 杨华承认，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音乐内容审核仍然存在障碍，现在人工智能技术无法精确辨识某歌曲是否低俗，这需要专业的人工智能技术人才研究与攻坚。 “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就现在技术来看，还不能摆脱对声调依赖，因为中文有很多字、口型和发音很像。如果不依靠声调，就没有办法精准识别，如果声调受到曲调影响，识别精准度大大降低，现有技术还没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在王易看来，在音乐内容审核上，人工智能技术仍不够完善。在互联网时代，识别、抵制低俗音乐仍需付出高昂成本，而音乐平台作为内容审核方和传播方，一定要承担起责任，阻止低俗音乐泛滥。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聂伟、李进、王凡、王金、王易、杨华为化名）
瑞幸“跑步”上市，会是下一个商业奇迹？ 5月4日，北京朝阳门外大街三丰北里悠唐生活广场，举办一场投资人沙龙。这次沙龙上，创新工场、顺为资本和源码资本等知名投资机构纷纷到场，他们讨论的主题：如何看待瑞幸咖啡的投资机会。 有投资人认为，瑞幸咖啡资本充沛，手段高明，这种互联网餐饮模式相当有前途。但也有投资人持谨慎态度，认为瑞幸风险太大，在瑞幸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之前，建议谨慎投资，哪怕没有抓住这个风口，也不能将投机当做投资。 自瑞幸咖啡成立以来，“烧钱补贴”、“亏损”、“疯狂扩店”等疯狂商业打法，这也让不少投资人摸不透，但这一度让瑞幸咖啡成为咖啡界的“网红”。 在瑞幸咖啡创始人、CEO钱治亚看来，烧10个亿不代表亏损10个亿，烧10亿是代表已经花掉这些钱，烧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能换来用户的，我认为是值得的。 据最新招股书显示，瑞幸咖啡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IPO申请，将其IPO定价区间设定在每股美国存托股票15美元到17美元，拟最高筹资5.87亿美元。 招商证券零售业分析师张建称，虽然上市是瑞幸咖啡的必经之路，但在融资方面，行动迅速且频繁的公司并不多见。 在张建看来，纳斯达克上市标准相对宽松，但瑞幸咖啡成功上市的概率不过50%，假如申请港股市场，审核标准较严，瑞幸咖啡很有可能被拒之门外。 某咖啡品牌创始人李磊表示，瑞幸咖啡是“赌徒标的”，也就是为投机者用来“赌博”的资产，人们都相信自己不会被套住，投资人纷纷加入投资行列，第一轮投资人退出后，第二轮投资人再跟进“赌博”。 上市之路——扑朔迷离 瑞幸咖啡上市，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从2017年10月第一家门店开业算起，瑞幸咖啡完成多轮融资，在40个城市开业了2000多家门店，并宣称要在2019年底门店总数超过4500家，实现国内市场杯数和门店数量双双超过行业第一星巴克。 招股书披露,截至2019年3月31日,瑞幸咖啡已在中国28个城市开设直营店铺2370家,服务顾客达1.68亿人次,2018年整年销售咖啡杯量约为9000万杯。相比之下，成立于1971年的星巴克，用了近三十年，历经多次股权变更，才从西雅图走向世界。 “作为投资人，我希望瑞幸能顺利在纳斯达克上市，很多投资人付出很多，他们需要这样的机会退出项目，实现变现。”海通证券零售业分析师李梅说。 她认为，一家公司想上市到成功上市需要长时间的酝酿，毕竟B+轮融资刚结束就谋求上市，说明本身资金链并不宽裕，也说明内在运营不健康，别人可能不知道内部管理风险，但纳斯达克一定对瑞幸咖啡的实际情况详细调研。 招股说明书显示，随着瑞幸开店速度递减，其资金链的紧张程度可见一斑。 某咖啡品牌投资人李可表示，瑞幸咖啡的发展迅速，这既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劣势。瑞幸咖啡的上市之路很可能一波三折，瑞幸不一定完全具备上市条件。在纳斯达克批准前，深度尽调一定会到来，如果瑞幸咖啡的盈利模式没有成熟，长期数据缺失，最终很难上市。 李可认为，他看好瑞幸的主要原因是，瑞幸咖啡通过补贴，成为优质流量入口。当瑞幸成为高品质和白领代名词的时候，赚钱方式五花八门。“咖啡只是噱头，只是外表，盈利一定是其他东西。预计五年后，瑞幸咖啡能够比星巴克价格更低，但是估值更高。” 餐饮业独立投资人沈洋对瑞幸咖啡颇为乐观。他认为，从诞生之日起，瑞幸咖啡的融资模式就非常成熟，且富有远见，瑞幸咖啡暂时不会出现资金链条断裂的情况，瑞幸咖啡的非常健康。 李磊认为，瑞幸咖啡是就是为投机者用来赌博的资产，人们都相信自己不会被套住，纷纷加入投资瑞幸咖啡的行列。 “现在，瑞幸咖啡店面建设数量在下降，他们的钱快不够用了，在登陆纳斯达克后，第一批投资者已经有了退出的机会，但是，还会有一系列的投资人进入，他们参与第二轮的“赌博”。 融资不断——神州系加持 瑞幸咖啡一边疯狂“烧钱”，一边不断融资。 2018年5月，钱治亚说，瑞幸咖啡在连续亏损的2个月后，宣布完成了A轮2亿美元融资。5个月后，瑞幸咖啡又完成B轮2亿美元融资。 4月18日，瑞幸咖啡结束了1.5亿美元B+轮融资后，启动美国上市计划，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IPO申请，以LK为代码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寻求上市，瑞士信贷、摩根士丹利、中金公司、海通国际等机构为承销商。本次上市，瑞幸咖啡计划向纳斯达克融资1亿美元。 很快，瑞幸咖啡更新IPO招股书，将其IPO定价区间设定在每股美国存托股票15美元到17美元，拟最高筹资5.87亿美元。 创立初期，瑞幸咖啡并非首先采用股权方式进行融资，而是先于股权融资进行了6次的债权融资。 李梅表示，“这种融资形式相当高明，实际上，如果瑞幸咖啡失败，优先支付债权，那么创始人团队最多只会赔掉自己的投资份额。未来，如果项目成功，那么创始人团队能够获得更多的股权，这样的资本布局相当成熟。” 钱治亚曾表示，虽然她在资本方面是短板，但是背后有资本大佬陆正耀的支持，这让她能够更好的专注运营。 陆正耀是神州优车董事长兼CEO、神州租车董事局主席。 “去年我出来独立创业，陆总对我很支持，不但投资我们，还借钱给我，他本来就是我们的投资人。”钱治亚解释为什么请陆正耀出任公司董事长时称，“我不擅长资本，陆总做董事长可以在战略和资本上帮我们把把关，公司现在跑的非常快，这样我可以更专注业务和运营。”钱治亚称，综合这些原因，她就说服陆正耀出任瑞幸咖啡的非执行董事长，她还透露，现在的瑞幸咖啡，自己和陆正耀的股权比例差不多。 招股书显示，瑞幸董事长陆正耀持股比例为30.53%，CEO钱治亚占股19.68%。另外，黎辉（大钲资本）占股11.90%，刘二海（愉悦资本）占股6.75%。 在张健看来，投资者对于瑞幸咖啡的支持，很大程度是对陆正耀的支持，这也是风险投机者的惯用手法。 在他看来，很多风险投资人关注人甚于项目，既然所有项目、理念和创意差不多，那么如何挑选投资方向呢？核心就是看团队，看是否有大佬的加持。这也是中国大量风险投资者的惯用手法，在瑞幸咖啡的盈利模式仍然没有成形的时候，就愿意无条件的支持，不得不说这是“赌”的一种表现。 拓店减缓——亏损20亿 如今，瑞幸咖啡一直被贴上“野蛮扩张”“亏损”等标签。 2019年1月，瑞幸咖啡官方宣布，年末，以门店数量计算，将今年瑞幸咖啡会新建门店超过2500家，成为中国第一大咖啡连锁品牌。 根据招股说明书，截至2019年3月31日，瑞幸咖啡在过去18个月共计开设2370家门店，其中2018年第四季度开店最快，数量达到884家。其店面数量居于全国第二，主要集中在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等地区。 但是，2018年第一、二、三、四季度，瑞幸净增门店数量分别为281家、334家、 565家、 884家，而到了2019年第一季度，其净增门店数量仅为297家。 张建认为，瑞幸咖啡不是一流咖啡制造商，根本没法达到2019年底的4500家门店，宣布B轮融资前，资产已经被抵押。另外，瑞幸咖啡成立不过一年多，就要登陆纳斯达克，这说明他们的资金链和现金流不足，如果纳斯达克拖他半年，这家企业肯定完蛋。 “从B轮融资到B+轮融资，本来是仅一次的融资变成了两轮，说明B轮融资并不顺畅，一般是预算成本不足导致。”张建说，瑞幸咖啡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在融资金额不确定前提下，开店速度放缓是必然选择。 “疯狂”拓店，这也让瑞幸资金链捉襟见肘。 招股书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瑞幸咖啡店铺租金1亿元 ，比上季度增长39%，但门店数量仅增长了14%。瑞幸咖啡面临“维持历史增长率的能力”和“获取足以维持扩张的资金的能力”均不足等风险。 另据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瑞幸咖啡成本1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8%。收入4.79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6倍。较高成本导致瑞幸咖啡亏损水涨船高，约8221.8万美元，较去年同期317%。成立不足两年的瑞幸，累计亏损金额已超过22亿元人民币。 4月份，瑞幸咖啡即将结束B轮融资时，曾进行一笔常规设备融资租赁，即动产抵押，将咖啡机、奶箱、粉仓等物品抵押做了4500万元的债务担保。 据瑞幸咖啡后来解释，本次动产抵押的抵押权人为中关村科技租赁有限公司，被担保债权数额4500万元，所属地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多地门店。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为2019年3月27日至2020年3月31日。 张建表示，瑞幸咖啡本次抵押行为意图明显，为了获取足够资金，愿意尝试不同方式。虽然现在说瑞幸咖啡资金链紧张，为时过早，但它们通过各式各样融资行为在为自己的未来铺路。如今，瑞星咖啡把所有东西抵押换成金钱，不得不说是孤注一掷。” 烧钱补贴——毛利丰厚 在钱治亚看来，瑞幸咖啡还没有盈利时间表，目前确实在亏损状态，并且做好了长期亏损的准备。甚至表示，只有“疯狂”一把，才能培养客户的消费习惯、改变固有的认知，未来，针对瑞幸的后续融资，一切尽在掌控当中！ 根据招股书数据推算，瑞幸咖啡获得1680万客户平均成本只有103.5元到16.9元。其中促销费用从15.8元降到了6.9元，平均每月交易客户数从2018年第四季度的430万人次提升到440万人次。 “瑞幸咖啡的获客成本低廉，我常关注互联网公司的获客成本，从这一点来看，我看好瑞幸咖啡。只要涉及大体量的商业行为和商业组织的构建，只要获客成本低于100元，最终基本都是稳赚的。”李梅说。 但张建认为，瑞幸咖啡的获客成本很可能高于100元。瑞幸咖啡是否能获得大于成本的收益，这要看咖啡的流量是否顺利向其他领域转移。 “瑞幸咖啡的流量和摩拜单车的流量能比？在衡量流量效率方面，不仅要看数量，还要看频率。如果某个顾客是瑞幸咖啡的忠实客户，但他一个月才喝一杯咖啡，那么瑞幸咖啡并不能从这个单一流量中获得更多利润。” 张建说。 一直以来，瑞幸咖啡对新老用户的补贴力度之大令人咂舌，不仅有“首单免费”、“买一赠一”、“送TA咖啡”等活动，还在8月初推出面包等轻食，并宣布到今年年底“一律5折”。与此同时，用户在APP上购买或充值，一般会得到1.8-5折的咖啡券，遇到节假日优惠更多。 瑞幸方面认为，亏损是暂时的，是符合瑞幸咖啡预期的。通过补贴，获取大量客户，是瑞幸的既定战略。 瑞幸咖啡联合创始人、CMO杨飞曾表示，“用适度的补贴获取这一年的市场规模和速度是非常值得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持续补贴，3到5年内长期坚持。至于盈利，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3-5年之后再说吧”。 张建认为，时间越长，风险越大，三到五年，任何不确定时间都可能摧毁一个资金链紧张的餐饮公司。这就像OFO一样，资金链断裂，只是一个瞬间的事情。 跻身独角兽，“死磕”星巴克，瑞幸咖啡已然成功，但星巴克市值超过762亿美元，毛利率已连续5 年超过50%，成为咖啡界巨头。 但陈磊表示，从利润率来看，瑞幸咖啡比星巴克低很多，如果瑞幸咖啡在中国大规模开设门店，星巴克的盈利空间会被不断挤压。但是，咖啡领域的毛利率一直过高，即使把毛利的80%到90%拿出做营销和公关，最终的结局仍然盈利。 争夺战——蓝海市场 2017年，中国咖啡年消费量约15万吨，不及美国的10%，在世界范围内位于下位圈。而作为人口小国的日本，2017年也有46.5万吨的咖啡消费量。 时任神州优车董事、副总经理的钱治亚是一名重度咖啡爱好者。她说中国咖啡市场处于爆发前夜，有巨大市场和无限商机。她用一组数据分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人均咖啡消费量的差距，“中国每年人均咖啡消费量只有4杯左右，即使是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也不过是在20杯左右。” 于是，钱治亚准备了10亿元，开始折腾起了咖啡生意。 根据CBNData 《2018年度中国咖啡行业洞察报告》提供的数据，我国咖啡消费市场规模在700亿左右，而从咖啡饮用结构上看，现磨咖啡的市场份额仅占16%，也就是112亿。 伦敦国际咖啡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咖啡消费的增速是2%，而中国是15%，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咖啡市场将达到1万亿人民币。 星巴克CEO凯文·约翰逊在2017年就说过，中国消费者平均每年每人消费1.5杯咖啡，而美国这个数字是300杯。 此外，中国中产阶层将在2021年达到6亿人，是美国人口总量的两倍。但因价格太贵、购买不方便等因素，咖啡在中国是一个远未爆发的行业。 正因如此，2017年以来，资本开始关注本土咖啡品牌。除了瑞幸咖啡，连咖啡、seesaw、Greybox、友饮咖啡、莱杯咖啡以及咖啡零点吧等都获得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瑞幸咖啡完成1.5亿美元B+轮融资，其中私募基金管理者、星巴克最大主动投资商贝莱德的投资多达1.25亿美元。 此前，瑞幸和星巴克在营销方面的隔空喊话和无形竞争，让这两家咖啡公司绑定在一起。 2018年5月，瑞幸咖啡初建时，曾在公开信中表示，“在业务开展过程中，遇到来自星巴克的不正当竞争，并以垄断为理由，拟向有关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星巴克回应称，“无意参与其他品牌的市场炒作，欢迎有序竞争彼此促进”。 陈磊认为，瑞幸咖啡只是二流品牌。这种品牌我见得多了，尤其是红酒，口味一般，价格昂贵，专注于营销和广告，基本都一个套路，大笔烧钱，最终还是消费者买单。 “这是典型的碰瓷行为，我们管这个叫做‘碰瓷营销’。”在陈磊看来，瑞幸咖啡对一家市场排名首位的老牌公司隔空喊话，相互扭打，这让初创公司和老品牌绑定在一起，成为新闻焦点。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张建、李可、李磊、李梅为化名）
狂奔的生鲜零售“踩下”急刹车 两年前，正值盛夏，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人群簇拥中，首次“巡视”盒马鲜生（以下简称盒马）上海金桥店。驻足在海鲜池的时候，饶有兴致的马云还捧起一只帝王蟹。摄影师拍摄的这一幕照片火爆网络，盒马也名噪一时。 马云在参观时问盒马CEO侯毅：“按照这种模式，盒马鲜生可以开多少个店？”侯毅回答，“如果把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都算在内，可以开2000家。” 时隔不足两年，盒马关闭了昆山一家门店，这是盒马开店150家之后，首次闭店。盒马回应称，做零售没有百分百的事情，尤其门店规模上去了，好的要更好，差的也要及时调整。 三年以来，不仅互联网巨头布局“生鲜超市+餐饮”，永辉、大润发、新华都、物美、苏宁、联华、步步高等传统商超也纷纷入局。 彼时，以盒马为代表的“生鲜超市+餐饮”模式，伴随新零售风口，搅动实体门店和生鲜消费市场。 关注生鲜供应链产、供、销、端环节项目投资的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歌认为，盒马依靠阿里资本和巨大流量，也没有保持一路狂奔的姿态，主要问题是生鲜果蔬、日常农产品及快消品等做成精品，商业模式相对较“重”，价值增值很难从成本和供应效率上体现出来。 进入2019年以来，互联网巨头以生鲜+餐饮+即时配送的零售模式，或停业调改，或开店遇阻，它们在舍命狂奔一段时间后，“踩下”急刹车。 关店 “线下的企业必须走到线上去，线上的企业必须走到线下来，线上线下加上现代物流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创造出新的零售起来。”2016年，马云在杭州举办的云栖大会上说，从明年起，阿里巴巴将不再提出电子商务这一概念，线上、线下和物流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零售时代。 当年年底开出第一家门店的盒马，便是阿里开启新零售时代的尝试。 次年，马云和阿里高管们“站台”的盒马，被媒体捧为线下新零售创新样品，布局B2C生鲜零售也成为热潮。 一时，家乐福的极鲜工坊、新华都的海物会、步步高的鲜食演义、百联的RISO系食、大润发的大润发优鲜、联华的精选未来店、复华集团旗下的地球港、本来生活实体店、京东7FRESH、苏宁苏鲜生、美团小象生鲜等，“生鲜超市+餐饮”模式遍地开花。 彼时的侯毅说，“目前，盒马鲜生正处在‘舍命狂奔’的状态，只要有地方，有成熟的社区，就能开店。” 2018年12月12日，盒马武汉帝斯曼广场店开业，这是盒马第100家门店。甚至，侯毅高调宣布，未来盒马要开1000家门店。 把100家、1000家作为拓店目标的不仅是盒马。据网络平台上的公开报道显示，2018年，超级物种曾计划开店100家；同年，京东7FRESH宣称未来3-5年开设1000家门店；小象生鲜也曾流出“2018年开出20家店，2019年开出50家店”的目标。 但是，曾经的豪言壮语尚未散去，背后的困境接踵而至。 2019年4月，美团旗下新零售业态小象生鲜位于常州、无锡的门店关闭。美团回应称，小象生鲜正在进行试点期内的调整。一个月后，苏州昆山吾悦广场的盒马门店闭店，这是盒马开店150家之后，首次关店。 2019年4月，侯毅坦言，“此前，盒马舍命狂奔，肯定会有开过头的（情况），开过头就调整。” 金沙江创投合伙人杨志伟曾向人民网创投频道表示，新零售、盒马模式、无人零售等风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如今，流量变得越来越贵，客户的消费体验要求越来越高，场景化消费也越来越多，当阿里、京东等电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瓶颈在于消费体验无法满足，而场景化消费在线下才能满足，只有把线上、线下融合打通才可能解决体验约束、场景的问题。 杨志伟认为，传统零售业到电商，再从电商回到实体店是一个螺旋式发展过程。绝对不是说线上到了线下，或者线下到了线上，他们必须提升让1+1大于2，提升新零售、新消费体验、新商业模式。“螺旋式发展的过程和技术、移动互联网连接，大数据驱动息息相关，这些基础设施带来了行业变革和新O2O融合机会。”杨志伟说。 “填坑之战” 但在生鲜创业者王志飞看来，虽然生鲜零售高频刚需，GMV也非常大，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美好”。 “阿里的生鲜零售没做起来，因为商品价格昂贵。”曾在阿里集团任职过的王志飞说，盒马是餐饮结合，卖高档海鲜和烹饪，客户偶尔体验，并非高频，“生鲜行业可以通过互联网改变行业效率，但供应链成本和流量依旧是个难题。” 侯毅在谈到当下“生鲜超市+餐饮”模式将餐饮作为新零售标配时表示，“一定酸甜苦辣，各有各的收获”。 侯毅坦言，“在市中心做餐饮很好，因为中午有大量的人群来会吃饭，但你去了社区，你发现周一到周五中午，餐饮生意很差。这个时候，你就得反思在哪一类商圈的店，我们要高配餐饮；在哪一类商圈的店，我们要低配餐饮。” 2019年伊始，盒马开始布局“一大四小”门店体系。即盒马鲜生以4000平米以上的大店担当“一大”的模式，覆盖购物中心，模式为“生鲜+超市+餐饮+外卖”。另有四小，分别为盒马菜市、盒马mini、盒马F2、盒马小站。 以前，盒马选址以人气旺、核心区域型商圈为主，比邻高端社区，方便做纵深客群经营，保证相对稳定的消费力和客流。其消费人群画像集中于有房、有车一族，占客户比重为65%~70%，平均消费力能力高。过往，盒马对自身客户群的定位是对价格不敏感，对品质、新鲜有高要求的群体。 “大多数人还是价格敏感性驱动，在打中高端市场的时候，难度较大。”杨歌说，忠实客户相对还比较少，大多数人群都是尝鲜。 在杨歌看来，类盒马模式的“生鲜超市+餐饮”业态，多是通过“包装”做独立零售品牌、高级连锁门店及生鲜产品。中高端、高质量的门店及蔬果生鲜模式要在产品的高效物流仓储及细化管理上下功夫。 众海投资副总裁张烨秋向人民网创投频道表示，目前，生鲜零售市场高度分散，但各个玩家仍然有利可图，是一个具备颠覆可能性和价值的行业。“从品类来看，生鲜品类是一个高购买频次且在一定区域内具备马太效应，容易规模提速。 另外，近几年下游互联网渗透率足够高，上游随着物流和冷链资源、技术的完善，借助互联网颠覆，原有行业在这几年也看到曙光，一旦这个模式成立，不仅仅只卖生鲜。” 在杨歌看来，生鲜零售店通常有五种成本，商品的采购经销成本、仓储成本、物流成本，店面和仓储工作人员的运营管理成本（一般来讲，小店3个人左右，大店则5到10个人，一般的小型仓3到6个人，大型仓在20人以上），以及金融成本。 杨歌算了一笔账，在中国二三线城市，中小体量门店通常在50到100平米，甚至低于50平米，SKU在千种以上，客单均价低于30元，平均耗损率在5%~10%，店员四个人左右，每个店员月工资大概2000到2500元，每月销售额在5至10万。 “小店客单价很低，平均在30块钱以下，但消费频次高，这样的话，一个店的流水做到月销售额10万就是极端了。”杨歌说。 杨歌说，小型创业公司做不到这点，小公司在系统管理和人员招聘、金融层面、供应链的成熟及成本上都有劣势。 侯毅毫不避讳地说，新零售有很多坑需要去改变，需要进行“零售填坑之战”。他直言，“我们也在反思，盒马的商品是不是最佳的商业模式？” 盈利困局 有券商人士认为，至于盒马，其自2016年开出第一家门店至今，单店盈利始终是其难以逾越的鸿沟。 近期，三江购物在《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称，将出售子公司浙海华地给杭州盒马；同时，浙海华地营业收入占三江购物2018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7.00%。 这里，浙海华地是盒马原来在浙江地区的加盟商，共有4家盒马门店。而三江购物2018年营收为41.33亿，由此不难算出浙海华地营收约为2.89亿。另外，2018年浙海华地净利润为-2349.14万元，这也不难看出4家盒马门店的亏损状态。 永辉云创向人民网创投频道称，超级物种的核心定位是品质食材体验店，而餐饮是为食材打造最好的“试吃体验感”，也是引导用户购买食材的重要前提，他们希望用户在超级物种餐饮体验后，产生购买食材的意愿。“作为零售品牌，我们最终目的是食材零售。” “体验式消费无疑是吸引客流一种方式，但到底是体验主导还是消费占主导，我认为门店最终靠消费者的消费把成本赚回来，体验只是一种感觉。”杨歌说，门店在体验感上，要高设计、低成本，投入比产出高，但你花了大量的成本在体验上，而体验本身的现金回流不好。 杨歌说，目前，生鲜零售只是打造体验感觉和提升市场热度，这种新零售模式还是通过展现形式吸引客流，从C端增加影响力。另外，生鲜零售要把B端做强，继而再去映射其他领域，这其中与宣传品牌和增加市场黏性有关。 2018年9月，侯毅在阿里集团投资人大会上分享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7月，七家运营1.5年以上的盒马门店，单店日均销售额超过80万元和单店坪效（平均营业面积4000平米）超过5万元，线上销售占比超过60%。但对于2017年和2018年新拓门店的状况却未提及。 据北京晨报报道，盒马最小的门店面积也在4000平方米到6000平方米，开店成本在几千万元不等，算是“重资产”。 “开店成本很高，经营难度大。”杨歌告诉人民网创投频道，单个门店回本周期在18个月内。也就是说，在这期间打平运营成本再收回开办成本，就可具备生存能力，形成一个较好的财务模型。但是，收回成本的前提条件是门店月现金流为正、每个月有净利。 “如果你在18个月内，收不回来成本，这个模型就不佳，所以18个月就是一个门槛。”他说。 在张烨秋看来，目前，尽管各区域内陆续有头部品牌出现，但国内生鲜零售市场仍然比较分散，这不仅受制于各地需求的差异化，还受制于背后非标品保质期短、生产集约度低的供应链体系。 招商证券商业零售首席分析师宁浮洁向人民网创投频道表示，既可到店消费又可到家消费的本土化“生鲜超市+餐饮”门店模式，是零售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由于到家与到店相交叉，在门店前端上给C端用户的感受可能类似，但后端的供应链能力不同。“但供应链的打磨需要较长时间，包括盒马也在探索。” 宁浮洁说，新零售门店要将商品结构，随着门店所在地区进行调整；另外门店要打造面向中高端、中低端等全等级、全品类划分的多维度供应链体系，降低采购成本。 资本助力 在外界看来，马云的“巡店”意味着阿里集团正式“认亲”盒马鲜生。 早在2016年，首家盒马门店开业后便获得阿里巴巴集团1.5亿美元战略投资，甚至被视为阿里新零售战略的重要一环。此后，盒马开启了疯狂扩张之路，短短三年时间内，盒马已在全国布局150家门店。 侯毅曾公开表示，盒马将是阿里新零售的核心项目，并且会共享阿里生态的诸多资源。 “生鲜是个大事业，需要大体系的支撑，要么有巨额资本，要么投入足够时间。”百果园创始人余惠勇说。 深圳的百果园做了18年水果生意，去年获得由中金智德、中植资本、中金汇融等机构投资的15亿元人民币B轮融资。但百果园在前七年都亏损。 此后，百果园开始拓宽边界、寻求自身增长，战略发展方向从一家专业、垂直的水果连锁商，转向生鲜领域，推出独立生鲜平台“百果心享”。 百果园运营总监孙鹏认为，对于生鲜零售而言，单纯做渠道意义不大，企业布局生鲜市场应该跳出单纯的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要做就做成生鲜食材里的小米，做好商品，做好供应链、做好生态链。” 在杨歌、王志飞等多位新零售行业人士看来，生鲜零售门店要成功，一定要翻过四座大山，一是行业资质和政策，二是地产，三是互联网流量，四是供应链。 他们认为，在这四个方面有极强的优势，通过精细化运营把成本降低，生鲜零售门店才能生存。 杨歌说，“生鲜超市+餐饮”连锁门店往往需要前置仓，以满足少则100个SKU，多则四五千个的SKU。 “你要收回前置仓的建造成本，基本上需要在3到5年之间。一般来说，小前置仓一个区一个，大前置仓一个市区一个，如果大前置仓在4年以内收回成本，那这个商业模式就很好，但大多数的前置仓都在4年以上才能把成本收回。”杨歌说。 在杨歌看来，像永辉这种公司，它已经拥有连锁超市和供应链，然后再“自上而下”去开生鲜门店，前置仓和供应链相对成熟，有利于店面在早期控制经营成本。 杨歌认为，“自上而下”的零售大品牌，本身具备极强的运营能力和融资能力，财务模型轻便，可以度过开办和迭代周期，它们更容易度过3到4年的瓶颈期。 “如果创业者‘自下而上’去拓店，一旦运营效率上不来，在18个月内，收不回成本，而又要去继续建仓，在没有极强融资能力的情况下，根本活不过三年。” “农村包围城市” 这几年，大批生鲜零售门店在资本助力下，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提供的《2016-2021年中国生鲜电商行业解决方案与投资策略规划报告》提供的数据，2011年，我国生鲜电商市场规模仅为10.5亿元，到2012年增至40.5亿元，同比增长286%，到2013年生鲜电商市场规模为130.2亿元，同比增长221%，2014年生鲜电商市场规模为260亿元，同比增长100%，2015年市场规模为560亿元，同比增长115%。 冻品在线CEO林志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生鲜电商市场渗透率在4%，这很正常，生鲜这一领域目前还处于一个高度分散状态，并没有形成寡头市场，无论是京东、天猫、阿里等生鲜频道所占据整个市场份额都不是太大。 王志飞坦言，他和其他生鲜创业者都在摸索新零售模式，对于“生鲜超市+餐饮”模式而言，探讨模式是趋向刚需还是个性化。如果趋向个性化，即使是同一种模式门店也都各有设计；如果要选择体验式，那就是餐厅的路线，切入市场，最终还是切入大众刚需，回归下沉。 杨歌认为，中国是个典型“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只有下沉了才能做好。对于生鲜零售而言，你想增值这一部分，难度非常大，最终走向高端餐饮的路线才能继续。不可能既做中低廉的供应链，又做这种高端的体验，这样就两套体系分叉了。” “盒马、7FRESH，超级物种等生鲜零售门店，是在入口点捕捉大众眼光，让消费者觉得这种模式很好玩、很新鲜。但最终这种模式又不得不选择‘下沉’。”杨歌说。 在杨歌看来，生鲜零售很像抖音，如果你定位于一线城市，持续时间不会太久，用户量也不会增长到4亿以上，所以下沉到大众人群才能做大。 杨歌认为，目前，生鲜零售门店也是抖音经历的过程，最终是网红商品占据主导地位，商品多样化，毛利高，流水速度快，单店坪效足够，这可以根据中国市场的情况调整，但不管新型的餐饮店，还是生鲜零售店，甚至消费品零售店，大同小异。 张烨秋也表示，全国性生鲜大品牌的窗口期，已对大多数新进入的创业公司关闭了，生鲜行业创业，尤其是尚未获得巨头企业支持的创业者，应该调整自己的定位，聚焦在巨头尚未进入的市场，致力打造区域性头部品牌。 “生鲜零售的市场，可能出现基于全国供应链和流量的独角兽企业，甚至可能出现基于不同区域的多个独角兽品牌。”张烨秋说，不过，SKU丰富度、履约效率及成本、性价比，折旧率等要求生鲜创业者要做好流量和GMV规模，还要基于大流量和大GMV，建立深层次供应链，打造产地优化能力。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王志飞为化名）
互联网“菜场”争夺战 “外卖！” 4月14日，从公司加班回到家不久的互联网人士王益从外卖小哥的手里接过蔬菜和海鲜。半小时前，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北的他，在新下载的某买菜app上，购买了周末做饭的食材。 “这两天，听同事们说有个新平台也在这边做买菜业务了，不仅送货上门，折扣多，比社区菜市场还便宜！”每逢周末，王益喜欢买菜做饭。 近期，互联网买菜风潮涌动，新平台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好奇心强的王益也不时更换平台“尝鲜”。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生鲜零售的年度总销售额达4.93万亿，仅有不到3%的交易来源于线上。 互联网买菜也成为巨头眼中“肥肉”。美团、苏宁、饿了么等在近期动作频频，苏宁小店于4月下旬上线苏宁菜场；美团直接上线美团买菜APP；饿了么与叮咚买菜战略合作；盒马菜市也在上海低调开业；腾讯投资谊品生鲜；连罗森便利店也开始尝试社区生鲜…… 一时，“买菜”争夺战打响，在互联网“菜场”上演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01 “去年，全市场已经有几十家这样公司了。” 聚焦垂直电商领域的投资咨询师张瑞对人民创投说，早在2016年，市场就出现了不少针对社区C端用户的互联网买菜相关公司，以及一些在支付、电商、社交、本地服务等领域有一定市场基础的公司，它们或多或少布局了互联网买菜业务。 如今，互联网“菜场”正逐渐成为新消费模式。以饿了么为例，其通过App上的“买菜”版块业务，连接上不少城市的线下实体菜商：2018年，6成的买菜外卖订单实现了客单价超过40元。其中，定福庄北一区农贸市场2018年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11倍。近一年来，北京消费者线上买菜的客单价接近60元，比全国整体高出18%。 与饿了么连接一线菜商不同的是，美团买菜APP和小程序在上海和北京的试点运营，是通过自建“便民服务点”，服务周边1.5公里范围内的用户，外卖配送上门；苏宁小店的“买菜”业务，则需要用户到线下门店自提。 按配送与否划分，互联网买菜分为美团买菜、饿了么等果蔬配送上门，另一种是不进行配送，由用户到指定线下门店或摊位自提，这种模式是让C端用户办理家庭卡，习惯互联网购物的年轻人下订单，老年人拿卡去取货。 在张瑞看来，社区里看似潜在客源的大爷大妈，大多数人没有互联网购物习惯，而且中老年人这一买菜群体对价格很敏感，所以互联网买菜业务的主要客群是年轻白领，但是白领做饭又不多。 这次，吸引王益在新上线APP买菜的是价格，注册、下单能领取38元新人红包。“很多菜和海鲜折扣不错，有4.4折、6折、7折、9折等不同力度的优惠。” 据王益所用的买菜App显示，约600g黄瓜3.99元，约500g的丝瓜5.8元，约350g的西红柿折后3.9元，近600g的藕5.29元，500g左右的牛肉块25.9元，3个蒜头2.9元等。 “家里长辈总买菜，如果网上持续优惠，那还省去超市采购的时间和力气。这次我买的果蔬质量比较好，其中一种水果没有（货）了，店家主动电话询问是否可更换另一种等价水果。”王益说。 02 “有优惠才有人买，多做促销活动。”在谈到社区互联网买菜时，一位从事跨境电商业务人士说，目前社区生鲜的出货量很大，但“不小心亏死你”。 “竞争太激烈，还是靠烧钱补贴，因为大家没有这种消费习惯。互联网买菜公司没有补贴的话，很难开展业务。”该人士说，去年，他接触过不少类似社区果蔬的互联网业务，但是这些公司死了一批又一批。 北京的一家菜市场摊主王敏告诉人民创投，去年，他们就接入互联网外卖业务，通过“外卖”把自家的蔬菜卖出去。“一般情况，周一到周五的外卖订单多一些，周六日也会有订单，但很少，具体订单数量没统计。” 王敏说，她通常在网上接到订单后，根据订单的菜品需求进行人工分拣和包装，然后等外卖小哥过来，配送给客户。 但是，王敏并不知道顾客在网上平台下单时的商品价格。她称，外卖平台每单要收取她们18%的抽成，“时间长了，网上买的价钱，肯定比我们店里贵，要不然平台怎么赚钱？” “为了培养消费者消费习惯，就靠价格优势吸引消费者了，也就是成本比超市和菜市场高，所以质量差不多，售价反而低，而消费者不管你后台投入，不低没人买。”张瑞认为，但补贴结束后，互联网买菜业务盈利太难了。 “蔬菜肉类这种属于非标品，做成标品比较难，传统大型综合超市不需要把非标品分拣成标品，但消费者在互联网买菜平台上下单是单个的，要分成一单才行，所以分拣还是要靠人工，但分拣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坏的，分拣工人为了提高效率，有一点疤痕的东西就直接扔了，损耗比传统超市还要高。”在张瑞看来，互联网买菜的的模式分拣损耗与成本都比传统大型超市高，但蔬菜价格又不能比传统超市贵。 他认为，美团买菜、苏宁菜场、饿了么买菜等规模做起来之后可能会向生鲜果蔬集采的方向发展，相对成本较高的蔬菜二批商采购只是一个补充。 张瑞说， 社区电商是互联网“由虚落实”又一次重大进步，互联网衍生出的电商改变了公民的消费习惯，促进零售业变革，衍生出的O2O又在引领服务业变革，而社区电商则是在传统B2C电商、O2O基础上的升级，进一步拓展互联网在公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但前置仓成本、配送成本以及生鲜果蔬的损耗，都决定了这门生意成本高。”张瑞说，现在还是处于补贴获客阶段，保证商品质量基础上有折扣，C端用户才会买账。 03 大多数互联网买菜公司或相关业务，采取的是城市前置仓。 “在小区门口开个小仓库一样的门脸，或者和小区附近的便利店合作，一个前置仓大概覆盖2-3个小区。然后互联网公司需要计算有多少户家庭，开几个前置店。”张瑞说，蔬菜本身价格低，从蔬菜基地直采或者从菜市场批发再集中运送到前置仓的配送成本，平均下来并没有多少。但供应链环节上的最后一公里配送成本最高，消费者也不太愿意承担这种成本，即使公司本身就有配送团队，但向C端用户收取配送费也不划算。 张瑞称，因为配送成本很高，他所接触到的互联网买菜业务公司希望用户下单后，在晚上下班后自取，但白领消费者正希望省去菜市场和实体店选购的时间。 在国泰君安证券2019年度策略报告中，我国生鲜市场规模超4万亿，但生鲜超市占比仍然较小。农贸市场仍然是满足食材需求的主要采购渠道，占生鲜总体规模的73％。此外，自2011年起，生鲜超市的交易规模增速正在稳健提升。 上述国泰君安的报告认为，在生鲜产业化的过程中，供应链变革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目前国内传统生鲜供应链从农户生产到食材供应商、加工商，然后再经历多层经销商到达销地批发市场，不仅提高了生鲜的损耗率，也使得最终生鲜加价甚多。 当下的互联网买菜模式，也绕不开供应链的话题。 李文是一名曾在2018年参与社区拼团项目投资的私募投资经理。他告诉人民创投，生鲜果蔬是不受经济大形势影响的刚性需求，BATJ等互联网头部企业和沃尔玛、家乐福等传统商超在近几年通过各种形式来挖掘这一市场，所以互联网买菜业务的出现不难理解。但是，当巨头企业的电商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垂直领域的需求自然会催生更加细分针对性的业务条线。 “其实美妆、母婴、拼团，甚至针对男性的经济消费，垂直电商的逻辑与互联网买菜业务的逻辑有一定相似性，电商产业在到达一定规模后更加细分的模式。”李文认为，虽然生鲜电商已经不乏入局者，但供应链、分拣、配送等成本一直是果蔬生鲜业务难题，这与入局者是否有巨头背景没有关系。 “在保证更好的果蔬品质基础上，怎么降低成本和保证价格实惠，这并不容易。”李文说，互联网买菜业务需要配送到家的话，不管是设立前置仓还是自设门店，成本都不低。 国泰君安证券的研究也显示 ， 线上线下联动正在让生鲜从过去的满足消费者痛点向新模式迈进。电商业务标品渗透率边际提升空间有限，生鲜品类成为目前线上、线下参与者主要竞争点之一，到家业务将成为新零售业态演进过程中标志性的一站。到家业态主要形态有门店到家和前置仓到家，核心在于将仓储环节前移。两者在成本与效率上定位不同：门店到家成本相对较低，但同时效率也相对较低，且SKU量少；前置仓模式效率高，同时成本相对较高。 “我觉得我们卖的菜跟外卖订饭的不一样。”被问及互联网企业自建门店或前置仓会不会对他们传统菜场带来挑战，王敏坦言，顾客上班的时候，蔬菜外卖的订单才会多点，但她家菜市场的菜，价格不赖，分拣也不比网上差，而且新鲜。如今，周边的居民都是常年老顾客了，哪那么容易都被他们挖走，“我们也跟着互联网升级啊！” “实话跟你说，你在手机上买菜，真不如到我们这买。”王敏正忙着把打包好的蔬菜递给外卖人员。 （文中张瑞、王益、王敏、李文均为化名）
人人车“转型”风波与李健成长试错 “李健是个有情怀的人，作为创业者，他很值得敬重。”近日，北京二手车公司CEO张峰表示，人人车当下的状况，属于“人对”、“事儿不对”。 张峰所说的人人车当下状况，是指近日在李健宣布人人车战略升级前后，“暴力裁员”、“关闭所有站点”、“资金链断裂”等人人车相关破产传闻的发酵。 不仅如此，近日还有媒体披露，最近人人车长春分公司下发的口头通知，要求2月28号全员正式上班，而且还带上了几个附加条件——全员都要进行一天3次签到，早上9点、中午13点、晚上18点各签一次，如果有漏签的将自动离职。 在舆论的广泛关注中，人人车以“假消息”、“一切业务运转正常”等公开回应传闻。人人车公关部相关人士向人民创投称，如今，人人车会先集中精力，合法合规地解决因为公司战略升级出现的人员过渡问题，而一日多次打卡并不是公司统一的安排，是有的分公司正在进行合伙人相关的业务培训，但关于公司当下的运营情况和人员过渡问题的解决方案等话题，不愿多谈。 2月22日，李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透露，人人车下一轮融资也即将开启，更重要的任务是，把新战略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今年之内实现盈利。 尽管李健试图通过开启融资的消息向外界传达自己的信心，人人车公司也在面对质疑时称，与成都市金牛区的合作将是由政府搭台协助人人车，通过银行、基金、金控平台等市场方式，逐步实现获得40亿元甚至更高的资金支持。但网络传闻和战略调整期带来的裁员风波，不断凸显着人人车成长的阵痛和李健在商业模式上的试错。 “过气”的C2C模式 从事二手车行业的李靓认为，目前，人人车、瓜子、优信三家公司算得上二手车交易平台行业的头部企业。 “人人车、优信和瓜子二手车身上都有创始人的影子。”在李靓看来，她对戴琨了解不多，但是听接触过的人说他相对比较高冷，视野也比较高；杨浩涌是个典型的商人，追求曝光量、追求领先，瓜子的战略也是这样。而李健创业是因为自己卖二手车的时候被人宰了，所以他想自己办个二手车买卖平台，没啥经验。” 人人车创始人兼CEO李健在百度工作7年，曾是百度最年轻的产品总监，后历任58同城产品副总裁和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副院长，具备丰富的互联网产品开发和运营管理经验。 2014年4月，在上地科实大厦成立二手车C2C交易模式的人人车，当时依托互联网进行二手车交易平台新业态。 瓜子二手车创始人杨浩涌同样拥有58同城工作经历。 作为赶集网的创始人，他也在2014年布局了二手车业务——上线“赶集好车”——也就是现在瓜子前身。 在赶集网和58同城合并后，出任新公司联席CEO的杨浩涌宣布，“赶集好车”更名为“瓜子二手车直卖网”。2015年11月，“瓜子二手车直卖网”宣布从赶集分拆，之后杨浩涌辞去在58赶集集团的所有职务，开启了瓜子二手车全新发展之路。 李健与杨浩涌都选择了C2C模式作为创业切入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成为承载他们创业梦想的口号。 “C2C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利用了大家相信‘无中间商’的美好，但实际上我们从商品零售环节来看，卖什么东西没有零售商？这都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能做下去的事情。”在二手车公司高管王冲看来，零售商解决了行业囤货市场风险的问题，不同商品会有不同经销商在囤货。 “车商只有去囤自己所了解的、符合所在地区消费人群的车才最经济，如果整个市场库存都是一家公司来囤或者没有人囤，这就变成消费者来承担这个巨大风险。”王冲说，这样的话，二手车C2C模式是走不下去的。 在王冲看来，以C2B交易模式为例，该商业模式来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比如已经获得数亿美元融资的Auto1公司，覆盖欧洲很多城市，成为跨国C2B模式的代表。东南亚、中东、俄罗斯等地域也都有很大的C2B企业，日本的Gulliver采用C2B和B2B两种模式也已经上市。 张峰也同样认为，李健采用C2C 模式进入二手车市场，已被人人车的实践全面否定了，之前同样采用C2C 模式的瓜子二手车，如今转成B2C的保卖模式。 但李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表示，C2C模式的本质是透明交易，人人车新战略仍然是建立在C2C的基础上，“我们没有放弃C2C，我觉得今后也不会放弃。” 保卖业务 目前，人人车以C2C模式进入二手车市场，涉足二手车交易、金融服务、滴滴运力生态、售后等交易服务业务，同时还设有二手车严选商城。 在二手车交易方面，人人车为车主提供上门估值检测、代卖、置换等服务。 二手车电商严选是从海量二手车中选出优质车源，继而在线上线下集中展示售卖，买家可一次性集中挑选车源，车辆符合标准的卖家也可提前获得预付车款。 2018年初，人人车尝试保卖业务，覆盖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在内的全国80余座主要城市。 所谓保卖业务，是对于优质二手车，由智能系统定价，平台与车主签订保卖协议并预付80%车款，保卖车辆放在线下卖场出售后再支付车主尾款。 王冲并不看好二手车交易平台推出的保卖服务。“在二手车市场，经销商是按资本回报率来算经营能力。比如卖十台车，有两台车亏损，但八台车盈利，整体盈利就OK。但是如果说做保卖业务，承诺未来15天卖掉，也就是要拿资金买效率，会导致库存急剧增加。一旦出现主机厂降价情况，铁定亏。” 张峰也说，前两年倒闭的二手车C2C鼻祖美国Beepi公司，就是以给消费者提供二手车在线保卖服务，收取 9%服务费的模式切入市场。“最终害死它的也恰恰是这个保卖服务，大量保卖车辆亏损把 Beepi 拖垮。” “对于平台来说，二手车的毛利4%左右，主机厂降10%，那就做不起。只要是做二手车交易平台，一定不能拿资金买效率，让资金规模膨胀，这是底线，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服务优化，不断提高卖车和买车效率。”王冲认为，二手车电商平台真正的对手根本不是各个电商平台，而是要跟传统交易模式进行效率竞争。 “虽然二手车电商平台发展迅猛，但车源和效率一直还是二手车行业两大痛点。”王冲坦言。 除了C2C模式外，人人车方向也在C2B拍卖业务、打造自有金融产品体系、与滴滴合作、在全国开设线下直营店、保卖业务等方向上不断试错。 其中，与滴滴的合作则是在人人车获得滴滴战略投资之后进行的。据媒体报道，双方联手为滴滴平台上的车主提供包括二手车、新车在内的高性价比车源和用车解决方案。 2018年5月，李健对外公布与滴滴合作的“成绩单”：自2017年9月滴滴为人人车开放流量入口后，30%流量来自滴滴的导流，新增销售数量也有近三分之一来自滴滴。 但是，滴滴在资本寒冬中的业务收缩，人人车还能获得多少支持尚不可知。 “转型升级” 一度，人人车也曾宣称要将业务开进200个城市。 2015年11月，人人车签下黄渤作为代言人，花费7000万元在全国各大媒体和渠道进行广告投放。 2017年10月，李健表示，人人车决定投入10亿元，正式开启广告营销模式，抢占市场。这次广告投放力度是最大的一届，将从今年持续到明年年初。也就是说，三四个月花掉10亿元广告费。 孙红雷、王宝强、黄渤作为瓜子、优信和人人车的代言人，以广告的形式出现在社会媒介载体之上，力图提高知名度，提升在赛道上的市场占有率。 艾瑞咨询的研究数据显示，2015年二手车电商的广告投放总额超过8亿元，2016年广告营销相关支出达到12亿元，2017年几大二手车电商平台广告费用突破了50亿元。 李健也曾这样解释广告战的意义：“用户需要一个有品牌的平台，这个需要是实实在在的。广告战背后每家的广告逻辑是不一样的，但想要尽可能早地出现在用户面前，就需要付出比较高的成本。但品牌的宣传在3-5年后就不再是重点，长期来看口碑的沉淀大于一切。” “人人车不盈利，这跟广告投放没什么关系，那是因为员工没有尽职尽责，导致交易效率不高。”李健说，人人车广告投放成本并不高，在这个行业的广告投放里大概排第三、四名。2019年，二手车行业还会继续烧钱打广告，但人人车的广告投放是理性的。每年广告预算金额都不大，而且相对平稳，今年投放量会保持去年的节奏。 李靓对人民创投坦言，缺少二手车经验的李健吃了不少亏，很多模式都在尝试。 “在广告上投入太多了，但是二手车不是个流量生意。”在李靓看来，2015年下半年、2016年和2017年是瓜子、优信、人人车广告战的高峰期。 “这个行业试错成本很高，每一个试错至少几个亿投入，你才能试出个端倪出来。”王冲说。 “二手车公司投广告能怎么投？能超过主机厂？中国全是主机厂。”在王冲看来，二手车交易平台核心竞争力还是在于用户成交量多少，也就是转化率。“流通服务业核心是流通的半径和服务成本降低，不顾及效率的公司一定干不下去。”王冲说。 据AI财经社披露，2016年第三季度，大规模烧钱之后，人人车在资金链上出现了困难，用李健的话说是“只能干挺着”，人人车在那时逐渐被瓜子赶超。 “这个行业太激进是没有用的，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平台在疯狂地投入（广告），他的目标肯定是把别人干掉，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两年大家都还活着。”王冲觉得，广告的投放并不是二手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手车个行业不是短平快，基础设施没建好，你去投流量，最后一定会浪费。所以你先要把基础设施服务建立好，行业痛点解决好。”王冲说，任何创业公司应该专注于一个主营业务，深耕下去，把它做出来，而不是不断地变换自己的方向。 如今，李健再次将人人车的模式调整为“合伙制”，但这次调整随之而来的阵痛至今尚未散去。 人人车分公司员工对媒体称，人人车改成合伙人模式，意味着员工要自担风险，还得向公司交信息费和押金。“3万块钱给250条信息，还有1万元押金，但不管你是卖服务费还是差价，这些都由个人承担，我们也感觉不到人人车调整能带来哪些好处。” 李健认为，如果沿着之前的盈利模式走，人人车也许能找到其他方案，但没必要继续向前探索，因为他看到了更好的机会。“创业过程中，你每天都在思考，我们从哪条路能走得更快一些。”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张峰、李靓、王冲均为化名）
谢幕2018，创投聚散离合与谈笑兴衰 2018，注定是中国资本市场风云变幻的一年。 岁末， ofo创始人戴威不断强调“公司不会倒闭”，但ofo似乎走到悬崖边，而摩拜创始人胡玮炜早已离场。罗永浩办了一场“没有手机新品”的发布会，锤子还在死亡边缘挣扎。金立手机曾是中国手机行业领导者，如今申请破产清算，大厦将倾…… 这一年，P2P爆雷、长租公寓爆雷、九鼎跌落、币圈哀嚎等事件层出不穷。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昔日王者落幕，后起之秀脱颖而出，城头变幻大王旗。 “五环外”电商平台拼多多异军突起，冲击淘宝和京东；抖音更是一枝独秀，在短视频平台称霸；社交类软件聊天宝、马桶MT、多闪同一天发布，围攻微信…… 在这个凛冽的冬季，站在风口处，寒风刺骨。投资人、创业者感受最深的是“没钱”，他们不得不储备粮草过冬，厉兵秣马。 浪潮来了，创业公司野蛮生长。潮水退后，方知谁在裸泳。 2018年已成过去，更多创业者在新一年坚信：“挺住，这就意味着一切。” 风口 风口论最知名的鼓吹者是小米CEO雷军，“创业，就是要找到风口，赶到风口上，猪也会飞。” “站在台风口，猪都能飞上天”这句话说的是在互联网潮流下，人们生活因此改变，创业者也迅速积累起财富。这句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无数创业者奉为金科玉律。 当影视业风口来临时，影视投资人高峰至今记得走在北京高碑店街道上，被眼前景象镇住那一幕。他不是被雄伟的高楼大厦惊住，而是被它的人气。 高碑店原本是个平静的小村庄，影视火起来后，大批影视制作公司涌进来。原本只数百家的影视公司的市场，一时间冒出一万多家影视制作公司。 有次，高峰在小饭馆吃饭，狭小拥挤的餐馆挤满食客，真假难辨的昂贵香烟摆在餐桌上，他们边吃炒饼或炒面，边聊10亿以上的生意。 彼时，一切都很疯狂。 “风口来了，真是遍地黄金，大家挤破头杀入这个行业。”高峰选择投资影视行业是因为平均每年30%以上复合增长率，这是他让专业团队分析得出的结论。他见过上百家从事新媒体或影视营销公司，突然转型为影视公司。 在高峰印象中，浙江一家化工公司上市17天后，主营业务从传统化工行业变成影视制作。“你原先做广告，转型做影视也可以理解，但化工企业也进来掺和，这股风刮的太邪乎了。” 彼时的煤炭产业正处于转型期，房地产火热，大量热钱涌进来，影视公司靠一份精美PPT就能拉到投资。 高峰记得，有一次在某一线城市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上，一些刚转型的影视公司混迹其中，他们现场拉投资，号称能拉来某一线明星，投资人是煤老板，啥也不懂，二话没说，当即签订合同。 投资人段文也经历过风口。2016年，他回国入职一家投资机构，那时体育行业突然火起来，国家也大力发展体育产业，说2020年能达到5万亿规模。 “那一年，至少30个体育类项目冒出来，做什么都有，比如健身房，足篮排各种培训。”段文也聊过很多项目，现在他回头再看，那些创业公司所剩无几，大部分都死掉了。“为什么？它们没有固定商业模式，只在行业里提供服务，根本赚不到钱。” 风停 2018年，被誉为避税天堂的霍尔果斯上演了一出 " 紧急出逃 "。 曾经的霍尔果斯高朋满座。据伊犁州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年末，霍尔果斯市注册企业 859 户；2016 年增加到 2490 户；2017 年超过 8500 户。 高峰记得，在优惠政策出台后，一夜之间，霍尔果斯新注册影视公司高达几千家。 但到 2018 年政策出现了转变，开始是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加强了对注册企业的地址要求，霍尔果斯整改、清理 " 一址多照 "，开始实行 " 一址一照 "；同年4 月，霍尔果斯国家税务局下发公告，要求霍尔果斯2017年度公司企业利润占营业收入比重超50%以上的企业，进行税务自查。 “那时政策规定要补税，但你得法人本人去办理，整个城市酒店都住满了。北京离霍尔果斯很远，飞过去，一天回不来，那些人一待就是一星期，大家都被折腾坏了。” 高峰说， 2018年政策趋紧，文化影视行业内不少创业者的日子并不好过，影片质量一般，利润偏低。之前有些公司靠着税收优惠，还可以勉强存活。当税收政策发生变动，要求补缴过去三年税收，这些企业就活的更不容易了。 “影视风口起来后，对其他行业追风而来的企业来说，属于毁灭性打击。” 不久前，高峰又去高碑店转一圈，他发现餐饮住宿店面空了一半，“倒闭了，都倒闭了。” “不仅是影视行业，短视频也是，火了一阵，现在死的差不多了。抓娃娃机也就火一个月，迷你KTV也火了一段时间，现在什么都没了。”高峰说，风口来了，大家一窝蜂涌进去，这在最开始能推动行业发展，但大家都认为炒火了，这个行业才能走得快，其实任何行业都是这样，但火了之后就必然会有洗牌。 “过去，跟风现象比较多，但创业者的产品没有技术含量，不会走太远。”在乾元资本CEO王晨宇看来，判断是否是创业风口有两个维度，一是看有没有核心壁垒，能否长期走下去；二是盈利模式是否清晰。 在共享经济火起来时，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和共享雨伞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但它们遭遇“多诺米骨牌”效应，陆续倒闭。 王晨宇以共享单车为例，“它们没有找到清晰盈利点，变现太难，但大机构把ofo当做流量入口，真正靠自己独立成长为大体量公司，这很难实现。” 理性 2019年1月3日,马云以浙商总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时再次谈论风口,他表示,“风过去，摔死的一定都是那些猪，它们是不会长出翅膀来。” 2018年，刘嘉玲、梁家辉、吴磊等主演的电影《阿修罗》上映一周，然后就下线了。知名演员参演、大体量投资的影片，票房预计至少冲到40亿，结果连5000万票房都没达到。 这部电影的投资人对高峰哭诉，自己亏得血本无归，而且还拿了朋友部分钱去投资。“投资人投这部电影，也是一种博的心态，一方面觉得电影市场不错，另一方面认为只要使劲砸宣传费，和影院协调好排片率，总会赚钱，没想到会亏得一塌糊涂。” 因为偶像练习生、创造101这两个节目火了。这段时间，不少从事偶像团体打造的艺人经纪企业找王晨宇寻求投资，但均被拒绝。 “偶像团体培养是重资产投入，培养周期长、花费多，四五个人的偶像团体，培养三年，没有2000万支撑不下来。” 王晨宇认为，偶像团体靠综艺节目火起来了，但曝光和火热的持久性是个问题，商业化道路也没得到验证。 对于创业者而言，王晨宇建议将企业的钱花在“刀刃”上，“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打造自己的行业壁垒。 “2018年的投资就比较谨慎了，以前投资一个项目，按照正常流程只需要两三个月就可以做完，现在真不敢说，半年或者以上都有。”王晨宇坦言，他也拒绝过不少项目，“可投可不投的，我就拒绝了”。 在投资人刘强看来，现在募资要比过去困难，即使是股权投资行业，大家也都在赚死工资。中国有上万家基金管理公司，每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金额大概在5亿元左右，现在投资机构选择投资项目更加理性。过去一些拿到钱的项目，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融到资金。 “价格开始回归理性，大家更愿意在合适时间入手。”刘强预测，2019年的行情会更惨，这也是一个共识。从资本的角度来看，2018年，大家手中还有点钱，但是到2019年可能就投得剩不了多少。到2019年，投资者会更加谨慎，再也不敢只看PPT。 出路 早在2018年初，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在社群发布一条“拥抱区块链”的分享：“希望大家行动起来，在立足自身业务，做好现有模式的同时，了解区块链，理解ICO，进入区块链时代。” 后来，徐小平解释，区块链技术伴随着ICO乱象，他不希望对区块链的看法被人误解为是对ICO的看好。 这条分享彻底引爆区块链行业。 “太烧钱了，一眼看不到终点。”2018年，李倩个人出资300万创建一家区块链公司，但钱在一年内烧没了。她创办的公司从深圳搬到北京，然后又被逼退至老家大连。 李倩说，刚开始日子过得挺好，越往后越糟，钱投进去不少，回报遥遥无期。 “她把项目推荐给投资人，项目不被认可，对方说项目太超前，而区块链又被币圈带坏了名声，大家觉得区块链就是骗子公司。”李倩坚信，区块链技术很有前景，虽然她整天在希望与绝望中徘徊，“但我们只能挺住，不能退。” 或许，退出是创业公司较好出路。 “像ofo就很麻烦，连个接盘都没有。你想活下去，你就得靠融资，而创业公司又不能过度依靠融资，如果你要真正活下来，你必须有自我造血能力。” “退是最难的。上市退出最好，并购退出比较少见，还有转让退出。所以有机会退出，那就立即退出。所有项目最重要的是变现，并不是投资和融资。” 新鼎资本创始人张弛认为，投资机构和腾讯、阿里等不同，企业拥有自有资金，进行战略或财务投资，没有退出压力，即使五年不变现也可以，但投资机构在五年内就要求将资金退给投资人，一般一个投后项目拿了三到四年就要关注退出问题了。 “90%左右的公司应该考虑并购退出。”信中利资本创始人汪潮涌对人民创投说，退出难是一个持久的话题。过去20年，创投机构退出的机会和渠道在不断地改善和拓宽。 他认为，在美国硅谷，大部分被投企业的退出靠并购。近几年，中国A股市场针对并购退出推出了一些支持政策，但还没有完全到位，审批过程有些繁琐。 汪潮涌相信，未来并购层面会出现利好的流通机制，尤其是小额并购。“希望资本市场可以允许创投机构挂牌上市，允许创投机构去重组上市公司，形成长期资本的募资渠道。“ 汪潮涌认为，长期资金可以投早期项目，真正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可以帮助企业形成中长期的发展战略。上市以后，减少退出压力，可以把投资成果分享给更多股民，让中国那些没有专业能力和超过投资门槛的股民们，也能够分享科创企业成果。 未来 “越是在寒冬的时候，裸泳的人就会被淹没，这个时候更需要静下心来做出出彩产品，构建自己壁垒。”王晨宇说。 “如果不是行业龙头，细分领域前三名，我们根本不考虑，不然完全是浪费时间。”张驰说，他只投资行业龙头有自己道理，比如资金源稳定，风险可控等。 “很多公司所处领域非常尴尬，比如电机和零部件生产商，虽然他们具有行业地位，但我们不会投资，因为他们没有知名度，所以很少有人注资。”张驰表示，任何模式性创新的领域，存在“烧钱”，行业壁垒不高，易于模仿，盈利不稳定等现象。“我们投资就专注有硬科技的投资项目，业内竞争者少，至少两年内不会被赶上。” 投资人段文认为，移动互联网或者互联网市场趋于饱和，已无项目可投。如今，段文正在寻找独角兽项目，这是投资人共同心态。“即使在寒冬，项目有闪光点，而且有新意，大家也会哄抢。” 2018年，段文碰过一个充电桩项目，当天他和项目方刚谈不久，又有几家投资机构过来，对方简单听下项目，当即签下投资意向书。 王晨宇坦言，2018年，政府监管不断趋严，资管新规发布后，投资基金LP的出资方式受到限制。“再加上经济下行压力，很多实体经济企业都跟不上发展，而这些民营企业之前作为社会资本，是很重要的LP来源，他们没钱了，基金规模肯定会受限。” 他认为，经济寒冬会持续一段时间，到2019年下半年甚至2019年之后，一些没有优质产品和核心壁垒的企业依旧会被彻底淘汰，留存下来的企业更能潜心做好产品。“转折点是发生在爆款产品出现的时候，然后才会逐步出现经济拐点。” “但反过来来看，它又是一个很好洗牌机会，通过时间的沉淀，把那些粗制滥造的洗掉，真正留下能够发光的企业。”王晨宇常跟一些企业老板说，“一定要撑住，越在寒冬的时候，你越大胆一点，这是你筑壁垒的好机会。”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高峰、刘强、李倩、段文均为化名）
九鼎，称王之路与悲情宿命 九鼎，据传是大禹在建立夏朝以后，用天下九牧所贡之铜铸成，象征九州。神话中，九鼎是权力的象征。 在中国投资界，私募巨头九鼎的发迹也像是“神话”。从创立到市值千亿的新三板“巨无霸”，它仅用了8年时间。 九鼎成立之初，之所以顺利拿下许多项目，有人总结：一是因为高价，二是因为关系。业内人士曾说九鼎不止一次在企业主面前夸下海口，保证合作企业能上市。 九鼎创始人黄晓捷曾任职央行研究生院院长助理，创始合伙人吴刚下海之前曾任职监管机构，考虑二人在金融圈的熟络人脉，这很容易让企业主相信，自己是“离上市最近的人”。 真正让业内人看到的“九鼎模式”是，充分利用私募股权、新三板、定增市场以及A股市场的融资规则，通过“抢夺”优质项目、“流水线”投资、重用年轻人、换股等手段快速取胜。这些眼花缭乱的“技巧”曾让命悬一线的九鼎“起死回生”，更让它一度坐上私募界头把交椅。 时过境迁，随着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变化，九鼎面临转型困难，今天已经走到了决定其命运的岔路口。2018年11月27日，九鼎董事会全票通过，拟以215亿港元和其他事项金额之和作为出售富通保险的最终定价。 九鼎对人民创投回应称，出售富通是为了专注投资，只是投资组合的结构调整，回笼现金可以大幅降低负债，减少财务费用。 一位接近九鼎的人士向人民创投也表示，九鼎卖掉富通保险，无异于断臂求生，如今的九鼎，再次面临类似2013年它那时所处的艰难处境。 麻烦的事不只一件：1月5日，中国基金报称，网爆涉九鼎某理财产品爆仓，15年买的6个月+6个月的产品，延后了四年之后，告诉投资者：净值归0了。 据流出的函件显示，该产品是2015年6月9日成立的“米多资产-九鼎投资定向增发投资基金2号”，九鼎否认与米多、米多财富存在股权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但这件事再次把九鼎推上风口浪尖。 断臂求生 九鼎变卖富通保险的传闻一度甚嚣尘上。 早前，彭博社消息称，周大福与九鼎集团就收购富通保险进行谈判。在此之前，九鼎挂牌标售富通保险，未来只考虑保留少数股权。潜在竞购者包括周大福、太盟投资集团以及一家日本保险公司。 传闻最终变成现实。2018年12月27日，九鼎正式决定出售富通保险股权，其中富通保险的总资产为 511.08 亿港元。 根据九鼎集团发布出售富通保险股权的公告，九鼎董事会以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数 0票的结果最终予以通过，并拟以215亿港元和其他事项金额之和作为此次出售富通保险最终定价。 作为九鼎最大现金牛，富通保险在九鼎内部占据重要地位。2017年财报中，九鼎称将以 “继续推进富通保险可持续的价值增长”作为2018年战略。 九鼎2018年上半年财报显示，九鼎营收升19.07%至47.31亿元，归属股东净利润升4.34%至5.99亿元，其中富通保险贡献上述两项财务指标的68.15%和85.48%。 一位接近富通保险人士向人民创投表示，2018年12月底，九鼎旗下富通保险在法律层面上，已经与对手方完成交割。本次拟接替九鼎入主富通保险方为新世界集团旗下周大福。 上述人士说，自2015年控股富通保险算起，通过三年半到四年的掌控，九鼎100多亿收购，200多亿出售，实现收益翻倍，这次富通保险的出售可能与近期经营现金流紧张有关。 富通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前身是比利时保险公司AG Insurance，后与荷兰保险公司AMEV合并，组成如今的富通集团。富通被视为优质资产，管理风格偏谨慎。 2015年6月，中信证券的研报称，在大规模的投资收购布局下，九鼎“大资管平台雏形渐显”，并乐观地预计公司未来业务成长“受益于巨大的行业空间”。 彼时，正是九鼎展开外部融资布局的关键阶段。2015年5月15日，九鼎以41.5亿元的出价拍得江西中江集团100%的股权，并间接控股集团旗下A股上市公司中江地产，随即宣称拟将部分资产注入中江地产，开启了A股市场融资的大门。 此后，九鼎即以“重大资产重组”为由宣布停牌，幸运地躲过了股灾暴跌。 两个月后，随着A股市场冲上“杠杆牛市”顶峰，停牌中的九鼎推出规模空前的收购：计划以现金方式支付106.88亿港元（约合人民币88.24亿元），收购富通香港100%股权。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富通香港总资产约367.88亿港元，净资产约68.90亿港元，2014年会计净利润约4.50亿港元。 市场投资者们看好这一交易的原因是，九鼎收购富通香港，将为九鼎此后的“综合资产管理业务”带来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支持。 而九鼎也借助着这个“巅峰并购”所带来的市场影响力，适时推出了在新三板挂牌以来首次大规模外部融资。2015年9月22日，九鼎定增发行5亿股，融资100亿元，其中新增股东20名共购买了4.8亿多股股权，出资近97亿元。 北京一家投资机构创始人秦杰，如今重仓九鼎，也曾经在Pre-IPO领域与九鼎长期合作。他告诉人民创投，九鼎出售富通保险非常可惜，对于希望成为金控集团的股权基金而言，这么好的资产，成本这么低的资金来源，卖掉太遗憾，这就相当于巴菲特卖掉了伯克希尔哈撒韦。 在秦杰看来，对于九鼎而言，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链的紧绷，受新三板和宏观环境的影响，九鼎从千亿市值跌到百亿，而且还有大量的债务需要偿还，撑下去、活下去是九鼎在这段困难时期面临最直接问题。“九鼎卖掉富通保险，无异于断臂求生。” 后起之秀 九鼎在PE界并不算元老。 2001年，中科招商创始人单祥双在深圳市蛇口区新时代广场27楼对六位同事豪气冲天宣布：“未来10年，我们管理的基金规模要超过100 亿元。” 彼时，九鼎联合创始人、集团总经理黄晓捷刚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毕业，正攻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下称五道口）硕士，而后他又考上五道口博士。再后来，黄晓捷选择留校任教，升至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校长助理，官至副处级。 黄晓捷是学霸，九鼎董事长吴刚也是学霸。出身贫寒的吴刚中专毕业后，考上西南财经大学，然后在闵发证券从事投行业务，同时攻读北大在职金融博士。几年后，他感到投行业务太依赖团队，不适合单干，便考入证监会。 在机缘巧合下，同是四川人的黄晓捷和吴刚相识。 2006年，创业板上线前夕，吴刚意识到原始股将是赚钱良机。有天晚上，他约黄晓捷在世纪金源大饭店的咖啡厅见面，约定买原始股计划。 吴刚的观念给了黄晓捷启发。事后，黄晓捷春节没回家，专程到上海筹资。2007年，两人用筹来的几千万元创立了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九鼎刚建立的时候，黄晓捷和吴刚都差不多30岁，在论资排辈的投资界，年轻并不占据优势。两人请四川中铁信托副总裁任职总经理，他们做副总经理。 这名副总裁同意了加盟九鼎的邀请，并将中铁信托董秘蔡蕾带了过来。数周后，副总裁离开，蔡蕾留了下来。 彼时，九鼎如虎添翼，依托蔡蕾在中铁信托的人脉，九鼎投资了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的金亚科技和创业板第一股吉峰农机。 起初，九鼎规模有限，其在2009年募资规模还不足10亿。 在昆吾九鼎原投资副总裁张弛看来，2009年是PE发展元年，股权基金在2009年之前数量有限，很多投资人的资金出口只有个别优质私募，选择余地少。九鼎成立的时间刚好，竞争压力较少，融资和项目选择较为宽松，这比2010年后成立的PE更容易做出成绩。 秦杰很佩服吴刚的远见卓识。他说，九鼎诞生的这段时间，正是创业板爆发的前夜。在2007年到2010年之间，股权基金是风口，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段时间出现的投资基金，只要中间资金链不断，基本现在都活得很好，而九鼎又拥有吉峰农机和金亚科技等优质项目，所向披靡。 PE工厂 2008年四川地震后，为支持灾后重建，证监会一度向四川企业上市开启“绿色通道”，来自四川的吉峰农机和金亚科技在这一政策支持下迅速上市。九鼎“一战成名”。 九鼎自此便走上了快速扩张的道路，以“扫街式”项目调研和“上市流水线”式的包装运作，成为令业界瞩目的另类“PE巨头”。 2011年，九鼎募资规模便高达61亿元，到2013年底时投资项目已达218个，形成了被业界称为“PE工厂”的上市产业链模式。 在2013年前，九鼎就显露出“领头羊”和“不守规矩”的气质。 九鼎在投资上非常主动。“我曾经和吴刚的弟弟吴强交流，他不像是传统的投资家，不高冷，很主动。他们在资本市场的疯狂扫货，让我一度认为九鼎高层脑子进水了。”秦杰说，在扫货的时候，九鼎不仅上门拜访，而且开价相比其他机构更高。一般情况，别的私募基金预测有五到十倍的收益率才会入手，但九鼎只要三倍收益率，这样主动出击的效果颇好，以致九鼎入手大量优质项目。 九鼎“不守规矩”地打造出流水线模式。在秦杰看来，传统股权基金的投资模式是两、三个合伙人到实地看项目，之后讨论做决策是否投资。但是，九鼎创造出来的流水线模式的主要力量由法务、会计、尽调部门组成，它们都由年轻人负责。比如尽调人要填写130个问题，吴刚、黄晓捷等合伙人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根据年轻人搜集的资料，讨论决定是否投资，这样的流水线形式让九鼎在短时间投资了大量优质项目。 张弛认为，除了引用年轻人负责尽调等工作外，九鼎投资，各部门分工清晰。“九鼎直接把整个投资链条分成投、融、管、退四个部分，有人负责投资，有人负责融资，有人负责管理，有人负责退出。” 在张驰看来，分工操作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从一定层面看，这与不同时代的投资风格有关。“过去，股权机构主要关注稳定盈利的传统产业，随着时代发展，监管层更喜欢高成长性的公司，投资机构更加关注具有高科技属性，且为行业龙头、竞争对手少的公司。” 作为PE界后起之秀，九鼎创造性地将PE工作流程打造成为流水线模式，并在2014年4月成功入驻新三板。 起死回生 在登录新三板之前，九鼎命悬一线。 2012年11月16日至2013年12月，证监会决定暂停IPO。从2009年8月开始，A、B股一路下跌，连续3年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差的市场，亟待“停业整顿”。此外，监管层开展了号称史上最严的IPO公司财务大检查，以挤干拟上市公司财务上的“水分”。 IPO暂停后，依靠Pre-IPO获取利润的股权基金们资金链变得紧张。对于股权基金而言，项目无法上市就意味资金渠道被锁死，而LP的兑付期固定，如果无法按时兑付，会引来争议与纠纷。在政策影响下，不少私募基金机构只能倒闭。 生死存亡关头，新三板救了九鼎。此前，股权基金并没有登录新三板先例，九鼎一边着手登录新三板，一边同即将到付的LP签订换股合同。成功登录新三板，流动资金进入，救活了即将倒闭的九鼎。 度过2013年危机，市场上优质项目价格走低。九鼎通过将符合IPO要求的上市公司带入资本市场，赚得盆满钵满，体量呈倍数增长。 到2015年，九鼎市场声誉爆棚，再加上资本市场5100点前的暴涨，让整个市场陷入疯狂。此时，九鼎计划在新三板市场募资，实现新一轮扩张。 实际上，除了操盘人的专业能力之外，九鼎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运气成分，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也为他们提供了绝佳机会。 2015年年初，九鼎定增规模初设只有25亿，由于行情急剧高涨，其将定增规模调至100亿。这一决定的背景是2015年二级市场股价处于最高峰，定增停牌让九鼎躲过中旬股灾，股灾结束后，九鼎不仅成功定增，而且规模不减，价格不降。 九鼎开始乘胜追击，以每股20元的价格，增发5亿股，总股本扩大至55亿，后将价格定格在18.63元/股。如果以每股20元增发价计算，当时公司估值为1100亿元，彼时新三板正一片火热，市盈率最高达到60倍。这让九鼎成就了新三板史上最大规模的融资。 当年下半年“股灾”过后，众多公司定增“流产”。秦杰说，2015年，没有人不疯狂，如果九鼎价格低一点的话，别说是定增100亿，就是500亿，也有人买。当时的创业板，有些公司三个月股价能翻四五倍。 2015年之后，资金充裕的九鼎开始不满足于在新三板小打小闹，它不仅要登录A股市场，还试图打造全金融产业的金控集团。 借壳卖壳 2015年5月，中江集团的股东们与九鼎签订的《江西省产权交易合同》一经披露，立即引起资本市场从业者高度关注。如果九鼎正式成为中江股份大股东，这也就意味着，九鼎成为国内首家控股A股上市公司的新三板企业。 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上市公司遇到计划进行重组情形的应当停牌。 在长时间的停牌后，九鼎收购中江集团正式获得监管部门许可。 九鼎集团41亿元全资收购中江集团，成功将私募股权业务注入中江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江地产，并将新主体更名为“九鼎投资”，将主营业务从房地产转型为私募股权投资。停牌结束后，中江地产一个月内涨停14次。 “九鼎收购中江集团前夕，大部分从业者均不看好，这种激进的投资风格非常容易受到监管部门的特殊关注。但是这从侧面能够证明，九鼎的实际操控者，也就是黄晓捷和吴刚都是胆大心细的人。”秦杰说。 九鼎故伎重演。九鼎将旗下九信资产注入新三板壳公司优博创，并将主营业务从研发和销售光模块及晶体振荡器转型为以不良资产收购和处置为主的创新型金融业务。2015年11月6日，优博创发布公告称，计划定增融资不超过300亿元。 彼时，被称为“壳王”的中科招商，还在以炒壳为主要盈利模式。中科招商董事长单祥双坦言，经历大跌之后，壳公司重组并购空间很大。 2017年年初，顺丰控股借壳鼎泰新材成功上市，而鼎泰新材正是中科招商握在手中的壳股之一。通过与顺丰合作，中科招商浮赢近7亿元，这让单祥双尝到了甜头。 张驰表示，中科招商通过两次增发融来的70亿元，在A股市场购买了十几个壳，那时壳费几亿到十几亿不等，后来，壳不再值钱，中科招商炒壳亏损巨大。 到2017年末，为盘活资金源，中科招商通过《关于授权管理层减持部分股票的议案》，拟在未来六个月内实施股票减持计划，总计减持金额约30亿元。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PE选择收购对象，主要倾慕低市值、轻资产的“垃圾股”，在当时资本市场制度下，垃圾股退市难，连续三次股灾后，股价低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这给了PE“见缝插针”的机会。股东们都知道，垃圾股已经没有在资本市场继续融资的资格，如果PE介入，会为股东提供了退出渠道，拉升股票价格。 这样的机会并不能持续存在。董登新介绍，随着2019年春节后科创板设立并试点注册制，强制退市案例将会更多，垃圾股数量将会减少，直至消亡。PE的风格将从投机转变为投资，从关注短期转变为关注长期，从“养猪”转变为“脱虚向实”，帮助实体经济成长。 彼时，九鼎使用高超财技，在新三板和主板市场上玩得风声水起。从2016年开始，九鼎从私募向金控转型，不断拿出百亿规模融资方案，发起九寨基金，控股九州证券和九信金融，尝试拓展证券经营到互联网金融业务。 梦碎金控 2016年，私募基金挂牌“新三板”新八条出台，规定管理费收入与业绩报酬之和须占收入来源的80%以上。为满足80%底线，九鼎在经营过程中不断增加营业成本。 面对窘境，九鼎另辟蹊径。九鼎的经营已不再单纯依赖私募股权投资业务收入，尤其是收购富通亚洲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之后，赚取保费成为九鼎集团最主要收入来源。 张弛说，对于PE而言，成为金控集团，最直接的好处是能够抵御金融周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他认为，金控集团遇到资本寒冬，能通过保险或者银行等金融业务获得流动性，将左口袋的钱放到右口袋，保证体系稳定。 “只要是PE，就有成为金融集团的欲望。”张驰说，巴菲特通过控制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成为了涉及多种金融业务的金控集团。 早在2016年12月7日，九鼎集团董事长吴刚在公司线上分享会上表示，九鼎的目标是成为改进版的伯克希尔?哈撒韦。 他说，经营保险是为了让股权投资资金端更健康，比如200亿的保险资本，可能撬动1000亿—1600亿的资金。 但九鼎并非伯克希尔?哈撒韦。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九鼎新增募集基金0.88亿，相对于上年同期的6.02亿元呈断崖式下跌。2018年以来，九鼎系上市的公司仅有1家。 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九鼎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0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大降351.18%，其中营业总成本增长了近6成。 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5胡润百富榜》中，九鼎以931.5亿元高居新三板公司市值排行榜首。九鼎创始人吴刚，以180亿身家位列百富榜第120位，成为新三板首富。 2018年10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九鼎董事长吴刚财富缩水幅度高达85%，九鼎总裁黄晓捷的财富缩水幅度亦高达84%。 有报道透露，2018年，九鼎裁员1512人，近三分之一员工离开。在一段92天的周期中，九鼎总资产缩水57.7亿元，平均每天萎缩6300万人民币。另有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九鼎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基本在70%以上，2018年第三季度高达73.86%。 九鼎系已多次减持其所持的上市公司股份，据不完全统计，近一年来，包括绝味食品、皇庭国际、诚意药业等在内的近20家上市公司曾公告，九鼎系拟对其所持的股份进行减持。 九鼎全资子公司富通控股以215亿港元将其全资下属公司富通保险100％股权出售。九鼎集团称，此笔大资金回流将用于偿还公司负债，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保证公司低风险、安全稳健地运营。 据接近富通保险人士透露，这次富通保险出售给周大福，从周大福角度来看，新世界集团近年着力布局金融业务版块，有富通保险加入，能够为提升周大福风险控制能力提供支持。除富通保险外，九鼎旗下保险业务已经基本全部被出售。 折戟沉沙 九鼎虽然逐步退出金控，但麻烦依旧不断。 1月5日，中国基金报称，网爆九鼎某理财产品爆仓，15年买的6个月+6个月的产品，延后了四年之后，告诉投资者：净值归0了。据流出的函件显示，该产品是2015年6月9日成立的“米多资产-九鼎投资定向增发投资基金2号”。 但这一说法遭到九鼎否认。2019年1月11日，九鼎集团发布公告，理财产品系米多（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多”）管理的资管产品，并非公司或下属子公司管理的理财产品。 公司称，2015年公司定向增发过程中，九鼎集团及实际控制人未就米多管理的资管产品参与九鼎集团股票定增事项签署任何所谓“抽屉协议”或类似协议。 九鼎集团与米多财富并非毫无关联。据媒体报道称，米多财富持有米多资产99%的股份。米多资产旗下多只基金参与了九鼎及其关联公司的投资。米多财富大股东、法定代表人王晰与九鼎集团现任总经理黄晓捷以自然人股东身份共同投资了北京资立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查查信息显示，米多财富截至目前共进行过两轮融资，A轮融资1000万人民币，投资方为国科嘉和、九鼎投资，B轮融资1.47亿人民币，投资方为卫星石化。股权信息中，九鼎集团总裁黄晓捷直接持有米多财富7.45%股权，实缴出资额552万元。 九鼎方面承认，九鼎集团股东之一黄晓捷是米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的早期天使投资人，持有约7.45%股份。但是，九鼎集团控股股东及下属公司及九鼎集团与米多、米多财富不存在股权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 早在2018年4月，九鼎对股东股票质押融资发布公告称，由于公司股票前期停牌时间较长，部分中小股东存在流动性需求，其通过米多资产等平台实施了股票质押融资。该等融资属于该等股东自行的个人行为，与公司及九鼎控股无关，更不存在所谓“体外输血”等问题。另据了解，该等股东大多于近期已归还了通过该等平台的股票质押融资。 从“米多踩雷”到出售富通保险业务，这其中的故事有待媒体进一步挖掘。作为业内人，张驰认为，“九鼎卖掉富通保险，主要是为了补充现金流，优先满足LP的需求，不至于产生挤兑等不良社会影响。”张弛说，九鼎出售富通保险，也说明在生存压力下，实现现金流稳定才是当前最重要任务，这次出售富通保险，意味着九鼎暂时放弃成为金控集团的打算，又从多金融业务为主转变为以股权基金为单金融业务为核心。“这说明九鼎在全金融业务经营上遭遇滑铁卢。” 兜兜转转几年，九鼎再次回归到股权基金老路上。（应采访者要求，文中秦杰为化名）
明星火锅店：光环加持与命运挣扎 “黄粱一孟”最终成为演员黄磊和主持人孟非的“黄粱一梦”。 黄磊“黄小厨”的名气和孟非在主持界的人缘，并没有对这家开业不到两年的火锅店带来爆棚人气，倒闭成为这家明星火锅店宿命。 娱乐明星跨界投资火锅店，早已司空见惯。除黄磊、孟非外，黄晓明、薛之谦、包贝尔、陈赫、齐秦、曾志伟等明星，也都涉足火锅店投资与经营。 火锅店准入门槛较低，明星们投资火锅店，其知名度对火锅门店的客源能带来集聚效应，具有先发优势。但国内火锅品牌经营进入到比拼内力阶段，“撞大运式”经营的企业难以找到生存空间，火锅企业向自我挖潜要效益，进行更精准的垂直定位，并且跨界经营成为新途径。 这对于工作、生活节奏较快的娱乐明星来说，含着明星光环出生的火锅店，虽然自身IP价值能够带来流量优势，但投资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 市场大 “火锅店入局门槛低、投资额度小、食材产品标准化程度高、对厨师技艺以来程度低，对于缺少餐饮企业管理经验和厨技把控经验的明星而言，相对较容易上手。”在广州拥有18家门店的火锅连锁品牌总经理林峰看来，明星选择火锅门店作为投资切入口，这与火锅本身特点不无关系。 在林峰眼中，明星们投资火锅店，其知名度对火锅门店的客源能带来集聚效应，对他没有粉丝基础的火锅创业者来说，有着天壤之别。 “不管是提升火锅店知名度，还是给店导流，明星投资餐饮有天然优势。”林峰认为，明星们本身在泛娱乐领域具有强大人气，自身流量价值不言而喻。当明星将投资赛道选在火锅行业上时，流量就可以导入到火锅门店，成为门店的稳定客源，甚至成为网红餐饮店。 在林峰看来，火锅店依赖C端用户体验，而明星对C端用户的吸引，远胜于普通创业者，具有先发优势。“明星开火锅店，未开已热，这也能省下大笔广告费。” 林峰觉得，除了火锅店入局门槛低和明星的粉丝流量效应外，也与火锅产业自身发展不无关系。 中信证券研究部调查报告显示，火锅产业链上游包括原料生产、加工与配送以及大型火锅企业自建的生产基地，调味料与料制品属于中游，火锅店与时下的方便火锅属于产业链下游。 这条丰富产业链放在餐饮行业之中，市场潜力巨大。智研咨询网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火锅产业竞争态势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显示，火锅餐饮行业市场总收入由2014年的3167亿元，增长至2017年4362亿元；而在2017年餐饮行业的整体收入中，火锅行业占22%。 “做得好的火锅店1到3个月能实现盈亏平衡，6到13个月收回成本，一般第6个月即可筹划新店。”林峰说。 “撞大运”式经营 “对于自带流量价值的明星而言，将火锅与泛娱乐跨界融合，具有很大优势。”在林峰看来，不仅黄晓明、黄磊、陈赫等知名度较高娱乐明星，一些区域性的、垂直行业的KOL也喜欢跨界创办或者参股火锅店。 明星投资火锅更像是小打小闹，并没对老牌火锅店造成巨大冲击。海底捞、巴奴、德庄、小天鹅为例，都是经营超过10年的老品牌，具有品牌力能够突围的新品牌凤毛麟角。 近日，2018中国餐饮品牌力百强榜重磅发布，火锅上榜19家，成为仅次于中式正餐的第二大品类，其中川渝火锅达到11家，以海底捞和巴奴毛肚火锅为首。 火锅主要以羊肉、肥牛、鱼、海鲜、筋头巴脑、菌汤、毛肚为主打食材形成特色火锅口味品类。 中国烹饪协会的《中国餐饮产业报告》就曾对中国火锅50强企业抽样分析，在火锅品类中，川味火锅占据了40%的比例，喜爱麻、辣口味的年轻人群体占80%比例。 中国烹饪协会火锅委员会主席汤庆顺在谈到国内火锅行业发展时说，高端火锅依旧疲软，中低端火锅的表现活跃，形成了快餐化、低消费、经常性的消费特点。 汤庆顺认为，当前，国内火锅品牌经营进入到比拼内力阶段，“撞大运式”经营的企业难以找到生存空间，火锅企业向自我挖潜要效益，进行更精准的垂直定位，并且跨界经营成为新途径。 价格高 这些年，倒闭明星火锅店不止“黄梁一孟”一家。2014年，韩寒的“很高兴遇见你”餐厅在南京开业。当天现场排队人数逾千，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火爆。但在石婆婆庵的这家店已经停止营业。 当然，明星火锅店做的好也不在少数。包贝尔的“辣莊”火锅全国门店已超280家。此外，薛之谦在上海开的火锅店“上上谦”也热度不小。 明星火锅店价格昂贵一直被食客诟病。在黄粱一孟”在开业之初，因为“锅底80元起”“毛肚198元一份”“牛肉398元一份”高昂价格，一度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于是从2018年年初开始，“黄粱一孟”接连推出各种优惠套餐，例如168元3人套餐、298元6人套餐，整月5.9折的活动，还针对学生群体，打出学生证的优惠折扣活动。 然而虽然价格接地气了，“黄粱一孟”还是以闭店收场。官方说法是，因租赁合同两年到期，于2018年12月3日起闭店。 中国饭店业协会和申万宏源研究的数据中，2012年火锅桌均消费价为111元，这一数据到了2016年为132元。美团?大众点评研究院发布了《中国火锅大数据报告》也显示，40.6%火锅商户的人均价格位于50-75元间，全国火锅人均消费价格是65元。 除性价比外，火锅店还需差异化定位和个性化服务因素。林峰分析称，在目前火锅行业的两家上市公司里，海底捞服务、呷哺呷哺性价比，是业内公认的标范。“口味、环境、地点、服务、价格是餐饮企业最基本的五个因素，明星火锅店也比例外。” 同质化 “通常情况下，火锅业净利润可高达20%-30，属于餐饮业中收益率较高、发展较快的垂直领域。”投资人陈伟说。 在林峰看来，2018年，海底捞上市招股书显示， 2015年，海底捞收益为57.57亿元，2016年增长至78.08亿元，到2017年达到了106.37亿元，同比增长了36%，说明了火锅行业巨大的“钱景”。但明星火锅店与海底捞等知名火锅品牌以及大众化、平民化、区域化的普通火锅店相比，并没有服务管理和性价比优势。 陈伟认为，火锅行业虽然门槛低，但在门店众多的市场和口味日趋多样、日益个性化经营的餐饮行业中，面对的同业竞争并不小，原材料的把控和物流仓储能力是火锅门店长年保持较高营业额复合增长的基础，而娱乐明星常年在自己本行业内工作压力过大，用于火锅门店管理运营的时间、精力不多。 “大多数明星聘请职业经理人负责日常事务，但这与粉丝流量管理，完全是两码事。” 林峰说，火锅店选址考虑获客便利性与成本高低，食材加强供应链管控，整合火锅全产业链业务，提供高附加值服务，创新营销方式。 “娱乐明星开办火锅店，也是如此。”陈伟说，粉丝流量价值让明星火锅店具有“先天优势”，但要保持这个优势，这与其它火锅店面临市场状况和商业本质一样。 在中国饭店业协会和申万宏源研究的数据中，2013年到2016年，我国火锅门店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2013年23万家，2014年26万家，2015年32万家，2016年36万家；但在2016年之后，火锅门店的数量却出现了下滑趋势，到2017年剩下29万家，在全国餐饮业581万家门店中只占5%。 汤庆顺曾说，火锅行业要善于打破常规，创新商业管理模式，才是立足于餐饮行业之根本。 赛道“挤” 这些年，随着外卖市场的逐步兴起，低端消费人群对快餐品类提出更高要求,便携式火锅成为市场亮点，依赖互联网营销模式的火锅企业依然找不到成功模式。 林峰说，当下移动互联网时代，餐饮业态越来越多元化，消费者的口味逐渐个性化和多样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也让餐饮企业在门店体验、日常管理和品牌打造上进行升级，娱乐明星的火锅店与大众餐饮企业一样面临着零售化、网络化、电商化的商业进程。 “借助互联网打造出差异化的服务体验和营销方式，其实并不容易，这也让火锅看起来门槛低，实际门槛高。”陈伟表示，在产品标准化、经营连锁化、服务智能化之外，当下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采取多品牌、多元化、集团化的模式策略，以规避单一门店的运营风险，扩大消费阶层和行业占有率，火锅业也不例外。 事实上，花样繁多的单品类火锅也正蚕食老式火锅。林峰说，与老式火锅全品类不同，串串香火锅、椰子鸡火锅、酸菜鱼火锅、潮汕牛肉火锅等单品类火锅在近几年火爆，也加速了火锅行业的竞争。这些个性化特色更强的单品类火锅，甚至在一定时间段内反而具有更强的消费黏性。 目前，高端店铺逐步让位于特色火锅,定位清晰、决策合理的火锅企业,正在抢夺市场份额,扩大自己的门店数量,不断增强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陈伟认为，火锅业在餐饮业属于收益率较高的垂直领域，但这一赛道“很拥挤”，而且受地域影响较大，市场格局较为分散，淘汰率也高。
PPmoney否认门店解散 异业合作走向何方？ 2018，注定是ofo悲情的一年。 押金难退、破产重组、资金链断裂等消息犹如梦魇一般，挥之不去。 同时，捱过暴雷潮的P2P理财借贷平台PPmoney也危机不断。面对政策监管收紧、部门解散传闻不断、流量增速趋缓等问题，生存维艰。 他们为各自目的不得不走到一起，但ofo和PPmoney“闪婚”不足五天，双方联合发布声明，由于某些合作细节问题，该活动暂时下线。 这次“婚后”的PPmoney遇到首次危机。11月30日，微信公众号“红途风控”称，珠三角PPmoney的几个门店宣布11月30日解散，且拖欠员工工资及提成。但PPmoney以“不属实”予以否认。 但在金融监管趋严、P2P暴雷潮的大环境下，P2P网贷行业遇到“寒冬”，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截止到2018年11月底，P2P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至1181家。相比10月底减少了25家，而且连续第4个月没有新平台上线。 P2P网贷走到行业的十字路口。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网贷平台的流动性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交织在一起，引发了行业的恐慌，投资者信心受到较大影响；头部平台、规模较大平台和投资者认为有“背景”的平台也出现问题，甚至倒闭和跑路，整个行业发展前景不免让人担忧。 如今，挺过暴雷潮的PPmoney，危机依旧没有解除。 一 这次危机来自微信公号“红途风控”。11月30日，该微信公号发表《PPmoney人去楼空，八大部门均已解散！》文章称，PPmoney某重要部门已于11月30日解散。 所谓被解散的“八大部门”是指，房贷事业部、保理事业部(通惠保理有限公司)、资金事业部(一千万以上的借贷业务)、小贷再融资事业部、担保事业部(广东纳斯达担保有限公司)、供应链金融事业部、车贷事业部、一步购车事业部(万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目前，仅剩及贷事业部(网络小额借贷业务)还在维持。 文章还称，目前ppmoney尚拖欠员工多月奖金，应发未发提成，共计200余万元。此次裁员不发提成，不按劳动法支付经济补偿金，致使大部分员工去集体仲裁，目前仲裁已立案，等待开庭。 对此，PPmoney对人民创投（ID:renminct)表示，11月30日，有自媒体传播关于我司的谣言，对我司正常运营进行恶意中伤。当天，在PPmoney万惠集团董事长陈宝国、PPmoney网贷CEO胡新的带领下，广州市金融工作局地方处处长欧峻青就平台运营进行了调研。 PPmoney万惠集团董事长陈宝国表示，在行业敏感时期，个别自媒体以惊悚标题及不实内容博人眼球，造成不良影响。目前已有多位出借人前来询问，平台正在耐心与投资人做沟通解释工作；与此同时，公司也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已收到报案回执。 陈宝国所说的行业敏感期，是指2018年P2P网贷平台收缩业务、暴雷跑路和金融监管趋严等问题。 据网贷之家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底，累计停业及问题平台达到5245家，P2P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量达到6426家（含停业及问题平台）。 “这与以往e租宝等倒闭潮的不同。”欧阳日辉说，2018年P2P网贷行业停业、清盘和其他问题平台数量再次出现风潮，是因为监管合规要求、经营不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主动宣布逾期、重组、清盘和退出的平台大幅增加。 二 2018，是P2P网贷平台尤为艰难一年。 今年6月到7月下旬的短短50天内，大约有212家网贷平台出现跑路失联、平台停业、主动退出、提现困难等情况，平均每天发生问题的平台多达4.24家。 这其中不乏唐小僧、联璧金融、钱宝网、雅堂金融等知名平台，如果以每个平台5000个投资人估计，受害人多达百万之众。 P2P网贷平台的暴雷与政策监管环境不无关系。从2015年7月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开始，监管政策在一步步逐渐趋严。 尤其是2017年，银监会先后出台《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和《网络信息借贷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央行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网贷整治办下发《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 监管的大闸紧紧拉下，P2P网贷平台的暴雷潮。在2018年经济寒冬的环境下，“活下去”成为他们这一年的首要任务。 欧阳日辉表示，P2P网贷平台密集退出行业，在短期内对整个网贷行业会产生声誉风险，对投资者的信心会造成影响。但机构退出是教育市场、教育投资者最直接的方式，从长期来讲，打破刚兑、市场出清是整个行业必须经历的阵痛。不经历损失的教训，市场永远无法健康成长。 欧阳日辉认为，如果一个市场没有退出机制，大量僵尸企业、机构占用资源，这是一个没有效率的市场。P2P网贷行业的专项整治目标是建立监管的长效机制，退出机制是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随着互金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的深入，合规性要求落地，网贷行业的机构退出和市场出清仍将继续，这将是一种常态。 PPmoney是捱过暴雷潮的网贷平台之一。PPmoney对人民创投（ID：renminct）表示，截至2018年9月30日，PPmoney网贷累计服务用户已超过3600万，借款人数量为512.3万人，人均累计借款金额约为15000元。 但是，庞大、华丽的数据背后，PPmoney被指裁撤了房贷事业部等八大部门，这也成为经济寒冬一个缩影。 成立于2012年的PPmoney网贷平台，由万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运营。而后者正是PPmoney万惠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 人民创投（ID:renminct）在企查查的数据中获悉，PPmoney万惠集团的董事长也正是PPmoney的运营方万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掌舵人陈宝国。同时，陈宝国还兼任亚太区互联网金融产品研发专家，现广东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广东省高科技商会副会长、广东省现代服务业副会长、广东省信用担保协会理事等职务。 企查查的数据显示，陈宝国同时在16家与万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直接相关或间接类似行业的企业担任法人，并在19个公司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或监事等高管职位，个人或通过企业进行控股的关联公司达18家。 三 当初，也正是在陈宝国的带领下，PPmoney赶上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浪潮。 2015年8月，万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广州万惠金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借壳天锐科技成功挂牌新三板。 彼时，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数部委发布的《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指导意见》中，符合条件的优质从业机构被鼓励在主板、创业板等境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鼓励拓宽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 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台迎来了飞速狂奔的时期。PPmoney成为当时政策红利中的一员。 在当时的数据中，PPmoney在2013年12月平台总成交额达10亿，而到了2015年12月，PPmoney的单月营收为2050万元，2015年全年营收近2.45亿元，新增用户为272.40万，撮合融资金额为287.24亿元。 此间，PPmoney万惠集团获得安赐资本领投的2亿元A轮融资，网贷平台业务不断调整，从做企业贷款和担保相关业务，逐渐转换为消费金融、汽车金融、三农金融的多业务模式。 2016年，PPmoney获得了安赐资本、跨境通实际控制人杨建新和粤泰股份大股东广州粤泰控股集团的B轮3.75亿元融资。 也是这一年，PP money实现盈利——全年营收3.41亿元，净利润3613万元。这一数据到了2017年9月则为单月营收3.27亿元、净利润1.09亿元、毛利率达80%。 然而到了2017年后，在类金融企业在新三板不能融资的新政策之下，不少互联网金融企业摘牌新三板，广州万惠金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其中一员。 不过，这些并没有影响PPmoney获得的资本青睐。 2018年7月，PPmoney万惠集团获得C轮6亿元融资，投资方包括国能金汇、汇垠德擎、明泰资本、国泰道合等国内知名机构。 今年11月，PPmoney召开了第三季度业务经营工作报告会，披露了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2018年1-9月，平台收入保持上升趋势， 截至第三季度末平台整体累计营收近8亿元，累计经营利润保持增长势头，2018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09%，环比增长116%。 今年7月，在PPmoney万惠集团获得C轮元融资发布会上，陈宝国表示，PPmoney将进一步增强在产品、风控、技术、人才、品牌、运营等诸多领域的投入，为超过3000万已注册的投资与借款用户提供更高效的普惠金融服务。 四 如今，陈宝国的豪言壮语余音未散，但P2P网贷平台早已暴雷不断，生存维艰。 也是这个时候，共享单车领域的ofo负面新闻不断，退出国际市场、破产重组和资金链断裂等话题，屡被提及。 就这样，ofo和PPmoney一拍即合，双方达成合作，抱团取暖。 11月23日，ofo用户在退押金时，此前充值的99元押金，在申请退款时被提醒须同意成为PPmoney的用户。 在PPmoney和ofo原本的合作计划里，ofo 99元押金用户一键升级成为PPmoney的新用户后，即认可并同意将ofo 99元押金成功升级变为PPmoney的100元特定资产。升级成功后，特定资产默认出借PPmoney新手福利项目。同时，该项目历史年化利率8%+8%的新手福利，锁定期为30天，锁定期满后用户可申请退出，并在退出成功后可获取相应本息，但用户想查询余额，则需要下载PPmoney软件并注册登陆。 据界面新闻报道，当ofo用户同意授权把押金转换成PPmoney的理财金后，PPmoney会向ofo支付100元/人的导流费，还包括利率。 也就是说，在双方原本的计划里，PPmoney只需支付201.3元就可以成功获得一个新用户。 PPmoney 万惠集团向人民创投（ID：renminct）披露，截至2018年9月30日，PPmoney网贷累计服务用户已超过3600万，借款人数量为512.3万人，人均累计借款金额约为15000元；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末，该平台累计营收近8亿元。 在看似不错业绩的背后，增长趋缓也是不争的事实。2017年，PPmoney新增注册用户数量接近162万人。而2018年1到10月，平台的新增用户仅增加68万多，人口红利消失、新流量获得难的现实，也同样在PPmoney平台上发生。 这在PPmoney的“双十一”营销中，可窥见一二。 在今年双十一的流量战场里，PPmoney公众号的锦鲤营销活动推文阅读量为3000多，高于平台往日里的推送。但流量转化率，也就是公众号阅读流量如何转化为PPmoney新用户，尚难以预测。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押金转投网贷平台的合规性，操作流程的合法性以及公众质疑面前，PPmoney和ofo就双方的合作情况进行了联合声明，称ofo与PPmoney 之间属于正常的合作，用户在被充分告知授权内容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自行选择是否参与该活动。 PPmoney 对人民创投（ID：renminct）表示，PPmoney网贷与ofo之间的合作是一次正常的异业合作尝试，属于商业行为。“由于合同保密条款，不方便透露具体合作细节。” 事实上，不仅只有PPmoney一家网贷平台与ofo进行合作探索。 据新京报报道，ofo大规模瞄准网贷平台寻求商业变现，与万达普惠、小黑鱼信贷、贷上钱、省呗、玖富万卡、小白来花、360借条、点点等多家网贷平台达成合作，在其App的“看看”、“钱包”等栏目中内嵌相关网贷平台的推广服务。 “从营销角度讲，是比较成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涛说，ofo和PPmoney的合作设计对普通用户“并不是什么坏事儿”，ofo处于资金紧张期，而用户需要提取押金，用户在ofo平台上等待押金退还与在PPmoney平台上等待返还，时间上并不太大差异。这样的合作对双方的平台都有好处，ofo的资金压力得到缓解，PPmoney在如今网贷行业暴雷潮的情况下，也能够增加获客和品牌宣传。 尹振涛表示，此次合作暂时搁置，本质上因为双方所处的两个行业都处于关注的焦点上，两个行业在近期爆发的行业事件也较多，带来了舆论较多的关注。 尹振涛还认为，网贷行业现在处于“黎明前的黑暗”。随着近两年的互金专项整治的推进，市场监管环境的变化以及投资人更加理性、资产渠道的变化等因素，网贷行业优胜劣汰将成为常态。 他说，在市场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有些平台可能会消失，投资人可能会失败，但最终会留下合规合法的网贷平台机构，未来也会迎来更好的发展环境。
新经济的蛀虫——互联网大厂反腐那些事 11月20日，曾在58同城任职数年的王琦，在看到宋波涉嫌受贿被拘的新闻后，心中没有太大波澜。“58同城的关联产业太多，腐败现象太常见了。” 11月19日夜间，58集团合规监察部以邮件形式对内部员工通报，经合规监察部调查，58同城原渠道事业部高级副总裁宋波、原渠道事业部总监郭冬等人，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代理商财物，数额巨大，影响恶劣。公司已将此案移至公安机关处理。该通报还称，近日，宋波、郭冬等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已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不仅58同城，在互联网一路狂奔的年代，像BATJ互联网巨头内部均有腐败事例。它们虽在内部成立反腐部门，但屡禁不止。 在互联网科技公司，流传着一个“2万人诅咒”，就是大公司的员工数超过两万人之后，人均业绩、公司氛围、执行效率都会朝负面发展。也就是说，公司人数一旦超过这个界限，公司需要对员工、产品设定新的管理制度，以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互联网企业高管贪腐现象频现，这是因为互联网企业在快速开拓市场、飞速发展过程中，赋予管理人员一定的权力激励创新，但企业在“守业”阶段，内控合规管理不够，根治互联网企业高管贪腐问题并不容易。 对于狂飙式发展的互联网企业而言，内部贪腐成为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线业务员工 对于曾在宋波部门任职过的张贝来说，宋波涉嫌受贿的事件，同样没让他太过惊讶。 张贝自嘲，他在58同城工作时，只是底层搬砖的，即使有腐败，也轮不到他，“一线业务的管理层机会更多。” “卖产品给代理商，核算返点，不然你以为他为啥能受贿啊。”在张贝的记忆中，58同城的销售团队直接负责北京等一线重要城市的商品销售，但对于三四线城市以及一些县乡地区来说，58同城的销售团队不够支撑了，此时区域性的代理商就成为58同城的选择。 近半年来，张贝调离了渠道事业部，离开了一线业务团队。他至今记得，58同城给代理商一个内部报价，代理商承接了58 同城的业务之后，可以自主调定商品价格。调高后价格与58同城内部报价之差，就是代理商主要利润来源。 不仅在58同城，不少需要与代理商或销售渠道进行业务往来的互联网公司的一线员工，也都因贪腐违规问题身陷囹圄。 果小美创始人、阿里巴巴集团聚划算原总经理阎利珉，也曾马失前蹄。2011年，在巨大流量加持下的聚划算全年交易额突破百亿，作为总经理的阎利珉成为不少商家攀附的对象。 没有抵抗住诱惑的阎利珉在这方面犯了错。2012年3月，他被阿里巴巴集团免去了聚划算总经理的职位。 2013年8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显示，聚划算总经理阎利珉曾接受过杭州点创科技两次贿赂，共计价值53.8万元人民币。当年7月，他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杭州警方刑事拘留。 艾媒咨询CEO张毅曾表示，阿里内部的腐败现象，主要由两个原因导致：首先，部分员工拥有过大的掌握卖家生死的权力，当面临巨大诱惑时，部分员工难以把持。 “部分员工能帮一些商家实现违规操作，比较常见的就是假货问题，客户投诉，以及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进行推广。”张毅说，贿赂行为在行贿双方都掌握着足够吸引对方犯错的利益前提下，当交易条件令双方都满意时，交易达成。另一个原因，是阿里内部“廉政合规部”有时不能严格地执行部门职能。即使设计图再美好，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的工匠团队和执行环境，也是建不出罗马的。 另一电商平台京东也未能逃脱内部腐败。 今年8月24日，京东内控合规部公布了公司近期查处的典型腐败事件，共有15起案例，18人被辞退，4人被刑事拘留。 其中，京东物流西南区域分公司快运部城配运输管理部机构负责人任兵，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承运商好处费及礼品馈赠；京东物流华中区域分公司大件物流部安装运营部机构负责人黄川，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服务商的好处费；京东金融保险业务部综合管理部消费者业务部渠道运营人员燕峰，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好处费，并违规向供应商提供运营支持等，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业务关联 在王琦的记忆中，类似宋波的腐败现象在58同城内部并不罕见。 “最low是直接贪钱，稍微高级一点，是员工在外开设关联公司，把58同城平台的业务资源，导入到自己在外面开设的关联公司。”王琦说，由于58同城的关联产业太多，每一个关联产业线条上的高管或主要员工，都有可能通过关联公司来导入58同城的资源。 据人民创投（ID：renminct）了解，通过开设或者参股关联公司，把自己本职工作的企业资源导入，或将本职公司资源导入外界公司继而收取回扣，在一些“互联网大厂”中并不稀有。 在阿里巴巴集团2014年的内部通报中，阿里集团人力资源部原副总裁王某就利用负责组织文化工作可以选择供应商的职务便利，将集体婚礼、公司年会、视频拍摄等项目交由李某挂靠的艺飞鸿公司承接，后王某非法收受或者索取李某好处费共计260万余元，用于个人消费。王某后被法院判处八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 京东也称实名对外公开过类似的内部腐败事件。 京东商城服饰家居事业部奢侈品部总监栾霁利用职务便利,安排其家属实际控制的公司与其管理的部门合作违规获利,同时还涉嫌收受其他供应商的商业贿赂。栾霁也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互联网“新贵”今日头条也不例外。在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的内部邮件通报中，火山小视频原运营负责人黄子峰在2017年4月至12月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取合作方大额行贿款以及购物卡、iPad等礼品，并利用职务之便将平台政策漏洞和一些活动规则透露给有利益相关的合作方，使其利用政策漏洞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或在活动中扩大额外收益。黄子峰也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来，近年来，互联网公司发展迅速，这些企业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需要赋予高管、重要岗位员工等一定的业务权力，激励他们不断创新，做出业绩。另外，大多数互联网公司在“守业”与“创业”阶段的管理模式本该不同，但在内控管理上投入的精力，仍显不足。也正因此，不少互联网公司滋生了高管及重要员工贪腐现象。 一位从事互联网刑事司法研究的学者对人民创投（ID：renminct）分析称，在流量红利时期，不少互联网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公司相关的业务条线也成为流量的聚合平台。 上述学者还表示，对传统商家来说，如果要拓展互联网市场，这就需要与这些互联网流量平台企业积极寻求业务合作，就像58同城一样，它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聚合平台，代理商、小商家等要想从这一平台上获得业务往来，这就需要向58同城的相关业务员工示好。 “互联网聚合平台往哪个商家倾斜,哪个商家就容易得到好处,如此极易形成寻租空间。”上述人士还说，开设关联企业导入本职工作资源或与商家进行利益输送，本质上是因为流量的话语权问题。 话语权 2017年，王琦当时在58同城的高管有意抽调他到渠道事业部任职。 但考虑到个人兴趣和发展前景，王琦婉言谢绝。 王琦说，在58同城的公司体系里，销售渠道和平台整合是公司核心竞争力，而平台整合又依赖销售渠道所提供的数据量。所以，销售渠道出身的人在58同城占有的话语权特别大。因此宋波在58同城体系中，地位尤为特殊。 “销售相关的岗位在哪个to C的互联网公司内话语权都很大。”张贝说，在58同城内晋升速度比较快的宋波，话语权很重。 公开资料显示，宋波2001年进入周鸿袆创建的3721公司任职；此后曾在雅虎中国、阿里巴巴，先后负责华南、华东大区销售工作，担任渠道体系的搭建、渠道销售及其管理职务；2012年，宋波加入58同城，任职渠道事业部副总裁。 三年后，宋波晋升为58同城渠道事业部高级副总裁，负责58同城全国渠道事业部，主要管理国内及海外的渠道代理商。这期间，凭借渠道管理经验及对客户的了解，宋波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完成全国销售渠道的开拓和建设工作。 但这位履历光鲜的管理人员，最终倒在了金钱和权利的诱惑下。 深陷金钱泥淖之中的高管，不仅58同城的宋波。 百度原副总裁、“百度推广之父”的王湛，曾因违法职业道德、损害公司利益，在2016年4月被百度内部通报，予处以开除。 阿里影业副总裁、淘票票总经理孔奇，在2016年11月4日因贪污受贿被警方带走,涉案金额为190万元左右。据悉，孔奇在2016年7月就因贪污受贿被通报。 2017年12月25日，华为发布内部通报称，公司消费者BG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腾鸿飞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守业”跟不上 “58同城出来一堆创业的员工，公司都与58同城有关。”王琦记得，自己在入职58同城后，58集团的CEO姚劲波就一直在严厉打击内部腐败，但作为业务导向型公司，58同城售卖的其实是“虚拟产品”，这导致贪腐空间特别大。 “不仅渠道事业部，其它部门也一样。”王琦记得，2016年到2017年期间，58同城基本上每季度内部通报一两次贪腐或违规行为。 58集团合规监察部是专门负责集团部门高管、员工工作行为合规管理和查处贪腐违规的专职部门。 不但仅有58同城，内部反腐部门也成为不少知名互联网公司架构的标配。 百度开展“阳光职场”行动、设立百度职业道德委员会，以加强企业内审、调查员工不法行为、进行职业道德教育；阿里巴巴通过集团的廉正部来接受任何人的实名举报；腾讯靠反舞弊团队来查出贪腐或违规行为；京东则上线了反腐网站“廉洁京东”、设立反腐奖励专项基金来进行内部贪腐查处与打击。 除BATJ外，其它互联网巨头在内部贪腐的查处上也是下足功夫。 360成立道德委员会负责对公司内部贪腐行为的查处；美团点评内部也设有监察部，以重视员工廉政反腐教育工作。 即使如今风雨飘摇的乐视控股，也有监察部来对员工贪腐违规行为进行打击。 此外，腾讯、京东、美团点评、百度、宝洁、小米等30家互联网企业还共同发起了“阳光诚信联盟”，以合力加强企业内部腐败治理，承诺拒绝录用违背职业道德的失信人员。公开信息显示，阳光诚信联盟已经上线共享信息系统，实现失信名单的共享。 如果联盟某家成员企业的员工有违背职业道德行为，录入失信名单后再去其它企业中的任何一家求职，都会被拒绝。截至2018年3月，整个联盟成员单位已达124家，员工总数百余万人。 拧死贪腐违规水龙头 张贝觉得，“这次宋波被查出，因为他从58同城离职了，不然内部处理就算了。” 在他任职58同城的日子里，不仅仅内部通报这么简单，他就曾见过违规倒卖58同城公司数据的员工被抓。 “互联网公司内部的合规监察部门还是没有拧死贪腐违规的水龙头。”张贝感叹。 在朱巍看来，对于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企业而言，创业阶段的模式与守业时期的管理并不一样，不少互联网企业内部的监察体制实际上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要想根治贪腐违规问题事实上很难。”朱巍告诉人民创投（ID：renminct），主要难度在于高管或主要业务条线上的员工权力过大，“守业”管理跟不上。 朱巍建议，互联网企业贪腐违规行为出现的岗位领域有所类似，甚至有些岗位屡次出现违规行为。所以，当这些“高危”岗位出现贪腐违规行为时，需要将其作为“反面教材”警示员工，加强法制宣传，并及时向社会公开，惩前毖后。 互联网经过数十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创业奇迹，一批批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渗透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伴随着不少互联网大厂的狂飙式发展，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也成为腐败的高发区。贪腐早已不是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专利“，也成为悬在互联网大厂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应采访者要求，王琦、张贝为化名） 扫码关注「人民创投」公众号，每天品读创投深度好文
“皮草”陶华碧，“倔强”老干妈 11月13日，向来低调的陶华碧身着标志性皮草服饰——花棉袄和皮草帽，惊现贵州电视台抖音号“动静贵州”镜头前。她正襟危坐，不改往昔直爽性格，一再重申“不贷款，不参股，不融资，不上市。” 这场上市风波源于今年7月，深交所联合贵州证监局和金融办，赴老干妈等三家企业调研，并在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参加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座谈会。8月，深交所委派相关工作人员赴贵州为老干妈等公司做上市培训。 甚至，深交所总经理王红都说，贵州省如今已经诞生部分明星企业，这些企业有的还没有进入资本市场，深交所到访，就是要为这些公司提供上市、发债等服务。 有人认为这是老干妈即将上市的征兆，只差陶华碧点头同意。但老干妈回应很简单，“深交所就是来看看，老干妈不会上市，未来也没有上市的计划。” 银河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左小蕾曾经在浙江调研过，不少企业老板都对她说，真正优秀的公司都不上市，这种不借助上市，不借助融资，就能做大做强，才是真正的实力公司。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告诉人民创投(公众号ID:renminct)，像老干妈这样的企业，不上市主要是现金流好，不缺钱，另外不想被充分披露公司信息，然后是不想被别人控股。 如今，老干妈上市的话题甚嚣尘上。但陶华碧依旧态度决绝：“谈都不要谈！免谈！你问我要钱，我没得，要命一条”。 “不差钱” 老干妈、娃哈哈、华为、顺丰四家坚持不上市的国内知名企业，被外界戏称为“不上市联盟”。有人甚至编了一段顺口溜：“永不上市老四家，顺丰华为老干妈，还有一个娃哈哈!” 拥有“快递之王”称号的顺丰成为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食言的。2017年2月24日，顺丰控股在深交所举行重组更名暨上市仪式，正式登陆A股。当时顺丰问鼎了深市市值之王，一度超过3000亿元，也让顺丰董事长王卫身家一度超过马化腾。 早在2011年，王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市的好处无非是圈钱，获得发展企业所需的资金。顺丰也缺钱，但是顺丰不能为了钱而上市。上市后，企业就变成一个赚钱的机器，每天股价的变动都牵动着企业的神经，对企业管理层的管理是不利的。”但王卫最终食言了。 顺丰上市后，娃哈哈也流露出上市意愿。公开数据显示，娃哈哈自2013年营收达到782.8亿元的高峰后，娃哈哈开始连年滑坡，2014–2017年的营收分别为720亿元、494亿元、529亿元、456亿元，5年缩水超300亿元。 这家创建于1987年的国企，后经过改制、合资，娃哈哈成为一家全员持股的公司，但这种股权结构在激励员工的同时，也对上市形成了制度性的障碍。今年，娃哈哈不仅在清理员工持股，并透露公司将在合适的时机上市。 今年3月24日，宗庆后表示，“娃哈哈集团现在不缺钱，我们现在也在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大幅投资高新产业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考虑上市”。 号称永不上市的华为因“财大气粗”，初衷未改。 华为公布的2018年上半年经营数据显示，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3257亿元，同比增长15%，营业利润率14%。而华为2017年的经营数据显示，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从2016年的492.18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963.36亿元。它不差钱。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曾说，华为并不缺钱，并不需要通过上市进行融资，实际上，上市的主要目的就是融资，但是华为比诸多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更为广泛。 曾有接近华为人士评价称，如今的华为不仅是通信厂商，一家红酒公司，一家电商倒货公司，一家供应链金融公司，一家全球资本公司，他们有足够多的金融工具来保证融资和投资的持续进行。 “怪胎”老干妈同样不差钱。据《贵州日报》2017年2月报道，老干妈2016年的销售额已突破45亿元，20年间产值增长超过600倍。今年9月央视在报道中称，老干妈工厂一年能生产7.7亿瓶辣酱。而贵州省去年发布的2017年贵州省品牌价值30强（制造业）名单中，陶华碧的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121.48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居第二，仅次于贵州茅台集团。 老干妈采取“不欠账、不赊账”的现销模式，使得公司应收账款周转期为0天，现金流充裕。所以，在老干妈的三大坚持中，除了“不上市”，还有“不贷款”和“不融资”。 “贪婪的股市” 陶华碧 老干妈工厂同陶华碧一样低调、神秘。 该厂坐落于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距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约6公里，厂房墙体刷的是普通白色水泥，斑驳陈旧。正门更不起眼，两侧铜色的柱子上，绑着红线。这让人联想起90年代的乡镇企业。 正是这个不起眼的企业，一度让投资机构和交易所纷至沓来。 今年7月，深交所联合贵州证监局和金融办，赴老干妈等三家企业调研，并在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参加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座谈会。 8月，深交所委派相关工作人员赴贵州为老干妈等公司做上市培训。所谓的上市培训，是指有关部门专门为那些在行业、技术等方面相对领先，虽不具备在国内主板、创业板上市条件，但有发展潜力的公司提供上市知识的普及，帮助他们在1到3年实现上市目标。 深交所总经理王红也认为，贵州省如今已经诞生部分明星企业，这些企业有的还没有进入资本市场，深交所到访，就是要为这些公司提供上市、发债等服务。 这让人觉得老干妈即将上市。事后，老干妈董事长秘书刘涛对媒体回应称：“深交所就是来看看，老干妈不会上市，未来也没有上市的计划。” 陶华碧拒绝所有上市的建议。老干妈内部人士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老干妈基本不接待投资机构，如今也仅和两家投资机构联系，这两家机构并不是直接同老干妈洽谈，而是先赴当地，由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引荐，但是老干妈均回绝其洽谈要求。 贵阳市政府官员曾表示，“和她谈融资的事情比引进外资还要难，她心里拿不准的事谁也说不动。” “我坚决不上市，一上市，就可能倾家荡产。上市那是欺骗人家的钱，有钱你就拿，把钱圈了，喊他来入股，到时候把钱吸走了，我来还债，我才不干呢。所以有人跟我谈上市，我跟他说：谈都不要谈！免谈！你问我要钱，我没得，要命一条”。陶华碧说。 任正非和陶华碧想法一致。“股市是贪婪的，他们希望榨干公司的每一滴利润，国内A股市场，散户居多，决定市场具有羊群效应，稍微有风吹草动，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给股价带来极大影响。”任正非曾说。 任正非曾告诫其他企业，“不要总想着做第一，第二、第三，不要 抢登山头，不要有赌博心理，喜马拉雅山顶寒冷的很，不容易活下来，华为的最低和最高战略都是如何活下来，你活的比别人长久，你就是成功者。” 左小蕾对华为赞不绝口，“我非常佩服华为，十几年前，华为规模不大，那时很多投行忽悠任正非到国外上市，但任正非就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如果一家公司，不借助上市，不借助融资，就能做大做强，这是真正的实力，我在浙江调研的时候，很多企业都在说，真正优秀的公司都是不上市的。”左小蕾告诉人民创投(公众号ID:renminct)。 但在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看来，像老干妈这样的企业，尤其看重公司在家族当中的传承，如果企业上市了，经营权有旁落的风险，因此选择应当谨慎，此外，上市还要求企业公开财务数据，有些比较看重自身隐私的企业，为了避免信息披露，自然选择不上市。 股权结构 同老干妈一样，华为同样不“待见”投资机构。 几年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 罗奇率领投资机构访问华为总部，任正非并没有会见，只是委派负责研发的常务副总裁费敏接待。 事后，罗奇失望地说，“任正非拒绝了三万亿美元的团队。” 但是任正非并不在意：“我为什么要见罗奇，如果他是客户，最小的我都见，但是他带着投资机构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卖设备的。”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华为董事会20年来，从未研究过上市，未来10年，也不会考虑上市，因为上市不适合华为的发展。 在公开场合上，任正非曾用“守卫上甘岭”来形容华为的艰辛。有次，任正非说，华为上市后，股东的加入会影响华为的管理方向，这些股东更看重盈利，在他们的影响下，会逼迫华为走向“横向发展”的道路，最终华为将失去理想。 “如果股东坐在那里，盯着股市大盘，就能实现几十亿，上百亿的收益，那么华为将再也无法攻‘无人区’。”任正非说。 但徐直军曾经谈到未来华为的发展方向时说，华为未来不考虑整体上市，不考虑分拆上市，不考虑通过合并、兼并、收购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也不会同外部资本合资。未来，华为将致力于行政改革，将公司从中央集权公司，通过权力和责任前移，让听见炮火的人做决策，最终成为现代化管理企业。 目前，华为总共有数万名员工持有公司股份，远远超过上市前持股不超过200人的规定。如果要上市，华为必定要清理庞大的员工持股，直接动摇华为的利益格局。 徐直军也曾说，华为是员工持股公司，股权由6万多名员工共同持有，这种股权结构不符合中国资本市场要求。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在接受人民创投(公众号ID:renminct)采访时表示，华为的股权掌握在员工手中，即使是任正非，也仅有1.4%的股份，因此华为具备极强的发展动力，这比将公司控制权集中在老板手中的企业威力大很多倍，但是带来的结果就是无法上市。 在任正非看来，华为要做注重管理经营的企业，而不是资本经营的企业。 “如果猪太肥，连哼哼声都没了。”任正非说，科技企业发展依靠人才，如果过早上市，会有大量员工瞬间成为百万，甚至是千万富翁，这样，他们的工作激情就会减退，最终紧密的团队就会涣散。 徐直军也曾表示，上市给员工直接带来的，是让他们一夜暴富，这会影响他们的奋斗精神，对于华为的员工，不奋斗是坚决不行的。 质量为王 自成立以来食品安全零事故的记录，是老干妈多年来维持行业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也是陶华碧创业以来不变的初衷。1989年，一家名叫“实惠”的饭店开业，饭店简陋，四处漏风，它是陶华碧用废弃的砖头、油毛毡、石棉瓦建起来的大棚。 那一年，陶华碧42岁。因“实惠”饭店靠近学校，量足、价低让这个小店迎来众多回头客。有次，一名喜好打架斗殴的学生在饭店吃饭，耀武扬威，逼迫其他学生缴纳“保护费”。 后来陶华碧得知，这名学生本质并不坏，只是家里穷，不收钱的话，只能饿肚子。她决定免费给这名学生提供午饭，一次饭后，学生突然对陶华碧喊了声“干妈”。 慢慢地，“干妈”的称呼传播开来。在陶华碧50岁的时候，饭店附近的人都叫她“老干妈”。这就是享誉全球的品牌“老干妈”名字由来。 起初，“实惠”饭店主要售卖凉粉，辣酱是免费配料。因为辣酱好吃，客人慕名而来，购买辣酱的顾客越来越多。陶华碧决定，辣酱作为主要销售产品，凉粉当做配套品。 辣酱风靡起来后，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开始游说陶华碧，劝她创办辣酱工厂，员工和手续由街道办来解决。但陶华碧拒绝了，一来她认为自己不识字，二来不懂经营。 后来，工商局的工作人员也找上门来，劝她办厂，在大家强烈要求下，陶华碧借用村委会的几间办公室创办了辣酱工厂，品牌叫老干妈。 老干妈坚持使用陶华碧的头像。在陶华碧看来，既然做生意，产品质量要放在第一，将头像印到产品上，就相当于给了顾客承诺，如果有质量问题，她来承担责任。 此后，质量过硬成为老干妈的标签，在登录美国市场的时候，第一次检测就顺利过审，通过了美国质量检测机构的认定。 华泰证券2016年发布过一份名为《老干妈的品牌塑造之路:注重产品质量，维护品牌形象》的研报，认为“老干妈”系列产品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据半壁江山，每天售出200万瓶辣椒酱。近二十年来，调味酱市场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潜力较大。该研报分析称，老干妈今日的行业地位，得益于其产品具有竞争壁垒的口感、平价的价格，以及多年来积累的销售网络、稳定的销售渠道等优势。 “你说老干妈卖到多少个国家？我也不晓得卖到了多少个国家，我只能告诉你，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老干妈。”陶华碧谈起老干妈的出海计划书显得豪气干云。 “企业活法” 如今，陶华碧已经将老干妈的股权转给了两个儿子李贵山与李妙行。在2018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李贵山和李妙行分别以40亿元和39亿元的身家，排在1007位和1080位。陶华碧的秘书刘涛曾对媒体表示，分工上，李贵山负责销售，李妙行负责生产。 “不但是我，我要教育我的儿子、孙子，不要贷款、不要参股、不融资、不上市。这样子好，我有多少钱就做多少。”11月13日，一身皮草服饰的陶华碧在镜头前表态。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认为，如果老干妈公司本身现金流充裕，则根本没有上市的必要，加上老干妈经营方式保守，属于风险规避型，但陶华碧可能只知道上市的坏处，不知道上市的好处，因此做出不上市的决定能够被理解。 “不管企业是否选择上市，都是基于自身的考量。”李大霄说，公司上市后，股价每天被全球的投资人关注，这可以帮助企业更有效率的获得资金并建立知名度，从而在并购、重组方面获得话语权。 但左小蕾却认为，很多企业上市后，第二年就亏损，虽然资本市场希望企业上市，通过融资能够做大做强企业，但没有几家能够真正做强做大，这说明资本市场规范度和理念等都存在问题。 左小蕾表示，老干妈的国际化非常成功，即使在美国监狱都是硬通货，如今的A股市场，制度并不完善，上市后，有可能会制约老干妈这样优秀企业的发展。 左小蕾还认为，资本市场会对公司经营带来非常强的干预，它不会按照企业家的思维去投资、研发五年后的技术，资金喜欢短期收益，这需要公司用超预期的手段，将市场规模做起来，甚至要用某些融资的手段，一旦这样，公司就完全失去原先的规划和驱动力。 但李大霄却认为，像老干妈这样的家族企业，尤其看重公司在家族当中的传承，如果企业上市了，经营权有旁落的风险，因此选择谨慎。此外，上市还要求企业公开财务数据，有些比较看重自身隐私的企业，为了避免信息披露，自然选择不上市。 证监会公开数据统计，截至今年11月9日，IPO新增申报企业仅有103家。截至11月16日，2018年A股市场共有96家企业完成上市，仅为上年全年的四分之一。 李大霄表示，每个企业在不同时间段想法不同，最开始的时候，宗庆后和陶华碧的想法是相同的，他们拥有充裕的现金流，也都是家族企业，在融资方面相对保守。一段时间过后，有些企业发现自己落后竞争对手，如果再不努力，就要被竞争对手吃掉，企业就会有强烈的危机感，因此会改变之前的想法。 “现在市场上只有一个老干妈，如果两个老干妈，双方形成竞争关系，可能出现你死我活的状态，老干妈就不能独善其身，那么就要通过上市的方式加速自己的发展。”李大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