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停車破解停車難題 創新構建城市新生態 從輝通科技董事長紀博超辦公室的落地窗向外眺望，遠處的城際鐵軌倏忽而過，再遠處是一棟棟高樓聳立的浦東新區。 紀博超當天要開車前往蘇州，和蘇州市領導洽談當地智慧停車產業的發展合作。 紀博超在2015年加入輝通科技，彼時的互聯網風口更迭頻換，團購、O2O、共享經濟、VR、AR、新零售、社交電商等領域火爆一時，而AI、物聯網、智能網聯等技術創新，同樣厮殺慘烈。 智慧停車也不例外。此后四年時間，紀博超在上海與30多家同行同場競技，最終脫穎而出。 “城市停車場”作為“新基建”在2019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上也被提及。這次會議提出，穩定制造業投資，實施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城市停車場、城鄉冷鏈物流設施建設等補短板工程，加快推進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在國家智慧城市與“互聯網+”政策的指引下，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能夠為城市治理帶來智能化解決方案的技術和應用不斷涌現。在交通方面，通過衛星分析和開放雲平台等實時流量監測，感知交通路況﹔在平安城市領域，通過行為軌跡、社會關系、社會輿情等集中監控和分析，為公安部門指揮決策、情報研判提供有力支持﹔在政務服務上，依托統一的互聯網電子政務數據服務平台﹔在醫療健康行業，健康檔案、電子病歷等數據互聯互通，既提升醫療服務質量，也及時監測疫情。 作為智慧城市管理水平體現之一的智慧停車，也是人工智能、大數據是在城市管理中的具體應用。同時，出於改善城市交通與民生品質的訴求，各界對智慧停車行業也越來越關注。 一 將停車位資源整合，實現停車場互聯網化、智能化和互聯網資源動態配置是智慧交通建設中的重要一環。隨著關於智慧城市各個政策的落地，整個智能交通行業正處在時代變速變化的關口。特別是停車場，從以前彼此分散的、非信息化的時期過渡到一個將城市互聯到一起的、智能化數據平台，成為城市治理的智慧型變革的立足點，並成為繼網約車和共享單車之后，交通出行領域出現的又一個被資本追棒的“風口”。 2004年，同濟大學畢業的紀博超前往國際知名工程師院校法國國立路橋學校讀碩士。此前，“智慧停車”對他來說是個陌生詞匯。到了2015年，紀博超通過入股方式，成為輝通科技這家向智慧停車轉型的企業的掌舵人。當時，團購、O2O、共享經濟、VR、AR、新零售、社交電商等領域風口更迭輪換，AI、物聯網、智能網聯等技術創新風起雲涌。智慧停車也不例外。“當時整個上海市場上，二三十家公司在競爭，我們是最不被看好的。”紀博超記得，當時他還是行業新兵，在停車場這一相對傳統的領域中，自己遠沒有上海本土已成規模化發展的運營方有優勢。 智慧停車場的商業模式是由互聯網企業把停車場的系統進行智能化改造和升級，但互聯網企業不從停車場收入中直接分成，而是獲得智能化停車場的所有數據、電子支付通道等線上業務的運營權。 紀博超很看好這一模式，因為城市的停車場比較分散，每個停車場又是信息孤島，經營手段單一，還是一個傳統的落后型行業。但在智能化改造、所有信息數據上傳后，停車場與車主之間就可以形成信息的共享，包括停車位和支付的共享。 “智慧停車可通過電子支付、自助繳費、牌照識別、自動放行等手段，實現車輛快速流通離場、減少離場時間﹔通過停車位引導、反向尋車誘導等手段減少找車與徘徊時間，加快停車與找車速度。”紀博超說。 在這一看似簡單的操作背后，是輝通科技智慧停車APP“優會停”的車位信息實時更新發布、地圖導航、在線支付等功能，也即紀博超基於大數據雲計算，逐步建立起連接車主、停車場、汽車服務商、城市管理者等城市出行全產業鏈參與者在內的、城市級智慧停車管理大平台。 “那個時候是真苦。”紀博超笑道，當時很多同類型企業在找停車場談合作時都是拿著公司宣傳冊過去，而他每次在談判之前，都會根據這個停車場所處的周圍環境和潛在訴求，拿出一份針對性解決方案。 在當時，紀博超和上海三十多家同行一樣，通過贈送智能化設備的方式，獲取停車場未來五年的數據和線上業務的運營權。 二 目前從整個產業鏈來說，中國智慧停車市場格局相對分散，主要以智能停車設備商、智慧停車解決方案提供商、互聯網停車運營企業為主。其中智慧停車解決方案承上啟下，提供商主要向停車場提供智慧停車系統以及面向C端用戶的智慧停車APP產品。 但在上世紀80年代，停車場管理模式方才在國內出現，並主要是出於公共秩序的維護，隻採用人工方式﹔上世紀90年代到2000年初，隨著城鎮化和房地產建設發展和安防意識的加強，停車場開始重視停車出入口，但此時出入口控制設備水平相對較低，收費仍以人工方式為主。事實上，正是多年來停車信息不通暢與管理水平的低下，造成了“停車難”與“沒車停”現象，使得車位使用率低下。 公安部發布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新注冊登記機動車3172萬輛，機動車保有量已達3.27億輛，其中汽車2.4億輛，小型載客汽車首次突破2億輛﹔機動車駕駛人達4.09億人，其中汽車駕駛人3.69億人。 汽車保有量增加帶動停車位需求激增。《2017中國智慧停車行業大數據報告》顯示，我國停車位缺口率已經達到50%，與此同時車場的平均空置率達51.3%。 該《報告》稱，全國有超過90%的城市車位使用率在50%以下，北上廣深等主要城市的車位使用率都在40%-50%之間。 在停車資源緊缺的背景下，利用效率不高加劇了停車難的問題。 據ETCP智慧停車產業研究院介紹，北上廣深停車場泊位空置率達到44.6%，而全國城市超九成車位的使用率小於50%。報告還指出，當車位使用率提升到80%時，如上海、重慶兩市，車位供給量就將大於車位需求量。 不過，隨著大數據驅動著城市治理的智能化、專業化，越來越多的政府管理機構和行業企業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落地到城市管理的各個環節和過程，智慧城市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和行業企業提供的智慧解決方案也逐漸現代化、智能化。 紀博超表示，數據是智慧交通的核心資源，對擁有停車資源的企業來說，盤活停車場車庫數據，未來利用大數據實現精准廣告投放、為汽車后市場提供導流服務等，進而從這些服務中獲得盈利才是目的。 打通大量停車場場所數據孤島這件事，除了智慧停車運營商在做，城市數據運營中心也在做。比如阿裡雲旗下的城市大腦，就與重慶市達成合作，借助ET城市大腦，統計匯聚重慶實時全量的停車資源信息，進行區域泊位信息監控和預測，並結合動態交通數據，為政府進行區域泊位規劃優化提供輔助支撐，從靜態交通層面提升城市交通暢通度。 三 紀博超介紹說，通過停車場空間的智慧化管理，推進城市治理智慧化、立體化、平台化，是很多業內企業努力的方向。“優會停”APP，就是他基於大數據雲計算打造的、面向C端用戶的產品。 車主在“優會停”首頁選擇目的地，點擊“找空車位”按鈕，附近所有營業性停車場以及其它停車場實時空位數都出現在電子地圖上。 車主隨機選擇一家停車場，在電子地圖導航功能的幫助下就可以順利進入該停車場。 紀博超坦言，“優會停”的“誕生”，得益於廣闊的市場需求，政府利好政策的支持，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賦能。 早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停車秩序治理”就為停車產業化的發展拉開了政策大幕。同年8月3日，國家發改委公布了《關於加強城市停車設施建設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在智能化停車建設方面，大力推動智慧停車系統、自動識別車牌等高新技術的應用，積極引導車位自動查詢、電子自動收費通行等新型管理形態的發展，提高停車資源的使用效率，並將放開社會資本全額投資停車設施收費，逐步縮小政府定價范圍。 《意見》發布以后，一系列與智慧停車產業相關的政策問世，引入社會資本，盤活智慧停車行業資產，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動現有停車場的商業化、提升停車場智能水平成為不少政策文件中的共同點。 不僅“停車秩序治理”出現在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上海市也啟動了公共停車信息平台的試點工程，要求中心城區為主的公共停車場要逐步實現電子收費系統的標准化改造和信息聯網，並統一接入上述信息平台。 數據顯示，2015年后，超過200家企業參與了智慧停車產業。在這200多家企業中，既有無憂停車、安居寶、捷順、富士等傳統停車設備供應商﹔海康威視、大華股份、宇視科技等安防設備供應商，憑借視頻技術、可視化管理、門禁管理等優勢在停車場業務上展開布局﹔一批在資本助推下，善於進行商業模式創新和流量獲取的互聯網企業，這其中既有阿裡投資立的方停車（行唄）、停簡單，騰訊投資的蜜蜂停車、宜停車及與車聯APP、MyCar等合作的社交媒體平台等。 “為什麼能在二三十家的競爭中跑出來？”紀博超說，“在解決停車難的同時，實現車主、停車場、空間增值服務閉環，打造全新的流量入口，盤活城市復合空間價值。這其中，大數據在社會治理智能化中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它有助於促進社會治理決策科學化和治理方式精細化。大數據不僅是新手段、新工具，還是推動決策科學化和治理方式精細化的巧妙路徑。” 目前，智慧停車已經進入與車聯網息息相關的高層次階段，智慧停車模式將朝向生態化發展。通過社會化的方式打破公司邊界，完成共享經濟時代的傳統商業要素重新整合，完成開放、共享、價值增量交換等成為全新的競爭格局。 四 在紀博超看來，停車場是一個城市復合空間，它既是人們物質生產活動的結果，也是由人們出行需求衍生出的城市消費空間。 “隻要價值、創新、服務做得好，你就會有收益。但社會效益一定是第一位。”紀博超說。 據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聯合中國城市公共交通協會發布的《停車行業發展白皮書》顯示，僅2016年中國的停車消費已達4000億元。 據前瞻網數據預計，未來幾年，智慧停車市場規模將以20%左右的速度繼續增加，並有望在2020年突破154億元。 紀博超最大夢想，是做一個“沒有停車場的停車服務提供商”，就像消費者在攜程上預訂酒店和機票，車主們在軟件上直接預訂停車位、購買折扣停車券等各式個性化的停車服務，服務商平台可以盡可能多地豐富用戶畫像的精准度和質量。 隨著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移動支付等技術也在不斷成熟，智慧停車設備不僅可以有效採集相關數據信息，並逐步實現通過互聯網方式對這些數據進行二次分析、融合，例如將這些數據應用到企業客戶畫像工作，以及交管部門的體系化管理工作中，技術實力突出的智慧停車企業為城市中的各種平台帶來的將是更加全面、細致的服務。 在2019年深圳國際“智慧停車•城市更從容”為主題的智慧停車設備與技術博覽會上，智慧停車行業在人工智能、大數據、傳感網、物聯網、5G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推動下蓬勃發展的情況成為“紀博超們”不倦努力的一頁。匯集了無感支付、立體車庫、智慧停車雲平台、TI6S車牌識別道閘一體機、第三代停車機器人等行業前沿智慧停車設備與解決方案，成為智慧城市建設與管理的重要形態之一。 紀博超覺得，智慧停車政策鋪墊已相當到位，物聯網、大數據、車牌識別、人工智能、線上支付等技術相對成熟，智慧停車系統市場需求也火速上升，車位共享將成為繼單車、汽車共享之后，又一新型共享生態。但智慧停車是一個特殊行業，政府、交管部門、停車經營者和停車消費者，既是智慧停車建設的參與者，也是智慧成果的獲利者，因此，智慧停車是需要多位一體、協同推進的大工程。
消費狂熱背后，線上培訓戴上“緊箍咒” 自2018年開始，K12線上教育行業迎來“多事之秋”：“小猿搜題”等線上培訓APP相繼被曝涉黃﹔“學霸1對1”、“理優1對1”陷入財務危機﹔“掌門1對1”涉嫌過度營銷﹔英孚教育外教涉毒…… 7月15日，教育部會同中央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廣電總局、全國“掃黃打非”辦等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規范校外線上培訓的實施意見》指出：培訓人員要提供教師資格証明,聘用外籍人員須符合國家有關規定，相關信息要公示﹔培訓內容健康，課程時長合理，家長可在線監管﹔實施備案審查制度﹔經營規范，維護用戶信息安全﹔2020年6月底前限期整改﹔建立企業黑白名單並公示等。 這是國家出台的首個針對校外線上培訓活動的規范性文件，K12線上教育行業步入監管新階段。 “來了就上崗” “現在沒有不給孩子報培訓班的，但家長平時工作都忙，沒有時間接送孩子，如果家裡是老人負責照顧孩子，不方便來回奔波，所以選擇線上補習班。”楊晴給上三年級的孩子報了線上培訓班。其實線上培訓費並不比線下的便宜，但電子設備對孩子有巨大吸引力，孩子不會產生太大抗拒。 艾瑞網數據顯示，目前全國K12公立學校約有小學生1億人，初中生4300萬人，高中生2300萬人，這1.6億多學生成為了推動K12教育市場發展的主力軍，此外每年還有近1600萬6歲的適齡兒童進入小學，不斷為這個市場注入新鮮血液。 據人民網創投頻道了解，暑假是線上培訓的高峰期，各大機構對教師的需求是多多益善。新東方、學而思等老牌教育巨頭的對應聘教師的要求比較嚴格，入職教師需取得教師資格証，通過入職考試，並且設有年終考核，採取優勝劣汰制。由於頭部企業待遇好、提升快，求職者都會爭相應聘，於是企業掌握了主動選擇權，這也使得小機構隻能“撿剩”。面對潛力如此之大的市場，教師在大小培訓機構中成為香餑餑，供不應求。 在狂熱消費背后，師資卻是良莠不齊。 張一雪先后在兩家K12線上培訓機構任教，她說：“現在國家對於課外線上培訓的政策越來越嚴格，但大小機構都存在缺少教師的情況，尤其現在正值暑期檔，一些對於教師需求量較大的培訓機構，要求在崗教師盡快考取教師資格証，招聘上也不一定要求應聘教師必須取得教師資格証或者全職在崗。” 據人民網創投頻道了解，一些線上培訓機構屬於“來了就上崗”制，隻要應聘教師的基本英語聽說能力沒問題，至於是否取得教師資格証，大家都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態度。某些機構對外宣傳的所謂名牌大學出身的教師，實際為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只是利用課余時間掙取生活費，他們大多沒有接受過專門的教學培訓，在教學實操方面也沒有什麼經驗。 李黎是一名在讀研究生，曾在海風教育兼職初中英語線上授課。海風面試通過視頻進行，要求她試講一篇初中英語完形填空，通過即可直接授課，在此之前她沒有任何授課經驗。她告訴人民網創投頻道：“我雖然本科學的英語專業，但是我也沒覺得我英語有多好。不過海風都提供了現成的授課PPT，我隻要照著講就行，難度不大。” 如今，《意見》要求所有線上培訓機構的教師明年6月之前取得教師資格証，這對難以吸引到足夠師資的線上培訓機構而言無疑是巨大挑戰。 此外，用戶信息安全難以保障、課時太長、內容超綱，出現涉黃、網絡游戲信息等也是現在課外線上培訓機構亟待解決的問題。 野蠻生長與盈利困境 搭乘互聯網便利車，一批線上培訓機構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傳統線下培訓也紛紛轉戰線上，更有互聯網巨頭不惜斥巨資搶佔線上培訓高地。鯨媒體《2018教育行業年度投融資報告》顯示，2018年教育行業一級市場融資579起，較去年同比增長40.53%，融資金額高達523.95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比增長87.79%。 艾瑞咨詢數據顯示，K12線上教育行業CR4（行業前4名份額集中度指標）不到5%，是一個呈多元化發展的市場，行業者在多個賽道競相角逐。新東方在線、海風教育等是模式化的在線直播授課平台﹔學霸君、小盒科技（原“作業盒子”）等是以作業輔導為主打產品的個性品牌﹔英語流利說、51Talk等是趣味性學習APP﹔更有“虎視眈眈”的阿裡、騰訊等互聯網巨頭。據統計，騰訊在教育領域的投資已達25起，其中包括新東方在線、VIPKID兩大頭部企業﹔阿裡9起，包括VIPKID、小盒科技，后者如今轉型深耕AI教育生態。 進入2014年，在線教育投融資開啟狂奔模式。公開數據顯示，2013—2015年間，在線教育投融資事件從42起上升至470起，達到歷史最高點。2018年共有8起超過1億美元的K12線上教育投融資事件。2019年投資熱度仍未消退：掌門1對1獲3.5億美元E輪融資﹔小盒科技獲阿裡巴巴1.5億美元D輪融資﹔高思教育獲1.4億美元D輪融資﹔洋蔥數學獲3億人民幣D輪融資。 受資本追捧的同時，在線教育機構卻陷入盈利困境。目前已上市或擬上市的公司大多面臨巨額虧損。 登陸紐交所的51Talk及英語流利說去年淨虧損額分別為4.17億元及4.88億元。 滬江於去年年底通過港交所聆訊，更新了一次招股書之后，其上市進度就停滯不前，進入2019年，突然被曝大規模裁員。在2015年至2017年期間，滬江虧損總額已超過12億元，且虧損持續擴大，導致其對賭上市協議失敗。根據對賭協議，滬江須在2018年年底之前完成上市，否則要求回購投資者持有的股份。 據廣証恆生發布的報告，2018年一級市場總體表現為教育投資趨於理性，高額投資涌向較成熟標的，行業大趨勢向好。從投融資數量看，2018年Q2后投資事件數量下滑，市場回歸理性。 廣証恆生分析，在線教育企業衡量指標包括4大方面：獲客能力、留客能力、用戶質量和變現能力。獲客成本高、付費轉化率低是在線教育行業普遍虧損的症結所在。 九鼎投資某在線教育投資人表示：“線上教育最重要的是獲客能力，造成虧損的主要原因在於高額營銷費用的支出，其次是人工成本高，因為教師流動性很大。” 張一雪認為，流量是線上培訓機構其擴大影響力以獲取客戶的關鍵途徑。現在的流量幾乎被搜索引擎巨頭牢牢攥在手中，企業花在流量上的錢佔其營收的很大比例。 有媒體引用業內人士數據稱，在線教育“三大金剛”學而思、猿輔導、作業幫每天平均投放約1000萬元人民幣廣告費用。 但是“燒錢”策略似乎並未取得預期效果。張一雪認為，線上機構“留客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線上互動性沒有線下強，溝通沒有線下順暢便捷，孩子很難對老師產生較強的依賴感﹔二是線上培訓提分效果差，不容易獲得家長認同﹔三是機構對教師的管理大多基於線上，很難進行有效地溝通和監管﹔四是根據以往經驗，與家長面談所獲的續費率遠遠高於電話或視頻溝通，但面談實際操作起來很困難。 對於線上教育盈利困境，有投資人認為應從兩個方面解決問題：第一、面對教師的高成本以及高流失率問題，應制定標准化課程﹔第二、找到精准的獲客渠道，目前互聯網推廣的精准性和留存率一般比較低。 監管“緊箍咒”加身 在盈利困境中，監管既是一棒大錘，打破無資質企業的“投機夢”，同時也是催化劑，加速市場朝著更加規范、朝著以學生為本的方向發展。 對於如何監管，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韓立福說：“第一，培訓機構自身應樹立高質量意識，落實好國家的相應政策和相關要求。機構除了關注學生知識和學習能力的獲得，還應關心學生的身心發展，包括道德、社會責任以及人格等方面的培養。第二，要加強對教師的培訓，提高教師素質。各大機構師資參差不齊，總體來說都是知識型教師，而非能力型教師，缺乏專業培訓。第三，對培訓機構進行過程式監管。明確各類型培訓機構的監管歸屬部門，歸屬部門要適當地進行檢查、評估和考核。今后，無論線上還是線下培訓，都應該走向規范。 湖南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院長宋善炎說：“《意見》中提出的實施備案審查制度、開展排查整改和健全監管機制非常好，關鍵在於落實到位。在健全監管機制的運行體系中，一是要做到嚴把線上培訓入口關，二是日常監管常抓不懈並持續改進。” 監管“緊箍咒”加身，必然會導致一批不具備自我造血能力、教研體系混亂、盲目“燒錢”的在線教育企業被逐漸淘汰，從而實現市場的“自我淨化”。 在線教育投資者張麗君表示：“值得投資的是那些真正關注學習者，關注長期教學效果而非短期利益，能用技術來提升教育資源供給的個性化和性價比、用技術來協助解決教育資源公平和稀缺性的在線教育公司。” 對於未來的發展方向，韓立福認為，線上培訓機構應在以下幾方面做出改變：一是轉變其教學理念，讓學生由過去的先教后學走向先學后導，由被動學習走向主動學習，由單打獨斗走向團隊合作學習，由告知式教學走向主動建構學習﹔二是改善指導方式，由傳統的知識講解式教學走向能力培養式教學，指導學生獲得學習能力。不過現在的線上培訓機構在指導學生獲得學習能力這方面都不會操作，這也是線上培訓面臨的一大挑戰。 宋善炎表示，線上培訓涌現出來的優秀教師是重要的優質資源，這支隊伍不該拒之門外，應該開辟綠色通道。建議由政府和學校組織遴選優秀教師發揮自身教育特長和優勢、創建線上培訓課程，提供優質的線上公共教育資源，為學生服務，促進教育公平。 （文中楊晴、李黎、張一雪為化名）
蔚來汽車“生死時速” 2017年12月16日，北京五棵鬆凱迪拉克中心，李斌和蔚來汽車站在聚光燈下。這是蔚來ES8發布儀式。 這場蔚來ES8的亮相儀式，在汽車發布會歷史上絕無僅有：除整個五棵鬆會場和周圍部分場地，蔚來汽車包下了8架飛機、60節高鐵車廂、160輛大巴，上海機場設置了專門登記口，邀請了5000名ES8准用戶和數千家媒體，萬人五棵鬆會館座無虛席，以致五棵鬆附近19家五星級酒店一房難求。 “主角”蔚來ES8高調亮相至今被人津津樂道，如今卻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煩。2019年6月27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關於蔚來ES8電動汽車召回的通知》，即日起召回部分搭載了2018年4月2日到2018年10月19日期間生產的動力電池包的蔚來ES8電動汽車，共計4803輛。這相當於全部銷量四分之一。 麻煩遠不止這些。作為中國電動車赴美上市第一股，蔚來汽車於2018年9月12日如願在紐交所IPO，蔚來汽車股票發行價為6.26美元，整體估值大約在64億美元，但上市不到10個月，市值相比最高時期蒸發了80%。 在車市低迷、新能源車補貼退坡的大背景下，新勢力造車企業壓力巨大。正如蔚來汽車創始人、董事長兼CEO李斌所說：“每一年都是生死存亡的一年”。 股價下跌 在蔚來2018年第三輪融資的時候，投資人李如涵以基金方式投入100萬。 彼時，P2P風口剛過，她埋怨自己錯過這個賺錢良機。而后，她在新聞上看到一篇新能源汽車發展趨勢文章，發現不僅小米投資了，其它互聯網巨頭也紛紛入局。 這讓她堅信新能源汽車風口來了。 2011年冬夜，李斌和好友貝塔斯曼中國的CEO龍宇在一家小酒館吃飯，他向對方吐露了造車計劃。龍宇后來說，李斌的眼裡放著光，盡管那個冬天很冷。 在創辦蔚來汽車前，李斌在2000年6月創辦易車網，並於2010年11月帶領易車網在紐交所上市。2018年1月，李斌卸任了易車網CEO。 2015年，蔚來剛剛成立，李斌往返國內外17次，輾轉北京上海，到各大老牌汽車公司挖人才，僅僅不到4年的時間，李斌一手將蔚來打造成上市公司。這也是他第二次將自己一手打造的“孩子”送上紐交所。 高調“流血上市”，不曾想市場反應冷淡。蔚來汽車股票發行價為6.26美元，整體估值大約在64億美元左右。自2019年3月以來，蔚來汽車的股價便陷入到“跌跌不休”的狀態，股價從最高的10.64美元已降到2.52美元，市值則降至25.9億美元，縮水超過70%。截至2019年7月3日，蔚來汽車收盤價2.82美元。 李如涵說，在投資蔚來汽車后，她隻收回5萬元本金，蔚來市值蒸發80%，投入的百萬也蒸發掉80%。“沒跟家人說投資蔚來汽車，我已經不抱賺錢希望，但希望本錢能夠回來。” “投資者應當理解，開發新車需要花錢。蔚來不超過10年就能盈利，指望蔚來從一開始就賺取很大利潤不現實，但蔚來汽車將比特斯拉更早實現盈利。”李斌曾對公司三個月市值縮水70%如此回應。 一次溝通會上，有人問李斌，你如何看待蔚來汽車股價波動、外界對其評論紛紛一事。他表示，在上市這個小的高光時刻，的確招黑不少。 他還舉例稱：“有些文章說我們為什麼巨額虧損了這麼多錢還能上市?但我想說你要看我們投資研發、投資服務體系的錢有多少。我們現在還處在投資階段，一年有10億美金的研發投入。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投入是很堅決的，但不能要求我們現階段就能盈利。” “在董明珠放棄新能源汽車的時候，我才真正意識到，這個領域可能並不是什麼風口，而是當時炒作起來的概念。”李如涵懊悔不已，很明顯，新能源汽車可能是一個要發展十年甚至是幾十年的行業，技術並不完善，當時投資有些欠妥。 補貼“輸血” 李斌曾說，“蔚來只是一個剛成立四年的公司，你不能要求一個四歲的孩子養家。” 蔚來汽車ES8從2018年6月開始交付，當年實現11348的交付量，到2019年，銷量出現下滑。 2019年第一季度，蔚來ES8交付量為3989輛，相比2018年第四季度的7980輛下降將近50%，其中3月交付1373輛， 4月交付1139輛，5月交付1089輛，幾乎每個月呈現下降趨勢。 此前，蔚來汽車就預計，新能源補貼政策變化可能會造成公司營收下滑55%-60%，最終下滑了52.5%。 蔚來汽車CFO謝東螢表示，ES6的補貼從67000元降到不足4萬，ES8的補貼降到最低11000元。“補貼減少帶來了變化，我們正在調整電動汽車產品計劃。” 李斌也同樣表示，“這是包括蔚來在內的不少新能源汽車企業眼下為之焦慮的事。” 2019年3月26日，財政部等四部委下發《關於進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財政補貼政策的通知》。 該《通知》顯示，從6月26日開始，新能源汽車補貼新標准將在2018年基礎上平均退坡50%，到2020年底前退坡到位。 蔚來汽車一家售后服務中心負責人張永透露，對於新能源汽車銷售而言，每輛汽車存在兩種價格，一是官方指導價，一是補貼后價格，每輛車平均補貼在10萬到20萬之間，如果補貼減少，每輛新能源汽車將會平均漲價5到10萬元。 “在補貼減少情況下，汽車零售價不上漲基本不可能，如果價格不漲，對於蔚來而言易出現資金鏈斷裂等問題。”張永說。 張永稱，如今，市場上有上百家新能源汽車品牌。在補貼減少政策正式施行后，加上國外品牌不斷滲透，這將會影響新能源汽車競爭局面，甚至全面洗牌。 面對銷售額下滑、慘淡財報、暴跌股市時，李斌表示，“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他說，“指望我們這樣的公司從一開始就賺取很大利潤是不現實的，蔚來汽車的長期投資價值尚未被市場充分了解。特斯拉成立16年盈利，蔚來建立才4年多，我們不需要超過10年的時間來賺錢。” 資本加持 蔚來幾乎是中國當今所有大資本合力下的產物。 蔚來一出生，便受資本青睞。2014年11月，蔚來由李斌、劉強東、李想、騰訊、高瓴資本、順為資本等知名互聯網企業與企業家聯合發起創立，並獲得淡馬錫、百度資本、紅杉、厚朴、聯想集團、華平、TPG、GIC、IDG、愉悅資本等數十家知名機構投資。 蔚來汽車自成立以來，共計完成5輪融資，總額超22億美元。其中，騰訊參與了3輪，且均為領投方，這也使其持股比達到了15.2%，僅次於創始人李斌的17.2%，成為公司的第二大股東。 迄今為止，騰訊參與投資了三家汽車公司，分別是蔚來汽車、愛馳汽車以及威馬汽車，對愛馳汽車的投資發生在2016年，對威馬投資金額僅數千萬元。 2019年第一季度未審計的財報顯示，蔚來第一季度汽車銷售額為15.352億元，環比下降54.6%。總收入為16.312億元，環比下降52.5%﹔淨虧損26.236億元，環比減少25.1%，同比增長71.4%。 蔚來汽車量產交付能力無法承擔其巨額研發支出。據網易科技報道，在過去三年中，蔚來因研發EP9和ES8電動汽車而虧損了16億美元，預計未來三年將虧損18億美元。成立三年便急於上市，也被外界一致認為是極度缺錢的表現。 杜威做汽車技術起家，曾和蔚來汽車合作多年。他說，對於新能源汽車而言，時間、技術對汽車尤為重要，如果一家汽車公司純粹隻靠燒錢，就想擁有成熟的技術，這不可能，這個行業需要長時間更新和進步，幾十年甚至都不夠。 杜威認為，在蔚來汽車發生自燃和召回信息出現的時候，比亞迪、榮威、北汽等新能源汽車開始搶佔市場，國外的特斯拉和寶馬巨頭也准備搶佔中國市場，蔚來遇到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讓技術更加成熟，且能夠量產出性價比高的汽車，隻有實現了這些，才能扳回一局。 杜威表示，如果蔚來汽車能夠融到大額度的資金，度過技術不成熟階段，再撐五年，基本就能成氣候。如今，正是蔚來汽車最嚴峻的時候。 安全隱患 汽車自燃是蔚來眼前最大麻煩。 不到兩個月，蔚來汽車發生過三次起火事件。2019年4月22日，西安蔚來授權服務中心一輛ES8突然自燃﹔5月16日，上海嘉定區安禮路附近一輛ES8突然冒煙﹔6月14日，武漢漢西建材城門口，一輛白色蔚來ES8新能源汽車發生自燃。 對於ES8自燃事件，目前蔚來汽車方面已經確定是電池問題。 但李斌表示，“電動車起火的概率並不比燃油車的概率高。” 張永說，從四月份到現在，蔚來汽車發生三次自燃事故，說明電池質量有硬傷，氣溫越高，自燃概率越大。在夏季，蔚來應該停止銷售ES8，並且全部召回。 6月27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關於蔚來ES8電動汽車召回的通知》。即日起，召回部分搭載了2018年4月2日到2018年10月19日期間生產的動力電池包的蔚來ES8電動汽車，共計4803輛。 從數字來看，與蔚來對標競品奔馳、寶馬動輒數十萬輛召回量相比，蔚來4803輛汽車召回似乎是小巫見大巫。 但是，截至今年5月，蔚來ES8的銷量17750輛左右，平均算下來大概每5916輛車出現1例自燃事件。 多地多起新能源汽車起火事件引起了行業主管部門的重視。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近日發布的《關於開展新能源汽車安全隱患排查工作的通知》明確，廠商是新能源汽車安全第一責任人。 汽車分析師張翔表示，蔚來接二連三出現安全事故，這會讓購買者望而卻步，銷量可能出現一定下滑。蔚來汽車在經歷召回事件后，也會讓投資者信心受挫。近期，蔚來汽車沒有進一步融資，現金流可能會受限。 競爭慘烈 蔚來汽車的宿敵是小鵬汽車，它是阿裡巴巴與騰訊在汽車領域角逐的主角。 2018年8月初，小鵬汽車完成了B+輪融資，累計融資額已超過100億元，估值近250億元。在上兩輪的融資中，阿裡巴巴都參與了領投。 自去年12月12日小鵬G3廣州上市發布，到今年6月18日第10000輛小鵬G3正式駛下生產線，歷時188天， 2018年8月，小鵬汽車宣布計劃在2019年實現總融資300億元，並實現交付3萬輛新車。 財通証券發布的汽車行業造車新勢力調研和分析報告中提到，國內造車新勢力普遍存在批量交付困難、造車進度緩慢，其原因主要與供應鏈不成熟、造車經驗不足、行業本身的研發周期長等相關，創新又比較多，生產過程很難一帆風順。 張翔表示，汽車是利潤很高產業，比較來看，美國汽車最便宜，因為美國汽車產業鏈較長。如果想降低汽車價格和成本，不僅需要研發技術、培育市場，而且要不斷擴大產業鏈，這些都需資金支持。 在中國，人均汽車保有量比日本、美國、歐洲低，從長遠發展看，汽車市場的發展潛力很大，新能源汽車成為投資者比較青睞的產業之一。 隨著傳統車企在電動化及智能化上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加上不斷有新企業入局，2019年造車新勢力遇到的外部競爭會更加激烈。 據財通証券統計，國內至少有50家新興造車企業，除蔚來、威馬以及小鵬汽車已經形成規模外，其余新勢力造車企業並未見有大動作。還有部分企業至今仍未正式量產交付。 杜威說，蔚來汽車體現出的問題是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面臨的普便問題，蔚來發展時間短，剛起步兩年就要量產汽車，這本身就是催熟表現，最終結局一定是漏洞百出，即使現在召回，也不能完全彌補漏洞。 杜威認為，不管蔚來汽車的未來如何，從宏觀的角度看，為了推動中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建議中國顧客能夠多購買國內品牌的新能源汽車，市場還是要多一些寬容，少一些挑剔。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李如涵、杜威、張永為化名）
OYO，沖擊全球最大連鎖酒店集團背后的狂熱 在2019年4月前，連鎖酒店品牌 OYO 中國公司員工郝雲出差住酒店，隻需在社交軟件提出申請、填寫預算，待領導審批后，開發票就能報銷。 如今，這一切都變了。OYO引入費控系統后，郝雲出差必須入住OYO挂牌酒店，因為這裡有協議價。OYO還出台一系列條款，對內限制資金支出。 郝雲感到OYO內外管理嚴格起來了。今年5月，OYO在成都舉行發布會，宣布自己進入“2.0模式”，即“保障業主收益”階段，並喊出了“規模化+精細化”的口號。 在OYO酒店2.0計劃中，單體酒店的品牌化模式將從“收取加盟費、簡單抽成”的方式，轉變為OYO與業主“共擔風險、共享收益”。 OYO酒店首席收益官朱磊在發布會上表示，OYO酒店將與簽約“OYO酒店2.0”的酒店業主共同承擔經營狀況波動、市場形勢變化所帶來的風險，將加大對物業更新的投入，為酒店提供更多流量，提升經營收益，讓業主坐享其成。同時，OYO酒店也在這次發布會上公布了2019年的目標——全國1500+城，20000+酒店，最終成為全球最大的連鎖酒店集團。 至此，過去的抽佣模式結束。而在郝雲看來，2.0模式保底的是營業額，OYO是想拿到業主定價權，沒考慮酒店業主成本，所以酒店業主也很猶豫。對此，OYO以涉及商業機密為由，拒絕向記者透露。 OYO酒店狂飆式擴張，在創投市場引人注目，但人民網創投頻道在獲取到的OYO內部資料中看到，數據造假、刷單和內部腐敗等問題也同時頻現。對此，OYO回應稱，平台大了，難免會出現個別違規操作，這在阿裡、京東等平台型企業也都出現過﹔同時稱OYO公司已在全國范圍內查獲多起涉嫌行為不端事件，並依照公司規章制度和相關法規對涉事員工作辭退處理，同時對涉事員工提出嚴重警告，過去幾個月，已下線多家質量不達標以及客戶體驗不佳的酒店。 瘋狂擴張 在進入中國一年多的時間裡，OYO酒店就像一匹黑馬闖入酒店業，拓店速度驚人。 OYO酒店於2013年在印度正式成立。其創始人阿加瓦爾在19歲時輟學，后到印度各地旅游。因經費有限，他住過不少條件很差的招待所。彼時，他萌生了創辦OYO的想法——做一個連鎖的、便宜又干淨的酒店。 如今，OYO酒店已成為印度最大連鎖酒店集團、印度第二大互聯網公司，並從印度拓展到中國、英國、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 2017年11月，OYO正式登陸中國，並將第一家酒店落地到深圳，命名為OYO 8001天邸酒店。不到兩年的時間裡，OYO酒店迅速以特許經營、委托管理以及租賃經營模式招徠加盟酒店。截至今年5月，OYO擁有超過50萬間客房，成為國內最大單品牌酒店。 “我們第一步先選擇了速度，為什麼？我們要先有規模，有了規模才有成本優勢，然后來幫助業主提升。”為何選擇高速擴張之路，這是OYO酒店合伙人、首席財務官（CFO）李維給出的答案。 對李維來說，增長速度成了OYO引以為豪的一點，先打市場規模再進行運營已經是OYO不用掩藏的打法。“未來，OYO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 在瘋狂擴張的背后，資本身影頻現。OYO在2018年8月獲得由軟銀遠景領投的10億美元融資，12月又獲得Grab追加的1億美元融資。2019年2月，滴滴也向OYO追加1億美元投資。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9年4月，OYO融資總額超過17億美元。 郝雲記得，在獲得軟銀等資本機構的投資后，OYO酒店在中國大量招聘員工，在兩個月左右時間裡，招聘了2000余名員工。大多數新員工來自Uber、滴滴、神州租車、餓了麼等知名互聯網公司。 “OYO給市場人員的工資很高，底薪在七八千元左右，這在二三線城市已經很高了。”郝雲說。 郝雲粗略估計，按一名員工基本工資六千元來算，加上差旅、補貼和酒店招牌，每月OYO支出約2億元。 “開銷最大的是招牌和補貼，一個招牌預算在10萬元以上。”郝雲說，補貼是OTA（Online Travel Agency）立減，比如100立減35。 OYO某區第四季度預算申請表顯示，2018年11月舉辦的兩場業主推介會，在費用項目中，OTA廣告投放（商圈、廣告位等）佔比較高，為13.4萬元，業主推介會和業主沙龍共計15萬元，HMI（員工激勵）費用為70萬元，合計139萬元。而2018年12月費用項目共計是168萬元。2018年11月和12月，線下活動預算為70萬元和71萬元。 郝雲覺得，優厚的加盟條件和較高的市場人員提成，提升了大家的工作熱情，但也帶來了造假空間。 據郝雲介紹，OYO對加盟店每一間客房投入在800—1600元，一個擁有30間客房的酒店，投入在3萬元左右，包括人工成本、裝修、系統使用等。並且，OYO隻抽取加盟酒店營業額3%-8%佣金，但市場人員開拓一個加盟酒店都可以從OYO酒店公司獲得8%-10%獎勵。 郝雲表示，很多市場人員為了拿到獎勵，往往將公司獎勵的佣金私下返給一部分給業主，這樣業主不用向OYO支付任何費用，就能獲得OYO的“貼牌”和客房升級改造。這樣的話，市場人員更容易招攬加盟酒店，所以拓店速度很快。 對於如何考核和獎勵加盟酒店運營人員，OYO方面表示不方便透露。 數據造假 瘋狂擴張的背后，OYO付出的代價是不斷燒掉的錢。 1997年，第一家“錦江之星”酒店開業，22年后，錦江國際酒店集團在中國門店數超過7000家，和如家、華住並稱為中國連鎖酒店行業三巨頭。 同樣是從0到7000家門店，OYO酒店在中國達到同樣規模僅僅用了16個月時間。 燒錢是OYO擴張的秘訣。傳統連鎖酒店會收取高額加盟費、統一裝修，甚至派駐高管參與經營。 OYO瞄准的則是二三線以下城市的單體酒店，不收取加盟費、保証金等費用，不對酒店的內部裝修做統一要求，加盟酒店隻需要挂上OYO招牌、接入OYOAPP等官方訂房渠道即可。加盟酒店舊有的店名可以保留，布草、洗漱用品等耗材由OYO統一提供。 對於小本經營且自身客源有限的單體酒店來說，這無疑有很大吸引力。 但是，問題也在滋生。 人民網創投頻道獲得的一份OYO粵桂瓊2018年OCC（入住率）表格顯示，2018年10月，2018YTD（即year to date ，到現在為止最近的一年）44.30%，Walkin(散客)27.67%，OTA（即Online Travel Agency，線上旅行訂購）11.63%，APP2.10%，Sales（銷售）2.89%。 “從OYO的粵桂瓊2018年OCC表格數據來看，OYO的品牌沒有特別吸引力。” 某知名券商酒旅行業分析師陳陽分析稱，中小型單體酒店入住率本身就偏低，該表格數據也說明OYO的入住率並不高，以散客為主，品牌和APP自有渠道也不行。 陳陽還稱，國內成熟酒店集團的自有渠道OCC佔比非常高，中小酒店加入OYO之后，入住率提高多少，或者說加盟業主扣除給OYO的佣金后，是不是比以前更賺錢，這決定了他們是否繼續加盟。 郝雲說，酒店加盟后，OYO運營崗位工作人員進行對接，幫助酒店業主運維和提升入住率。運營人員的獎金與加盟酒店入住率挂鉤。 據郝雲介紹，OYO根據入住率給運營人員8%-10%提成獎勵，OYO則會從加盟酒店業主身上，參照入住率按3%-6%比例抽取佣金，8%-10%與3%-6%之間的差價，滋生出了運營人員與業主聯手“造假”數據現象。 郝雲說，為提高加盟酒店入住率，OYO運營人員和酒店業主虛報入住數據，以“騙取”提成——運營人員在從OYO公司拿到獎金后，私下把加盟酒店業主向OYO繳納的入住佣金以個人名義返還，運營人員實際賺取8%-10%與3%-6%之間的差價。 在郝雲提供的一份OYO今年2月數據圖表中，廣東、廣西兩個省區加盟酒店的身份証讀卡器完成率，沒有100%完成率，甚至完成率超過50%的酒店也屈指可數。這意味著，這兩個省區加盟酒店在對入住人員身份驗証上，並不很嚴格。也就是說，有相當一部分的入住旅客沒有在酒店進行身份登記。 “有些員工還在網絡平台上購買居民身份証信息，填寫入住統計報表中，刷高入住率。”郝雲說，通過數據造假，OYO運營人員不僅在公司內獲得更高的“業績”，還能拿到一定數額獎金。 對此，OYO回應稱，公司成立了廉政合規委員會，委員會對員工違反公司廉政合規制度的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目前已在全國范圍內查獲多起涉嫌行為不端的事件，並依照公司規章制度和相關法規對涉事員工作辭退處理，同時對員工提出嚴重警告，過去幾個月已下線多家質量不達標以及客戶體驗不佳的酒店。 員工離職 同樣在幾個月前，不少OYO員工離職了。 在郝雲看來，大批員工離職和OYO推出2.0計劃有一定關系。 2019年5月30日，OYO在成都舉行了發布會，宣布自己進入了“2.0模式”，即“保障業主收益”階段，並喊出了“規模化+精細化”的口號。 在OYO酒店2.0的計劃中，單體酒店的品牌化模式將從“支付加盟費、簡單抽成”的方式，轉變為OYO與業主“共擔風險、共享收益”。 OYO酒店首席收益官朱磊在成都的發布會上表示，OYO酒店將與簽約“OYO酒店2.0”的酒店業主共同承擔經營狀況波動、市場形勢變化所帶來的風險，並將加大對物業更新的投入、為酒店提供更多流量，提升經營收益，讓業主“坐享其成”。 這裡所說的“坐享其成”是指，通過對近萬家酒店建立收益狀況模型，並運用大數據進行解析和收益預測，OYO酒店將為酒店業主設計，為其“量身定做”收益保障方案，憑借技術手段和高效的執行團隊落實到店。 “2.0模式推進后，加盟業主的收益如果達不到既定數值，OYO會進行補貼，業主收入不比以前少﹔如果收益高了，雙方再進行分成。”郝雲說。 “OYO推出2.0計劃后，大家都覺得沒什麼油水了。”據郝雲介紹，對於內部出現的貪腐、數據造假問題，OYO也有警惕，以前也查出一些貪腐和造假問題，還在內部郵件通報，處理了一些涉事員工。與以前相比，目前的管理嚴格很多。 OYO對人民網創投頻道回應稱，公司絕不會向不講誠信的行為妥協，也絕不會容忍持續的績效不達標，公司的管理文化是業績導向、數據驅動，績優者上，有力者為。對於真正的人才，OYO酒店會給到足夠的回報。 盈利模式 迅速拓店的OYO就像一條鯰魚，讓行業看到了中小型低端酒店整合的可能性。 在中國酒店行業協會公布的數據裡，錦江國際、首旅如家、華住三家酒店集團已佔據國內連鎖酒店業六成以上的市場，在OYO酒店進入中國時，酒店業的市場格局已經清晰而牢固。 中國飯店協會和盈蝶資訊聯合發布的《2018中國酒店連鎖發展與投資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1月1日，經濟型酒店營業數為32444家，客房數2009738間，客房同比增長9.95%。市場存量依然不小。 在陳陽看來，中小型酒店盈利能力較弱，整合管理又麻煩，“大型酒店集團看不上”。華住、鉑濤、同城藝龍等連鎖品牌目前進入這一市場，具有一定優勢。“他們有品牌、有經驗、有渠道，如果針對小酒店適當放鬆加盟標准，還有很大的機會。” 某資本機構分析師陳強表示，大型酒店集團一般採用直營+加盟的形式，形成連鎖酒店品牌，品牌效應和統一管理造就酒店集團穩定發展。對於傳統酒店企業而言，要綜合考慮開拓下沉市場的成本與預期收益，而不會像OYO以互聯網公司前期近乎不計成本的模式去推廣。 陳強認為，這種酒店擴張的方式被很多媒體稱之為“流血狂奔”，與互聯網創業公司前期的模式類似，屬於“補貼換市場”，這種模式是否有可持續性，還要看市場份額提升后的實際收益如何。 從每家酒店來看，OYO酒店的收益是“酒店營收X抽佣比例”。OYO方面表示，這些是OYO酒店總收益，除掉人力成本、運營成本、改造成本等，就是OYO酒店盈利點。具體抽佣比例，根據雙方約定，每家酒店不同。 OYO方面表示，公司在國外的商業模式是盈利的，也很清楚怎麼走下去。單體酒店通過提升客房入住率和動態調價，RevPAR（平均客房收益）能夠實現較大幅度的增長，而在日常運營成本基本維持原本水平，以及沒有額外成本支出的情況下，盈利是建立在酒店營收增長的基礎之上，有較為清晰和可觀的增長預期。 OYO還稱，創新的品牌化也對合作伙伴的投入成本可控﹔而規模化和效率提升，讓OYO酒店的邊際成本降低、營收總量保持穩定增長。 陳陽認為，中小型低端酒店有其固定的消費群體，有價值也有市場，未來行業品牌化、連鎖化率會有所提高。 下沉市場 旅悅集團索性事業部CEO莫步寧曾認為，錦江國際、首旅如家、華住三家酒店集團集中在一二線城市，重心在於增量酒店的擴張以及一、二線城市核心市場的爭奪，所以以往的擴張速度較慢。再加上酒店業“下沉市場”開拓難度大、利潤薄弱等，傳統酒店巨頭之前並未被這一市場吸引。 陳陽認為，OYO在與加盟業主在合同期內收回成本並盈利，模式才可以持續。目前OYO的擴張相當於把“產品端”打通了，之后打通“客戶端”是正常邏輯。 在今年5月底的發布會上，OYO酒店公布了2019年的目標——全國1500+城，20000+酒店，最終成為全球最大的連鎖酒店集團。 面對2019年的新目標，OYO酒店合伙人兼CFO李維在發布會上表示：“以全棧式的商業模式為基礎，我們將通過技術和人才，持續構建開發、改造、運營、分銷四項核心能力：繼續保持速度，開拓城市﹔對酒店進行創新性改造﹔幫助酒店提高運營管理能力﹔通過OYO自有渠道、OTA運營和旅行社等分銷，幫助酒店業主提升收益。 “OYO擴張速度這麼快，主要是瞄准了此前被市場忽略的低端小賓館，避開了和國內巨頭競爭﹔另外，加盟政策對小酒店經營者友好，容易吸引加盟商。”陳陽說，國內經濟型小酒店多而亂，缺乏品牌和標准，雖有整合，但很分散，這也為OYO發展提供了肥厚土壤。 但是，郝雲提供的OYO福建三明、南平、莆田區域情況介紹材料顯示，在總結共性問題上，OYO缺乏比較有說服力的運營數據作為商務拓展的支持，公司品牌對改造酒店帶來的意義不大，屬於可有可無﹔區域市場沒有空白市場可進行拓展，已經全方位覆蓋﹔旅游城市的拓展難度大，酒店業主的利潤低，能接受的合作成本低。 這份材料還稱，在縣城問題總結上，縣城區域小，區域保護原因限制拓展﹔縣城人口流量少，人口流失嚴重，外來流動人口少﹔縣城酒店行業市場發展出現畸形趨勢﹔縣城的網絡流量訂單少，提升空間有限。 在陳陽看來，酒店是周期行業，受宏觀經濟影響大，這一行業正處於周期底部，RevPAR（平均客房收益）增速放緩。這幾年，不少酒店集團在發展加盟模式、開發新的產品，從根本上沒有模式創新， OYO的打法算是一種創新，“但能不能成功還不好說”。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郝雲、陳陽、陳強為化名）
色情、暴力歌曲屢禁不止 互聯網音樂平台該當何“罪” 2019年5月的一天上午，在北京五棵鬆的華熙live，民謠歌手王凡背著沉重行囊，掏出樂器，反復調音。他和團隊成員從事音樂超過三年，沒有接受正統音樂教育，但一年前發行了單曲和專輯。 王凡一直堅持做自己的音樂，他說有些歌手為了出名和博眼球，故意寫低俗歌曲，歌詞帶有“臟話”，甚至引誘犯罪，他很反感，覺得不道德。 早在2015年，文化部開展了對內容違規的網絡音樂產品的集中排查，查出120首含有宣揚淫穢、暴力、教唆犯罪或者危害社會公德的音樂產品，要求互聯網文化單位對此進行集中下架，拒不下架的單位，文化部將依法從嚴查處。李志、趙雷、張震岳、許嵩等知名度較高的歌手，赫然在列。 時隔四年，部分歌曲依舊沒有下架。人民網創投頻道調查發現，張震岳和Mc Hotdog的《我愛台妹》在千千音樂平台還能播放，甚至“好看視頻”網站可以播放這首音樂MV﹔在酷狗音樂平台上，新街口組合《一夜情》依舊能搜索到。 在文化部被禁的120首歌曲中，張震岳熱狗《我愛台妹》依舊在“好看視頻”播放 酷狗音樂在2016年7月與QQ音樂、酷我音樂合並成為騰訊音樂娛樂集團的一部分。騰訊音樂娛樂集團於2018年正式登陸紐交所，在2018年第2季度，騰訊音樂月活已超8億，平均每人每天使用時長達70分鐘。 2017年，騰訊系的酷狗音樂、QQ音樂、酷我音樂市場份額分別為28%、15%和13%。阿裡系蝦米音樂和網易雲音樂位列其后。 2018年10月，網易雲音樂獲得新一輪6億美元融資，百度為其戰略投資方。在2018年騰訊、阿裡巴巴大招迭出的背景下，李彥宏聯手丁磊，一時讓媒體與資本市場對中國在線音樂未來不吝表達出樂觀預期。 但在網易雲音樂、蝦米音樂和QQ音樂平台上，不少歌曲含有暴力、色情、教唆犯罪等內容。 北京心岸心理訓練營創始人范經韌表示，哼唱低俗音樂，是內心負向情緒宣泄。但對青少年而言，這種方式像毒癮一樣，它能給人培養出一種慣性，一旦遇挫或不滿，容易沉浸在這些垃圾音樂裡面，麻醉自己，甚至在這些歌曲引導下攻擊他人，產生自毀行為。 在音樂制作人李進看來，很明顯，這是平台失職，歌曲下架的原因，一種可能是歌詞低俗或含有不正確價值觀，另一種可能是歌手本人的價值觀有問題，或者個人生活不夠檢點，這些有不良背景的歌手應該是重點關注對象。 音樂平台的監管問題遠不止這些。博納音樂CEO江凌表示，在一些音樂平台上，宣揚軍國主義、涉及敏感政治問題的音樂屢見不鮮，這可能是創作者犯了低級錯誤或帶有政治目的，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后果都應該由平台和創作者承擔。 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學院副教授楊華建議，對於互聯網音樂“頑疾”，可以將人工智能技術引入審核領域，但這需要專業人才艱苦的研究與攻堅，路阻且長。 低俗 在2015年文化部要求下架的120首歌曲中，半數以上是饒舌歌曲，“陰三兒”以17首曲目最多，“新街口組合”以8首歌排名第二。 在被禁名單中，羅百吉的《那一夜》等三首歌曲榜上有名，他曾被問及此事，自認年輕時唱的有些歌確實不太好，“被禁也好”。 張震岳所屬的本色音樂表示，被禁的歌是張震岳20多歲時寫的，他至少10年沒唱了，現在也都沒唱，版權在其它公司，若要下架，他們不會有意見。 所謂下架，是指禁止出現在KTV等點播系統，禁止在經營性表演中演出，禁止在互聯網上網被下載、復制和傳播，禁止以音像制品和電子出版物形式出現。 人民網創投頻道調查時發現，部分被禁歌曲的歌詞非常露骨，比如《我愛台妹》的歌詞是：“如果是你肚子大我帶你去看順風***，我就不信你現在還有***都是凱子搓，把衣服都掀起來，把**都丟上來。” 調查還發現，在QQ音樂平台上，Young thug的《Pick up the phone》和G-eazy的《shake it up》，Lil baby 的《Pure cocaine》，歌詞或者MV視頻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內容。其中，在《Pick up the phone》MV中，兩名裸露上半身的女子跟隨音樂節奏在跳舞。甚至，這首歌曲被QQ音樂標注為“獨家”。 而在蝦米音樂平台上，部分歌曲同樣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內容，比如鬆小嗑的《吃誰你得捧誰，*誰你得疼誰》。其中，駁倒樂隊的《火腿腸》歌詞內容描述的是，“你被扔到熱火朝天的人群裡，你被劉嘉瑞給騙到長城賓館裡，他們心裡隻有一句話，扒了你的皮，吃了你的肉！” 此外，在網易雲音樂平台上，部分歌曲也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內容，台北公案的《維士比是合法的毒品》。其中，駁倒樂隊的《死了丈夫好出門》歌詞內容描述的是，“別人丈夫乖又乖，我家丈夫呆又呆，斑鳩叫來要天晴，烏鴉叫來要死人，死人就死我丈夫，死了丈夫好出門。” 在文化部被禁的120首歌曲中，張震岳的《我愛台妹》MV依舊在“千千音樂”播放 在李進看來，音樂市場充斥著浮躁、不安、焦慮，為讓自己音樂被記住，有些音樂人故意生產低俗音樂，博取大眾眼球。 作為民謠歌手，王凡說，低俗文化表現方式多樣，有時民謠和鄉村音樂也會被批為“喪文化”，主要是曲調和歌詞不積極向上。 “有人說一些民謠涉嫌‘喪文化’，我也無話可說，起碼在我們樂隊的觀念中，低俗主要與歌詞有關，歌詞裡是不是有臟話，是不是有引誘犯罪，是不是有涉及不道德。”王凡說。 “投機者很多，他們為出名放棄節操。”在李進看來，如今，音樂市場充斥大量低水平的音樂制作人，為了能夠立足，生產低俗歌曲搶佔市場，部分低俗歌曲雖然下架，但有些游離在紅線邊緣的歌曲仍然存活。 在部分音樂平台上，宣揚軍國主義、涉及政治敏感問題的音樂也屢見不鮮。 樂評人盧世偉稱，一些音樂平台在這個方面犯錯，大部分原因是認知水平不高，而監管不嚴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某音樂集團研究院相關負責人聶偉表示，音樂平台有審查內容的義務，但審查的時效與技術能力等多因素相關，是否及時在海量內容中發現違規內容，這很難做到，這需要平台和政府、用戶等多方面協同。 范經韌認為，從心理學角度看，如果歌曲內容涉及政治敏感問題，這也對青少年的心理造成影響，對於青少年而言，他們對於政治理解比較淺，容易被他人操縱，從而做出出格事情。 談到低俗音樂，范經韌坦言，“有些低俗音樂確實能夠帶來流量，歌手明知對自己名聲不好，但他們甘願冒險。”他說，自己認識一個樂隊組合，專門唱低俗歌曲，以前駐唱時薪幾十元，但名聲炒起來后，時薪已達上千元，這與不出名歌手相比，算是一種“成功”，但對社會卻造成了傷害。 低俗音樂為何屢禁不止？李進說，對於制作人而言，最嚴重的處罰是音樂下架，很少歌曲唱作人受到行政處罰，違法成本低是鋌而走險的重要誘因。 某音樂公司CEO王易相信，讓某些音樂制作公司放棄眼前利益比較困難，但他們要考慮的是，專輯外部會印公司LOGO，擁有好名聲遠比眼前利益重要。他始終相信，優秀的音樂公司是創作好歌曲，不會傳播低俗音樂，更不會借助政治敏感話題炒作。作為內容的承載方、傳播方，互聯網音樂平台在抵制低俗、有害音樂上應該承擔責任。 毒害 低俗音樂一直受到媒體公開指責。 2018年1月，《中國婦女報》官方微博批評，PG one的《聖誕夜》歌詞有“純白色的粉末在板上走”，“送你去見姚貝娜”等內容，涉嫌不尊重婦女和教唆青少年吸毒，渲染性濫交，挑戰了社會公序良俗的底線。 同年9月，《海南日報》公眾號在《實在不能忍！這樣的海南話歌曲竟上架抖音、網易雲等各大平台？》一文表示，唐強創作的網絡歌曲《魯迅買墨汁》用海南方言對魯迅先生進行侮辱，疑似違反《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建議海南省文化市場綜合行政執法總隊立案調查。 經調查，有關部門依法對唐強作出停止從事經營性互聯網文化活動、予以警告、處3萬元行政罰款的決定，並責令唐強在微信公眾號內就侮辱魯迅先生一事向公眾道歉。 在眾多低俗歌曲中，嘻哈類音樂比較引人關注。眾所周知，嘻哈是一種較新的說唱表演形式，其淵源可上溯至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黑人社區。隨著我國文化產業開放度提升，嘻哈也漂洋過海而來，並被不斷演繹，進入大眾音樂愛好者尤其是青少年的視野。 范經韌表示，近年，PG One、紅花會等嘻哈音樂文化人，給青少年傳遞了叛逆、自負、暴力自私，不顧及他人的理念，甚至教唆年輕人吸毒，公開侮辱婦女。 范經韌認為，音樂是一種表達方式，它主要體現歌手對社會、對他人、對自我，以及對壓力、情感、婚姻、學習、父母、工作、國家等多元素的看法。同樣，它也包含歌手的經歷、認知、情緒和三觀等，這是一種極具傳染性、影響力的傳播工具。此外，音樂也是一種傾聽工具，是一種信息輸入方式，聽者在無形中會對歌者表達對社會、學習、他人、情感、老師和壓力等觀點，從而直接或間接影響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 “音樂本身的社會教化作用無可替代。”范經韌說，對於6-12歲、12-18歲年齡段的青少年而言，身體、心理都在成長，對自我、他人、事情的看法都處在整合期，容易情緒化。 范經韌稱，正因如此，青少年對事情的看法處在形成期，遇到學習、生活中的難事，容易積累很多不滿、焦慮、不安、自卑、挫敗等負向情緒，由於不能完全控制情緒，產生負面情緒后，既容易攻擊他人、也容易攻擊自己，所以社會要正確、及時引導，讓負面情緒得到宣泄和轉化。 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青少年犯罪佔全部犯罪的70%以上，且低齡化趨勢明顯，犯罪率急劇上升。 據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白皮書(2009.6-2017.6)》顯示，截至2017年6月，該庭共受理涉未成年人刑事一審案件72件、二審案件173件，判處未成年罪犯234人，減刑假釋案件1631件。其中，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佔14.96%。 在李進看來，當今青少年犯罪低齡化和互聯網低俗文化的泛濫有直接關系，低俗文化對於青少年心理的危害在於，它們有一套似是而非的邏輯，引誘青少年上鉤，讓青少年認為犯罪或從事某種不道德的事是比較“潮”的行為。 他建議，在音樂平台方面，歌曲上架必須內容審查，尤其是歌曲內容，價值觀扭曲的歌曲要避免上架﹔一些惡趣味、純粹情緒發泄的歌曲要避免上架﹔對歌手進行積分管理，這樣既鼓勵了創作創新，又間接引導了方向。 新街口組合的歌曲《一夜情》仍在酷狗音樂平台播放 監管 “如果有人問我，互聯網一天出現多少新歌，我不知道，沒有相關機構統計過數據。”王易說，據他了解，八大音樂唱片公司和幾十家小型音樂公司，每天產出上千首歌曲。 王易說，除了音樂公司外，音樂論壇、平台、影視公司、藝人中介公司等也創作音樂，比如抖音上的流行歌曲，這些非專業音樂公司制作的歌曲，每天產量過萬，加上國外流入的音樂和音頻，每秒鐘就有一首歌曲或音頻出現。 王易表示，音樂平台之所以對低俗內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們覺得其它平台下架了低俗音樂，而他沒有下架，就能獲得更多流量。 “據我了解，120首歌曲被文化部列為禁曲的時候，很多音樂平台持觀望態度，都在等競爭對手下架，然后自己再慢慢下架，直到現在，有些歌曲還沒有下架。” 盈科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王金認為，不同時代，不同國家，審美不一樣，但對明顯低俗的歌曲，必須封殺。 王金說，對於低俗歌曲的管控，首先應當防止這類歌曲出版，對於互聯網上鑽空子的漏網之魚，要結合網上巡查、網站自查、網民舉報等方式進行實時監控。 王易表示，在音樂監管方面，音樂制作公司應在源頭上對歌曲內容進行防范。比如，音樂制作公司常對外出租錄音棚，也會有償為歌手制作專輯，如果發現歌曲內容出現低俗或者違規，音樂公司應該拒絕為其提供制作服務。 某音樂平台內容審核相關負責人透露， 他們對音樂平台內容審核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對歌手進行審核，因為有些歌手本身就是個爭議人物，或者有些歌手在某個歷史階段創作的歌曲屬於禁曲﹔第二個階段是對內容進行審核﹔第三個階段是抽查，防止出現意外情況。 2018年1月，國家有關部門明確提出節目中邀請嘉賓藝人的原則和標准。音樂平台響應規定下架了曲風低俗的演唱團體“紅花會”的作品。 6月8日，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約談網易雲音樂、百度網盤、B站、貓耳FM、蜻蜓FM等多家網站負責人，要求各平台大力清理涉色情低俗問題，加強對相關內容的監管和審核。 8月，文化和旅游部部署18家主要網絡音樂平台開展自查清理，下線涉嫌違規網絡音樂產品4664首、視頻10萬余條，清理歌單891個。 有關互聯網文化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正在日趨完善。 《互聯網文化暫行管理條例》第十六條明確規定了評定互聯網內容是否違規的十個標准。 《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不得制作、復制、發布、傳播含有不良內容的9類信息。 智能審核 王金建議，對於低俗歌曲，一定要封殺，同時也可考慮引入國外的音樂分級制度，進而保護好青少年。 李進認為，分級制度可以讓孩子們聽孩子們該聽的歌曲，成年人也有自己聽歌渠道。 在美國和英國，對限制級音樂會貼上“家長指導標志”，俗稱“臟標”，比如大家熟知的埃米納姆或者其他歌手的專輯封面經常有這樣的標志。 此外，標為“限制級”的音樂作品還有一套“干淨版”，歌曲裡的敏感內容會做刪除或消音處理，因此大家經常看到同一首歌曲分為explicit（限制級）和clean（干淨）兩個版本。 但在王易看來，美國音樂產出量龐大，每個社區都有錄音棚，大量音樂作品涌入市場，分級制度難以跟上潮流。如果中國直接引入分級制度，很難解決低俗文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未來，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對低俗音樂進行識別是未來發展方向，隻有這樣，分級制度才有存在可能性。 2019年2月，中央音樂學院發布“人工智能與音樂信息科技博士”招生簡章。簡章提出，這次博士生培養計劃是中央音樂學院首次決定將人工智能和音樂結合，培養學科交叉復合型創新人才。 楊華是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學院副教授，也是該博士項目專家評定組和籌備組成員之一。在他看來，人工智能技術和音樂的結合對音樂產業具有裡程碑式意義。他認為博士培養應該著重三個方向，除了人工智能作曲、人工智能音樂教育外，更要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對低俗音樂內容進行審核。 楊華稱，從80年代開始，人工智能和音樂的交叉學科已經開始研究，甚至有些音樂公司率先嘗試“無人錄音棚”等高科技音樂錄制技術，但是最終都因為技術不成熟而放棄。反觀現在，既然人工語音識別技術已經實現了長足進步，將人工智能引入音樂內容審核未嘗不可。 楊華承認，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於音樂內容審核仍然存在障礙，現在人工智能技術無法精確辨識某歌曲是否低俗，這需要專業的人工智能技術人才研究與攻堅。 “人工智能語音識別，就現在技術來看，還不能擺脫對聲調依賴，因為中文有很多字、口型和發音很像。如果不依靠聲調，就沒有辦法精准識別，如果聲調受到曲調影響，識別精准度大大降低，現有技術還沒辦法解決這個難題。” 在王易看來，在音樂內容審核上，人工智能技術仍不夠完善。在互聯網時代，識別、抵制低俗音樂仍需付出高昂成本，而音樂平台作為內容審核方和傳播方，一定要承擔起責任，阻止低俗音樂泛濫。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聶偉、李進、王凡、王金、王易、楊華為化名）
瑞幸“跑步”上市，會是下一個商業奇跡？ 5月4日，北京朝陽門外大街三豐北裡悠唐生活廣場，舉辦一場投資人沙龍。這次沙龍上，創新工場、順為資本和源碼資本等知名投資機構紛紛到場，他們討論的主題：如何看待瑞幸咖啡的投資機會。 有投資人認為，瑞幸咖啡資本充沛，手段高明，這種互聯網餐飲模式相當有前途。但也有投資人持謹慎態度，認為瑞幸風險太大，在瑞幸找到合適的盈利模式之前，建議謹慎投資，哪怕沒有抓住這個風口，也不能將投機當做投資。 自瑞幸咖啡成立以來，“燒錢補貼”、“虧損”、“瘋狂擴店”等瘋狂商業打法，這也讓不少投資人摸不透，但這一度讓瑞幸咖啡成為咖啡界的“網紅”。 在瑞幸咖啡創始人、CEO錢治亞看來，燒10個億不代表虧損10個億，燒10億是代表已經花掉這些錢，燒出去的每一分錢都是能換來用戶的，我認為是值得的。 據最新招股書顯示，瑞幸咖啡向美國証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IPO申請，將其IPO定價區間設定在每股美國存托股票15美元到17美元，擬最高籌資5.87億美元。 招商証券零售業分析師張建稱，雖然上市是瑞幸咖啡的必經之路，但在融資方面，行動迅速且頻繁的公司並不多見。 在張建看來，納斯達克上市標准相對寬鬆，但瑞幸咖啡成功上市的概率不過50%，假如申請港股市場，審核標准較嚴，瑞幸咖啡很有可能被拒之門外。 某咖啡品牌創始人李磊表示，瑞幸咖啡是“賭徒標的”，也就是為投機者用來“賭博”的資產，人們都相信自己不會被套住，投資人紛紛加入投資行列，第一輪投資人退出后，第二輪投資人再跟進“賭博”。 上市之路——扑朔迷離 瑞幸咖啡上市，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從2017年10月第一家門店開業算起，瑞幸咖啡完成多輪融資，在40個城市開業了2000多家門店，並宣稱要在2019年底門店總數超過4500家，實現國內市場杯數和門店數量雙雙超過行業第一星巴克。 招股書披露,截至2019年3月31日,瑞幸咖啡已在中國28個城市開設直營店鋪2370家,服務顧客達1.68億人次,2018年整年銷售咖啡杯量約為9000萬杯。相比之下，成立於1971年的星巴克，用了近三十年，歷經多次股權變更，才從西雅圖走向世界。 “作為投資人，我希望瑞幸能順利在納斯達克上市，很多投資人付出很多，他們需要這樣的機會退出項目，實現變現。”海通証券零售業分析師李梅說。 她認為，一家公司想上市到成功上市需要長時間的醞釀，畢竟B+輪融資剛結束就謀求上市，說明本身資金鏈並不寬裕，也說明內在運營不健康，別人可能不知道內部管理風險，但納斯達克一定對瑞幸咖啡的實際情況詳細調研。 招股說明書顯示，隨著瑞幸開店速度遞減，其資金鏈的緊張程度可見一斑。 某咖啡品牌投資人李可表示，瑞幸咖啡的發展迅速，這既是一種優勢，也是一種劣勢。瑞幸咖啡的上市之路很可能一波三折，瑞幸不一定完全具備上市條件。在納斯達克批准前，深度盡調一定會到來，如果瑞幸咖啡的盈利模式沒有成熟，長期數據缺失，最終很難上市。 李可認為，他看好瑞幸的主要原因是，瑞幸咖啡通過補貼，成為優質流量入口。當瑞幸成為高品質和白領代名詞的時候，賺錢方式五花八門。“咖啡只是噱頭，只是外表，盈利一定是其他東西。預計五年后，瑞幸咖啡能夠比星巴克價格更低，但是估值更高。” 餐飲業獨立投資人沈洋對瑞幸咖啡頗為樂觀。他認為，從誕生之日起，瑞幸咖啡的融資模式就非常成熟，且富有遠見，瑞幸咖啡暫時不會出現資金鏈條斷裂的情況，瑞幸咖啡的非常健康。 李磊認為，瑞幸咖啡是就是為投機者用來賭博的資產，人們都相信自己不會被套住，紛紛加入投資瑞幸咖啡的行列。 “現在，瑞幸咖啡店面建設數量在下降，他們的錢快不夠用了，在登陸納斯達克后，第一批投資者已經有了退出的機會，但是，還會有一系列的投資人進入，他們參與第二輪的“賭博”。 融資不斷——神州系加持 瑞幸咖啡一邊瘋狂“燒錢”，一邊不斷融資。 2018年5月，錢治亞說，瑞幸咖啡在連續虧損的2個月后，宣布完成了A輪2億美元融資。5個月后，瑞幸咖啡又完成B輪2億美元融資。 4月18日，瑞幸咖啡結束了1.5億美元B+輪融資后，啟動美國上市計劃，向美國証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IPO申請，以LK為代碼在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尋求上市，瑞士信貸、摩根士丹利、中金公司、海通國際等機構為承銷商。本次上市，瑞幸咖啡計劃向納斯達克融資1億美元。 很快，瑞幸咖啡更新IPO招股書，將其IPO定價區間設定在每股美國存托股票15美元到17美元，擬最高籌資5.87億美元。 創立初期，瑞幸咖啡並非首先採用股權方式進行融資，而是先於股權融資進行了6次的債權融資。 李梅表示，“這種融資形式相當高明，實際上，如果瑞幸咖啡失敗，優先支付債權，那麼創始人團隊最多隻會賠掉自己的投資份額。未來，如果項目成功，那麼創始人團隊能夠獲得更多的股權，這樣的資本布局相當成熟。” 錢治亞曾表示，雖然她在資本方面是短板，但是背后有資本大佬陸正耀的支持，這讓她能夠更好的專注運營。 陸正耀是神州優車董事長兼CEO、神州租車董事局主席。 “去年我出來獨立創業，陸總對我很支持，不但投資我們，還借錢給我，他本來就是我們的投資人。”錢治亞解釋為什麼請陸正耀出任公司董事長時稱，“我不擅長資本，陸總做董事長可以在戰略和資本上幫我們把把關，公司現在跑的非常快，這樣我可以更專注業務和運營。”錢治亞稱，綜合這些原因，她就說服陸正耀出任瑞幸咖啡的非執行董事長，她還透露，現在的瑞幸咖啡，自己和陸正耀的股權比例差不多。 招股書顯示，瑞幸董事長陸正耀持股比例為30.53%，CEO錢治亞佔股19.68%。另外，黎輝（大鉦資本）佔股11.90%，劉二海（愉悅資本）佔股6.75%。 在張健看來，投資者對於瑞幸咖啡的支持，很大程度是對陸正耀的支持，這也是風險投機者的慣用手法。 在他看來，很多風險投資人關注人甚於項目，既然所有項目、理念和創意差不多，那麼如何挑選投資方向呢？核心就是看團隊，看是否有大佬的加持。這也是中國大量風險投資者的慣用手法，在瑞幸咖啡的盈利模式仍然沒有成形的時候，就願意無條件的支持，不得不說這是“賭”的一種表現。 拓店減緩——虧損20億 如今，瑞幸咖啡一直被貼上“野蠻擴張”“虧損”等標簽。 2019年1月，瑞幸咖啡官方宣布，年末，以門店數量計算，將今年瑞幸咖啡會新建門店超過2500家，成為中國第一大咖啡連鎖品牌。 根據招股說明書，截至2019年3月31日，瑞幸咖啡在過去18個月共計開設2370家門店，其中2018年第四季度開店最快，數量達到884家。其店面數量居於全國第二，主要集中在廣東、上海、北京、江蘇和浙江等地區。 但是，2018年第一、二、三、四季度，瑞幸淨增門店數量分別為281家、334家、 565家、 884家，而到了2019年第一季度，其淨增門店數量僅為297家。 張建認為，瑞幸咖啡不是一流咖啡制造商，根本沒法達到2019年底的4500家門店，宣布B輪融資前，資產已經被抵押。另外，瑞幸咖啡成立不過一年多，就要登陸納斯達克，這說明他們的資金鏈和現金流不足，如果納斯達克拖他半年，這家企業肯定完蛋。 “從B輪融資到B+輪融資，本來是僅一次的融資變成了兩輪，說明B輪融資並不順暢，一般是預算成本不足導致。”張建說，瑞幸咖啡長期處於虧損狀態，在融資金額不確定前提下，開店速度放緩是必然選擇。 “瘋狂”拓店，這也讓瑞幸資金鏈捉襟見肘。 招股書顯示，2019年第一季度，瑞幸咖啡店鋪租金1億元 ，比上季度增長39%，但門店數量僅增長了14%。瑞幸咖啡面臨“維持歷史增長率的能力”和“獲取足以維持擴張的資金的能力”均不足等風險。 另據顯示，2019年第一季度瑞幸咖啡成本1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28%。收入4.79億人民幣，同比增長36倍。較高成本導致瑞幸咖啡虧損水漲船高，約8221.8萬美元，較去年同期317%。成立不足兩年的瑞幸，累計虧損金額已超過22億元人民幣。 4月份，瑞幸咖啡即將結束B輪融資時，曾進行一筆常規設備融資租賃，即動產抵押，將咖啡機、奶箱、粉倉等物品抵押做了4500萬元的債務擔保。 據瑞幸咖啡后來解釋，本次動產抵押的抵押權人為中關村科技租賃有限公司，被擔保債權數額4500萬元，所屬地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等多地門店。債務人履行債務的期限為2019年3月27日至2020年3月31日。 張建表示，瑞幸咖啡本次抵押行為意圖明顯，為了獲取足夠資金，願意嘗試不同方式。雖然現在說瑞幸咖啡資金鏈緊張，為時過早，但它們通過各式各樣融資行為在為自己的未來鋪路。如今，瑞星咖啡把所有東西抵押換成金錢，不得不說是孤注一擲。” 燒錢補貼——毛利豐厚 在錢治亞看來，瑞幸咖啡還沒有盈利時間表，目前確實在虧損狀態，並且做好了長期虧損的准備。甚至表示，隻有“瘋狂”一把，才能培養客戶的消費習慣、改變固有的認知，未來，針對瑞幸的后續融資，一切盡在掌控當中！ 根據招股書數據推算，瑞幸咖啡獲得1680萬客戶平均成本隻有103.5元到16.9元。其中促銷費用從15.8元降到了6.9元，平均每月交易客戶數從2018年第四季度的430萬人次提升到440萬人次。 “瑞幸咖啡的獲客成本低廉，我常關注互聯網公司的獲客成本，從這一點來看，我看好瑞幸咖啡。隻要涉及大體量的商業行為和商業組織的構建，隻要獲客成本低於100元，最終基本都是穩賺的。”李梅說。 但張建認為，瑞幸咖啡的獲客成本很可能高於100元。瑞幸咖啡是否能獲得大於成本的收益，這要看咖啡的流量是否順利向其他領域轉移。 “瑞幸咖啡的流量和摩拜單車的流量能比？在衡量流量效率方面，不僅要看數量，還要看頻率。如果某個顧客是瑞幸咖啡的忠實客戶，但他一個月才喝一杯咖啡，那麼瑞幸咖啡並不能從這個單一流量中獲得更多利潤。” 張建說。 一直以來，瑞幸咖啡對新老用戶的補貼力度之大令人咂舌，不僅有“首單免費”、“買一贈一”、“送TA咖啡”等活動，還在8月初推出面包等輕食，並宣布到今年年底“一律5折”。與此同時，用戶在APP上購買或充值，一般會得到1.8-5折的咖啡券，遇到節假日優惠更多。 瑞幸方面認為，虧損是暫時的，是符合瑞幸咖啡預期的。通過補貼，獲取大量客戶，是瑞幸的既定戰略。 瑞幸咖啡聯合創始人、CMO楊飛曾表示，“用適度的補貼獲取這一年的市場規模和速度是非常值得的。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會持續補貼，3到5年內長期堅持。至於盈利，現在不考慮這個問題，3-5年之后再說吧”。 張建認為，時間越長，風險越大，三到五年，任何不確定時間都可能摧毀一個資金鏈緊張的餐飲公司。這就像OFO一樣，資金鏈斷裂，只是一個瞬間的事情。 躋身獨角獸，“死磕”星巴克，瑞幸咖啡已然成功，但星巴克市值超過762億美元，毛利率已連續5 年超過50%，成為咖啡界巨頭。 但陳磊表示，從利潤率來看，瑞幸咖啡比星巴克低很多，如果瑞幸咖啡在中國大規模開設門店，星巴克的盈利空間會被不斷擠壓。但是，咖啡領域的毛利率一直過高，即使把毛利的80%到90%拿出做營銷和公關，最終的結局仍然盈利。 爭奪戰——藍海市場 2017年，中國咖啡年消費量約15萬噸，不及美國的10%，在世界范圍內位於下位圈。而作為人口小國的日本，2017年也有46.5萬噸的咖啡消費量。 時任神州優車董事、副總經理的錢治亞是一名重度咖啡愛好者。她說中國咖啡市場處於爆發前夜，有巨大市場和無限商機。她用一組數據分析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在人均咖啡消費量的差距，“中國每年人均咖啡消費量隻有4杯左右，即使是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也不過是在20杯左右。” 於是，錢治亞准備了10億元，開始折騰起了咖啡生意。 根據CBNData 《2018年度中國咖啡行業洞察報告》提供的數據，我國咖啡消費市場規模在700億左右，而從咖啡飲用結構上看，現磨咖啡的市場份額僅佔16%，也就是112億。 倫敦國際咖啡組織的統計數據顯示：全球咖啡消費的增速是2%，而中國是15%，預計到2025年，中國的咖啡市場將達到1萬億人民幣。 星巴克CEO凱文·約翰遜在2017年就說過，中國消費者平均每年每人消費1.5杯咖啡，而美國這個數字是300杯。 此外，中國中產階層將在2021年達到6億人，是美國人口總量的兩倍。但因價格太貴、購買不方便等因素，咖啡在中國是一個遠未爆發的行業。 正因如此，2017年以來，資本開始關注本土咖啡品牌。除了瑞幸咖啡，連咖啡、seesaw、Greybox、友飲咖啡、萊杯咖啡以及咖啡零點吧等都獲得投資。 值得注意的是，瑞幸咖啡完成1.5億美元B+輪融資，其中私募基金管理者、星巴克最大主動投資商貝萊德的投資多達1.25億美元。 此前，瑞幸和星巴克在營銷方面的隔空喊話和無形競爭，讓這兩家咖啡公司綁定在一起。 2018年5月，瑞幸咖啡初建時，曾在公開信中表示，“在業務開展過程中，遇到來自星巴克的不正當競爭，並以壟斷為理由，擬向有關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星巴克回應稱，“無意參與其他品牌的市場炒作，歡迎有序競爭彼此促進”。 陳磊認為，瑞幸咖啡只是二流品牌。這種品牌我見得多了，尤其是紅酒，口味一般，價格昂貴，專注於營銷和廣告，基本都一個套路，大筆燒錢，最終還是消費者買單。 “這是典型的碰瓷行為，我們管這個叫做‘碰瓷營銷’。”在陳磊看來，瑞幸咖啡對一家市場排名首位的老牌公司隔空喊話，相互扭打，這讓初創公司和老品牌綁定在一起，成為新聞焦點。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張建、李可、李磊、李梅為化名）
狂奔的生鮮零售“踩下”急剎車 兩年前，正值盛夏，阿裡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在人群簇擁中，首次“巡視”盒馬鮮生（以下簡稱盒馬）上海金橋店。駐足在海鮮池的時候，饒有興致的馬雲還捧起一隻帝王蟹。攝影師拍攝的這一幕照片火爆網絡，盒馬也名噪一時。 馬雲在參觀時問盒馬CEO侯毅：“按照這種模式，盒馬鮮生可以開多少個店？”侯毅回答，“如果把一線城市和省會城市都算在內，可以開2000家。” 時隔不足兩年，盒馬關閉了昆山一家門店，這是盒馬開店150家之后，首次閉店。盒馬回應稱，做零售沒有百分百的事情，尤其門店規模上去了，好的要更好，差的也要及時調整。 三年以來，不僅互聯網巨頭布局“生鮮超市+餐飲”，永輝、大潤發、新華都、物美、蘇寧、聯華、步步高等傳統商超也紛紛入局。 彼時，以盒馬為代表的“生鮮超市+餐飲”模式，伴隨新零售風口，攪動實體門店和生鮮消費市場。 關注生鮮供應鏈產、供、銷、端環節項目投資的星瀚資本創始合伙人楊歌認為，盒馬依靠阿裡資本和巨大流量，也沒有保持一路狂奔的姿態，主要問題是生鮮果蔬、日常農產品及快消品等做成精品，商業模式相對較“重”，價值增值很難從成本和供應效率上體現出來。 進入2019年以來，互聯網巨頭以生鮮+餐飲+即時配送的零售模式，或停業調改，或開店遇阻，它們在舍命狂奔一段時間后，“踩下”急剎車。 關店 “線下的企業必須走到線上去，線上的企業必須走到線下來，線上線下加上現代物流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創造出新的零售起來。”2016年，馬雲在杭州舉辦的雲棲大會上說，從明年起，阿裡巴巴將不再提出電子商務這一概念，線上、線下和物流結合在一起創造出新零售時代。 當年年底開出第一家門店的盒馬，便是阿裡開啟新零售時代的嘗試。 次年，馬雲和阿裡高管們“站台”的盒馬，被媒體捧為線下新零售創新樣品，布局B2C生鮮零售也成為熱潮。 一時，家樂福的極鮮工坊、新華都的海物會、步步高的鮮食演義、百聯的RISO系食、大潤發的大潤發優鮮、聯華的精選未來店、復華集團旗下的地球港、本來生活實體店、京東7FRESH、蘇寧蘇鮮生、美團小象生鮮等，“生鮮超市+餐飲”模式遍地開花。 彼時的侯毅說，“目前，盒馬鮮生正處在‘舍命狂奔’的狀態，隻要有地方，有成熟的社區，就能開店。” 2018年12月12日，盒馬武漢帝斯曼廣場店開業，這是盒馬第100家門店。甚至，侯毅高調宣布，未來盒馬要開1000家門店。 把100家、1000家作為拓店目標的不僅是盒馬。據網絡平台上的公開報道顯示，2018年，超級物種曾計劃開店100家﹔同年，京東7FRESH宣稱未來3-5年開設1000家門店﹔小象生鮮也曾流出“2018年開出20家店，2019年開出50家店”的目標。 但是，曾經的豪言壯語尚未散去，背后的困境接踵而至。 2019年4月，美團旗下新零售業態小象生鮮位於常州、無錫的門店關閉。美團回應稱，小象生鮮正在進行試點期內的調整。一個月后，蘇州昆山吾悅廣場的盒馬門店閉店，這是盒馬開店150家之后，首次關店。 2019年4月，侯毅坦言，“此前，盒馬舍命狂奔，肯定會有開過頭的（情況），開過頭就調整。” 金沙江創投合伙人楊志偉曾向人民網創投頻道表示，新零售、盒馬模式、無人零售等風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如今，流量變得越來越貴，客戶的消費體驗要求越來越高，場景化消費也越來越多，當阿裡、京東等電商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其瓶頸在於消費體驗無法滿足，而場景化消費在線下才能滿足，隻有把線上、線下融合打通才可能解決體驗約束、場景的問題。 楊志偉認為，傳統零售業到電商，再從電商回到實體店是一個螺旋式發展過程。絕對不是說線上到了線下，或者線下到了線上，他們必須提升讓1+1大於2，提升新零售、新消費體驗、新商業模式。“螺旋式發展的過程和技術、移動互聯網連接，大數據驅動息息相關，這些基礎設施帶來了行業變革和新O2O融合機會。”楊志偉說。 “填坑之戰” 但在生鮮創業者王志飛看來，雖然生鮮零售高頻剛需，GMV也非常大，看上去並不是那麼“美好”。 “阿裡的生鮮零售沒做起來，因為商品價格昂貴。”曾在阿裡集團任職過的王志飛說，盒馬是餐飲結合，賣高檔海鮮和烹飪，客戶偶爾體驗，並非高頻，“生鮮行業可以通過互聯網改變行業效率，但供應鏈成本和流量依舊是個難題。” 侯毅在談到當下“生鮮超市+餐飲”模式將餐飲作為新零售標配時表示，“一定酸甜苦辣，各有各的收獲”。 侯毅坦言，“在市中心做餐飲很好，因為中午有大量的人群來會吃飯，但你去了社區，你發現周一到周五中午，餐飲生意很差。這個時候，你就得反思在哪一類商圈的店，我們要高配餐飲﹔在哪一類商圈的店，我們要低配餐飲。” 2019年伊始，盒馬開始布局“一大四小”門店體系。即盒馬鮮生以4000平米以上的大店擔當“一大”的模式，覆蓋購物中心，模式為“生鮮+超市+餐飲+外賣”。另有四小，分別為盒馬菜市、盒馬mini、盒馬F2、盒馬小站。 以前，盒馬選址以人氣旺、核心區域型商圈為主，比鄰高端社區，方便做縱深客群經營，保証相對穩定的消費力和客流。其消費人群畫像集中於有房、有車一族，佔客戶比重為65%~70%，平均消費力能力高。過往，盒馬對自身客戶群的定位是對價格不敏感，對品質、新鮮有高要求的群體。 “大多數人還是價格敏感性驅動，在打中高端市場的時候，難度較大。”楊歌說，忠實客戶相對還比較少，大多數人群都是嘗鮮。 在楊歌看來，類盒馬模式的“生鮮超市+餐飲”業態，多是通過“包裝”做獨立零售品牌、高級連鎖門店及生鮮產品。中高端、高質量的門店及蔬果生鮮模式要在產品的高效物流倉儲及細化管理上下功夫。 眾海投資副總裁張燁秋向人民網創投頻道表示，目前，生鮮零售市場高度分散，但各個玩家仍然有利可圖，是一個具備顛覆可能性和價值的行業。“從品類來看，生鮮品類是一個高購買頻次且在一定區域內具備馬太效應，容易規模提速。 另外，近幾年下游互聯網滲透率足夠高，上游隨著物流和冷鏈資源、技術的完善，借助互聯網顛覆，原有行業在這幾年也看到曙光，一旦這個模式成立，不僅僅隻賣生鮮。” 在楊歌看來，生鮮零售店通常有五種成本，商品的採購經銷成本、倉儲成本、物流成本，店面和倉儲工作人員的運營管理成本（一般來講，小店3個人左右，大店則5到10個人，一般的小型倉3到6個人，大型倉在20人以上），以及金融成本。 楊歌算了一筆賬，在中國二三線城市，中小體量門店通常在50到100平米，甚至低於50平米，SKU在千種以上，客單均價低於30元，平均耗損率在5%~10%，店員四個人左右，每個店員月工資大概2000到2500元，每月銷售額在5至10萬。 “小店客單價很低，平均在30塊錢以下，但消費頻次高，這樣的話，一個店的流水做到月銷售額10萬就是極端了。”楊歌說。 楊歌說，小型創業公司做不到這點，小公司在系統管理和人員招聘、金融層面、供應鏈的成熟及成本上都有劣勢。 侯毅毫不避諱地說，新零售有很多坑需要去改變，需要進行“零售填坑之戰”。他直言，“我們也在反思，盒馬的商品是不是最佳的商業模式？” 盈利困局 有券商人士認為，至於盒馬，其自2016年開出第一家門店至今，單店盈利始終是其難以逾越的鴻溝。 近期，三江購物在《三江購物俱樂部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全資子公司股權轉讓暨關聯交易的公告》中稱，將出售子公司浙海華地給杭州盒馬﹔同時，浙海華地營業收入佔三江購物2018年營業收入的比例為7.00%。 這裡，浙海華地是盒馬原來在浙江地區的加盟商，共有4家盒馬門店。而三江購物2018年營收為41.33億，由此不難算出浙海華地營收約為2.89億。另外，2018年浙海華地淨利潤為-2349.14萬元，這也不難看出4家盒馬門店的虧損狀態。 永輝雲創向人民網創投頻道稱，超級物種的核心定位是品質食材體驗店，而餐飲是為食材打造最好的“試吃體驗感”，也是引導用戶購買食材的重要前提，他們希望用戶在超級物種餐飲體驗后，產生購買食材的意願。“作為零售品牌，我們最終目的是食材零售。” “體驗式消費無疑是吸引客流一種方式，但到底是體驗主導還是消費佔主導，我認為門店最終靠消費者的消費把成本賺回來，體驗只是一種感覺。”楊歌說，門店在體驗感上，要高設計、低成本，投入比產出高，但你花了大量的成本在體驗上，而體驗本身的現金回流不好。 楊歌說，目前，生鮮零售只是打造體驗感覺和提升市場熱度，這種新零售模式還是通過展現形式吸引客流，從C端增加影響力。另外，生鮮零售要把B端做強，繼而再去映射其他領域，這其中與宣傳品牌和增加市場黏性有關。 2018年9月，侯毅在阿裡集團投資人大會上分享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17年7月，七家運營1.5年以上的盒馬門店，單店日均銷售額超過80萬元和單店坪效（平均營業面積4000平米）超過5萬元，線上銷售佔比超過60%。但對於2017年和2018年新拓門店的狀況卻未提及。 據北京晨報報道，盒馬最小的門店面積也在4000平方米到6000平方米，開店成本在幾千萬元不等，算是“重資產”。 “開店成本很高，經營難度大。”楊歌告訴人民網創投頻道，單個門店回本周期在18個月內。也就是說，在這期間打平運營成本再收回開辦成本，就可具備生存能力，形成一個較好的財務模型。但是，收回成本的前提條件是門店月現金流為正、每個月有淨利。 “如果你在18個月內，收不回來成本，這個模型就不佳，所以18個月就是一個門檻。”他說。 在張燁秋看來，目前，盡管各區域內陸續有頭部品牌出現，但國內生鮮零售市場仍然比較分散，這不僅受制於各地需求的差異化，還受制於背后非標品保質期短、生產集約度低的供應鏈體系。 招商証券商業零售首席分析師寧浮潔向人民網創投頻道表示，既可到店消費又可到家消費的本土化“生鮮超市+餐飲”門店模式，是零售行業發展的一個趨勢。由於到家與到店相交叉，在門店前端上給C端用戶的感受可能類似，但后端的供應鏈能力不同。“但供應鏈的打磨需要較長時間，包括盒馬也在探索。” 寧浮潔說，新零售門店要將商品結構，隨著門店所在地區進行調整﹔另外門店要打造面向中高端、中低端等全等級、全品類劃分的多維度供應鏈體系，降低採購成本。 資本助力 在外界看來，馬雲的“巡店”意味著阿裡集團正式“認親”盒馬鮮生。 早在2016年，首家盒馬門店開業后便獲得阿裡巴巴集團1.5億美元戰略投資，甚至被視為阿裡新零售戰略的重要一環。此后，盒馬開啟了瘋狂擴張之路，短短三年時間內，盒馬已在全國布局150家門店。 侯毅曾公開表示，盒馬將是阿裡新零售的核心項目，並且會共享阿裡生態的諸多資源。 “生鮮是個大事業，需要大體系的支撐，要麼有巨額資本，要麼投入足夠時間。”百果園創始人余惠勇說。 深圳的百果園做了18年水果生意，去年獲得由中金智德、中植資本、中金匯融等機構投資的15億元人民幣B輪融資。但百果園在前七年都虧損。 此后，百果園開始拓寬邊界、尋求自身增長，戰略發展方向從一家專業、垂直的水果連鎖商，轉向生鮮領域，推出獨立生鮮平台“百果心享”。 百果園運營總監孫鵬認為，對於生鮮零售而言，單純做渠道意義不大，企業布局生鮮市場應該跳出單純的模式創新和服務創新。“要做就做成生鮮食材裡的小米，做好商品，做好供應鏈、做好生態鏈。” 在楊歌、王志飛等多位新零售行業人士看來，生鮮零售門店要成功，一定要翻過四座大山，一是行業資質和政策，二是地產，三是互聯網流量，四是供應鏈。 他們認為，在這四個方面有極強的優勢，通過精細化運營把成本降低，生鮮零售門店才能生存。 楊歌說，“生鮮超市+餐飲”連鎖門店往往需要前置倉，以滿足少則100個SKU，多則四五千個的SKU。 “你要收回前置倉的建造成本，基本上需要在3到5年之間。一般來說，小前置倉一個區一個，大前置倉一個市區一個，如果大前置倉在4年以內收回成本，那這個商業模式就很好，但大多數的前置倉都在4年以上才能把成本收回。”楊歌說。 在楊歌看來，像永輝這種公司，它已經擁有連鎖超市和供應鏈，然后再“自上而下”去開生鮮門店，前置倉和供應鏈相對成熟，有利於店面在早期控制經營成本。 楊歌認為，“自上而下”的零售大品牌，本身具備極強的運營能力和融資能力，財務模型輕便，可以度過開辦和迭代周期，它們更容易度過3到4年的瓶頸期。 “如果創業者‘自下而上’去拓店，一旦運營效率上不來，在18個月內，收不回成本，而又要去繼續建倉，在沒有極強融資能力的情況下，根本活不過三年。” “農村包圍城市” 這幾年，大批生鮮零售門店在資本助力下，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據前瞻產業研究院提供的《2016-2021年中國生鮮電商行業解決方案與投資策略規劃報告》提供的數據，2011年，我國生鮮電商市場規模僅為10.5億元，到2012年增至40.5億元，同比增長286%，到2013年生鮮電商市場規模為130.2億元，同比增長221%，2014年生鮮電商市場規模為260億元，同比增長100%，2015年市場規模為560億元，同比增長115%。 凍品在線CEO林志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生鮮電商市場滲透率在4%，這很正常，生鮮這一領域目前還處於一個高度分散狀態，並沒有形成寡頭市場，無論是京東、天貓、阿裡等生鮮頻道所佔據整個市場份額都不是太大。 王志飛坦言，他和其他生鮮創業者都在摸索新零售模式，對於“生鮮超市+餐飲”模式而言，探討模式是趨向剛需還是個性化。如果趨向個性化，即使是同一種模式門店也都各有設計﹔如果要選擇體驗式，那就是餐廳的路線，切入市場，最終還是切入大眾剛需，回歸下沉。 楊歌認為，中國是個典型“農村包圍城市”的市場，隻有下沉了才能做好。對於生鮮零售而言，你想增值這一部分，難度非常大，最終走向高端餐飲的路線才能繼續。不可能既做中低廉的供應鏈，又做這種高端的體驗，這樣就兩套體系分叉了。” “盒馬、7FRESH，超級物種等生鮮零售門店，是在入口點捕捉大眾眼光，讓消費者覺得這種模式很好玩、很新鮮。但最終這種模式又不得不選擇‘下沉’。”楊歌說。 在楊歌看來，生鮮零售很像抖音，如果你定位於一線城市，持續時間不會太久，用戶量也不會增長到4億以上，所以下沉到大眾人群才能做大。 楊歌認為，目前，生鮮零售門店也是抖音經歷的過程，最終是網紅商品佔據主導地位，商品多樣化，毛利高，流水速度快，單店坪效足夠，這可以根據中國市場的情況調整，但不管新型的餐飲店，還是生鮮零售店，甚至消費品零售店，大同小異。 張燁秋也表示，全國性生鮮大品牌的窗口期，已對大多數新進入的創業公司關閉了，生鮮行業創業，尤其是尚未獲得巨頭企業支持的創業者，應該調整自己的定位，聚焦在巨頭尚未進入的市場，致力打造區域性頭部品牌。 “生鮮零售的市場，可能出現基於全國供應鏈和流量的獨角獸企業，甚至可能出現基於不同區域的多個獨角獸品牌。”張燁秋說，不過，SKU豐富度、履約效率及成本、性價比，折舊率等要求生鮮創業者要做好流量和GMV規模，還要基於大流量和大GMV，建立深層次供應鏈，打造產地優化能力。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王志飛為化名）
互聯網“菜場”爭奪戰 “外賣！” 4月14日，從公司加班回到家不久的互聯網人士王益從外賣小哥的手裡接過蔬菜和海鮮。半小時前，住在北京市朝陽區北苑路北的他，在新下載的某買菜app上，購買了周末做飯的食材。 “這兩天，聽同事們說有個新平台也在這邊做買菜業務了，不僅送貨上門，折扣多，比社區菜市場還便宜！”每逢周末，王益喜歡買菜做飯。 近期，互聯網買菜風潮涌動，新平台猶如雨后春筍般冒出，好奇心強的王益也不時更換平台“嘗鮮”。 據公開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生鮮零售的年度總銷售額達4.93萬億，僅有不到3%的交易來源於線上。 互聯網買菜也成為巨頭眼中“肥肉”。美團、蘇寧、餓了麼等在近期動作頻頻，蘇寧小店於4月下旬上線蘇寧菜場﹔美團直接上線美團買菜APP﹔餓了麼與叮咚買菜戰略合作﹔盒馬菜市也在上海低調開業﹔騰訊投資誼品生鮮﹔連羅森便利店也開始嘗試社區生鮮…… 一時，“買菜”爭奪戰打響，在互聯網“菜場”上演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01 “去年，全市場已經有幾十家這樣公司了。” 聚焦垂直電商領域的投資咨詢師張瑞對人民創投說，早在2016年，市場就出現了不少針對社區C端用戶的互聯網買菜相關公司，以及一些在支付、電商、社交、本地服務等領域有一定市場基礎的公司，它們或多或少布局了互聯網買菜業務。 如今，互聯網“菜場”正逐漸成為新消費模式。以餓了麼為例，其通過App上的“買菜”版塊業務，連接上不少城市的線下實體菜商：2018年，6成的買菜外賣訂單實現了客單價超過40元。其中，定福庄北一區農貿市場2018年的訂單量同比增長了11倍。近一年來，北京消費者線上買菜的客單價接近60元，比全國整體高出18%。 與餓了麼連接一線菜商不同的是，美團買菜APP和小程序在上海和北京的試點運營，是通過自建“便民服務點”，服務周邊1.5公裡范圍內的用戶，外賣配送上門﹔蘇寧小店的“買菜”業務，則需要用戶到線下門店自提。 按配送與否劃分，互聯網買菜分為美團買菜、餓了麼等果蔬配送上門，另一種是不進行配送，由用戶到指定線下門店或攤位自提，這種模式是讓C端用戶辦理家庭卡，習慣互聯網購物的年輕人下訂單，老年人拿卡去取貨。 在張瑞看來，社區裡看似潛在客源的大爺大媽，大多數人沒有互聯網購物習慣，而且中老年人這一買菜群體對價格很敏感，所以互聯網買菜業務的主要客群是年輕白領，但是白領做飯又不多。 這次，吸引王益在新上線APP買菜的是價格，注冊、下單能領取38元新人紅包。“很多菜和海鮮折扣不錯，有4.4折、6折、7折、9折等不同力度的優惠。” 據王益所用的買菜App顯示，約600g黃瓜3.99元，約500g的絲瓜5.8元，約350g的西紅柿折后3.9元，近600g的藕5.29元，500g左右的牛肉塊25.9元，3個蒜頭2.9元等。 “家裡長輩總買菜，如果網上持續優惠，那還省去超市採購的時間和力氣。這次我買的果蔬質量比較好，其中一種水果沒有（貨）了，店家主動電話詢問是否可更換另一種等價水果。”王益說。 02 “有優惠才有人買，多做促銷活動。”在談到社區互聯網買菜時，一位從事跨境電商業務人士說，目前社區生鮮的出貨量很大，但“不小心虧死你”。 “競爭太激烈，還是靠燒錢補貼，因為大家沒有這種消費習慣。互聯網買菜公司沒有補貼的話，很難開展業務。”該人士說，去年，他接觸過不少類似社區果蔬的互聯網業務，但是這些公司死了一批又一批。 北京的一家菜市場攤主王敏告訴人民創投，去年，他們就接入互聯網外賣業務，通過“外賣”把自家的蔬菜賣出去。“一般情況，周一到周五的外賣訂單多一些，周六日也會有訂單，但很少，具體訂單數量沒統計。” 王敏說，她通常在網上接到訂單后，根據訂單的菜品需求進行人工分揀和包裝，然后等外賣小哥過來，配送給客戶。 但是，王敏並不知道顧客在網上平台下單時的商品價格。她稱，外賣平台每單要收取她們18%的抽成，“時間長了，網上買的價錢，肯定比我們店裡貴，要不然平台怎麼賺錢？” “為了培養消費者消費習慣，就靠價格優勢吸引消費者了，也就是成本比超市和菜市場高，所以質量差不多，售價反而低，而消費者不管你后台投入，不低沒人買。”張瑞認為，但補貼結束后，互聯網買菜業務盈利太難了。 “蔬菜肉類這種屬於非標品，做成標品比較難，傳統大型綜合超市不需要把非標品分揀成標品，但消費者在互聯網買菜平台上下單是單個的，要分成一單才行，所以分揀還是要靠人工，但分揀的時候不能有一點壞的，分揀工人為了提高效率，有一點疤痕的東西就直接扔了，損耗比傳統超市還要高。”在張瑞看來，互聯網買菜的的模式分揀損耗與成本都比傳統大型超市高，但蔬菜價格又不能比傳統超市貴。 他認為，美團買菜、蘇寧菜場、餓了麼買菜等規模做起來之后可能會向生鮮果蔬集採的方向發展，相對成本較高的蔬菜二批商採購只是一個補充。 張瑞說， 社區電商是互聯網“由虛落實”又一次重大進步，互聯網衍生出的電商改變了公民的消費習慣，促進零售業變革，衍生出的O2O又在引領服務業變革，而社區電商則是在傳統B2C電商、O2O基礎上的升級，進一步拓展互聯網在公民生活中發揮的作用。 “但前置倉成本、配送成本以及生鮮果蔬的損耗，都決定了這門生意成本高。”張瑞說，現在還是處於補貼獲客階段，保証商品質量基礎上有折扣，C端用戶才會買賬。 03 大多數互聯網買菜公司或相關業務，採取的是城市前置倉。 “在小區門口開個小倉庫一樣的門臉，或者和小區附近的便利店合作，一個前置倉大概覆蓋2-3個小區。然后互聯網公司需要計算有多少戶家庭，開幾個前置店。”張瑞說，蔬菜本身價格低，從蔬菜基地直採或者從菜市場批發再集中運送到前置倉的配送成本，平均下來並沒有多少。但供應鏈環節上的最后一公裡配送成本最高，消費者也不太願意承擔這種成本，即使公司本身就有配送團隊，但向C端用戶收取配送費也不劃算。 張瑞稱，因為配送成本很高，他所接觸到的互聯網買菜業務公司希望用戶下單后，在晚上下班后自取，但白領消費者正希望省去菜市場和實體店選購的時間。 在國泰君安証券2019年度策略報告中，我國生鮮市場規模超4萬億，但生鮮超市佔比仍然較小。農貿市場仍然是滿足食材需求的主要採購渠道，佔生鮮總體規模的73％。此外，自2011年起，生鮮超市的交易規模增速正在穩健提升。 上述國泰君安的報告認為，在生鮮產業化的過程中，供應鏈變革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目前國內傳統生鮮供應鏈從農戶生產到食材供應商、加工商，然后再經歷多層經銷商到達銷地批發市場，不僅提高了生鮮的損耗率，也使得最終生鮮加價甚多。 當下的互聯網買菜模式，也繞不開供應鏈的話題。 李文是一名曾在2018年參與社區拼團項目投資的私募投資經理。他告訴人民創投，生鮮果蔬是不受經濟大形勢影響的剛性需求，BATJ等互聯網頭部企業和沃爾瑪、家樂福等傳統商超在近幾年通過各種形式來挖掘這一市場，所以互聯網買菜業務的出現不難理解。但是，當巨頭企業的電商業務發展到一定規模時，垂直領域的需求自然會催生更加細分針對性的業務條線。 “其實美妝、母嬰、拼團，甚至針對男性的經濟消費，垂直電商的邏輯與互聯網買菜業務的邏輯有一定相似性，電商產業在到達一定規模后更加細分的模式。”李文認為，雖然生鮮電商已經不乏入局者，但供應鏈、分揀、配送等成本一直是果蔬生鮮業務難題，這與入局者是否有巨頭背景沒有關系。 “在保証更好的果蔬品質基礎上，怎麼降低成本和保証價格實惠，這並不容易。”李文說，互聯網買菜業務需要配送到家的話，不管是設立前置倉還是自設門店，成本都不低。 國泰君安証券的研究也顯示 ， 線上線下聯動正在讓生鮮從過去的滿足消費者痛點向新模式邁進。電商業務標品滲透率邊際提升空間有限，生鮮品類成為目前線上、線下參與者主要競爭點之一，到家業務將成為新零售業態演進過程中標志性的一站。到家業態主要形態有門店到家和前置倉到家，核心在於將倉儲環節前移。兩者在成本與效率上定位不同：門店到家成本相對較低，但同時效率也相對較低，且SKU量少﹔前置倉模式效率高，同時成本相對較高。 “我覺得我們賣的菜跟外賣訂飯的不一樣。”被問及互聯網企業自建門店或前置倉會不會對他們傳統菜場帶來挑戰，王敏坦言，顧客上班的時候，蔬菜外賣的訂單才會多點，但她家菜市場的菜，價格不賴，分揀也不比網上差，而且新鮮。如今，周邊的居民都是常年老顧客了，哪那麼容易都被他們挖走，“我們也跟著互聯網升級啊！” “實話跟你說，你在手機上買菜，真不如到我們這買。”王敏正忙著把打包好的蔬菜遞給外賣人員。 （文中張瑞、王益、王敏、李文均為化名）
人人車“轉型”風波與李健成長試錯 “李健是個有情懷的人，作為創業者，他很值得敬重。”近日，北京二手車公司CEO張峰表示，人人車當下的狀況，屬於“人對”、“事兒不對”。 張峰所說的人人車當下狀況，是指近日在李健宣布人人車戰略升級前后，“暴力裁員”、“關閉所有站點”、“資金鏈斷裂”等人人車相關破產傳聞的發酵。 不僅如此，近日還有媒體披露，最近人人車長春分公司下發的口頭通知，要求2月28號全員正式上班，而且還帶上了幾個附加條件——全員都要進行一天3次簽到，早上9點、中午13點、晚上18點各簽一次，如果有漏簽的將自動離職。 在輿論的廣泛關注中，人人車以“假消息”、“一切業務運轉正常”等公開回應傳聞。人人車公關部相關人士向人民創投稱，如今，人人車會先集中精力，合法合規地解決因為公司戰略升級出現的人員過渡問題，而一日多次打卡並不是公司統一的安排，是有的分公司正在進行合伙人相關的業務培訓，但關於公司當下的運營情況和人員過渡問題的解決方案等話題，不願多談。 2月22日，李健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雜志採訪時透露，人人車下一輪融資也即將開啟，更重要的任務是，把新戰略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今年之內實現盈利。 盡管李健試圖通過開啟融資的消息向外界傳達自己的信心，人人車公司也在面對質疑時稱，與成都市金牛區的合作將是由政府搭台協助人人車，通過銀行、基金、金控平台等市場方式，逐步實現獲得40億元甚至更高的資金支持。但網絡傳聞和戰略調整期帶來的裁員風波，不斷凸顯著人人車成長的陣痛和李健在商業模式上的試錯。 “過氣”的C2C模式 從事二手車行業的李靚認為，目前，人人車、瓜子、優信三家公司算得上二手車交易平台行業的頭部企業。 “人人車、優信和瓜子二手車身上都有創始人的影子。”在李靚看來，她對戴琨了解不多，但是聽接觸過的人說他相對比較高冷，視野也比較高﹔楊浩涌是個典型的商人，追求曝光量、追求領先，瓜子的戰略也是這樣。而李健創業是因為自己賣二手車的時候被人宰了，所以他想自己辦個二手車買賣平台，沒啥經驗。” 人人車創始人兼CEO李健在百度工作7年，曾是百度最年輕的產品總監，后歷任58同城產品副總裁和微軟亞洲（互聯網）工程院副院長，具備豐富的互聯網產品開發和運營管理經驗。 2014年4月，在上地科實大廈成立二手車C2C交易模式的人人車，當時依托互聯網進行二手車交易平台新業態。 瓜子二手車創始人楊浩涌同樣擁有58同城工作經歷。 作為趕集網的創始人，他也在2014年布局了二手車業務——上線“趕集好車”——也就是現在瓜子前身。 在趕集網和58同城合並后，出任新公司聯席CEO的楊浩涌宣布，“趕集好車”更名為“瓜子二手車直賣網”。2015年11月，“瓜子二手車直賣網”宣布從趕集分拆，之后楊浩涌辭去在58趕集集團的所有職務，開啟了瓜子二手車全新發展之路。 李健與楊浩涌都選擇了C2C模式作為創業切入點。“沒有中間商賺差價”也成為承載他們創業夢想的口號。 “C2C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利用了大家相信‘無中間商’的美好，但實際上我們從商品零售環節來看，賣什麼東西沒有零售商？這都是有的，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能做下去的事情。”在二手車公司高管王沖看來，零售商解決了行業囤貨市場風險的問題，不同商品會有不同經銷商在囤貨。 “車商隻有去囤自己所了解的、符合所在地區消費人群的車才最經濟，如果整個市場庫存都是一家公司來囤或者沒有人囤，這就變成消費者來承擔這個巨大風險。”王沖說，這樣的話，二手車C2C模式是走不下去的。 在王沖看來，以C2B交易模式為例，該商業模式來已在全球范圍內廣泛應用，比如已經獲得數億美元融資的Auto1公司，覆蓋歐洲很多城市，成為跨國C2B模式的代表。東南亞、中東、俄羅斯等地域也都有很大的C2B企業，日本的Gulliver採用C2B和B2B兩種模式也已經上市。 張峰也同樣認為，李健採用C2C 模式進入二手車市場，已被人人車的實踐全面否定了，之前同樣採用C2C 模式的瓜子二手車，如今轉成B2C的保賣模式。 但李健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雜志採訪時表示，C2C模式的本質是透明交易，人人車新戰略仍然是建立在C2C的基礎上，“我們沒有放棄C2C，我覺得今后也不會放棄。” 保賣業務 目前，人人車以C2C模式進入二手車市場，涉足二手車交易、金融服務、滴滴運力生態、售后等交易服務業務，同時還設有二手車嚴選商城。 在二手車交易方面，人人車為車主提供上門估值檢測、代賣、置換等服務。 二手車電商嚴選是從海量二手車中選出優質車源，繼而在線上線下集中展示售賣，買家可一次性集中挑選車源，車輛符合標准的賣家也可提前獲得預付車款。 2018年初，人人車嘗試保賣業務，覆蓋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在內的全國80余座主要城市。 所謂保賣業務，是對於優質二手車，由智能系統定價，平台與車主簽訂保賣協議並預付80%車款，保賣車輛放在線下賣場出售后再支付車主尾款。 王沖並不看好二手車交易平台推出的保賣服務。“在二手車市場，經銷商是按資本回報率來算經營能力。比如賣十台車，有兩台車虧損，但八台車盈利，整體盈利就OK。但是如果說做保賣業務，承諾未來15天賣掉，也就是要拿資金買效率，會導致庫存急劇增加。一旦出現主機廠降價情況，鐵定虧。” 張峰也說，前兩年倒閉的二手車C2C鼻祖美國Beepi公司，就是以給消費者提供二手車在線保賣服務，收取 9%服務費的模式切入市場。“最終害死它的也恰恰是這個保賣服務，大量保賣車輛虧損把 Beepi 拖垮。” “對於平台來說，二手車的毛利4%左右，主機廠降10%，那就做不起。隻要是做二手車交易平台，一定不能拿資金買效率，讓資金規模膨脹，這是底線，唯一能做的就是通過服務優化，不斷提高賣車和買車效率。”王沖認為，二手車電商平台真正的對手根本不是各個電商平台，而是要跟傳統交易模式進行效率競爭。 “雖然二手車電商平台發展迅猛，但車源和效率一直還是二手車行業兩大痛點。”王沖坦言。 除了C2C模式外，人人車方向也在C2B拍賣業務、打造自有金融產品體系、與滴滴合作、在全國開設線下直營店、保賣業務等方向上不斷試錯。 其中，與滴滴的合作則是在人人車獲得滴滴戰略投資之后進行的。據媒體報道，雙方聯手為滴滴平台上的車主提供包括二手車、新車在內的高性價比車源和用車解決方案。 2018年5月，李健對外公布與滴滴合作的“成績單”：自2017年9月滴滴為人人車開放流量入口后，30%流量來自滴滴的導流，新增銷售數量也有近三分之一來自滴滴。 但是，滴滴在資本寒冬中的業務收縮，人人車還能獲得多少支持尚不可知。 “轉型升級” 一度，人人車也曾宣稱要將業務開進200個城市。 2015年11月，人人車簽下黃渤作為代言人，花費7000萬元在全國各大媒體和渠道進行廣告投放。 2017年10月，李健表示，人人車決定投入10億元，正式開啟廣告營銷模式，搶佔市場。這次廣告投放力度是最大的一屆，將從今年持續到明年年初。也就是說，三四個月花掉10億元廣告費。 孫紅雷、王寶強、黃渤作為瓜子、優信和人人車的代言人，以廣告的形式出現在社會媒介載體之上，力圖提高知名度，提升在賽道上的市場佔有率。 艾瑞咨詢的研究數據顯示，2015年二手車電商的廣告投放總額超過8億元，2016年廣告營銷相關支出達到12億元，2017年幾大二手車電商平台廣告費用突破了50億元。 李健也曾這樣解釋廣告戰的意義：“用戶需要一個有品牌的平台，這個需要是實實在在的。廣告戰背后每家的廣告邏輯是不一樣的，但想要盡可能早地出現在用戶面前，就需要付出比較高的成本。但品牌的宣傳在3-5年后就不再是重點，長期來看口碑的沉澱大於一切。” “人人車不盈利，這跟廣告投放沒什麼關系，那是因為員工沒有盡職盡責，導致交易效率不高。”李健說，人人車廣告投放成本並不高，在這個行業的廣告投放裡大概排第三、四名。2019年，二手車行業還會繼續燒錢打廣告，但人人車的廣告投放是理性的。每年廣告預算金額都不大，而且相對平穩，今年投放量會保持去年的節奏。 李靚對人民創投坦言，缺少二手車經驗的李健吃了不少虧，很多模式都在嘗試。 “在廣告上投入太多了，但是二手車不是個流量生意。”在李靚看來，2015年下半年、2016年和2017年是瓜子、優信、人人車廣告戰的高峰期。 “這個行業試錯成本很高，每一個試錯至少幾個億投入，你才能試出個端倪出來。”王沖說。 “二手車公司投廣告能怎麼投？能超過主機廠？中國全是主機廠。”在王沖看來，二手車交易平台核心競爭力還是在於用戶成交量多少，也就是轉化率。“流通服務業核心是流通的半徑和服務成本降低，不顧及效率的公司一定干不下去。”王沖說。 據AI財經社披露，2016年第三季度，大規模燒錢之后，人人車在資金鏈上出現了困難，用李健的話說是“隻能干挺著”，人人車在那時逐漸被瓜子趕超。 “這個行業太激進是沒有用的，我們現在看到有一些平台在瘋狂地投入（廣告），他的目標肯定是把別人干掉，從實際情況來看，這兩年大家都還活著。”王沖覺得，廣告的投放並不是二手車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二手車個行業不是短平快，基礎設施沒建好，你去投流量，最后一定會浪費。所以你先要把基礎設施服務建立好，行業痛點解決好。”王沖說，任何創業公司應該專注於一個主營業務，深耕下去，把它做出來，而不是不斷地變換自己的方向。 如今，李健再次將人人車的模式調整為“合伙制”，但這次調整隨之而來的陣痛至今尚未散去。 人人車分公司員工對媒體稱，人人車改成合伙人模式，意味著員工要自擔風險，還得向公司交信息費和押金。“3萬塊錢給250條信息，還有1萬元押金，但不管你是賣服務費還是差價，這些都由個人承擔，我們也感覺不到人人車調整能帶來哪些好處。” 李健認為，如果沿著之前的盈利模式走，人人車也許能找到其他方案，但沒必要繼續向前探索，因為他看到了更好的機會。“創業過程中，你每天都在思考，我們從哪條路能走得更快一些。”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張峰、李靚、王沖均為化名）
謝幕2018，創投聚散離合與談笑興衰 2018，注定是中國資本市場風雲變幻的一年。 歲末， ofo創始人戴威不斷強調“公司不會倒閉”，但ofo似乎走到懸崖邊，而摩拜創始人胡瑋煒早已離場。羅永浩辦了一場“沒有手機新品”的發布會，錘子還在死亡邊緣掙扎。金立手機曾是中國手機行業領導者，如今申請破產清算，大廈將傾…… 這一年，P2P爆雷、長租公寓爆雷、九鼎跌落、幣圈哀嚎等事件層出不窮。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昔日王者落幕，后起之秀脫穎而出，城頭變幻大王旗。 “五環外”電商平台拼多多異軍突起，沖擊淘寶和京東﹔抖音更是一枝獨秀，在短視頻平台稱霸﹔社交類軟件聊天寶、馬桶MT、多閃同一天發布，圍攻微信…… 在這個凜冽的冬季，站在風口處，寒風刺骨。投資人、創業者感受最深的是“沒錢”，他們不得不儲備糧草過冬，厲兵秣馬。 浪潮來了，創業公司野蠻生長。潮水退后，方知誰在裸泳。 2018年已成過去，更多創業者在新一年堅信：“挺住，這就意味著一切。” 風口 風口論最知名的鼓吹者是小米CEO雷軍，“創業，就是要找到風口，趕到風口上，豬也會飛。” “站在台風口，豬都能飛上天”這句話說的是在互聯網潮流下，人們生活因此改變，創業者也迅速積累起財富。這句話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被無數創業者奉為金科玉律。 當影視業風口來臨時，影視投資人高峰至今記得走在北京高碑店街道上，被眼前景象鎮住那一幕。他不是被雄偉的高樓大廈驚住，而是被它的人氣。 高碑店原本是個平靜的小村庄，影視火起來后，大批影視制作公司涌進來。原本隻數百家的影視公司的市場，一時間冒出一萬多家影視制作公司。 有次，高峰在小飯館吃飯，狹小擁擠的餐館擠滿食客，真假難辨的昂貴香煙擺在餐桌上，他們邊吃炒餅或炒面，邊聊10億以上的生意。 彼時，一切都很瘋狂。 “風口來了，真是遍地黃金，大家擠破頭殺入這個行業。”高峰選擇投資影視行業是因為平均每年30%以上復合增長率，這是他讓專業團隊分析得出的結論。他見過上百家從事新媒體或影視營銷公司，突然轉型為影視公司。 在高峰印象中，浙江一家化工公司上市17天后，主營業務從傳統化工行業變成影視制作。“你原先做廣告，轉型做影視也可以理解，但化工企業也進來摻和，這股風刮的太邪乎了。” 彼時的煤炭產業正處於轉型期，房地產火熱，大量熱錢涌進來，影視公司靠一份精美PPT就能拉到投資。 高峰記得，有一次在某一線城市舉辦的國際電影節上，一些剛轉型的影視公司混跡其中，他們現場拉投資，號稱能拉來某一線明星，投資人是煤老板，啥也不懂，二話沒說，當即簽訂合同。 投資人段文也經歷過風口。2016年，他回國入職一家投資機構，那時體育行業突然火起來，國家也大力發展體育產業，說2020年能達到5萬億規模。 “那一年，至少30個體育類項目冒出來，做什麼都有，比如健身房，足籃排各種培訓。”段文也聊過很多項目，現在他回頭再看，那些創業公司所剩無幾，大部分都死掉了。“為什麼？它們沒有固定商業模式，隻在行業裡提供服務，根本賺不到錢。” 風停 2018年，被譽為避稅天堂的霍爾果斯上演了一出 " 緊急出逃 "。 曾經的霍爾果斯高朋滿座。據伊犁州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 年末，霍爾果斯市注冊企業 859 戶﹔2016 年增加到 2490 戶﹔2017 年超過 8500 戶。 高峰記得，在優惠政策出台后，一夜之間，霍爾果斯新注冊影視公司高達幾千家。 但到 2018 年政策出現了轉變，開始是年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工商行政管理局加強了對注冊企業的地址要求，霍爾果斯整改、清理 " 一址多照 "，開始實行 " 一址一照 "﹔同年4 月，霍爾果斯國家稅務局下發公告，要求霍爾果斯2017年度公司企業利潤佔營業收入比重超50%以上的企業，進行稅務自查。 “那時政策規定要補稅，但你得法人本人去辦理，整個城市酒店都住滿了。北京離霍爾果斯很遠，飛過去，一天回不來，那些人一待就是一星期，大家都被折騰壞了。” 高峰說， 2018年政策趨緊，文化影視行業內不少創業者的日子並不好過，影片質量一般，利潤偏低。之前有些公司靠著稅收優惠，還可以勉強存活。當稅收政策發生變動，要求補繳過去三年稅收，這些企業就活的更不容易了。 “影視風口起來后，對其他行業追風而來的企業來說，屬於毀滅性打擊。” 不久前，高峰又去高碑店轉一圈，他發現餐飲住宿店面空了一半，“倒閉了，都倒閉了。” “不僅是影視行業，短視頻也是，火了一陣，現在死的差不多了。抓娃娃機也就火一個月，迷你KTV也火了一段時間，現在什麼都沒了。”高峰說，風口來了，大家一窩蜂涌進去，這在最開始能推動行業發展，但大家都認為炒火了，這個行業才能走得快，其實任何行業都是這樣，但火了之后就必然會有洗牌。 “過去，跟風現象比較多，但創業者的產品沒有技術含量，不會走太遠。”在乾元資本CEO王晨宇看來，判斷是否是創業風口有兩個維度，一是看有沒有核心壁壘，能否長期走下去﹔二是盈利模式是否清晰。 在共享經濟火起來時，共享單車、共享充電寶和共享雨傘等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但它們遭遇“多諾米骨牌”效應，陸續倒閉。 王晨宇以共享單車為例，“它們沒有找到清晰盈利點，變現太難，但大機構把ofo當做流量入口，真正靠自己獨立成長為大體量公司，這很難實現。” 理性 2019年1月3日,馬雲以浙商總會會長的身份出席世界浙商上海論壇時再次談論風口,他表示,“風過去，摔死的一定都是那些豬，它們是不會長出翅膀來。” 2018年，劉嘉玲、梁家輝、吳磊等主演的電影《阿修羅》上映一周，然后就下線了。知名演員參演、大體量投資的影片，票房預計至少沖到40億，結果連5000萬票房都沒達到。 這部電影的投資人對高峰哭訴，自己虧得血本無歸，而且還拿了朋友部分錢去投資。“投資人投這部電影，也是一種博的心態，一方面覺得電影市場不錯，另一方面認為隻要使勁砸宣傳費，和影院協調好排片率，總會賺錢，沒想到會虧得一塌糊涂。” 因為偶像練習生、創造101這兩個節目火了。這段時間，不少從事偶像團體打造的藝人經紀企業找王晨宇尋求投資，但均被拒絕。 “偶像團體培養是重資產投入，培養周期長、花費多，四五個人的偶像團體，培養三年，沒有2000萬支撐不下來。” 王晨宇認為，偶像團體靠綜藝節目火起來了，但曝光和火熱的持久性是個問題，商業化道路也沒得到驗証。 對於創業者而言，王晨宇建議將企業的錢花在“刀刃”上，“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打造自己的行業壁壘。 “2018年的投資就比較謹慎了，以前投資一個項目，按照正常流程隻需要兩三個月就可以做完，現在真不敢說，半年或者以上都有。”王晨宇坦言，他也拒絕過不少項目，“可投可不投的，我就拒絕了”。 在投資人劉強看來，現在募資要比過去困難，即使是股權投資行業，大家也都在賺死工資。中國有上萬家基金管理公司，每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金額大概在5億元左右，現在投資機構選擇投資項目更加理性。過去一些拿到錢的項目，現在已經沒有辦法融到資金。 “價格開始回歸理性，大家更願意在合適時間入手。”劉強預測，2019年的行情會更慘，這也是一個共識。從資本的角度來看，2018年，大家手中還有點錢，但是到2019年可能就投得剩不了多少。到2019年，投資者會更加謹慎，再也不敢隻看PPT。 出路 早在2018年初，真格基金創始人徐小平在社群發布一條“擁抱區塊鏈”的分享：“希望大家行動起來，在立足自身業務，做好現有模式的同時，了解區塊鏈，理解ICO，進入區塊鏈時代。” 后來，徐小平解釋，區塊鏈技術伴隨著ICO亂象，他不希望對區塊鏈的看法被人誤解為是對ICO的看好。 這條分享徹底引爆區塊鏈行業。 “太燒錢了，一眼看不到終點。”2018年，李倩個人出資300萬創建一家區塊鏈公司，但錢在一年內燒沒了。她創辦的公司從深圳搬到北京，然后又被逼退至老家大連。 李倩說，剛開始日子過得挺好，越往后越糟，錢投進去不少，回報遙遙無期。 “她把項目推薦給投資人，項目不被認可，對方說項目太超前，而區塊鏈又被幣圈帶壞了名聲，大家覺得區塊鏈就是騙子公司。”李倩堅信，區塊鏈技術很有前景，雖然她整天在希望與絕望中徘徊，“但我們隻能挺住，不能退。” 或許，退出是創業公司較好出路。 “像ofo就很麻煩，連個接盤都沒有。你想活下去，你就得靠融資，而創業公司又不能過度依靠融資，如果你要真正活下來，你必須有自我造血能力。” “退是最難的。上市退出最好，並購退出比較少見，還有轉讓退出。所以有機會退出，那就立即退出。所有項目最重要的是變現，並不是投資和融資。” 新鼎資本創始人張弛認為，投資機構和騰訊、阿裡等不同，企業擁有自有資金，進行戰略或財務投資，沒有退出壓力，即使五年不變現也可以，但投資機構在五年內就要求將資金退給投資人，一般一個投后項目拿了三到四年就要關注退出問題了。 “90%左右的公司應該考慮並購退出。”信中利資本創始人汪潮涌對人民創投說，退出難是一個持久的話題。過去20年，創投機構退出的機會和渠道在不斷地改善和拓寬。 他認為，在美國硅谷，大部分被投企業的退出靠並購。近幾年，中國A股市場針對並購退出推出了一些支持政策，但還沒有完全到位，審批過程有些繁瑣。 汪潮涌相信，未來並購層面會出現利好的流通機制，尤其是小額並購。“希望資本市場可以允許創投機構挂牌上市，允許創投機構去重組上市公司，形成長期資本的募資渠道。“ 汪潮涌認為，長期資金可以投早期項目，真正支持科技成果轉化，可以幫助企業形成中長期的發展戰略。上市以后，減少退出壓力，可以把投資成果分享給更多股民，讓中國那些沒有專業能力和超過投資門檻的股民們，也能夠分享科創企業成果。 未來 “越是在寒冬的時候，裸泳的人就會被淹沒，這個時候更需要靜下心來做出出彩產品，構建自己壁壘。”王晨宇說。 “如果不是行業龍頭，細分領域前三名，我們根本不考慮，不然完全是浪費時間。”張馳說，他隻投資行業龍頭有自己道理，比如資金源穩定，風險可控等。 “很多公司所處領域非常尷尬，比如電機和零部件生產商，雖然他們具有行業地位，但我們不會投資，因為他們沒有知名度，所以很少有人注資。”張馳表示，任何模式性創新的領域，存在“燒錢”，行業壁壘不高，易於模仿，盈利不穩定等現象。“我們投資就專注有硬科技的投資項目，業內競爭者少，至少兩年內不會被趕上。” 投資人段文認為，移動互聯網或者互聯網市場趨於飽和，已無項目可投。如今，段文正在尋找獨角獸項目，這是投資人共同心態。“即使在寒冬，項目有閃光點，而且有新意，大家也會哄搶。” 2018年，段文碰過一個充電樁項目，當天他和項目方剛談不久，又有幾家投資機構過來，對方簡單聽下項目，當即簽下投資意向書。 王晨宇坦言，2018年，政府監管不斷趨嚴，資管新規發布后，投資基金LP的出資方式受到限制。“再加上經濟下行壓力，很多實體經濟企業都跟不上發展，而這些民營企業之前作為社會資本，是很重要的LP來源，他們沒錢了，基金規模肯定會受限。” 他認為，經濟寒冬會持續一段時間，到2019年下半年甚至2019年之后，一些沒有優質產品和核心壁壘的企業依舊會被徹底淘汰，留存下來的企業更能潛心做好產品。“轉折點是發生在爆款產品出現的時候，然后才會逐步出現經濟拐點。” “但反過來來看，它又是一個很好洗牌機會，通過時間的沉澱，把那些粗制濫造的洗掉，真正留下能夠發光的企業。”王晨宇常跟一些企業老板說，“一定要撐住，越在寒冬的時候，你越大膽一點，這是你筑壁壘的好機會。”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高峰、劉強、李倩、段文均為化名）
九鼎，稱王之路與悲情宿命 九鼎，據傳是大禹在建立夏朝以后，用天下九牧所貢之銅鑄成，象征九州。神話中，九鼎是權力的象征。 在中國投資界，私募巨頭九鼎的發跡也像是“神話”。從創立到市值千億的新三板“巨無霸”，它僅用了8年時間。 九鼎成立之初，之所以順利拿下許多項目，有人總結：一是因為高價，二是因為關系。業內人士曾說九鼎不止一次在企業主面前夸下海口，保証合作企業能上市。 九鼎創始人黃曉捷曾任職央行研究生院院長助理，創始合伙人吳剛下海之前曾任職監管機構，考慮二人在金融圈的熟絡人脈，這很容易讓企業主相信，自己是“離上市最近的人”。 真正讓業內人看到的“九鼎模式”是，充分利用私募股權、新三板、定增市場以及A股市場的融資規則，通過“搶奪”優質項目、“流水線”投資、重用年輕人、換股等手段快速取勝。這些眼花繚亂的“技巧”曾讓命懸一線的九鼎“起死回生”，更讓它一度坐上私募界頭把交椅。 時過境遷，隨著政策環境、市場環境的變化，九鼎面臨轉型困難，今天已經走到了決定其命運的岔路口。2018年11月27日，九鼎董事會全票通過，擬以215億港元和其他事項金額之和作為出售富通保險的最終定價。 九鼎對人民創投回應稱，出售富通是為了專注投資，只是投資組合的結構調整，回籠現金可以大幅降低負債，減少財務費用。 一位接近九鼎的人士向人民創投也表示，九鼎賣掉富通保險，無異於斷臂求生，如今的九鼎，再次面臨類似2013年它那時所處的艱難處境。 麻煩的事不隻一件：1月5日，中國基金報稱，網爆涉九鼎某理財產品爆倉，15年買的6個月+6個月的產品，延后了四年之后，告訴投資者：淨值歸0了。 據流出的函件顯示，該產品是2015年6月9日成立的“米多資產-九鼎投資定向增發投資基金2號”，九鼎否認與米多、米多財富存在股權關系或其他關聯關系，但這件事再次把九鼎推上風口浪尖。 斷臂求生 九鼎變賣富通保險的傳聞一度甚囂塵上。 早前，彭博社消息稱，周大福與九鼎集團就收購富通保險進行談判。在此之前，九鼎挂牌標售富通保險，未來隻考慮保留少數股權。潛在競購者包括周大福、太盟投資集團以及一家日本保險公司。 傳聞最終變成現實。2018年12月27日，九鼎正式決定出售富通保險股權，其中富通保險的總資產為 511.08 億港元。 根據九鼎集團發布出售富通保險股權的公告，九鼎董事會以同意票 6 票，反對票 0 票，棄權票數 0票的結果最終予以通過，並擬以215億港元和其他事項金額之和作為此次出售富通保險最終定價。 作為九鼎最大現金牛，富通保險在九鼎內部佔據重要地位。2017年財報中，九鼎稱將以 “繼續推進富通保險可持續的價值增長”作為2018年戰略。 九鼎2018年上半年財報顯示，九鼎營收升19.07%至47.31億元，歸屬股東淨利潤升4.34%至5.99億元，其中富通保險貢獻上述兩項財務指標的68.15%和85.48%。 一位接近富通保險人士向人民創投表示，2018年12月底，九鼎旗下富通保險在法律層面上，已經與對手方完成交割。本次擬接替九鼎入主富通保險方為新世界集團旗下周大福。 上述人士說，自2015年控股富通保險算起，通過三年半到四年的掌控，九鼎100多億收購，200多億出售，實現收益翻倍，這次富通保險的出售可能與近期經營現金流緊張有關。 富通誕生於上個世紀90年代，前身是比利時保險公司AG Insurance，后與荷蘭保險公司AMEV合並，組成如今的富通集團。富通被視為優質資產，管理風格偏謹慎。 2015年6月，中信証券的研報稱，在大規模的投資收購布局下，九鼎“大資管平台雛形漸顯”，並樂觀地預計公司未來業務成長“受益於巨大的行業空間”。 彼時，正是九鼎展開外部融資布局的關鍵階段。2015年5月15日，九鼎以41.5億元的出價拍得江西中江集團100%的股權，並間接控股集團旗下A股上市公司中江地產，隨即宣稱擬將部分資產注入中江地產，開啟了A股市場融資的大門。 此后，九鼎即以“重大資產重組”為由宣布停牌，幸運地躲過了股災暴跌。 兩個月后，隨著A股市場沖上“杠杆牛市”頂峰，停牌中的九鼎推出規模空前的收購：計劃以現金方式支付106.88億港元（約合人民幣88.24億元），收購富通香港100%股權。 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富通香港總資產約367.88億港元，淨資產約68.90億港元，2014年會計淨利潤約4.50億港元。 市場投資者們看好這一交易的原因是，九鼎收購富通香港，將為九鼎此后的“綜合資產管理業務”帶來源源不斷的長期資本支持。 而九鼎也借助著這個“巔峰並購”所帶來的市場影響力，適時推出了在新三板挂牌以來首次大規模外部融資。2015年9月22日，九鼎定增發行5億股，融資100億元，其中新增股東20名共購買了4.8億多股股權，出資近97億元。 北京一家投資機構創始人秦杰，如今重倉九鼎，也曾經在Pre-IPO領域與九鼎長期合作。他告訴人民創投，九鼎出售富通保險非常可惜，對於希望成為金控集團的股權基金而言，這麼好的資產，成本這麼低的資金來源，賣掉太遺憾，這就相當於巴菲特賣掉了伯克希爾哈撒韋。 在秦杰看來，對於九鼎而言，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資金鏈的緊繃，受新三板和宏觀環境的影響，九鼎從千億市值跌到百億，而且還有大量的債務需要償還，撐下去、活下去是九鼎在這段困難時期面臨最直接問題。“九鼎賣掉富通保險，無異於斷臂求生。” 后起之秀 九鼎在PE界並不算元老。 2001年，中科招商創始人單祥雙在深圳市蛇口區新時代廣場27樓對六位同事豪氣沖天宣布：“未來10年，我們管理的基金規模要超過100 億元。” 彼時，九鼎聯合創始人、集團總經理黃曉捷剛從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本科畢業，正攻讀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下稱五道口）碩士，而后他又考上五道口博士。再后來，黃曉捷選擇留校任教，升至校長辦公室副主任、校長助理，官至副處級。 黃曉捷是學霸，九鼎董事長吳剛也是學霸。出身貧寒的吳剛中專畢業后，考上西南財經大學，然后在閔發証券從事投行業務，同時攻讀北大在職金融博士。幾年后，他感到投行業務太依賴團隊，不適合單干，便考入証監會。 在機緣巧合下，同是四川人的黃曉捷和吳剛相識。 2006年，創業板上線前夕，吳剛意識到原始股將是賺錢良機。有天晚上，他約黃曉捷在世紀金源大飯店的咖啡廳見面，約定買原始股計劃。 吳剛的觀念給了黃曉捷啟發。事后，黃曉捷春節沒回家，專程到上海籌資。2007年，兩人用籌來的幾千萬元創立了昆吾九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九鼎剛建立的時候，黃曉捷和吳剛都差不多30歲，在論資排輩的投資界，年輕並不佔據優勢。兩人請四川中鐵信托副總裁任職總經理，他們做副總經理。 這名副總裁同意了加盟九鼎的邀請，並將中鐵信托董秘蔡蕾帶了過來。數周后，副總裁離開，蔡蕾留了下來。 彼時，九鼎如虎添翼，依托蔡蕾在中鐵信托的人脈，九鼎投資了讓他們賺得盆滿缽滿的金亞科技和創業板第一股吉峰農機。 起初，九鼎規模有限，其在2009年募資規模還不足10億。 在昆吾九鼎原投資副總裁張弛看來，2009年是PE發展元年，股權基金在2009年之前數量有限，很多投資人的資金出口隻有個別優質私募，選擇余地少。九鼎成立的時間剛好，競爭壓力較少，融資和項目選擇較為寬鬆，這比2010年后成立的PE更容易做出成績。 秦杰很佩服吳剛的遠見卓識。他說，九鼎誕生的這段時間，正是創業板爆發的前夜。在2007年到2010年之間，股權基金是風口，來得早不如來得巧，這段時間出現的投資基金，隻要中間資金鏈不斷，基本現在都活得很好，而九鼎又擁有吉峰農機和金亞科技等優質項目，所向披靡。 PE工廠 2008年四川地震后，為支持災后重建，証監會一度向四川企業上市開啟“綠色通道”，來自四川的吉峰農機和金亞科技在這一政策支持下迅速上市。九鼎“一戰成名”。 九鼎自此便走上了快速擴張的道路，以“掃街式”項目調研和“上市流水線”式的包裝運作，成為令業界矚目的另類“PE巨頭”。 2011年，九鼎募資規模便高達61億元，到2013年底時投資項目已達218個，形成了被業界稱為“PE工廠”的上市產業鏈模式。 在2013年前，九鼎就顯露出“領頭羊”和“不守規矩”的氣質。 九鼎在投資上非常主動。“我曾經和吳剛的弟弟吳強交流，他不像是傳統的投資家，不高冷，很主動。他們在資本市場的瘋狂掃貨，讓我一度認為九鼎高層腦子進水了。”秦杰說，在掃貨的時候，九鼎不僅上門拜訪，而且開價相比其他機構更高。一般情況，別的私募基金預測有五到十倍的收益率才會入手，但九鼎隻要三倍收益率，這樣主動出擊的效果頗好，以致九鼎入手大量優質項目。 九鼎“不守規矩”地打造出流水線模式。在秦杰看來，傳統股權基金的投資模式是兩、三個合伙人到實地看項目，之后討論做決策是否投資。但是，九鼎創造出來的流水線模式的主要力量由法務、會計、盡調部門組成，它們都由年輕人負責。比如盡調人要填寫130個問題，吳剛、黃曉捷等合伙人在足不出戶的情況下，根據年輕人搜集的資料，討論決定是否投資，這樣的流水線形式讓九鼎在短時間投資了大量優質項目。 張弛認為，除了引用年輕人負責盡調等工作外，九鼎投資，各部門分工清晰。“九鼎直接把整個投資鏈條分成投、融、管、退四個部分，有人負責投資，有人負責融資，有人負責管理，有人負責退出。” 在張馳看來，分工操作可以把風險降到最低。從一定層面看，這與不同時代的投資風格有關。“過去，股權機構主要關注穩定盈利的傳統產業，隨著時代發展，監管層更喜歡高成長性的公司，投資機構更加關注具有高科技屬性，且為行業龍頭、競爭對手少的公司。” 作為PE界后起之秀，九鼎創造性地將PE工作流程打造成為流水線模式，並在2014年4月成功入駐新三板。 起死回生 在登錄新三板之前，九鼎命懸一線。 2012年11月16日至2013年12月，証監會決定暫停IPO。從2009年8月開始，A、B股一路下跌，連續3年成為主要經濟體中表現最差的市場，亟待“停業整頓”。此外，監管層開展了號稱史上最嚴的IPO公司財務大檢查，以擠干擬上市公司財務上的“水分”。 IPO暫停后，依靠Pre-IPO獲取利潤的股權基金們資金鏈變得緊張。對於股權基金而言，項目無法上市就意味資金渠道被鎖死，而LP的兌付期固定，如果無法按時兌付，會引來爭議與糾紛。在政策影響下，不少私募基金機構隻能倒閉。 生死存亡關頭，新三板救了九鼎。此前，股權基金並沒有登錄新三板先例，九鼎一邊著手登錄新三板，一邊同即將到付的LP簽訂換股合同。成功登錄新三板，流動資金進入，救活了即將倒閉的九鼎。 度過2013年危機，市場上優質項目價格走低。九鼎通過將符合IPO要求的上市公司帶入資本市場，賺得盆滿缽滿，體量呈倍數增長。 到2015年，九鼎市場聲譽爆棚，再加上資本市場5100點前的暴漲，讓整個市場陷入瘋狂。此時，九鼎計劃在新三板市場募資，實現新一輪擴張。 實際上，除了操盤人的專業能力之外，九鼎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運氣成分，中國資本市場的不成熟也為他們提供了絕佳機會。 2015年年初，九鼎定增規模初設隻有25億，由於行情急劇高漲，其將定增規模調至100億。這一決定的背景是2015年二級市場股價處於最高峰，定增停牌讓九鼎躲過中旬股災，股災結束后，九鼎不僅成功定增，而且規模不減，價格不降。 九鼎開始乘勝追擊，以每股20元的價格，增發5億股，總股本擴大至55億，后將價格定格在18.63元/股。如果以每股20元增發價計算，當時公司估值為1100億元，彼時新三板正一片火熱，市盈率最高達到60倍。這讓九鼎成就了新三板史上最大規模的融資。 當年下半年“股災”過后，眾多公司定增“流產”。秦杰說，2015年，沒有人不瘋狂，如果九鼎價格低一點的話，別說是定增100億，就是500億，也有人買。當時的創業板，有些公司三個月股價能翻四五倍。 2015年之后，資金充裕的九鼎開始不滿足於在新三板小打小鬧，它不僅要登錄A股市場，還試圖打造全金融產業的金控集團。 借殼賣殼 2015年5月，中江集團的股東們與九鼎簽訂的《江西省產權交易合同》一經披露，立即引起資本市場從業者高度關注。如果九鼎正式成為中江股份大股東，這也就意味著，九鼎成為國內首家控股A股上市公司的新三板企業。 2006年《上海証券交易所交易規則》規定，上市公司遇到計劃進行重組情形的應當停牌。 在長時間的停牌后，九鼎收購中江集團正式獲得監管部門許可。 九鼎集團41億元全資收購中江集團，成功將私募股權業務注入中江集團旗下上市公司中江地產，並將新主體更名為“九鼎投資”，將主營業務從房地產轉型為私募股權投資。停牌結束后，中江地產一個月內漲停14次。 “九鼎收購中江集團前夕，大部分從業者均不看好，這種激進的投資風格非常容易受到監管部門的特殊關注。但是這從側面能夠証明，九鼎的實際操控者，也就是黃曉捷和吳剛都是膽大心細的人。”秦杰說。 九鼎故伎重演。九鼎將旗下九信資產注入新三板殼公司優博創，並將主營業務從研發和銷售光模塊及晶體振蕩器轉型為以不良資產收購和處置為主的創新型金融業務。2015年11月6日，優博創發布公告稱，計劃定增融資不超過300億元。 彼時，被稱為“殼王”的中科招商，還在以炒殼為主要盈利模式。中科招商董事長單祥雙坦言，經歷大跌之后，殼公司重組並購空間很大。 2017年年初，順豐控股借殼鼎泰新材成功上市，而鼎泰新材正是中科招商握在手中的殼股之一。通過與順豐合作，中科招商浮贏近7億元，這讓單祥雙嘗到了甜頭。 張馳表示，中科招商通過兩次增發融來的70億元，在A股市場購買了十幾個殼，那時殼費幾億到十幾億不等，后來，殼不再值錢，中科招商炒殼虧損巨大。 到2017年末，為盤活資金源，中科招商通過《關於授權管理層減持部分股票的議案》，擬在未來六個月內實施股票減持計劃，總計減持金額約30億元。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証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認為，PE選擇收購對象，主要傾慕低市值、輕資產的“垃圾股”，在當時資本市場制度下，垃圾股退市難，連續三次股災后，股價低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這給了PE“見縫插針”的機會。股東們都知道，垃圾股已經沒有在資本市場繼續融資的資格，如果PE介入，會為股東提供了退出渠道，拉升股票價格。 這樣的機會並不能持續存在。董登新介紹，隨著2019年春節后科創板設立並試點注冊制，強制退市案例將會更多，垃圾股數量將會減少，直至消亡。PE的風格將從投機轉變為投資，從關注短期轉變為關注長期，從“養豬”轉變為“脫虛向實”，幫助實體經濟成長。 彼時，九鼎使用高超財技，在新三板和主板市場上玩得風聲水起。從2016年開始，九鼎從私募向金控轉型，不斷拿出百億規模融資方案，發起九寨基金，控股九州証券和九信金融，嘗試拓展証券經營到互聯網金融業務。 夢碎金控 2016年，私募基金挂牌“新三板”新八條出台，規定管理費收入與業績報酬之和須佔收入來源的80%以上。為滿足80%底線，九鼎在經營過程中不斷增加營業成本。 面對窘境，九鼎另辟蹊徑。九鼎的經營已不再單純依賴私募股權投資業務收入，尤其是收購富通亞洲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權之后，賺取保費成為九鼎集團最主要收入來源。 張弛說，對於PE而言，成為金控集團，最直接的好處是能夠抵御金融周期帶來的系統性風險。他認為，金控集團遇到資本寒冬，能通過保險或者銀行等金融業務獲得流動性，將左口袋的錢放到右口袋，保証體系穩定。 “隻要是PE，就有成為金融集團的欲望。”張馳說，巴菲特通過控制伯克希爾哈撒韋，已經成為了涉及多種金融業務的金控集團。 早在2016年12月7日，九鼎集團董事長吳剛在公司線上分享會上表示，九鼎的目標是成為改進版的伯克希爾•哈撒韋。 他說，經營保險是為了讓股權投資資金端更健康，比如200億的保險資本，可能撬動1000億—1600億的資金。 但九鼎並非伯克希爾•哈撒韋。2018年第三季度財報顯示，九鼎新增募集基金0.88億，相對於上年同期的6.02億元呈斷崖式下跌。2018年以來，九鼎系上市的公司僅有1家。 2018年第三季度財報顯示，九鼎集團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3.07億元，與上年同期相比大降351.18%，其中營業總成本增長了近6成。 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15胡潤百富榜》中，九鼎以931.5億元高居新三板公司市值排行榜首。九鼎創始人吳剛，以180億身家位列百富榜第120位，成為新三板首富。 2018年10月發布的胡潤百富榜顯示，九鼎董事長吳剛財富縮水幅度高達85%，九鼎總裁黃曉捷的財富縮水幅度亦高達84%。 有報道透露，2018年，九鼎裁員1512人，近三分之一員工離開。在一段92天的周期中，九鼎總資產縮水57.7億元，平均每天萎縮6300萬人民幣。另有數據顯示，2016年以來，九鼎集團的資產負債率基本在70%以上，2018年第三季度高達73.86%。 九鼎系已多次減持其所持的上市公司股份，據不完全統計，近一年來，包括絕味食品、皇庭國際、誠意藥業等在內的近20家上市公司曾公告，九鼎系擬對其所持的股份進行減持。 九鼎全資子公司富通控股以215億港元將其全資下屬公司富通保險100％股權出售。九鼎集團稱，此筆大資金回流將用於償還公司負債，改善公司財務狀況，保証公司低風險、安全穩健地運營。 據接近富通保險人士透露，這次富通保險出售給周大福，從周大福角度來看，新世界集團近年著力布局金融業務版塊，有富通保險加入，能夠為提升周大福風險控制能力提供支持。除富通保險外，九鼎旗下保險業務已經基本全部被出售。 折戟沉沙 九鼎雖然逐步退出金控，但麻煩依舊不斷。 1月5日，中國基金報稱，網爆九鼎某理財產品爆倉，15年買的6個月+6個月的產品，延后了四年之后，告訴投資者：淨值歸0了。據流出的函件顯示，該產品是2015年6月9日成立的“米多資產-九鼎投資定向增發投資基金2號”。 但這一說法遭到九鼎否認。2019年1月11日，九鼎集團發布公告，理財產品系米多（北京）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米多”）管理的資管產品，並非公司或下屬子公司管理的理財產品。 公司稱，2015年公司定向增發過程中，九鼎集團及實際控制人未就米多管理的資管產品參與九鼎集團股票定增事項簽署任何所謂“抽屜協議”或類似協議。 九鼎集團與米多財富並非毫無關聯。據媒體報道稱，米多財富持有米多資產99%的股份。米多資產旗下多隻基金參與了九鼎及其關聯公司的投資。米多財富大股東、法定代表人王晰與九鼎集團現任總經理黃曉捷以自然人股東身份共同投資了北京資立方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企查查信息顯示，米多財富截至目前共進行過兩輪融資，A輪融資1000萬人民幣，投資方為國科嘉和、九鼎投資，B輪融資1.47億人民幣，投資方為衛星石化。股權信息中，九鼎集團總裁黃曉捷直接持有米多財富7.45%股權，實繳出資額552萬元。 九鼎方面承認，九鼎集團股東之一黃曉捷是米多財富管理有限公司的早期天使投資人，持有約7.45%股份。但是，九鼎集團控股股東及下屬公司及九鼎集團與米多、米多財富不存在股權關系或其他關聯關系。 早在2018年4月，九鼎對股東股票質押融資發布公告稱，由於公司股票前期停牌時間較長，部分中小股東存在流動性需求，其通過米多資產等平台實施了股票質押融資。該等融資屬於該等股東自行的個人行為，與公司及九鼎控股無關，更不存在所謂“體外輸血”等問題。另據了解，該等股東大多於近期已歸還了通過該等平台的股票質押融資。 從“米多踩雷”到出售富通保險業務，這其中的故事有待媒體進一步挖掘。作為業內人，張馳認為，“九鼎賣掉富通保險，主要是為了補充現金流，優先滿足LP的需求，不至於產生擠兌等不良社會影響。”張弛說，九鼎出售富通保險，也說明在生存壓力下，實現現金流穩定才是當前最重要任務，這次出售富通保險，意味著九鼎暫時放棄成為金控集團的打算，又從多金融業務為主轉變為以股權基金為單金融業務為核心。“這說明九鼎在全金融業務經營上遭遇滑鐵盧。” 兜兜轉轉幾年，九鼎再次回歸到股權基金老路上。（應採訪者要求，文中秦杰為化名）
明星火鍋店：光環加持與命運掙扎 “黃粱一孟”最終成為演員黃磊和主持人孟非的“黃粱一夢”。 黃磊“黃小廚”的名氣和孟非在主持界的人緣，並沒有對這家開業不到兩年的火鍋店帶來爆棚人氣，倒閉成為這家明星火鍋店宿命。 娛樂明星跨界投資火鍋店，早已司空見慣。除黃磊、孟非外，黃曉明、薛之謙、包貝爾、陳赫、齊秦、曾志偉等明星，也都涉足火鍋店投資與經營。 火鍋店准入門檻較低，明星們投資火鍋店，其知名度對火鍋門店的客源能帶來集聚效應，具有先發優勢。但國內火鍋品牌經營進入到比拼內力階段，“撞大運式”經營的企業難以找到生存空間，火鍋企業向自我挖潛要效益，進行更精准的垂直定位，並且跨界經營成為新途徑。 這對於工作、生活節奏較快的娛樂明星來說，含著明星光環出生的火鍋店，雖然自身IP價值能夠帶來流量優勢，但投資失敗的案例比比皆是。 市場大 “火鍋店入局門檻低、投資額度小、食材產品標准化程度高、對廚師技藝以來程度低，對於缺少餐飲企業管理經驗和廚技把控經驗的明星而言，相對較容易上手。”在廣州擁有18家門店的火鍋連鎖品牌總經理林峰看來，明星選擇火鍋門店作為投資切入口，這與火鍋本身特點不無關系。 在林峰眼中，明星們投資火鍋店，其知名度對火鍋門店的客源能帶來集聚效應，對他沒有粉絲基礎的火鍋創業者來說，有著天壤之別。 “不管是提升火鍋店知名度，還是給店導流，明星投資餐飲有天然優勢。”林峰認為，明星們本身在泛娛樂領域具有強大人氣，自身流量價值不言而喻。當明星將投資賽道選在火鍋行業上時，流量就可以導入到火鍋門店，成為門店的穩定客源，甚至成為網紅餐飲店。 在林峰看來，火鍋店依賴C端用戶體驗，而明星對C端用戶的吸引，遠勝於普通創業者，具有先發優勢。“明星開火鍋店，未開已熱，這也能省下大筆廣告費。” 林峰覺得，除了火鍋店入局門檻低和明星的粉絲流量效應外，也與火鍋產業自身發展不無關系。 中信証券研究部調查報告顯示，火鍋產業鏈上游包括原料生產、加工與配送以及大型火鍋企業自建的生產基地，調味料與料制品屬於中游，火鍋店與時下的方便火鍋屬於產業鏈下游。 這條豐富產業鏈放在餐飲行業之中，市場潛力巨大。智研咨詢網發布的《2018-2024年中國火鍋產業競爭態勢及發展前景預測報告》顯示，火鍋餐飲行業市場總收入由2014年的3167億元，增長至2017年4362億元﹔而在2017年餐飲行業的整體收入中，火鍋行業佔22%。 “做得好的火鍋店1到3個月能實現盈虧平衡，6到13個月收回成本，一般第6個月即可籌劃新店。”林峰說。 “撞大運”式經營 “對於自帶流量價值的明星而言，將火鍋與泛娛樂跨界融合，具有很大優勢。”在林峰看來，不僅黃曉明、黃磊、陳赫等知名度較高娛樂明星，一些區域性的、垂直行業的KOL也喜歡跨界創辦或者參股火鍋店。 明星投資火鍋更像是小打小鬧，並沒對老牌火鍋店造成巨大沖擊。海底撈、巴奴、德庄、小天鵝為例，都是經營超過10年的老品牌，具有品牌力能夠突圍的新品牌鳳毛麟角。 近日，2018中國餐飲品牌力百強榜重磅發布，火鍋上榜19家，成為僅次於中式正餐的第二大品類，其中川渝火鍋達到11家，以海底撈和巴奴毛肚火鍋為首。 火鍋主要以羊肉、肥牛、魚、海鮮、筋頭巴腦、菌湯、毛肚為主打食材形成特色火鍋口味品類。 中國烹飪協會的《中國餐飲產業報告》就曾對中國火鍋50強企業抽樣分析，在火鍋品類中，川味火鍋佔據了40%的比例，喜愛麻、辣口味的年輕人群體佔80%比例。 中國烹飪協會火鍋委員會主席湯慶順在談到國內火鍋行業發展時說，高端火鍋依舊疲軟，中低端火鍋的表現活躍，形成了快餐化、低消費、經常性的消費特點。 湯慶順認為，當前，國內火鍋品牌經營進入到比拼內力階段，“撞大運式”經營的企業難以找到生存空間，火鍋企業向自我挖潛要效益，進行更精准的垂直定位，並且跨界經營成為新途徑。 價格高 這些年，倒閉明星火鍋店不止“黃梁一孟”一家。2014年，韓寒的“很高興遇見你”餐廳在南京開業。當天現場排隊人數逾千，場面可以說是非常火爆。但在石婆婆庵的這家店已經停止營業。 當然，明星火鍋店做的好也不在少數。包貝爾的“辣莊”火鍋全國門店已超280家。此外，薛之謙在上海開的火鍋店“上上謙”也熱度不小。 明星火鍋店價格昂貴一直被食客詬病。在黃粱一孟”在開業之初，因為“鍋底80元起”“毛肚198元一份”“牛肉398元一份”高昂價格，一度在網絡上引起熱議。 於是從2018年年初開始，“黃粱一孟”接連推出各種優惠套餐，例如168元3人套餐、298元6人套餐，整月5.9折的活動，還針對學生群體，打出學生証的優惠折扣活動。 然而雖然價格接地氣了，“黃粱一孟”還是以閉店收場。官方說法是，因租賃合同兩年到期，於2018年12月3日起閉店。 中國飯店業協會和申萬宏源研究的數據中，2012年火鍋桌均消費價為111元，這一數據到了2016年為132元。美團•大眾點評研究院發布了《中國火鍋大數據報告》也顯示，40.6%火鍋商戶的人均價格位於50-75元間，全國火鍋人均消費價格是65元。 除性價比外，火鍋店還需差異化定位和個性化服務因素。林峰分析稱，在目前火鍋行業的兩家上市公司裡，海底撈服務、呷哺呷哺性價比，是業內公認的標范。“口味、環境、地點、服務、價格是餐飲企業最基本的五個因素，明星火鍋店也比例外。” 同質化 “通常情況下，火鍋業淨利潤可高達20%-30，屬於餐飲業中收益率較高、發展較快的垂直領域。”投資人陳偉說。 在林峰看來，2018年，海底撈上市招股書顯示， 2015年，海底撈收益為57.57億元，2016年增長至78.08億元，到2017年達到了106.37億元，同比增長了36%，說明了火鍋行業巨大的“錢景”。但明星火鍋店與海底撈等知名火鍋品牌以及大眾化、平民化、區域化的普通火鍋店相比，並沒有服務管理和性價比優勢。 陳偉認為，火鍋行業雖然門檻低，但在門店眾多的市場和口味日趨多樣、日益個性化經營的餐飲行業中，面對的同業競爭並不小，原材料的把控和物流倉儲能力是火鍋門店長年保持較高營業額復合增長的基礎，而娛樂明星常年在自己本行業內工作壓力過大，用於火鍋門店管理運營的時間、精力不多。 “大多數明星聘請職業經理人負責日常事務，但這與粉絲流量管理，完全是兩碼事。” 林峰說，火鍋店選址考慮獲客便利性與成本高低，食材加強供應鏈管控，整合火鍋全產業鏈業務，提供高附加值服務，創新營銷方式。 “娛樂明星開辦火鍋店，也是如此。”陳偉說，粉絲流量價值讓明星火鍋店具有“先天優勢”，但要保持這個優勢，這與其它火鍋店面臨市場狀況和商業本質一樣。 在中國飯店業協會和申萬宏源研究的數據中，2013年到2016年，我國火鍋門店的數量不斷增加，其中2013年23萬家，2014年26萬家，2015年32萬家，2016年36萬家﹔但在2016年之后，火鍋門店的數量卻出現了下滑趨勢，到2017年剩下29萬家，在全國餐飲業581萬家門店中隻佔5%。 湯慶順曾說，火鍋行業要善於打破常規，創新商業管理模式，才是立足於餐飲行業之根本。 賽道“擠” 這些年，隨著外賣市場的逐步興起，低端消費人群對快餐品類提出更高要求,便攜式火鍋成為市場亮點，依賴互聯網營銷模式的火鍋企業依然找不到成功模式。 林峰說，當下移動互聯網時代，餐飲業態越來越多元化，消費者的口味逐漸個性化和多樣化，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手段也讓餐飲企業在門店體驗、日常管理和品牌打造上進行升級，娛樂明星的火鍋店與大眾餐飲企業一樣面臨著零售化、網絡化、電商化的商業進程。 “借助互聯網打造出差異化的服務體驗和營銷方式，其實並不容易，這也讓火鍋看起來門檻低，實際門檻高。”陳偉表示，在產品標准化、經營連鎖化、服務智能化之外，當下越來越多的餐飲企業採取多品牌、多元化、集團化的模式策略，以規避單一門店的運營風險，擴大消費階層和行業佔有率，火鍋業也不例外。 事實上，花樣繁多的單品類火鍋也正蠶食老式火鍋。林峰說，與老式火鍋全品類不同，串串香火鍋、椰子雞火鍋、酸菜魚火鍋、潮汕牛肉火鍋等單品類火鍋在近幾年火爆，也加速了火鍋行業的競爭。這些個性化特色更強的單品類火鍋，甚至在一定時間段內反而具有更強的消費黏性。 目前，高端店鋪逐步讓位於特色火鍋,定位清晰、決策合理的火鍋企業,正在搶奪市場份額,擴大自己的門店數量,不斷增強自己的品牌影響力。 陳偉認為，火鍋業在餐飲業屬於收益率較高的垂直領域，但這一賽道“很擁擠”，而且受地域影響較大，市場格局較為分散，淘汰率也高。
PPmoney否認門店解散 異業合作走向何方？ 2018，注定是ofo悲情的一年。 押金難退、破產重組、資金鏈斷裂等消息猶如夢魘一般，揮之不去。 同時，捱過暴雷潮的P2P理財借貸平台PPmoney也危機不斷。面對政策監管收緊、部門解散傳聞不斷、流量增速趨緩等問題，生存維艱。 他們為各自目的不得不走到一起，但ofo和PPmoney“閃婚”不足五天，雙方聯合發布聲明，由於某些合作細節問題，該活動暫時下線。 這次“婚后”的PPmoney遇到首次危機。11月30日，微信公眾號“紅途風控”稱，珠三角PPmoney的幾個門店宣布11月30日解散，且拖欠員工工資及提成。但PPmoney以“不屬實”予以否認。 但在金融監管趨嚴、P2P暴雷潮的大環境下，P2P網貸行業遇到“寒冬”，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截止到2018年11月底，P2P網貸行業正常運營平台數量下降至1181家。相比10月底減少了25家，而且連續第4個月沒有新平台上線。 P2P網貸走到行業的十字路口。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互聯網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歐陽日輝認為，網貸平台的流動性危機、信用危機和道德危機交織在一起，引發了行業的恐慌，投資者信心受到較大影響﹔頭部平台、規模較大平台和投資者認為有“背景”的平台也出現問題，甚至倒閉和跑路，整個行業發展前景不免讓人擔憂。 如今，挺過暴雷潮的PPmoney，危機依舊沒有解除。 一 這次危機來自微信公號“紅途風控”。11月30日，該微信公號發表《PPmoney人去樓空，八大部門均已解散！》文章稱，PPmoney某重要部門已於11月30日解散。 所謂被解散的“八大部門”是指，房貸事業部、保理事業部(通惠保理有限公司)、資金事業部(一千萬以上的借貸業務)、小貸再融資事業部、擔保事業部(廣東納斯達擔保有限公司)、供應鏈金融事業部、車貸事業部、一步購車事業部(萬惠融資租賃有限公司）。目前，僅剩及貸事業部(網絡小額借貸業務)還在維持。 文章還稱，目前ppmoney尚拖欠員工多月獎金，應發未發提成，共計200余萬元。此次裁員不發提成，不按勞動法支付經濟補償金，致使大部分員工去集體仲裁，目前仲裁已立案，等待開庭。 對此，PPmoney對人民創投（ID:renminct)表示，11月30日，有自媒體傳播關於我司的謠言，對我司正常運營進行惡意中傷。當天，在PPmoney萬惠集團董事長陳寶國、PPmoney網貸CEO胡新的帶領下，廣州市金融工作局地方處處長歐峻青就平台運營進行了調研。 PPmoney萬惠集團董事長陳寶國表示，在行業敏感時期，個別自媒體以驚悚標題及不實內容博人眼球，造成不良影響。目前已有多位出借人前來詢問，平台正在耐心與投資人做溝通解釋工作﹔與此同時，公司也第一時間向公安機關報案，並已收到報案回執。 陳寶國所說的行業敏感期，是指2018年P2P網貸平台收縮業務、暴雷跑路和金融監管趨嚴等問題。 據網貸之家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11月底，累計停業及問題平台達到5245家，P2P網貸行業累計平台數量達到6426家（含停業及問題平台）。 “這與以往e租寶等倒閉潮的不同。”歐陽日輝說，2018年P2P網貸行業停業、清盤和其他問題平台數量再次出現風潮，是因為監管合規要求、經營不善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主動宣布逾期、重組、清盤和退出的平台大幅增加。 二 2018，是P2P網貸平台尤為艱難一年。 今年6月到7月下旬的短短50天內，大約有212家網貸平台出現跑路失聯、平台停業、主動退出、提現困難等情況，平均每天發生問題的平台多達4.24家。 這其中不乏唐小僧、聯璧金融、錢寶網、雅堂金融等知名平台，如果以每個平台5000個投資人估計，受害人多達百萬之眾。 P2P網貸平台的暴雷與政策監管環境不無關系。從2015年7月央行等十部委聯合印發的《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開始，監管政策在一步步逐漸趨嚴。 尤其是2017年，銀監會先后出台《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指引》和《網絡信息借貸中介機構業務活動信息披露指引》，央行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清理整頓工作的通知》，網貸整治辦下發《關於做好P2P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整改驗收工作的通知》。 監管的大閘緊緊拉下，P2P網貸平台的暴雷潮。在2018年經濟寒冬的環境下，“活下去”成為他們這一年的首要任務。 歐陽日輝表示，P2P網貸平台密集退出行業，在短期內對整個網貸行業會產生聲譽風險，對投資者的信心會造成影響。但機構退出是教育市場、教育投資者最直接的方式，從長期來講，打破剛兌、市場出清是整個行業必須經歷的陣痛。不經歷損失的教訓，市場永遠無法健康成長。 歐陽日輝認為，如果一個市場沒有退出機制，大量僵尸企業、機構佔用資源，這是一個沒有效率的市場。P2P網貸行業的專項整治目標是建立監管的長效機制，退出機制是長效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隨著互金風險專項整治工作的深入，合規性要求落地，網貸行業的機構退出和市場出清仍將繼續，這將是一種常態。 PPmoney是捱過暴雷潮的網貸平台之一。PPmoney對人民創投（ID：renminct）表示，截至2018年9月30日，PPmoney網貸累計服務用戶已超過3600萬，借款人數量為512.3萬人，人均累計借款金額約為15000元。 但是，龐大、華麗的數據背后，PPmoney被指裁撤了房貸事業部等八大部門，這也成為經濟寒冬一個縮影。 成立於2012年的PPmoney網貸平台，由萬惠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運營。而后者正是PPmoney萬惠集團旗下全資子公司。 人民創投（ID:renminct）在企查查的數據中獲悉，PPmoney萬惠集團的董事長也正是PPmoney的運營方萬惠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掌舵人陳寶國。同時，陳寶國還兼任亞太區互聯網金融產品研發專家，現廣東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廣東省高科技商會副會長、廣東省現代服務業副會長、廣東省信用擔保協會理事等職務。 企查查的數據顯示，陳寶國同時在16家與萬惠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直接相關或間接類似行業的企業擔任法人，並在19個公司擔任執行董事、總經理或監事等高管職位，個人或通過企業進行控股的關聯公司達18家。 三 當初，也正是在陳寶國的帶領下，PPmoney趕上了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浪潮。 2015年8月，萬惠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廣州萬惠金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借殼天銳科技成功挂牌新三板。 彼時，在中國人民銀行聯合數部委發布的《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指導意見》中，符合條件的優質從業機構被鼓勵在主板、創業板等境內資本市場上市融資，鼓勵拓寬互聯網金融機構的融資渠道。 互聯網金融網貸平台迎來了飛速狂奔的時期。PPmoney成為當時政策紅利中的一員。 在當時的數據中，PPmoney在2013年12月平台總成交額達10億，而到了2015年12月，PPmoney的單月營收為2050萬元，2015年全年營收近2.45億元，新增用戶為272.40萬，撮合融資金額為287.24億元。 此間，PPmoney萬惠集團獲得安賜資本領投的2億元A輪融資，網貸平台業務不斷調整，從做企業貸款和擔保相關業務，逐漸轉換為消費金融、汽車金融、三農金融的多業務模式。 2016年，PPmoney獲得了安賜資本、跨境通實際控制人楊建新和粵泰股份大股東廣州粵泰控股集團的B輪3.75億元融資。 也是這一年，PP money實現盈利——全年營收3.41億元，淨利潤3613萬元。這一數據到了2017年9月則為單月營收3.27億元、淨利潤1.09億元、毛利率達80%。 然而到了2017年后，在類金融企業在新三板不能融資的新政策之下，不少互聯網金融企業摘牌新三板，廣州萬惠金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其中一員。 不過，這些並沒有影響PPmoney獲得的資本青睞。 2018年7月，PPmoney萬惠集團獲得C輪6億元融資，投資方包括國能金匯、匯垠德擎、明泰資本、國泰道合等國內知名機構。 今年11月，PPmoney召開了第三季度業務經營工作報告會，披露了未經審計的財務數據：2018年1-9月，平台收入保持上升趨勢， 截至第三季度末平台整體累計營收近8億元，累計經營利潤保持增長勢頭，2018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長109%，環比增長116%。 今年7月，在PPmoney萬惠集團獲得C輪元融資發布會上，陳寶國表示，PPmoney將進一步增強在產品、風控、技術、人才、品牌、運營等諸多領域的投入，為超過3000萬已注冊的投資與借款用戶提供更高效的普惠金融服務。 四 如今，陳寶國的豪言壯語余音未散，但P2P網貸平台早已暴雷不斷，生存維艱。 也是這個時候，共享單車領域的ofo負面新聞不斷，退出國際市場、破產重組和資金鏈斷裂等話題，屢被提及。 就這樣，ofo和PPmoney一拍即合，雙方達成合作，抱團取暖。 11月23日，ofo用戶在退押金時，此前充值的99元押金，在申請退款時被提醒須同意成為PPmoney的用戶。 在PPmoney和ofo原本的合作計劃裡，ofo 99元押金用戶一鍵升級成為PPmoney的新用戶后，即認可並同意將ofo 99元押金成功升級變為PPmoney的100元特定資產。升級成功后，特定資產默認出借PPmoney新手福利項目。同時，該項目歷史年化利率8%+8%的新手福利，鎖定期為30天，鎖定期滿后用戶可申請退出，並在退出成功后可獲取相應本息，但用戶想查詢余額，則需要下載PPmoney軟件並注冊登陸。 據界面新聞報道，當ofo用戶同意授權把押金轉換成PPmoney的理財金后，PPmoney會向ofo支付100元/人的導流費，還包括利率。 也就是說，在雙方原本的計劃裡，PPmoney隻需支付201.3元就可以成功獲得一個新用戶。 PPmoney 萬惠集團向人民創投（ID：renminct）披露，截至2018年9月30日，PPmoney網貸累計服務用戶已超過3600萬，借款人數量為512.3萬人，人均累計借款金額約為15000元﹔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末，該平台累計營收近8億元。 在看似不錯業績的背后，增長趨緩也是不爭的事實。2017年，PPmoney新增注冊用戶數量接近162萬人。而2018年1到10月，平台的新增用戶僅增加68萬多，人口紅利消失、新流量獲得難的現實，也同樣在PPmoney平台上發生。 這在PPmoney的“雙十一”營銷中，可窺見一二。 在今年雙十一的流量戰場裡，PPmoney公眾號的錦鯉營銷活動推文閱讀量為3000多，高於平台往日裡的推送。但流量轉化率，也就是公眾號閱讀流量如何轉化為PPmoney新用戶，尚難以預測。 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押金轉投網貸平台的合規性，操作流程的合法性以及公眾質疑面前，PPmoney和ofo就雙方的合作情況進行了聯合聲明，稱ofo與PPmoney 之間屬於正常的合作，用戶在被充分告知授權內容后，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需求自行選擇是否參與該活動。 PPmoney 對人民創投（ID：renminct）表示，PPmoney網貸與ofo之間的合作是一次正常的異業合作嘗試，屬於商業行為。“由於合同保密條款，不方便透露具體合作細節。” 事實上，不僅隻有PPmoney一家網貸平台與ofo進行合作探索。 據新京報報道，ofo大規模瞄准網貸平台尋求商業變現，與萬達普惠、小黑魚信貸、貸上錢、省唄、玖富萬卡、小白來花、360借條、點點等多家網貸平台達成合作，在其App的“看看”、“錢包”等欄目中內嵌相關網貸平台的推廣服務。 “從營銷角度講，是比較成功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濤說，ofo和PPmoney的合作設計對普通用戶“並不是什麼壞事兒”，ofo處於資金緊張期，而用戶需要提取押金，用戶在ofo平台上等待押金退還與在PPmoney平台上等待返還，時間上並不太大差異。這樣的合作對雙方的平台都有好處，ofo的資金壓力得到緩解，PPmoney在如今網貸行業暴雷潮的情況下，也能夠增加獲客和品牌宣傳。 尹振濤表示，此次合作暫時擱置，本質上因為雙方所處的兩個行業都處於關注的焦點上，兩個行業在近期爆發的行業事件也較多，帶來了輿論較多的關注。 尹振濤還認為，網貸行業現在處於“黎明前的黑暗”。隨著近兩年的互金專項整治的推進，市場監管環境的變化以及投資人更加理性、資產渠道的變化等因素，網貸行業優勝劣汰將成為常態。 他說，在市場大浪淘沙的過程中，有些平台可能會消失，投資人可能會失敗，但最終會留下合規合法的網貸平台機構，未來也會迎來更好的發展環境。
新經濟的蛀虫——互聯網大廠反腐那些事 11月20日，曾在58同城任職數年的王琦，在看到宋波涉嫌受賄被拘的新聞后，心中沒有太大波瀾。“58同城的關聯產業太多，腐敗現象太常見了。” 11月19日夜間，58集團合規監察部以郵件形式對內部員工通報，經合規監察部調查，58同城原渠道事業部高級副總裁宋波、原渠道事業部總監郭冬等人，涉嫌利用職務便利非法收受代理商財物，數額巨大，影響惡劣。公司已將此案移至公安機關處理。該通報還稱，近日，宋波、郭冬等人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已被海澱警方刑事拘留。 不僅58同城，在互聯網一路狂奔的年代，像BATJ互聯網巨頭內部均有腐敗事例。它們雖在內部成立反腐部門，但屢禁不止。 在互聯網科技公司，流傳著一個“2萬人詛咒”，就是大公司的員工數超過兩萬人之后，人均業績、公司氛圍、執行效率都會朝負面發展。也就是說，公司人數一旦超過這個界限，公司需要對員工、產品設定新的管理制度，以免“千裡之堤，潰於蟻穴”。 在中國互聯網協會分享經濟工作委員會專家委員、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為，互聯網企業高管貪腐現象頻現，這是因為互聯網企業在快速開拓市場、飛速發展過程中，賦予管理人員一定的權力激勵創新，但企業在“守業”階段，內控合規管理不夠，根治互聯網企業高管貪腐問題並不容易。 對於狂飆式發展的互聯網企業而言，內部貪腐成為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一線業務員工 對於曾在宋波部門任職過的張貝來說，宋波涉嫌受賄的事件，同樣沒讓他太過驚訝。 張貝自嘲，他在58同城工作時，只是底層搬磚的，即使有腐敗，也輪不到他，“一線業務的管理層機會更多。” “賣產品給代理商，核算返點，不然你以為他為啥能受賄啊。”在張貝的記憶中，58同城的銷售團隊直接負責北京等一線重要城市的商品銷售，但對於三四線城市以及一些縣鄉地區來說，58同城的銷售團隊不夠支撐了，此時區域性的代理商就成為58同城的選擇。 近半年來，張貝調離了渠道事業部，離開了一線業務團隊。他至今記得，58同城給代理商一個內部報價，代理商承接了58 同城的業務之后，可以自主調定商品價格。調高后價格與58同城內部報價之差，就是代理商主要利潤來源。 不僅在58同城，不少需要與代理商或銷售渠道進行業務往來的互聯網公司的一線員工，也都因貪腐違規問題身陷囹圄。 果小美創始人、阿裡巴巴集團聚劃算原總經理閻利珉，也曾馬失前蹄。2011年，在巨大流量加持下的聚劃算全年交易額突破百億，作為總經理的閻利珉成為不少商家攀附的對象。 沒有抵抗住誘惑的閻利珉在這方面犯了錯。2012年3月，他被阿裡巴巴集團免去了聚劃算總經理的職位。 2013年8月，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書顯示，聚劃算總經理閻利珉曾接受過杭州點創科技兩次賄賂，共計價值53.8萬元人民幣。當年7月，他因“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杭州警方刑事拘留。 艾媒咨詢CEO張毅曾表示，阿裡內部的腐敗現象，主要由兩個原因導致：首先，部分員工擁有過大的掌握賣家生死的權力，當面臨巨大誘惑時，部分員工難以把持。 “部分員工能幫一些商家實現違規操作，比較常見的就是假貨問題，客戶投訴，以及通過不正當的手段進行推廣。”張毅說，賄賂行為在行賄雙方都掌握著足夠吸引對方犯錯的利益前提下，當交易條件令雙方都滿意時，交易達成。另一個原因，是阿裡內部“廉政合規部”有時不能嚴格地執行部門職能。即使設計圖再美好，如果沒有一個專業的工匠團隊和執行環境，也是建不出羅馬的。 另一電商平台京東也未能逃脫內部腐敗。 今年8月24日，京東內控合規部公布了公司近期查處的典型腐敗事件，共有15起案例，18人被辭退，4人被刑事拘留。 其中，京東物流西南區域分公司快運部城配運輸管理部機構負責人任兵，利用職務便利收受承運商好處費及禮品饋贈﹔京東物流華中區域分公司大件物流部安裝運營部機構負責人黃川，利用職務便利收受服務商的好處費﹔京東金融保險業務部綜合管理部消費者業務部渠道運營人員燕峰，利用職務便利，收受好處費，並違規向供應商提供運營支持等，因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后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業務關聯 在王琦的記憶中，類似宋波的腐敗現象在58同城內部並不罕見。 “最low是直接貪錢，稍微高級一點，是員工在外開設關聯公司，把58同城平台的業務資源，導入到自己在外面開設的關聯公司。”王琦說，由於58同城的關聯產業太多，每一個關聯產業線條上的高管或主要員工，都有可能通過關聯公司來導入58同城的資源。 據人民創投（ID：renminct）了解，通過開設或者參股關聯公司，把自己本職工作的企業資源導入，或將本職公司資源導入外界公司繼而收取回扣，在一些“互聯網大廠”中並不稀有。 在阿裡巴巴集團2014年的內部通報中，阿裡集團人力資源部原副總裁王某就利用負責組織文化工作可以選擇供應商的職務便利，將集體婚禮、公司年會、視頻拍攝等項目交由李某挂靠的藝飛鴻公司承接，后王某非法收受或者索取李某好處費共計260萬余元，用於個人消費。王某后被法院判處八年零六個月有期徒刑。 京東也稱實名對外公開過類似的內部腐敗事件。 京東商城服飾家居事業部奢侈品部總監欒霽利用職務便利,安排其家屬實際控制的公司與其管理的部門合作違規獲利,同時還涉嫌收受其他供應商的商業賄賂。欒霽也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互聯網“新貴”今日頭條也不例外。在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的內部郵件通報中，火山小視頻原運營負責人黃子峰在2017年4月至12月期間，利用職務便利，多次收取合作方大額行賄款以及購物卡、iPad等禮品，並利用職務之便將平台政策漏洞和一些活動規則透露給有利益相關的合作方，使其利用政策漏洞降低自身的運營成本，或在活動中擴大額外收益。黃子峰也被海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在中國互聯網協會分享經濟工作委員會專家委員、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來，近年來，互聯網公司發展迅速，這些企業在開拓市場的過程中，需要賦予高管、重要崗位員工等一定的業務權力，激勵他們不斷創新，做出業績。另外，大多數互聯網公司在“守業”與“創業”階段的管理模式本該不同，但在內控管理上投入的精力，仍顯不足。也正因此，不少互聯網公司滋生了高管及重要員工貪腐現象。 一位從事互聯網刑事司法研究的學者對人民創投（ID：renminct）分析稱，在流量紅利時期，不少互聯網企業得以迅速發展，公司相關的業務條線也成為流量的聚合平台。 上述學者還表示，對傳統商家來說，如果要拓展互聯網市場，這就需要與這些互聯網流量平台企業積極尋求業務合作，就像58同城一樣，它已經成為網絡時代的聚合平台，代理商、小商家等要想從這一平台上獲得業務往來，這就需要向58同城的相關業務員工示好。 “互聯網聚合平台往哪個商家傾斜,哪個商家就容易得到好處,如此極易形成尋租空間。”上述人士還說，開設關聯企業導入本職工作資源或與商家進行利益輸送，本質上是因為流量的話語權問題。 話語權 2017年，王琦當時在58同城的高管有意抽調他到渠道事業部任職。 但考慮到個人興趣和發展前景，王琦婉言謝絕。 王琦說，在58同城的公司體系裡，銷售渠道和平台整合是公司核心競爭力，而平台整合又依賴銷售渠道所提供的數據量。所以，銷售渠道出身的人在58同城佔有的話語權特別大。因此宋波在58同城體系中，地位尤為特殊。 “銷售相關的崗位在哪個to C的互聯網公司內話語權都很大。”張貝說，在58同城內晉升速度比較快的宋波，話語權很重。 公開資料顯示，宋波2001年進入周鴻袆創建的3721公司任職﹔此后曾在雅虎中國、阿裡巴巴，先后負責華南、華東大區銷售工作，擔任渠道體系的搭建、渠道銷售及其管理職務﹔2012年，宋波加入58同城，任職渠道事業部副總裁。 三年后，宋波晉升為58同城渠道事業部高級副總裁，負責58同城全國渠道事業部，主要管理國內及海外的渠道代理商。這期間，憑借渠道管理經驗及對客戶的了解，宋波用了不到2年的時間完成全國銷售渠道的開拓和建設工作。 但這位履歷光鮮的管理人員，最終倒在了金錢和權利的誘惑下。 深陷金錢泥淖之中的高管，不僅58同城的宋波。 百度原副總裁、“百度推廣之父”的王湛，曾因違法職業道德、損害公司利益，在2016年4月被百度內部通報，予處以開除。 阿裡影業副總裁、淘票票總經理孔奇，在2016年11月4日因貪污受賄被警方帶走,涉案金額為190萬元左右。據悉，孔奇在2016年7月就因貪污受賄被通報。 2017年12月25日，華為發布內部通報稱，公司消費者BG大中華區執行副總裁騰鴻飛因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已被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 “守業”跟不上 “58同城出來一堆創業的員工，公司都與58同城有關。”王琦記得，自己在入職58同城后，58集團的CEO姚勁波就一直在嚴厲打擊內部腐敗，但作為業務導向型公司，58同城售賣的其實是“虛擬產品”，這導致貪腐空間特別大。 “不僅渠道事業部，其它部門也一樣。”王琦記得，2016年到2017年期間，58同城基本上每季度內部通報一兩次貪腐或違規行為。 58集團合規監察部是專門負責集團部門高管、員工工作行為合規管理和查處貪腐違規的專職部門。 不但僅有58同城，內部反腐部門也成為不少知名互聯網公司架構的標配。 百度開展“陽光職場”行動、設立百度職業道德委員會，以加強企業內審、調查員工不法行為、進行職業道德教育﹔阿裡巴巴通過集團的廉正部來接受任何人的實名舉報﹔騰訊靠反舞弊團隊來查出貪腐或違規行為﹔京東則上線了反腐網站“廉潔京東”、設立反腐獎勵專項基金來進行內部貪腐查處與打擊。 除BATJ外，其它互聯網巨頭在內部貪腐的查處上也是下足功夫。 360成立道德委員會負責對公司內部貪腐行為的查處﹔美團點評內部也設有監察部，以重視員工廉政反腐教育工作。 即使如今風雨飄搖的樂視控股，也有監察部來對員工貪腐違規行為進行打擊。 此外，騰訊、京東、美團點評、百度、寶潔、小米等30家互聯網企業還共同發起了“陽光誠信聯盟”，以合力加強企業內部腐敗治理，承諾拒絕錄用違背職業道德的失信人員。公開信息顯示，陽光誠信聯盟已經上線共享信息系統，實現失信名單的共享。 如果聯盟某家成員企業的員工有違背職業道德行為，錄入失信名單后再去其它企業中的任何一家求職，都會被拒絕。截至2018年3月，整個聯盟成員單位已達124家，員工總數百余萬人。 擰死貪腐違規水龍頭 張貝覺得，“這次宋波被查出，因為他從58同城離職了，不然內部處理就算了。” 在他任職58同城的日子裡，不僅僅內部通報這麼簡單，他就曾見過違規倒賣58同城公司數據的員工被抓。 “互聯網公司內部的合規監察部門還是沒有擰死貪腐違規的水龍頭。”張貝感嘆。 在朱巍看來，對於高速發展的互聯網企業而言，創業階段的模式與守業時期的管理並不一樣，不少互聯網企業內部的監察體制實際上還有很大的完善空間。 “要想根治貪腐違規問題事實上很難。”朱巍告訴人民創投（ID：renminct），主要難度在於高管或主要業務條線上的員工權力過大，“守業”管理跟不上。 朱巍建議，互聯網企業貪腐違規行為出現的崗位領域有所類似，甚至有些崗位屢次出現違規行為。所以，當這些“高危”崗位出現貪腐違規行為時，需要將其作為“反面教材”警示員工，加強法制宣傳，並及時向社會公開，懲前毖后。 互聯網經過數十載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創業奇跡，一批批改變世界的商業模式滲透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伴隨著不少互聯網大廠的狂飆式發展，以互聯網企業為代表的新經濟形態，也成為腐敗的高發區。貪腐早已不是黨政機關領導干部的“專利“，也成為懸在互聯網大廠頭上的達摩克裡斯之劍。 （應採訪者要求，王琦、張貝為化名） 掃碼關注「人民創投」公眾號，每天品讀創投深度好文
“皮草”陶華碧，“倔強”老干媽 11月13日，向來低調的陶華碧身著標志性皮草服飾——花棉襖和皮草帽，驚現貴州電視台抖音號“動靜貴州”鏡頭前。她正襟危坐，不改往昔直爽性格，一再重申“不貸款，不參股，不融資，不上市。” 這場上市風波源於今年7月，深交所聯合貴州証監局和金融辦，赴老干媽等三家企業調研，並在貴州雙龍航空港經濟區管委會參加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座談會。8月，深交所委派相關工作人員赴貴州為老干媽等公司做上市培訓。 甚至，深交所總經理王紅都說，貴州省如今已經誕生部分明星企業，這些企業有的還沒有進入資本市場，深交所到訪，就是要為這些公司提供上市、發債等服務。 有人認為這是老干媽即將上市的征兆，隻差陶華碧點頭同意。但老干媽回應很簡單，“深交所就是來看看，老干媽不會上市，未來也沒有上市的計劃。” 銀河証券前首席經濟學家、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左小蕾曾經在浙江調研過，不少企業老板都對她說，真正優秀的公司都不上市，這種不借助上市，不借助融資，就能做大做強，才是真正的實力公司。 中泰証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告訴人民創投(公眾號ID:renminct)，像老干媽這樣的企業，不上市主要是現金流好，不缺錢，另外不想被充分披露公司信息，然后是不想被別人控股。 如今，老干媽上市的話題甚囂塵上。但陶華碧依舊態度決絕：“談都不要談！免談！你問我要錢，我沒得，要命一條”。 “不差錢” 老干媽、娃哈哈、華為、順豐四家堅持不上市的國內知名企業，被外界戲稱為“不上市聯盟”。有人甚至編了一段順口溜：“永不上市老四家，順豐華為老干媽，還有一個娃哈哈!” 擁有“快遞之王”稱號的順豐成為第一個也是迄今唯一一個食言的。2017年2月24日，順豐控股在深交所舉行重組更名暨上市儀式，正式登陸A股。當時順豐問鼎了深市市值之王，一度超過3000億元，也讓順豐董事長王衛身家一度超過馬化騰。 早在2011年，王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上市的好處無非是圈錢，獲得發展企業所需的資金。順豐也缺錢，但是順豐不能為了錢而上市。上市后，企業就變成一個賺錢的機器，每天股價的變動都牽動著企業的神經，對企業管理層的管理是不利的。”但王衛最終食言了。 順豐上市后，娃哈哈也流露出上市意願。公開數據顯示，娃哈哈自2013年營收達到782.8億元的高峰后，娃哈哈開始連年滑坡，2014–2017年的營收分別為720億元、494億元、529億元、456億元，5年縮水超300億元。 這家創建於1987年的國企，后經過改制、合資，娃哈哈成為一家全員持股的公司，但這種股權結構在激勵員工的同時，也對上市形成了制度性的障礙。今年，娃哈哈不僅在清理員工持股，並透露公司將在合適的時機上市。 今年3月24日，宗慶后表示，“娃哈哈集團現在不缺錢，我們現在也在投資高新技術產業，大幅投資高新產業的時候，也有可能會考慮上市”。 號稱永不上市的華為因“財大氣粗”，初衷未改。 華為公布的2018年上半年經營數據顯示，上半年實現銷售收入3257億元，同比增長15%，營業利潤率14%。而華為2017年的經營數據顯示，公司的經營性現金流從2016年的492.18億元增長至2017年的963.36億元。它不差錢。 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曾說，華為並不缺錢，並不需要通過上市進行融資，實際上，上市的主要目的就是融資，但是華為比諸多上市公司的融資渠道更為廣泛。 曾有接近華為人士評價稱，如今的華為不僅是通信廠商，一家紅酒公司，一家電商倒貨公司，一家供應鏈金融公司，一家全球資本公司，他們有足夠多的金融工具來保証融資和投資的持續進行。 “怪胎”老干媽同樣不差錢。據《貴州日報》2017年2月報道，老干媽2016年的銷售額已突破45億元，20年間產值增長超過600倍。今年9月央視在報道中稱，老干媽工廠一年能生產7.7億瓶辣醬。而貴州省去年發布的2017年貴州省品牌價值30強（制造業）名單中，陶華碧的貴陽南明老干媽風味食品有限責任公司以121.48億元的品牌價值位居第二，僅次於貴州茅台集團。 老干媽採取“不欠賬、不賒賬”的現銷模式，使得公司應收賬款周轉期為0天，現金流充裕。所以，在老干媽的三大堅持中，除了“不上市”，還有“不貸款”和“不融資”。 “貪婪的股市” 陶華碧 老干媽工廠同陶華碧一樣低調、神秘。 該廠坐落於貴陽市南明區龍洞堡，距離貴陽龍洞堡國際機場約6公裡，廠房牆體刷的是普通白色水泥，斑駁陳舊。正門更不起眼，兩側銅色的柱子上，綁著紅線。這讓人聯想起90年代的鄉鎮企業。 正是這個不起眼的企業，一度讓投資機構和交易所紛至沓來。 今年7月，深交所聯合貴州証監局和金融辦，赴老干媽等三家企業調研，並在貴州雙龍航空港經濟區管委會參加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座談會。 8月，深交所委派相關工作人員赴貴州為老干媽等公司做上市培訓。所謂的上市培訓，是指有關部門專門為那些在行業、技術等方面相對領先，雖不具備在國內主板、創業板上市條件，但有發展潛力的公司提供上市知識的普及，幫助他們在1到3年實現上市目標。 深交所總經理王紅也認為，貴州省如今已經誕生部分明星企業，這些企業有的還沒有進入資本市場，深交所到訪，就是要為這些公司提供上市、發債等服務。 這讓人覺得老干媽即將上市。事后，老干媽董事長秘書劉濤對媒體回應稱：“深交所就是來看看，老干媽不會上市，未來也沒有上市的計劃。” 陶華碧拒絕所有上市的建議。老干媽內部人士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表示，老干媽基本不接待投資機構，如今也僅和兩家投資機構聯系，這兩家機構並不是直接同老干媽洽談，而是先赴當地，由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引薦，但是老干媽均回絕其洽談要求。 貴陽市政府官員曾表示，“和她談融資的事情比引進外資還要難，她心裡拿不准的事誰也說不動。” “我堅決不上市，一上市，就可能傾家蕩產。上市那是欺騙人家的錢，有錢你就拿，把錢圈了，喊他來入股，到時候把錢吸走了，我來還債，我才不干呢。所以有人跟我談上市，我跟他說：談都不要談！免談！你問我要錢，我沒得，要命一條”。陶華碧說。 任正非和陶華碧想法一致。“股市是貪婪的，他們希望榨干公司的每一滴利潤，國內A股市場，散戶居多，決定市場具有羊群效應，稍微有風吹草動，就會牽一發而動全身，給股價帶來極大影響。”任正非曾說。 任正非曾告誡其他企業，“不要總想著做第一，第二、第三，不要 搶登山頭，不要有賭博心理，喜馬拉雅山頂寒冷的很，不容易活下來，華為的最低和最高戰略都是如何活下來，你活的比別人長久，你就是成功者。” 左小蕾對華為贊不絕口，“我非常佩服華為，十幾年前，華為規模不大，那時很多投行忽悠任正非到國外上市，但任正非就是堅持自己的觀點。” “如果一家公司，不借助上市，不借助融資，就能做大做強，這是真正的實力，我在浙江調研的時候，很多企業都在說，真正優秀的公司都是不上市的。”左小蕾告訴人民創投(公眾號ID:renminct)。 但在英大証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看來，像老干媽這樣的企業，尤其看重公司在家族當中的傳承，如果企業上市了，經營權有旁落的風險，因此選擇應當謹慎，此外，上市還要求企業公開財務數據，有些比較看重自身隱私的企業，為了避免信息披露，自然選擇不上市。 股權結構 同老干媽一樣，華為同樣不“待見”投資機構。 幾年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 羅奇率領投資機構訪問華為總部，任正非並沒有會見，只是委派負責研發的常務副總裁費敏接待。 事后，羅奇失望地說，“任正非拒絕了三萬億美元的團隊。” 但是任正非並不在意：“我為什麼要見羅奇，如果他是客戶，最小的我都見，但是他帶著投資機構和我有什麼關系，我只是賣設備的。”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曾經多次公開表示，華為董事會20年來，從未研究過上市，未來10年，也不會考慮上市，因為上市不適合華為的發展。 在公開場合上，任正非曾用“守衛上甘嶺”來形容華為的艱辛。有次，任正非說，華為上市后，股東的加入會影響華為的管理方向，這些股東更看重盈利，在他們的影響下，會逼迫華為走向“橫向發展”的道路，最終華為將失去理想。 “如果股東坐在那裡，盯著股市大盤，就能實現幾十億，上百億的收益，那麼華為將再也無法攻‘無人區’。”任正非說。 但徐直軍曾經談到未來華為的發展方向時說，華為未來不考慮整體上市，不考慮分拆上市，不考慮通過合並、兼並、收購的方式進入資本市場，也不會同外部資本合資。未來，華為將致力於行政改革，將公司從中央集權公司，通過權力和責任前移，讓聽見炮火的人做決策，最終成為現代化管理企業。 目前，華為總共有數萬名員工持有公司股份，遠遠超過上市前持股不超過200人的規定。如果要上市，華為必定要清理龐大的員工持股，直接動搖華為的利益格局。 徐直軍也曾說，華為是員工持股公司，股權由6萬多名員工共同持有，這種股權結構不符合中國資本市場要求。 英大証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在接受人民創投(公眾號ID:renminct)採訪時表示，華為的股權掌握在員工手中，即使是任正非，也僅有1.4%的股份，因此華為具備極強的發展動力，這比將公司控制權集中在老板手中的企業威力大很多倍，但是帶來的結果就是無法上市。 在任正非看來，華為要做注重管理經營的企業，而不是資本經營的企業。 “如果豬太肥，連哼哼聲都沒了。”任正非說，科技企業發展依靠人才，如果過早上市，會有大量員工瞬間成為百萬，甚至是千萬富翁，這樣，他們的工作激情就會減退，最終緊密的團隊就會渙散。 徐直軍也曾表示，上市給員工直接帶來的，是讓他們一夜暴富，這會影響他們的奮斗精神，對於華為的員工，不奮斗是堅決不行的。 質量為王 自成立以來食品安全零事故的記錄，是老干媽多年來維持行業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也是陶華碧創業以來不變的初衷。1989年，一家名叫“實惠”的飯店開業，飯店簡陋，四處漏風，它是陶華碧用廢棄的磚頭、油毛氈、石棉瓦建起來的大棚。 那一年，陶華碧42歲。因“實惠”飯店靠近學校，量足、價低讓這個小店迎來眾多回頭客。有次，一名喜好打架斗毆的學生在飯店吃飯，耀武揚威，逼迫其他學生繳納“保護費”。 后來陶華碧得知，這名學生本質並不壞，只是家裡窮，不收錢的話，隻能餓肚子。她決定免費給這名學生提供午飯，一次飯后，學生突然對陶華碧喊了聲“干媽”。 慢慢地，“干媽”的稱呼傳播開來。在陶華碧50歲的時候，飯店附近的人都叫她“老干媽”。這就是享譽全球的品牌“老干媽”名字由來。 起初，“實惠”飯店主要售賣涼粉，辣醬是免費配料。因為辣醬好吃，客人慕名而來，購買辣醬的顧客越來越多。陶華碧決定，辣醬作為主要銷售產品，涼粉當做配套品。 辣醬風靡起來后，街道辦的工作人員開始游說陶華碧，勸她創辦辣醬工廠，員工和手續由街道辦來解決。但陶華碧拒絕了，一來她認為自己不識字，二來不懂經營。 后來，工商局的工作人員也找上門來，勸她辦廠，在大家強烈要求下，陶華碧借用村委會的幾間辦公室創辦了辣醬工廠，品牌叫老干媽。 老干媽堅持使用陶華碧的頭像。在陶華碧看來，既然做生意，產品質量要放在第一，將頭像印到產品上，就相當於給了顧客承諾，如果有質量問題，她來承擔責任。 此后，質量過硬成為老干媽的標簽，在登錄美國市場的時候，第一次檢測就順利過審，通過了美國質量檢測機構的認定。 華泰証券2016年發布過一份名為《老干媽的品牌塑造之路:注重產品質量，維護品牌形象》的研報，認為“老干媽”系列產品在全國同類產品中佔據半壁江山，每天售出200萬瓶辣椒醬。近二十年來，調味醬市場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潛力較大。該研報分析稱，老干媽今日的行業地位，得益於其產品具有競爭壁壘的口感、平價的價格，以及多年來積累的銷售網絡、穩定的銷售渠道等優勢。 “你說老干媽賣到多少個國家？我也不曉得賣到了多少個國家，我隻能告訴你，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老干媽。”陶華碧談起老干媽的出海計劃書顯得豪氣干雲。 “企業活法” 如今，陶華碧已經將老干媽的股權轉給了兩個兒子李貴山與李妙行。在2018年的胡潤百富榜上，李貴山和李妙行分別以40億元和39億元的身家，排在1007位和1080位。陶華碧的秘書劉濤曾對媒體表示，分工上，李貴山負責銷售，李妙行負責生產。 “不但是我，我要教育我的兒子、孫子，不要貸款、不要參股、不融資、不上市。這樣子好，我有多少錢就做多少。”11月13日，一身皮草服飾的陶華碧在鏡頭前表態。 英大証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認為，如果老干媽公司本身現金流充裕，則根本沒有上市的必要，加上老干媽經營方式保守，屬於風險規避型，但陶華碧可能隻知道上市的壞處，不知道上市的好處，因此做出不上市的決定能夠被理解。 “不管企業是否選擇上市，都是基於自身的考量。”李大霄說，公司上市后，股價每天被全球的投資人關注，這可以幫助企業更有效率的獲得資金並建立知名度，從而在並購、重組方面獲得話語權。 但左小蕾卻認為，很多企業上市后，第二年就虧損，雖然資本市場希望企業上市，通過融資能夠做大做強企業，但沒有幾家能夠真正做強做大，這說明資本市場規范度和理念等都存在問題。 左小蕾表示，老干媽的國際化非常成功，即使在美國監獄都是硬通貨，如今的A股市場，制度並不完善，上市后，有可能會制約老干媽這樣優秀企業的發展。 左小蕾還認為，資本市場會對公司經營帶來非常強的干預，它不會按照企業家的思維去投資、研發五年后的技術，資金喜歡短期收益，這需要公司用超預期的手段，將市場規模做起來，甚至要用某些融資的手段，一旦這樣，公司就完全失去原先的規劃和驅動力。 但李大霄卻認為，像老干媽這樣的家族企業，尤其看重公司在家族當中的傳承，如果企業上市了，經營權有旁落的風險，因此選擇謹慎。此外，上市還要求企業公開財務數據，有些比較看重自身隱私的企業，為了避免信息披露，自然選擇不上市。 証監會公開數據統計，截至今年11月9日，IPO新增申報企業僅有103家。截至11月16日，2018年A股市場共有96家企業完成上市，僅為上年全年的四分之一。 李大霄表示，每個企業在不同時間段想法不同，最開始的時候，宗慶后和陶華碧的想法是相同的，他們擁有充裕的現金流，也都是家族企業，在融資方面相對保守。一段時間過后，有些企業發現自己落后競爭對手，如果再不努力，就要被競爭對手吃掉，企業就會有強烈的危機感，因此會改變之前的想法。 “現在市場上隻有一個老干媽，如果兩個老干媽，雙方形成競爭關系，可能出現你死我活的狀態，老干媽就不能獨善其身，那麼就要通過上市的方式加速自己的發展。”李大霄說。